朱玉，被称为“西路军正本清源第一人”，他对“西路军正名”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 血战河西走廊”。此章节内容对西路军失败原因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和总结，完全有别于“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传统观点，他认为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中央造成的：一、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二、缺乏机断专行，上级统得过死，陈昌浩一切“唯上”。
这些新观点引发了热议，党史被强行改写，新观点开始大行其道，占据了统治地位。新观点是在以史实为依据得出来的吗?看似是，书中也列举了不少来往电报做依据，可当我们拿着电报史料、历史事件与《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 血战河西走廊”进行一一的对比，发现大多数都是在开脱徐向前等的责任，把全部责任推给了党中央。在这书里，我们是看不到徐向前对失败应负的责任有哪些?
执笔者这么做的目的何在，这里不做讨论。我们看到他利用信息的严重不对等，把对徐向前不利的电报采取了隐匿、拼凑改造或曲解等手段。
回忆录对自己的错误避而不谈或简略谈，不奇怪!但能做到如《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 血战河西走廊”这样处处与史不符的也是少见，特别是这回忆录被许多不明真相的读者当成了信史，还改写了党史的正确记录。
由于《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隐藏了太多的与史不符的“硬伤”，绝大部分读者对电文、史料是不了解的，初看此回忆录，是不可能发现其中的“硬伤”，就算是感到内有蹊跷，也是不能明白其中哪些是执笔者无心的笔误，哪些又是在故意的篡改史料误导读者。
我们怎样才能找出这些核心“硬伤”?我想，由于执笔者在为徐向前回避责任，那么只要找出他在对西路军征战中失败事件的叙述和失败原因的总结中，是否与史料符合?有没有篡改?原因何在?这或许是个可行办法。
找茬，我用的解放军出版社1985版，更能反映出执笔者的原始手段，那么这就开始吧。
先看510页，这段涉及划红线的三份电文(中央、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全都有问题。
根据红线段的叙述，读者会认为在蒋介石的“通渭会战”21日开始后，是中央先下令红四方面军过河;朱、张23日在与彭德怀会面后，根据彭德怀的“宁夏战役计划要旨”，向徐、陈下达了渡河令;徐、陈提出三个军渡河的建议。这全是与史不符的硬伤!
一、查无“中央渡河令”：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三个军拒阻南敌。(510页)
先看中央的渡河电令，查10月21日至23日，中央就没有向朱、张、徐、陈下达过渡河令。翻遍了也没找到23日前中央发给朱、张、徐、陈的电报里有与“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三个军拒阻南敌。”这份所谓的中央渡河令内容相似的电文。再往前只有10月19日中央有份向朱、张建议把原定20日的渡河推迟数日的建议电。往后查找，就只看到10月25日的中央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关于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电》的大意与此相似：
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湾曲处西岸……，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从文字上看，中央的这道《关于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电》与书中所述的中央渡河令相差非常大，并且时间也对不上，是出现于10月25日，这就有个问题需解决，怎么把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始”落实，执笔者采取的办法是根据10月25日中央《关于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电》内容，杜撰了中央的渡河令。
早在1997年11月20日，齐得平(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订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就发言指出，“专门翻这个案的人，征引了许多中央指示造船的电报，但是他们无法引出中央命令渡河的电报。事实上中央军委渡河命令是没有的。”
二、红军总部的渡河令下达时间应在从10月23日16时前，不是晚上。(510页)
接着看本书所述的朱、张是在与彭德怀在打拉池会面商谈后向徐、陈下达了渡河令。毋庸置疑，能向徐、陈下达渡河令的肯定是张国焘，但张国焘的渡河令，是10月23日他们在与彭德怀打拉池会面商谈后向徐、陈下达的吗?看似是这样，毕竟朱、张、彭的会面是在10月23日下午4时后，那么在23日晚上三十军第一次实施偷渡行动之前接到张国焘的渡河令也是说得通。但这是假象!
朱、张、彭的打拉池会面确实在10月23日下午4时后，但张国焘当晚与徐、陈并没有进行电报联络，他们之间的联络而是在24日，朱、张向徐、陈通报了他俩与彭的会面：“甲、我们昨十六时到打拉池，与德怀、海东晤谈，欣悉就和一方面军奋斗成绩，和陕甘宁边区发展情况，不胜雀跃。乙、关于根据新任务由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据今日情况研究具体化之方案，再行电告。”
此电文完全能证明书中所写张国焘是10月23日在打拉池与彭德怀会面商谈后，就向徐、陈下达了渡河令，不符合历史。
10月22日徐、陈向朱、张发出了渡河请示电，那么朱、张向徐、陈下达渡河电令是什么时候?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朱、张下达渡河令是在10月23日，可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都没有收录此渡河令，但《朱德年谱(1885～1976)·上》记载了这道命令：
朱德、张国焘电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节录)(1936年10月23日)
“第三十军立即渡河，第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继续突进，则以第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
前面排除了朱、张10月23日16时后下达渡河令的可能性，那剩下最大的可能性推测是23日凌晨至起身赶路前，在夜宿休息处发出的。
另外，在23日徐、陈致五军、四军并报朱、张的军事部署电中，专门提到“三十军渡河尚未开始”，这句话应含有渡河令已下达，但还没开始行动的意思。
执笔者隐匿朱、张下达的渡河令，可能是此渡河令里有发出的具体日期和时间，公布了就会与渡河令是在彭德怀会面后才下达的说法扯不上关系。
三、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建议九、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电》实为提议全军渡河。(510页)
接着看徐、陈10月24日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建议九、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电》的内容：“为打开河西战局，四方面军至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兰州北进之敌，北进一条山及五佛寺，西控永登、红城子一带，以便有力策应一方面军的渡河行动。拒阻南敌的任务，请从兄弟部队中抽一部力量，协助四方面军完成。”这份建议电非常重要，但同样被做了非常严重的改写：
这份建议电是在10月24日单独向红军总部提出的，并没包括中央军委。第二，这份建议电并不仅仅是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过河后的安排，而是一份四方面军全军过河的建议。第三，这份全军过河的建议被严重改写。
10月24日的这份全军渡河提议电，只被部分引用原文，它十分重要，因为提到了过河后三个军的使用方向;它又是十分要命的，因为这道建议电的实质是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在渡河前就提出这样的建议，是根本不能用此建议是在执行“宁夏计划”来搪塞，执笔者就把这提议电进行了改写。
这道十分重要的电文前半部分，被收录在《徐向前军事文集》“关于西路军的十一份电报”里的第四份电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引敌于兰州迟滞会定敌之兵力部置》的注释中。
10月26日电报，解释了徐、陈军事行动的依据来源是25日的“总部一五八字”令，这158令又是在“批准二十四号提议”，这就形成了缺一不可的证据链。
“二十四日提议电”讲了些什么建议?这是必须要说明的，不能隐藏。因此该建议电出现在注释里。但非常要命的是这份建议电因为是在建议四方面军全军渡河，不能全部公布，所以被删除了后半部，只保留了前半部关于过河后三个军的行动方向。至于该建议电的日期被写成了“十一月”，我认为这是个笔误。
那么，10月24日的“徐、陈提议电”的全貌是怎样?被改写了哪些内容?很可惜，这原电至今没有被公布。
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349页、350页对该电有所部分引用，“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尔后“五、四军续渡北岸，最后以两〔个〕军向兰州、平番〔即永登〕方面活动，全部主力至少三个军向中卫、宁夏发展;并建议一、二方面军另由靖远以北抢渡。”
这份10月24日“四方面军全军渡河提议电”，完全暴露了徐、陈当时的想法，即借执行中央“宁夏战役”之名，行张国焘“甘北计划”之实。这样的电文被改写是必须的。
陈昌浩在1937年9月30日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他们当时的真实意图：“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跨河而下，以与河东主力呼应，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
为什么我说徐、陈10月24日全军渡河提议电是单独向红军总部建议的呢?
在已公布的电文中我们没看见中央对徐、陈的此电有回复。
我们对比下10月27日那份徐、陈向中央提出的四方面军全军渡河电后，中央28日就复电反对：“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朱、张二十七号五时电，正合紧靠作战，争取胜利之目的，望各部坚决执行之。”
徐、陈24日的全军渡河建议电，在中央那里没有一丝动静，只能说明此电的收电方没有中央。
中央首次得知四方面军有全军渡河意向是在10月25日16时的朱、张、彭联名电：“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 古浪一带地区， 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张国焘的电文里有关的四方面军部署，实际是在转述和完善徐、陈24日的建议。
毛泽东看到张国焘的布置，在10月26日21时，向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毛泽东的反应，从侧面说明了中央并没收到过徐、陈此前在10月24日的全军渡河提议电。
在徐、陈24日提议电这么一小段叙述中，就使用了添加(向军委)和删减(续渡)电文的手法，隐藏了徐、陈挂羊头(中央宁夏战役计划)卖狗肉(张国焘甘北计划)的实质操作。
四、隐匿10月25日“总部158号令”。(511页)
510页—511页有一个与史不符的记述。执笔者徐向前把在这一段里列举的所有军事行动依据，都归结于10月25日16时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于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看似完全正确，有电文做证据。
但史实是这些军事行动的依据根本不是来自于10月25日16时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于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而是10月25日的“总部一五八字令”。
10月26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引敌于兰州迟滞会定敌之兵力部署》电文中的“我们即遵二十五号收到总部一五八字批准二十四号提议之电示，决以……”已把真相揭露得清清楚楚。
10月25日的“总部一五八号令”的内容推测大体是：批准方面军指挥部二十四号提议;令九军接三十军后渡河;五军以一部监视靖远守敌，一部休整待命;四军、三十一军拒阻南敌;方面军指挥部渡河。
这其中安排四方面军指挥部渡河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在最初的安排中，徐、陈是要比朱、张晚一天去打拉池与彭德怀会面的，张国焘为了实行“甘北计划”，必然要红四方面军的全军西渡黄河，怎可能让徐、陈与彭见面，就可能在“总部一五八号令”中命令徐、陈率四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彭德怀在10月27日向毛泽东反映“大帅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本日决去徐陈面谈”。但不知何故，彭最终没有前往虎豹口与徐、陈会面。
本书这里隐匿了《总部一五八号令》，把《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于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拉来垫背，意图误导读者。
五、故意把10月26日一时半的“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三十军、九军渡河后的行动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电”曲解为九军渡河令。(512页)
九军渡河的争论是个老问题，争论的焦点是九军渡河有无中央令?在10月16日，朱、张提出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10月23日，彭德怀在宁夏战役部署提出的是“三十军、四军略取景泰、向中卫攻击”，朱、张表示完全同意。因为敌情的变化，中央认为今后作战，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中央于是在10月25日白天，在致电朱、张、彭“关于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中，明确提出“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
在中央对九军有明确安排的情况下，徐、陈仍安排九军接渡，不排除有时间太紧，无法改变部署的可能性。
首先九军的渡河是在25日晚开始的，徐、陈在无中央同意令的情况下就安排九军机关人员先渡河，造成了九军渡河的既成事实。中央在得知九军已渡河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团结，只得对九军渡河采取默认，在10月26日一时半向朱、张、彭发去关于三十军、九军渡河后的行动安排电。执笔者在这却把此电指为中央的命令九军渡河电。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三十军、九军渡河后的行动
(1936 年 10 月 26 日 1 时半)
朱、张、彭：
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乙、等二三日后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对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
毛、周
十月二十六日一时半
看这电文内容讲的三十军、九军过河后的进军方向，最多算是中央对九军无令过河的默认，把此电说成是中央向九军下达的渡河令，纯粹是指鹿为马。
我们再看个旁证，同样是改变原计划后，中央同意三十一军渡河的渡河令是什么样的。
中央军委关于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电
(1936 年 10 月 29 日 12 时)
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取宁夏起见， 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
毛、周
看看，这才是中央渡河令的样子!而且，这份渡河令只是发给朱、张，并没有发给徐、陈，才会有后面朱、张19时向徐向前、陈昌浩、萧克、周纯全发出红军总部的“三十一军渡河令”。
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
徐、陈、萧、周：
甲、据毛、周电令，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接九军后跟进。
……
朱、张
二十九日十九时
从以上中央和朱、张在有关三十一军渡河令实施的内容和流程看，中央10月26日一时半的《关于三十军、九军渡河后的行动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电》根本就不是中央下达给九军的渡河令。执笔者故意曲解电文，掩盖九军是在中央明确要求留河东打击南敌的情况下，却无令渡河的真相。
在胡传章(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齐仲田(中央档案馆研究员齐得平、耿仲琳、田逢禄)合作的《张国焘退却路线的发展及其最后破产》一文里，就写到“我们查遍了所能查到的史料证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未对四方面军任何一个军或几个军发出过西渡黄河的命令”(《追日集》2001年版112页)。
六、11月2日徐、陈首先提出向河西走廊发展，开展甘北苏区，并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515页)
10月30日中央为战胜胡敌，安排九军、三十军在控制眼井堡大路、三塘驿、五佛寺后，休息待机。11月2日，徐、陈向中央建议：“或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请示行动方针：“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
此时“宁夏战役计划”还在实施当中，徐、陈的进军路线是该向东北方的中卫，他们却向中央提出了向西入河西走廊开展甘北苏区，这是把张国焘“甘北计划”很顺手的就拿出来摆在桌面。
中央对徐、陈建议的回复是：“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
中央没有同意徐、陈向凉州、民勤进军建立甘北苏区的建议。中央同意他们建议中的占领永登(平番)，是想阻止青海马步芳的援兵。根本还是在为“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做准备。
此处故意不写出徐、陈向西发展的建议，实质是在回避徐、陈此电是在为实施张国焘“甘北计划”做准备。
七、颠倒放马禄与马步芳进攻一条山的时间;把马步青谈判代表的被击毙推给马步芳。(517页)
517页的这段非常有意思，放走被困锁罕堡的马禄旅六百余人，被用来作为争取马步青，孤立马步芳的政治手段，而且多少也起了点作用。再用个据说未果的马步青秘密谈判证明该放马禄撤走。
为什么要专门提这事?这是在回应程世才对指挥部命令放跑马禄的指责。马禄是在10月31被红三十军围困在锁罕堡的，红九军下午接替继续围困。11月1日下午经过谈判，马禄向红军献出部分粮食、弹药、服装。红军解决马禄旅的人马饮水，并同意马禄撤向凉州。另外，指挥部还命三十军撤除对泰和堡祁明山旅的包围，给一条山马进昌团补给了粮秣、饮水。时任三十军军长的程世才在1945年2月写的材料中，将这一统战称作“投降主义的统一战线”。
接着谈“据说”，了解史料后，就知道这是“胡说”。这段时间，马步青就没有离开凉州，更别说到了前线的寺滩。(时任骑五师参谋处主任李惠民在《马步青部在甘肃河西景泰、古浪间阻击红军的战斗回忆》文中，根本就没提马步青到了景泰。)
撤除对锁罕堡马禄旅的包围是在11月1日。马步芳的援军是11月2日到的寺滩，11月3日向一条山发动进攻。此时的马步青正是危难之时，急需马步芳的支援，哪里还会考虑不想受制于马步芳。
再说所谓的“秘密谈判”，那就是马步青的参谋长马廷祥使的拖延战术，他派骑五师兽医处上校处长张毅生和红军谈判拖延时间。张毅生在一条山向骑五师马进昌团喊话时，被马进昌命连长韩占春从堡墙上开枪击毙。四方面军指挥部还写信给马廷祥，大意是：贵部所派代表张毅生，在传达停火命令中，被你部击中伤亡，实为遗憾，拟改景泰县为毅生县，以纪念张先生之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上) 》第三十七章 红军击毙敌河防前线总指挥马廷祥的前前后后)
在这部分文章中，先是说马步芳是如何的坚决反共，如何的凶残，把发生在前放走马禄等的事挪到后面，把击毙谈判代表的责任给据说到了马步芳头上，都是为了替所谓的对马步青统一战线找合理的理由。这个“投降主义的统一战线”在随后的一段时间，把西路军坑惨了。
八、无视中央军委与红军总部的二份指示的差异，做了合并表述。(517页)
《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可说是西路军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它是西路军为什么会深入河西走廊的发端。徐、陈在11月2日向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提出向西“开展甘北苏区”的建议。
中央军委(毛、周恩来)11月3日的指示：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
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11月5日的指示：消灭马步芳部，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
对比中央军委与红军总部指示，能清楚的看出两者的差异。中央要进占领永登、古浪，一条山、五佛寺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这是巩固宁夏战役侧翼。红军总部则要占领凉州，五佛寺渡口可以不留兵力，这是在实施甘北计划。从徐、陈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看，他们的战役计划是根据红军总部的指示制定的，而不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
本书对中央与红军总部的二份指示的明显差异视而不见，故意的将他们做合并表述，这还是在为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服务。
九、西路军和西路军政委员会的组建是根据11月7日的徐、陈“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致中央并军委电”，不是根据11月8日《作战新计划》讨论稿而来。(519页)
此处先是讲了通中央11月8日发给朱、张、彭、贺、任的《作战新计划》讨论稿，然后说西路军和西路军政委员会是根据这个计划成立。
事实是在11月6日河西部队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创建根据地必然需要党、政、军各类机构配合，单纯的“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已不能胜任，于是徐、陈等在11月7日向中央提出设立“党的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的两个机构的建议，这才是设立西路军政委员会的原因。
徐向前、陈昌浩等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致中央并军委电
(1936 年 11 月 7 日)
党中央并洛、毛、周、朱、张：
㈠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以昌浩、向前、传六 、李特、国炳、克明、树声、先念、海松、义斋、卓然等各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五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
㈡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
㈢上二项提议当否?请中央及军委复准，以便遵照。(我力难胜任，提议由向前、卓然二人中择一人代理，昌浩附呈。)
向、浩、李、李、曾、传、树
中央在如何对待已经过河的红四方面军，基本是有求必应，在 11 月 8 日 20 时的回电中答复到：“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只是把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合并组成了权利更大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11月17日中央在给徐、陈的电文里再次说道，“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之电收到否?对内领导党务，对外领导军事、政治，均统一此机关，不必分成两个组织。”
执笔者通过隐匿徐、陈关于组建西北前委、军委西北分会的申请电，误导读者将西路军领导机构的成立与新计划关联。
十、中央同意“向凉州进”的复示电是在11月15日。不是在12日或13日。(522页)
中央是在11月11日发出征求徐、陈能否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和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的电报。
徐、陈是在11月12日先向红军总部汇报情况，得到了张国焘“西路军应在凉州民勤古浪形成巩固的新局面”的指示后，就向中央回复“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后，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协时， 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 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
此处把中央同意“向凉州进”的复示电写在12日或13日，与史不符，中央的这道电文，是11月15日发出的，此时凉州新、旧城都已在11月14日被西路军围困了。搞的这出“时间大挪移戏法”，就是为了掩盖西路军在兵围凉州时，并没有得到中央同意电令的真相。
十一、故意对11月18日中央要西路军停留一段时间电“百思不得其解”。(525页)
中央指示西路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的电报是在11月18日发出的，这份电报是对徐、陈17日电的回复。
出于对追击西路军的毛炳文部可能在11月18日渡河完毕的判断，徐、陈在17日8时，向中央和红军总部请示西路军行动方向电中，提出：“以当时情况，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行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
中央接到徐、陈电后，13时来电询问，“你们现进至何处?凉州情况如何?”，可见中央此时还在想着攻占凉州这座空城，需得到实情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11月18日18时,中央对徐陈17日请示电做出答复。
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
(1936 年 11 月 18 日 18 时)
徐、陈：
甲、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 ，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和远方同志见面时换然一新。
乙、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
丙、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 将来只能去一部， 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
丁、袁立夫不要派去，无安全保障，邓发以公开名义西行还经过五个月，新疆没有护照不准入口。
洛、毛、周并告朱、张
中央18日的这份答复电，非常清楚的告诉徐、陈，他们现在就快速西进，远方援助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远方物资没准备好，你全军两万多人跑到安西去吃沙喝风吗?徐向前怎么就对这份清清楚楚的电文百思不得其解了?执笔者向读者隐匿11 月 18 日《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不把中央要西路军停留一段时间的原因写出，直接就是“百思不得其解”，是想为中央扣上在瞎指挥的帽子吗?
十二、再次把“新计划”拉来垫背，将11月19日的红军总部转述周恩来“永、甘、凉建立根据地;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的意见和11月18日中央要西路军停留一段时间的回电，曲解成中央为了迷惑敌人，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以便河东主力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才安排西路军停留永、凉建立根据地。(527页)
这是在非常恶劣的造谣泼污水了，指责中央为了河东红军的脱困，故意牺牲河西红军。
我们把11月8日的“新计划”找出来，只看到第11条“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与西路军相关，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的记述或安排。
在这计划里，有佯攻引敌的是“北路军”，而且北路军后面也会与南路军会合，共同东征。
那么红军总部19日电给徐、陈电里转述周恩来的意见，“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面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这是不是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企图呢?
不是，首先这份电文里，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排在最后，纯粹是一项战术活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与11月8日的“新计划”没有丝毫的关系，它应该是在后面讨论西路军建立甘北根据地后的行动方向时增加的一项欺骗战术。再看“民勤活动”，是要敌人产生的迷惑是什么?根本就不是所谓的“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而是“西路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简单来说，就是让敌人产生“宁夏战役计划”还在实施的假象，减轻西路军向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发展时受到的阻力。
本书此处的这瓢污水太黑，流传太广了，以至于现在一说中央为什么要西路军在永、凉建根据地，出现的全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通读11月19日电文，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首先是建立根据地，之后才是打通远方，在行动中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执笔者将如此明确的电文故意曲解为中央为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迷惑敌人，才安排西路军停留永、凉建立根据地。
十三、把毛泽东11月25日“对西路军作战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歪曲成是对徐向前24日电的回复，删除“打破马敌之后”、曲解“策应河东”(529页)
此处也是在欺负读者不熟悉史料。首先，毛泽东11月25日这份电报不是对徐、陈24日“关于敌我情况电”的复电，而是对徐、陈23日“告指战员书”和“二十五日部署电”的回复。
请看1936年11月25日24时,毛泽东在致徐向前、陈昌浩电。
毛泽东对西路军作战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
(1936 年 11 月 25 日 24 时)
徐、陈：
一、告指战员书及二十五日部署电收到，甚慰。
二、 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三、 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四、关于作战方面：略(八条战术指导)
泽东
此电第一条就指明了该电对应的是“告指战员书及二十五日部署电”。
23日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告指战员书”是道创建甘北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书，此处略过。
“二十五日部署电”指的是在25日19时，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敌我情况致中央军委电”，他们提出的部署是：现正寻机用伏击战以各个击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只留山丹阻敌。
毛泽东电文的第二条：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这是在回应徐、陈、王电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的安排。毛泽东认为在将山丹、甘州敌消灭后，主力应置于东部，与河东策应。此时的河东红军已经在11月22日上午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陕甘苏区已转危为安。而且由于河东红军的胜利，还把准备追剿西路军的毛炳文军吸引走了。
那么，西路军“难在甘东地区灭敌”，毛泽东还会强要徐、陈就地坚持，打开局面吗?
不会，此电的第一条就表明了态度，对“二十五日部署电，甚慰”。看25日19时徐、陈、王的“敌我情况致中央军委电”，部署里就提到了战事不顺的预案：“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只留山丹阻敌”。
把毛泽东25日电说成是对徐向前24日电的回复，意在隐匿25日19时徐、陈、王的“敌我情况致中央军委电”，更恶劣的是还对毛泽东的此电文进行篡改。
原电文：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删减文：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把执行“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的前提条件“打破马敌之后”删掉，这完全改变了原意。就使一个将来可能会执行的计划，变成了当下应执行的行动。
本书通过删减、歪曲毛泽东11月25日“对西路军作战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以及隐匿25日19时徐、陈、王 “敌我情况致中央军委电” 的手段，达到指责毛泽东是为了策应河东，才不顾西路军指挥员反映的实际情况，坚持要在甘东地区建立根据地。
十四、隐匿了1936年12月25日10时西路军政委员会回复军委主席团的“关于西路军行动的意见电”的第二条、第三条。(536页)
此处把1936年12月25日10时西路军政委员会回复军委主席团的“关于西路军行动的意见电”进行了删改，只向读者披露了对徐、有利的第一条，向读者隐匿该电中对徐、陈不利的第二条、第三条。
请看该电原貌。
徐向前、陈昌浩等关于西路军行动的意见致军委主席团电
(1936 年 12 月 25 日 10 时)
万万火急
军委主席团：
二十四号二十四时电悉，经过郑重考虑后，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二、估计到国内战争的长期性及目前西路军实际情况，此间二十三号十二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
三、为尽量保持我们有生力量，新的战斗，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速详复。
徐、陈、李、李、曾
徐、陈在第一条里虽表态“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但他们紧接着就在第二条里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们在23日主张西进的理由：敌主力在东边，永昌到凉州只一条大路，夜行军伤亡掉队必大，只能达到巩固兰州作用，不合算。最过分的是该电的第三条：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
如果说第二条还有一定的道理，那这第三条就是纯粹的异想天开了，这是中央根本办不了的事。在12月15日周恩来给中央的电报里就讲到：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目前时局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12月2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文里再次谈到：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犹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
十五、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与河东形势无关。(538页)
本书此处又将河东局势扯进来，说中央要西路军在临高地区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局势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这其实还是在指责中央在牺牲西路军。这个结论没有证据支持，查遍已公开1936年12月27日到1937年1月9日的电文，都找不到需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的安排和文字。
1月8日中央根据敌情变化，致电徐、陈“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时机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乘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
随后中央又致电徐、陈，坚定他们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你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并进行了一些战术指导。
西路军的计划本来就是在临高地区筹粮休整过冬，等到开春后再西进，那么利用这段时间消灭尾追的二马军，建立根据地也是可以的。1月8日的这两份电报，就是中央改变主意要西路军在临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原因。
中央要求西路军在临高地带创建根据地，与河东局势紧张没有丝毫关系，根本不是策应河东。
十六、隐匿提议东返请示电，只展示中央1月16日的同意东返电，并且再次的把中央要西路军东返与西安局势紧张恶化作联系。(540页)
本书此处明确的写出“从十六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这是因为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给西路军的“提高红军政治工作与红军纪律电”中，要西路军“向东打敌”。
军委主席团关于提高红军政治工作与红军纪律致西路军电
(1937 年 1 月 16 日)
西路军：
㈠一时期，我们采取积极巩固西安，团结张、杨两部，将红军主力开到三原一带。十五军团出商县，影响张杨部队，积极备战，同时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压迫蒋实现在西安允许之条件，反对为亲日分子策动之时对西安的进兵，已得到相当效果。因红军进入西安地区，张杨内部甚团结，士气甚旺，中外舆论均主张和平，各方情况现有向着变内战为抗战的倾向，但尚须极大的努力。
㈡目前关键在西安，西安局面如果转向有利发展，将使二马难于积极对付西路军。
㈢绥东李宁信等伪军却遭受打击，百灵庙被傅作义占领后，日本即欲帮助二马，事实上已不可能。
㈣ 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㈤西路军在这一时期艰苦奋斗中，虽然表示了惊人的英勇，但也形成自信心的降低，应在全军中向高级干部以至战士进行坚决不懈的宣传鼓动，提高胜利信心，克服丧失信心的有害情绪。
㈥ 提高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原来在西路军中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缺点，现在又处于困难环境中更易形成与居民关系不良的情况。坚决在全军政治工作提高一步，严紧纪律，争取回汉群众，不乱没收一家，不乱杀一人，同时优待二马被俘官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㈦在军事上努力提高一步，特别学习打骑兵和冬季战斗。
㈧ 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
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也许西安形势的发展，能够给你们有利的配合，我们正在争取对西路军配合帮助，但你们必须从提高信心，努力军事政治的转变，求得自己的力量战胜二马， 才能保证创立甘北根据地，及在可能时派一部占领安西的胜利。
㈨电台材料应尽量节省使用，减少收发电，严定通报时间，使四十天材料作八十天用。
军委主席团
这份电报的关键点是第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不少人都曾分析过在这封电报之前，应该有一封西路军领导人就西路军行动方针向军委请示的电报，而这封电报是军委对西路军的复电。中央“同意”谁的建议?显然不是“同意”自己的建议?
徐、陈为什么会提出向东打的建议，只有等该电公开后才能知道。西路军领导人在请示电中可能提出了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的行动方针，因而军委在复电中才对西路军的这个行动方针表态“同意”。
那么中央为什么会同意“向东打敌”的建议，从电文看有两点：一、因红军进入西安地区，张杨内部甚团结，士气甚旺，中外舆论均主张和平，各方情况现有向着变内战为抗战的倾向，转向有利发展，将使二马难于积极对付西路军。二、绥东李守信等伪军却遭受打击，百灵庙被傅作义占领后，日本即欲帮助二马，事实上已不可能。
基于以上两点，中央才会同意“向东打敌”。根本不是本书讲的因为“与西安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反倒是因为局势缓和，中央判断二马可能难于积极追剿西路军，阻碍西路军东返。
1936年12月22日中央建议西路军的东返，与这次1937年1月16日同意西路军的东返，虽然都是东返，但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第一次是河东局势紧张时，徐、陈担心二马军阻碍，造成“伤亡掉队必大”，实质是拒绝东返;第二次则是河东局势缓和，判断二马可能难于积极阻碍西路军东返。
十七、西路军在1937年1月27日西洞堡胜利后西返倪家营子的决定，与中央无关。(541页——545页)
本书此处的历史时间线已经发生混乱，无中生有的把倪家营子突围东返延迟了一个月时间(541页、542页)。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西路军是1月21日晚离开倪家营子东返，在1月23日西路军指挥部、三十军、九军一个团就已经到达了甘州西南方的西洞堡，王树声率第九军到了龙首堡。(1989版第392页)
二月中旬，所谓的为了缓和西安紧张局势，中央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此事不存在(543页、544页)。在西安“二、二事件”后，“三位一体”就迅速解体，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就进入西安，次日，顾祝同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就与顾祝同开始谈判有关改编、驻地、费用等，局势迅速缓和。二月中旬的西安地区，根本不存在“危急局势”。
本书将把徐、陈“南下”翻越祁连山的大通计划，瞎扯为“东出”;把中央对徐、陈“大通计划”的询问，故意曲解为是在对该计划否定;将它与中央询问对徐、陈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的认识做关联，使陈昌浩唯命是从，制造出中央是在严令西路军不许东返的假象(544页)。
徐、陈的进军大通、西宁方案，是在2月13日提出，“俟天气稍缓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大通方案实质已经不是“东出”，而是翻越祁连山的“南下”。我对徐、陈的大通方案始终没想明白，大通、西宁是马步芳的核心统治区，更是少数民族区域，补给、扩军都无法，西路军去那里，必会遭到更严重的围攻。
中央对于这个方案，是必须要徐、陈讲清楚他们的意图，所以中央在2月17日来电中的第六条对此进行了询问。
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战略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
(1937年2月17日)
徐、陈及军政(会)各同志：
一、同意你们春暖以前在抚临地区寻机击破(敌)的意见，争取在春暖以后向肃州、安西行动。
二、作战方针(略)
三、战术指导(略)
四、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没有呢? 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
五、你们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 ，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六、 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
七、上面提出的问题，请你们明确答复我们。
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
这份为徐、陈带来巨大压力的中央来电，是在否定“东出”吗?看不出来。
给徐、陈带来重大压力的是第五条，中央在1月就开始批判张国焘的草地南下和另立中央的错误，张国焘在2月6日写了并不深刻的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但中央进一步对张国焘所犯政治路线错误做出深入批判以及通过相关决议，也是毫无悬念。徐、陈作为张国焘路线曾经的拥护者和跟随者，中央在此电中询问他们对错误路线的有何认识、自我批评和转变，并认为西路军如想今后胜利，需对过去的政治错误有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
我们不能因为中央第五条的压力，就说中央在第六条否定大通计划，中央只是想知道徐、陈依据什么样的战略目的制定南下大通计划，故有此询问，中央甚至还试图站在徐、陈的角度考虑出两种企图：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和安西;占领青海。中央在此电中，并没有对大通计划进行否定。若徐、陈的答复能说服中央，南下方案未必不会得到批准。
545页的这些记载都不正确，史料显示东返日期是1月21日;中央在1月24日就赋予了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权和赞成东进;西洞堡胜利是1月27日，不是2月下旬;陈昌浩在西洞堡胜利后强行西返倪家营子的原因不是“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徐、陈在西洞堡没有为西返倪家营子发生争吵。
1月21日夜西路军离开倪家营子开始东返;1月23日西路军指挥部、三十军、九军一个团到了甘州西南方的西洞堡，王树声率第九军到了龙首堡。1月24日夜，西路军总部进驻龙首堡张福寿屯庄。
1月24日徐、陈向中央报告“敌企图拦头堵我东进，迫我西进”，“未能脱离敌人反被敌拦头”，“敌集团骑兵行速，我则笨重至极，即用急行军、夜行军亦难摆脱敌人，敌住下则守堡寨，不易攻击，这带地道路少粮有限制，调动敌亦难，西路军欲完成东进任务，必须克服情况地形上的诸多困难，延长时间以达黄河后。”中央接到电报后，当日24时就向徐、陈回电，赋予了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权和赞成东进。
军委主席团关于行动方向自决致徐向前、陈昌浩电
(1937 年 1 月 24 日 24 时)
徐、程(陈)：
一、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
二、 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
三、为便利作战计划，彩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
主席团
1月25日24时中央再次电告徐、陈需“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
1月27日西洞堡战斗后，徐、陈认为西路军立即东进危险甚大，在21时向中央汇报“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时〈不〉易，于[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
1月28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张福寿屯庄召开扩大会议(龙渠会议)，决定暂回倪家营子。这个会议的具体情况没见到参与者的记述，只见到程世才有一小段的回忆：
一进总部住的院子，就听见陈昌浩同志正在大声地讲话：“宪兵团是敌军的主力，装备好，战斗力强，被我们敲掉了，这一仗打得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目前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西进对我有利，我们要重回到倪家营子去，占领甘北。”这些话像一瓢冷水浇到我的身上，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我刚走到会议室门口，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们便纷纷离座往外走了。
这里就出现了个问题，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是为了调动敌人后再东进?还是为了占领甘北?
另外，徐向前此处回忆在龙渠会议前他与陈昌浩的争吵，是不存在的，该次争吵在1988年合订版中被修改为发生在2月21日的威狄堡(366页)。
通过对西洞堡战斗前后事件的排列，可见重返倪家营子，是西路军领导层自己做出的决定，完全不是因为陈昌浩担心“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造成。
545页的此处也不正确，中央的“固守电”是在2月26日，龙渠会议是在1月28日。
西路军在1月28日的龙渠会议做出了西返倪家营子后，就陷入苦战。徐、陈的“南下”大通计划没得到批准，2月21日中央向徐陈发出鼓励电。2月21日夜，西路军第二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向西进至威狄堡。因地形不利防守，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但陈昌浩反对所谓“右倾逃跑”，又星夜退回倪家营，继续与敌展开激战，处境愈加险恶。2月24日20时徐、陈向中央汇报此时“西进不可能时，但东进亦不可能”。
中央2月26日22 时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等，要求前敌指挥部组建援西军并需立即准备完毕。中央随后即在23 时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他们“固守五十天”。
军委主席团关于固守五十天致徐向前、陈昌浩电
(1937年2月26日23时)
(发西路军)
徐、陈及军政委：
甲、固守五十天。
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主席团
二十六日亥
2月27日西路军第三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向西转移到三道柳沟一带。所以说“中央固守五十天电”使陈昌浩在与徐向前的争执中又一次的占了上风，这是胡扯。因为在2月26日，徐、陈就没有分歧，更没有争吵，反倒是收到“固守电”的第二天，他们就做出了不固守的决定。
通过对东返一系列事件的排列，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时间线：将1月23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开始的东返写成因突围作战延迟了一个月(2月21日);隐匿了中央在1月24日的《军委主席团关于行动方向自决致徐向前、陈昌浩电》;把2月13日的“南下”大通计划胡扯成“东进”;然后把2月17日中央对徐、陈“南下”大通计划的询问曲解成否定他们“东进”的建议，得出西路军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又把发生在1月27日的西洞堡胜利挪到2月26日，说陈昌浩因为顾虑东进没有中央命令，坚持返回倪家营子;最后是2月26日中央的固守电使陈昌浩占了上风，西路军开会决定重返倪家营子，再次陷入敌兵重围败局已定。相信不熟悉西路军史料的读者们看至这节，都会认为是中央的因素，葬送了西路军最后生存希望的机会。
我们看到执笔者用伪造、曲解、颠倒的手段把发生在一、二月里的多件历史事件打乱编制在一起，对诸多史料进行时间的篡改，就是为了把西洞堡胜利挪放在2月17日中央对徐、陈“南下”大通计划的询问电与2月26日“中央五十天固守电”为截止日的这个时间段之中，便能说中央2月17日电否定了东进，中央2月26日电使陈昌浩占了上风，才能强行再回倪家营子。搞得如此复杂，都是为了把西路军错失最后生存希望的责任推卸给党中央。
该版回忆录中出现了这些若干巨大的“硬伤”，为徐向前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不论是徐向前的记忆确实出现巨大偏差，还是出于要达到什么目的，作为该回忆录的执笔人，他至少有义务和责任对回忆录里涉及到的事件做史料的核实，作为西路军军史专家，在书中却留下这么多的错误，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的。
1988年合订版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中央的行动方向自决授权和赞同东进电;把西洞堡胜利放到了正确的时间坐标上;把倪家营子的血战时间也从二十多天修改为四十天;把徐、陈的第二次争吵放到了威狄堡。执笔者虽然迫不得已的修改了这些错误，但结论却没有改正，为了把“顾虑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这顶帽子仍能扣在陈昌浩头上，睁眼说瞎话的把向西北二十多公里外的威狄堡突围，说成是突围东返。(1988版366页)
本章节在555页进入了结论阶段。
“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此说是不正确的，西路军在1936年12月2日之前，是接受红军总部(张国焘)直接指挥的，从渡河以及入河西走廊的经过看，中央军委与红军总部之间经常是有分歧的，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是红四方面军只派二个军渡河，而张国焘为了实施他的“甘北计划”，在10月25日向徐、陈下达的158号令却是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
中央接过西路军的直接指挥权当是在12月2日左右，此时西路军已在永昌、山丹处境困难。之后徐、陈对中央的指挥，或是提出中央办不到的条件，或是对自己提出的计划却不执行半途而废，或对中央的命令干脆就不执行等等，中央为了团结一再忍让之后，也不得不在1937年2月17日的电文中向徐、陈指出，“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
此处说，“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并且罗列了一系列事件进行佐证。
“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已过河红四方面军主力之所以出现“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正是红军总部对中央先击破南敌的安排消极执行造成的。中央要求四方面军只能安排30军和9军之外的一个军在虎豹口过河，朱、张、徐、陈却安排了三个军和指部在此过河，造成了河东兵力不够，不能击破和阻止南敌的进攻，致使河东红军主力渡河计划暂停。
“继则放弃这一计划”，在中央还没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时，徐、陈却于11月2日提出了“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的西进建议。更在11月6日制定了正式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当晚就把五佛寺、大芦塘、一条山的军队撤离，放弃了黄河渡口。论放弃“宁夏战役计划”，11月2日的徐、陈是早于中央11月8日的《作战新计划讨论稿》。
“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中央意图很清楚，先创建根据地，之后再以一部去接通远方的。正因为考虑到创建根据地需要时间，才会有需“一年”时间完成的估计。如果按照徐向前所说的一路跑到安西去接受苏援，能要一年时间吗?而且，中央也是担心西路军有困难，完不成任务，特地分别向徐、陈和朱、张询问西路军能否完成任务，如遇困难可否返河东。徐、陈复电说，“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 “我们可以完成任务”，“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接通远方这二个任务，是一开始就定下来了的，徐、陈对此也是根据我情、敌情、民情的判断，向中央满口打了完成任务的包票。
“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 建立根据地”，不进，是因为中央要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先建根据地，后接通远方是中央的一贯宗旨。并且，如按徐、陈先接通远方的想法一路跑到安西，远方援助的物资根本没准备好，在更贫瘠的安西，全军会陷入不利。不退，徐、陈等西路军领导人就没想过退回河东，前后有三次退回河东的机会他们都放弃了。
“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中央确实打算趁着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西进接通远方。其间虽有周恩来提议东返，但被徐、陈以向中央提出办不到的东返前提条件而搁浅，中央这才命令西路军继续执行西进任务。
“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最初是由徐、陈在1936年12月9日提出“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中央根据徐、陈1月4日“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的情况介绍，于1月5日要西路军暂时勿再西进。”，并在1月8日根据 “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的敌情，要西路军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远方亦自然打通。
“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1月中旬的东返建议应该是徐、陈提出的，中央鉴于西安局势缓和，有利于东返，于1月16日“同意”。
“东进不远，却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坚守待援”，1月27日西洞堡胜利后，是徐、陈认为西路军立即东进危险甚大，自己决定西返，1月28日回到了倪家营子。2月26日的“固守五十天”是中央对徐、陈2月24日 “西进不可能时，但东进亦不可能”电的回应，与不准他们东返没有一点关系。收到“固守”电后，徐陈并没有在倪家营子固守，而是在2月27日向西突围。
看了书中列举的这八个列子，五个是徐、陈自己造成或提出的，中央主动提出的有三个：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西安事变后提出西进、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徐、陈自己提出的五个意见，不必细说，自是符合他们的方针或所处环境。中央提出在永凉地区、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要求，这是中央先建根据地，后接通远方的一贯方针，有根据地才有兵源，才有补给，才不是流寇。西安事变后，中央提出西进，这也符合徐、陈的想法，自是乐于遵命执行。经过分析，“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这顶帽子是扣不到中央头上的，还是请徐、陈自己戴稳。
这556页里的三个畅想、一个指责，不知是出于徐向前的本意，还是执笔者的自我发挥，反正是没水平!
“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我是一头的雾水。过河就照直往西打，可那时远方援助的武器弹药交货的地点计划是在北面的定远营，你往西去取什么武器弹药?过河就往西，你是在执行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吗?你是在去执行张国焘的“甘北计划”!
“再进一步说……,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这已经不能说是“畅想”了，说是“意淫”更恰当。
从西路军的军事行动看，他们执行的是在没得到远方援助前，保存势力的机会主义退却路线。西路军是步兵，机动游击能力都不如二马骑兵，奉行的却是军事逃跑，使他们一路上被“切尾”、“拦头”，再者河西走廊民情复杂，地形又是条长长的弄堂，西路军失败是必然的。在这点上，步兵排长水平的蒋介石都能看出来，所以他只派了毛炳文37军和杨德亮补充旅去参与兜剿。假如历史倒流，让徐向前按照他的说法重新来一遍，只要西路军一不入新疆，二不占凉、甘、肃三城，就算让西路军跑到安西并扣住嘉峪关，西路军一样是败亡的结局。
“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这完全可以用如今流行的一句话概括：键盘在手，天下我有。
退一万步讲，就算西路军如愿的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根据地，不管是盛世才还是苏联都不会允许红军进入新疆。徐向前完全低估了苏联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持力度。近的看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最初的方案是要公审和枪毙蒋介石，但苏联是大骂张、杨是强盗、叛徒，指责他们受日本特务指使，而且还怀疑中共参与了事变，把援助西路军的军火扣住不发，直到第二年的三月，才允许陈云等回国。
再看1942年盛世才与苏联翻脸，盛世才联合国民政府把苏联排挤出新疆时，苏联在新疆可是有大批驻军的，政府机构也是被大批的苏联顾问把持，但苏联除了向蒋介石举报盛世才投靠苏联，意图离间蒋、盛关系外，就再也没做出有效的行动。一贯强势的苏联为什么会这么怂?全是因为苏联需要中国国民政府积极抗日，减轻苏联东部的压力，以便他挽救西线岌岌可危的战局。在共同信仰和国家利益出现分歧时，苏联从来都是站在蒋介石一方的。
再者，中共自己也不会如徐向前所想的会派兵去新疆灭盛世才。除了有苏联不许外，中共也不会这样做，西安事变后的“三位一体”之所以解体，就是中共不愿意因张学良被扣押再起内战造成的。再看蒋介石在抗日期间发动了三次反共摩擦高潮，中共除了在第一次时使用了武力进行 “有理、有利、有节”的还击外，其他两次都是靠舆论揭露。
所以，红军可以立即出兵收拾叛变的盛世才，这只能当网络喷子的话听听就可以了。
“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这是非常严重的指责，实质就是在指责中央为了河东，处处牺牲西路军。此指责在这没详列，但看前文的一系列叙述，主要有永凉地区停留、西安事变东返、临高地区停留、倪家营子东返、西洞堡西返。将西路军的这些军事行动的变化，全归结于因为河东红军执行“作战新计划”或西安事变后局势的变化，中央需要西路军配合。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其中只有西安事变后的东返插曲是在配合河东局势(耽误的时间大约是5天),其余的都不是在配合河东局势。执笔者通过一系列的曲解、隐匿、捏造手段，把河东局势打造成了万用背锅侠，将徐向前应负的指挥失败责任洗得干干净净。
557页说仗还没打胜，中央就要求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是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的“甘北计划”既定方案，并且得到了徐向前等四方面军领导人支持，而且曾在漳县盐井会议后预演过一次，中央是反对该方案的。
徐、陈在11月2日就提出向西发展，6日就制定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要“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当晚就迫不及待的放弃了黄河渡口，说“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多次提出红军主力应该到河西走廊，直到1937年9月30日，陈昌浩在失败报告里还在说“甘北不只是抗战的后方，而且是中国内地与新、蒙、苏联之主要连络线，这地应绝对控制在抗战手中”。
“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瞧这慌话说得理直气壮的!实际情况是西路军刚入河西走廊时，是掌握着主动权的，二马的兵力被甩在身后，前方敌兵空虚。大靖(此地共约万余户，气候、水、柴、人、粮极丰富), 只有步兵旅旅长祁明山率一个团驻守，怎么不消灭敌人?从11月14日西路军兵围凉州到21日撤围，惊恐不安的是困守孤城的马步青，新旧两城都相当于空城。攻下凉州，即可擒获马步青，又能得到丰富的补给，还能极大的扩充红军。中国自古就是得凉州者得河西走廊，这是创建根据地多么好的机会，好似是买房不花钱还赠送装修、家具。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西路军对凉州这座极其重要的空城居然不攻占，难道《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是拿来欺骗中央的吗?
机会错过了，就再也不会眷顾你。自11月22日始，西路军在凉州西四十里铺被马元海追上后，就开始身陷四面苦战。
“创建革命根据地，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如果认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前提是消灭敌人，那么请问该消灭多少数量的敌人，才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前提?
为了证明先灭敌人，后建根据地的观点正确，执笔者特意把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搬来为其背书，真是一出用毛主席的话打毛主席脸的好戏。
打仗与发动群众确实存在矛盾，会分散兵力，那么毛主席是怎么解决这一矛盾的?毛主席接着说，“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请问怎么只把毛主席的话引用了一半呢?
再者，徐、陈在包围凉州时，既没有去消灭敌人，也没有去创建革命根据地，而是在办“外交”。
本书在这558页讲了西路军为什么没有掌握战场主动权，细说下去，还是在指责中央耽误了时间，又不发援兵。
“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西路军掌握战场主动权时，想着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办“外交”，怪谁?只能怪徐、陈你们自己!
“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是徐、陈自己主动向中央提出的。说旷日持久，那是西路军领导层根本没考虑远方援助物资,需要准备时间造成的，把全部希望完全寄托于外援，不依靠自身的努力本身就是错误!
“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西路军都孤军深入敌军腹地，党中央能派多少援兵，少了不抵用，一样被坑，派多了河东陕甘宁根据地还要不要?中央为了挽救西路军，急的连贿赂马步芳的招数都想出来了。还有脸在这抱怨中央不派援应。
559页“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西路军在刚入河西走廊时，可是我强敌弱，九军被困古浪时，其他部队消灭了多少敌人?西路军是在进行运动战?是在办外交!徐、陈就想着一路跑到安西拿援助，放着眼前大好的战机，不去歼灭敌人，不去创建根据地，幼稚到希望能靠办外交，二马就不会追剿。
正因为西路军开始既没有大量消灭敌人，也没有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才会造成“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此处假设，西路军东边守住古浪，西边攻占凉州俘获马步青，情况就会出现多大的不同，西路军的情况还是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吗?
路线错了，战术必然出现错误，再能征善战的将军，他的战术指挥必然也是低能、失败。
至于怎样应对“左右回旋不好回旋”、“堡寨稀疏，兵力分散”、“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这些战术问题，看来西路军最高军事指挥者到晚年都没找到方法。也不知他讲的依靠“运动战”歼灭敌人，该是怎么样的运动?
561页讲到了造成西路军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力，从两方面论述，一是上级统得过死，二是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一切“唯上”。
我们先看指责一：上级统得过死
1936年11月7日，徐、陈提出成立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指挥军事的“军委西北分会”两个组织，中央把它们合而为一的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内领导党务，对外领导军事、政治，均统一此机关，不必分成两个组织，从组织程序上讲可谓充分放权。
“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这个指责真是大言不惭的撒谎。
11月2日，徐、陈提出向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在11月6日还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徐、陈可曾向平番进军了吗?
中央11月3日对徐、陈的西进计划答复，要求他们在“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11月6日，徐、陈放弃一条山、五佛寺，仅向红军总部汇报，向中央报告了吗?取得了中央意见吗?
11月13日，徐、陈向中央报告“今夜向凉州进，明晚袭城”，可徐、陈却在凉州同马步青办外交，向中央汇报了吗?中央同意了吗?中央在连日不得消息的情况下，不得不在17日询问徐、陈“凉州情况如何?”
12月下旬西安事变时期，中央要西路军东返配合张学良，徐、陈等虽表示“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但同时提出了中央办不到的建议：“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实质拒绝中央的东返安排。
1937年1月24日，中央为了西路军顺利东返，抓住战机，特告诉徐、陈“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
2月24日，徐、陈向中央报告“西进不可能时，但东进亦不可能”，中央在2月26日要他们“固守五十天”,可徐、陈却在27日突围到了三道柳沟。
3月14日石窝会议，陈昌浩决定离队回延安，事先向中央请示了吗?在没有中央回电同意的情况下，徐、陈在3月16日就离队抛下部队了。
有这样自我标榜为“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的吗?
指责二：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一切“唯上”
在西路军的战斗过程中，据徐向前讲，他和陈昌浩发生了两次争论。
第一次在凉州为是否停留建根据地，可以说因为中央的原因;第二次在威狄堡为该撤回倪家营子还是撤向祁连山，就与中央无干了(1988年合订版)。这两次争论，陈昌浩是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最后决定权取胜。
我们接着看陈昌浩在西进还是东返问题上，拿不定主意时的表现也有两次：第一次在11月12日的大靖，西路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中央11日询问他们能否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或返河东有何困难的电报。这个会能开，至少说明陈昌浩有东返的意图，只是在犹豫。在这个会上，我们看到徐向前是力主西进的，并且讲了五、六条理由，得到了与会者的赞成。第二次在12月25日的永昌，西路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中央24日的东返询问电，陈昌浩是明确支持东返的，但徐向前与大多数与会者还是要西进。这两次是徐向前的意见得到了执行。
排列这四次分歧：一、向中央保证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接通远方，是在大靖开会决定的。二、建立永凉根据地是陈昌浩独自决定按中央意图办。三、向中央提出不东返兰州的意见是在永昌开会决定的。四、在威狄堡，徐向前因在会前受到陈昌浩“斗争”，会上没发言，会议做出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
通过对以上分歧的分析，有三次是通过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议决定的，其中两次会议的结果，是徐向前的意见占上风，都是“西进”，一次会议上因徐向前没发言，会议结果是按陈昌浩的意见执行。可见陈昌浩并不是如徐向前所讲的对西路军的行动能完全的“拍板”。徐向前做到了通过会议的办法，联合其他参会人员，决定着西路军的行动方向。这也正是西路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为什么陈昌浩会在做出徐、陈离队的决定后，才把徐向前找来开会的原因，他是在避免徐向前联合其他人反对。
此章最后一页(563页)，在批评中央“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
中央确曾有趁西安事变时机，对二马进行统战的意图(12月15日电告徐、陈，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但自12月22日徐、陈在向中央发出“步芳西安事变影响急欲速战，故企图攻取永昌”后，中央就不再对西路军直接与二马谈判停火、统战抱有想法。
由于徐、陈无法与二马达成停火，中央只得接手，于1月21日电告潘汉年，通过在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编谈判中，请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经过几日谈判，蒋介石允许西路军驻凉州以西。
中央对蒋介石为人太了解，并没有昏头，在1月25日的电文中，向徐、陈提醒道“但此种允诺，尚待充分保证。蒋仍有分化张、杨，继续剿共战争可能，特别是西路军所处现状，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我们虽以各方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但惟一的仍须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果然，西路军在蒋介石眼中是必灭的，他并未严令二马停战、让防。
2月17日，中央电告徐、陈，“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的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这些电文都说明了中央对于蒋介石反复无常的心态是有清醒认识的，对通过蒋介石施压二马停火并不看好，完全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在努力。
通过谈判已经不能保存西路军，那么通过派出援西军进行武力救援可行吗?
中央考虑派军救援西路军是在2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
2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局势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增援军拟以十五军团、三十一军(或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之，以伯承任指挥，张浩同去。”
2月24日中央接到徐、陈“西进不可能时，但东进亦不可能电”后，于2月26日22时电令彭德怀、任弼时“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立即准备完毕。”23时中央向徐、陈发出“固守五十天电”。
2月27日，中央发出了一系列的电报，对援西军的领导成员、组成部队;电台材料;行动经费;造船人员物资;致电周恩来与二马交涉等进行紧急部署。3月5日援西军由淳化出动。因中央在3月12日1时得知西路军退入祁连山，于是在2时命令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停止待命。
中央要大举武力救援孤军深入的西路军非常难,有以下三点制约着:
从陕北到倪家营子路途太遥远
1937年1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请求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夹击敌人，中央1月9日回电称“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
2月21日红军前敌指挥部致电中央，估算的救援所需时间为“由淳化地区出动，经宁县、瓦亭、隆德、单家集至一条城，需二十天;由一条城至张掖，需十五天至二十天，以上共需四十天”。
对中国革命重心的不同认识，中央不会向河西投入主力
中央认为全民抗战的高潮即将来临，中国革命的出路在东方。张国焘却是害怕蒋介石，对抗日更是缺乏信心，认为只有向西退却保存力量，等待时机。这就是路线之争!
西路军是由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的，其领导层自是深受张国焘的影响，即便是1936年12月初西路军在永昌苦战时，还认为河西走廊是保存力量的好地方，向中央提议河东主力红军也入河西，其实质就是要中央放弃陕甘宁苏区。
徐向前、陈昌浩等对目前主力行动的意见致中央电
(1936 年 12 月 6 日 15 时)
洛、毛、朱、张、周：
我们根据已知情况，对主力行动有以下意见：
⒈抗日形势仍未取得应有的具体开展，蒋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现一种动摇，但目前不是着重剿赤，关防阻打开国际，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
⒉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 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
⒊甘北气候、地区、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关系均便利。
⒋ 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
⒌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卫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着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如何，当看整个情况决定指示。(指人密译)
徐、陈、李
1936年12月9日，徐、陈再次向中央提议“主力最好在开春前西来较妥当”，后又多次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建。徐、陈这些不合时宜的建议都未被中央采纳，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就是“孤军”。
国内形势已不允许国共再爆发全面内战
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已经是迫在眉睫，中共在“三位一体”解体后，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步步后退，非常艰难的达成了初步的改编协议，实现了大方面的停战。在面临蒋介石可能的反悔，中共中央在使用武力救援西路军的问题上顾虑重重、慎之又慎。
红军前敌指挥部的将领们也有担心，他们在1937年2月21日致中央电中，顾虑救援西路军“共需四十天，以现在部队的质量，如此长征，减员必然很大”，“如时局有不利之变化，增援无效，进退维谷，困难更大”，“我们最好采取明智外交途径解决。”
3月1日前敌指挥部再次致电中央，建议援助西路军最好用政治交涉办法解决，“实际出兵从各方面估计均不利”;西路军只有坚决东进，我们派队至兰州下游掩护或西进威胁，同时向马鸿逵、马步芳产交涉。据情报东北军已决定东开，我增援军入凉州后，“可能被蒋军隔断，可能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中央3 月 2 日回电讲述了救援西路军的必要性和意义，也提出了救援原则：㈠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㈡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 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中央又在3月5日、3月9日两次致电周恩来，要周恩来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希望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
中央在3月12日1时接到徐、陈报告，得知西路军转入祁连山梨园堡，认为西路军已彻底失败，援西军此时与西路军相距2000余里之遥，远水已不解近渴;而兰州地区的东北军将被中央军接防，援西军自身的行动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牵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在2时电令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停止待命。援西军工作随后迅速转为救助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
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但这也是保住陕甘宁苏区、避免再次爆发全面内战、建立全国抗战统一战线的唯一方法。蒋介石也正是在这点上把中共吃得死死的，纵容二马彻底剿灭西路军。
种种史料均说明，“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中央结论是能经受历史检验的。
至此，本文通过对《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 血战河西走廊”的分析，指出执笔者为了回避徐向前对西路军失败应负的指挥责任，利用信息的严重不对等，隐匿、拼凑、改造、曲解了对徐向前不利的电报，把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的责任污水全泼向了党中央或陈昌浩，严重的误导了舆论，党中央1937年3月31日做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组织决议虽未被取消，但已不被众多学者和研究者认同，并因此修改了党史和毛选里的有关记述。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把西路军的西渡黄河修改成“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91年版上卷)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1991年版第一卷)
“西路军正名第一人”把西路军历史当做小姑娘任意打扮，谎言只能哄骗一时，我们相信洒落于历史身上的蒙尘终究会被拭去，恢复本来面目。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愿西路军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惨痛历史教训不被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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