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独立评论员郭松民，作者曹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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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人民民主的苏维埃政权?——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二)
早在1928年1月23日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对中共遂川县委的同志说，
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遂川人民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一件大事。有些群众对我们的政府还不太晓得，县苏维埃成立后的第一大事就是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让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府是干什么的，为谁办事。要汲取茶陵建立的‘人民委员会’那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政府的教训，一定要搞出一个体现人民利益的《施政大纲》。
在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蓝图中，工农政权一直具有核心地位，没有自己的政权就不能进行土地分配，也无法长期支持武装斗争。所以毛泽东就要求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搞出一个《遂川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来。陈正人写好了总共30多条涉及方方面面的《施政大纲》初稿，毛泽东看后认为：内容可以，但有些条文不够通俗，他认为公布出来是让群众看的，应该使用群众的语言。
毛泽东又拿起笔，一条一条地认真修改，初稿中原来的“废除债务”改成了“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了“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成了“反对大人打小孩”。经过修改后的《施政大纲》不但一看就懂，即使不识字的人，听人家念一遍，也能完全明白。
这部《施政大纲》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部代表工农利益的施政大法。
谭震林后来回忆说：
它相当完整地体现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地区和后来赣南、闽西等根据地建设的初步蓝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主席的毛泽东先后主抓了两部法规，1931年颁布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和1933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政权采取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县、区下的乡(市)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层政权。乡(市)苏维埃代表会议为全乡(市)的最高权力机关，亦即乡(市)苏维埃政府。乡苏维埃之下设村，村实行代表制，与基层政权区别开来。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重视基层政权建设?这与他对改造中国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密切相关。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起义不断，暂时性的农民武装割据不断，一旦他们夺取政权后，旧有的统治秩序很快恢复，换了一批官僚皇帝而已，农民依然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最底层。所谓“皇权不下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管谁当皇帝，举着什么大旗，只要不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切都不会改变。
中国进入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后，国民党曾经也曾经试图改变这个结构，但很快就落入以往的窠臼，因为他们是靠借钱来推动革命的，债主们不允许国民政府改变生产关系。马列主义的传播使共产党人认识到一种新型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投身到改天换地的事业中来。这就是让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俄语苏维埃是音译，它的原意就是工农代表会议。
然而革命并非一帆风顺，革命队伍也在认识上不尽一致，所以才会有新型军队与旧军队区别，才会有李文林与毛泽东的分歧，才会有党内的路线之争。争论的焦点就是革命的主体究竟是谁?革命究竟依靠谁?为了谁?依靠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主动参与，还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支持与领导?近年来很多知识分子反对群众运动，主张精英治国，其实也是在争论这个。
有个叫金一南的党史专家传播过一些积极正面的党史知识，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依然没有跳出旧的思想框框。比如，他认为革命需要钱，在早期只能靠苏联给钱，李立三得罪了苏联，“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李立三黯然下台，做了三年检讨，错误背了30多年。”不给中共经费了，所以他下台了，而不是因为他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
在共产国际眼中的中共或许是这样，但在要造反要革命的人看来，这就是一个笑话。依照这样的思想逻辑，根据地一天都不能生存，谁给根据地活动经费呢?人民群众也没有必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因为革命成功了也不过是换一批人来当老爷，何必豁出身家性命换一个新老爷?
革命确实需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有效地支持革命战争。然而革命的内在逻辑却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人民群众意识到革命就是为了自身的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他们才会积极主动的参与，这个革命对他们才有意义。围绕着这个问题的思想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是这样，共产党内的斗争也是这样。今天某些人要把共产党说成是执政党，抹掉革命二字，其目的依然是这样。
毛泽东显然是主张直接依靠人民群众的，一直到死他都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具体到政权建设，也是依照这个逻辑，把基层看得比上层重要，把乡村看得比城市重要。打倒土豪劣绅，建设乡村苏维埃，才能改变“皇权不下乡”的旧中国。他认为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在乡这一级。
他曾比喻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塔，就要从打下坚固的塔脚做起，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也要打下坚固的苏维埃塔脚，这就是城乡苏维埃了。
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
他还进一步强调：
乡的工作重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人民的政权，
必须实行国民党政权和其他旧政权所没有的最宽泛的民主，为此，苏维埃要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建立与健全苏维埃的基础——市乡代表会议制度;要给予一切革命民众以完全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努力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和批评;要适当划分行政区域，取消旧的官僚主义的大而无当的行政区域。
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苏区制定了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法规，建立起了工农民主政权的以普遍、平等、公开为基本原则的选举制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对如何进行规范的民主选举、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详细规定。苏区还建立了检查制度、监察制度，毛泽东认为，检查制度是争取苏维埃工作质量与速度极其紧要的办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在苏区基层，建立了代表联系制度、代表主任制度、代表会议制度、代表召回制度等各项制度。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貌似充分民主的群众会，实则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进行相对的集中，因而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他说，
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
所以他非常重视在选举过程中的民主训练，他认为群众参与的公职人员任命与撤换才是民主的实践形式，而不能把民主仅仅看成投票选举，这就非常接近巴黎公社的设想。
1933年的苏区选举工作就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
6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
7月21日，又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
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市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要充分发动群众，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当实行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
9月6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的重视，中央苏区的这次选举，选民参选率达80%以上。从1931年11月“一苏大”，到1934年1月“二苏大”，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央苏区先后进行了三次规模宏大的民主选举运动。
比如1933年的第二次选举中，普遍以乡为单位组织了2至7人的宣传队，比较先进的地方组织了化妆演讲，各学校上选举课。内务部除了大造声势外，还分别召开了北部18县、南部18县两个动员大会。
选民资格登记结束后用红纸公布选民名单、用白纸公布被剥夺选举权人的名单，这在三十年代的中国都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获得了群众热烈响应。
有些群众还在名单下批注“好”，“不好”，“官僚”等字样。上杭县通贤乡两个最主要的领导，一个是党支部书记，查田运动中把好田换给自己;另一个是乡苏维埃主席，募捐账目不清且不公布清单，都受到群众严厉批评，直接罢免。
这种民主气氛显然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可能见到。
苏区发展的历史证明，由于重视基层政权建设，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同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
苏维埃的基层政权星罗密布，像一张大网，将苏区各级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就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发动了群众，苏区也得到了有效的扩大和巩固。
到1934年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曾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总人口达450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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