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惨烈和最壮烈的战役，是湘江战役。熟悉这场战役的人知道，它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江西根据地后，到湘江地区遭遇国民党军打的一场战役，打完后，红军由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死伤极惨烈。
这场战役伤亡巨大，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央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指令，并由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共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及亦由其组成的军事三人团的全权指挥，军事上走的是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主动进攻，夺取中心城市，打阵地战拼消耗，而不顾红军兵力弱和装备差的实际，排斥游击和运动战。
湘江战役虽然最后渡过湘江西进，但其惨烈牺牲，不得不让全党上下和红军开始思考军事指挥问题。
虽然后来称之为长征，但当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国民党军的围堵中图存，能去哪里落脚谁也不知道。湘江战役之后，如果再有一场湘江战役那样的硬拼，红军已没有本钱了。直白说，当时的红军几乎进入了生死绝境，必须从死中觅一条生路。求
生之欲，什么共产国际，什么三人团，甚至什么个人权力，统统都成了次要东西，唯有突围出去活下来才是第一位。正是这种绝境求生中，首先清醒转变过来的是周恩来，于是便有了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党史军史上的伟大转折，它的意义在于:
其一，终结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如果没有湘江一役的巨大伤亡，要终结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是不可能的，终结它是五万将士的鲜血和战亡逼出来的，换来的。
其二，遵义会议改变的是军事指挥问题，还没有触及政治路线问题，但军事路线的改变就隐含了政治路线的改变，直接改变政治路线难度很大，而军事路线的改变却是当时水到渠成般的严峻形势的共同要求。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周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
周恩来还说：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需要清楚，周恩来等伟大人物的思想境界很高，常人无以及之，但只有一个周恩来是不够的，而其他人之所以也能接受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也是为了自己也能活下去，突围出国民党的围堵，继续革命，是比当不当书记、当不当政委，当不当军长和委员都宝贵得多。
广大红军将士，谁不是首先想到谁能带领大家能活着冲出去呢?谁管你路线是左是右?所以，这是毛泽东出来重新领导军队的来自最原始最本能的原因。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多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对王稼祥，毛泽东还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对周恩来，毛泽东说到遵义会议时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概括一句，湘江战役后，最最关键是，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能明智地“让贤”，并且还能在“让贤”中起到了独特的积极作用，再加有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里分化出来转而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是从湘江战役后召开遵义会议的最核心的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就不会有遵义会议，没有这个转变，红军的左倾军事路线就不能放弃，没有这个转变，也就很可能红军和共产党被剿灭在湘西地区，由此也就无从说起后来的长征的胜利，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
由此，概括到一句话，湘江战役后军事路线的转变，是被死亡将士的鲜血和前途无望被逼出来的，如果不到绝境，任何既存的东西都是顽固的，都不可能主动放弃，只能被逼到必须抛弃的时候，转变也就必然来到，这就是所谓形势比人强的唯物主义道理。而继续死撞南墙也不知回头的，那么结果只有一个。
从湘江战役到遵义会议，是历史，但太阳底下哪有新鲜事?历史中的种种道理，也都存在于现在和未来，但它只显性于有悟的人;一条道跑到底的人，听的无非都是故事而已。道理虽在，但有时也很难为，其事遇到不懂其理的人，怕只能是白搭。(2020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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