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兴安，两次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地方，两次都和战争有关。
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在兴安境内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一条人工运河，运载粮饷。到了公元前214年，灵渠凿成，秦始皇迅速统一岭南。当时只是要把军粮运到前线，让军士吃饱肚子好打仗，想出了这么一个绝招。可是灵渠的出现，打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使中华民族的国家版图直抵海疆，还顺便创造了人工水利建筑史上的技术奇观。
另一次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就是距离灵渠不远的界首渡口，红军“湘江战役”中央纵队过江的地方，当年的指挥部今天还在。红一、三军团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过江，进行了甬道式阻击，战斗之惨烈，牺牲之巨大已经有很多描述。当地还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党史专家往往把遵义会议当作一个历史转折点。但在我看来，真正让中共新生的恰恰是这次不堪回首的湘江之战。
遵义会议只是一个形式，在程序上完成了新老三人团的交接。过了湘江以后，实际上中央层面有一系列的会议在行军途中召开，围绕在遵义会议前后形成了一个组合，共同完成了毛泽东对红军指挥权的确认。这次确认是红军经过多次反复，多次胜利与失败的检验，全体指战员共同得出的结论。所以它是一次痛苦的分娩，它意味着血泪也意味着新生，此后又经过十五年奋斗，这个东方巨人终于站立起来。
让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实际上意味着一批人要承认错误。
也有党史专家曾经怀疑遵义会议是否存在过，理由是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能够证明这件事。现存的唯一证据是共产国际归还的一批档案中，有陈云去莫斯科写的汇报提纲。然而文字记载不过是文人们看重的材料，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法统道统观念。真实的历史过程在那样前有险阻后有追兵的条件下，一个重大决定往往就是举个手、几句话，或者交流一下眼神。
几个重要领导人中，周恩来本是执行者不是决策者，当时张闻天已经公开批评博古了，王稼祥和任弼时已经在过湘江时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流，军事干部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李德早就目光闪烁抬不起头来，所以关键人物只有博古一个。
从逻辑上看，过湘江以后博古一直被自责与无奈的情绪折磨着。他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主观上不是想把事情办坏，仅仅因为年轻幼稚，过度依赖王明和背后的共产国际，在如此惨痛的现实面前早就六神无主了。
以前，每逢做出重大决定都需要发电报向共产国际请示。当时在苏区只有小功率电台，把电报内容发给隐蔽在上海的大功率电台，由上海电台收发转送来自国外的指示，这个过程一般需要三到五天。
可历史偏偏这时候跟博古开了个玩笑：上海的两部电台均被敌人破获，报务人员先后叛变，连隐藏在苏区还没来得及启用的大功率电台也供了出去。所以，红军离开苏区时已经联系不上共产国际了。
这次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客观上为中共的独立自主赢得了条件。中革军委最后确定转移的时间，是得到了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几天内仓促做出的。一个叫项与年的同志，因为无法通过敌人的岗哨，在路上用石块砸掉自己的四颗牙齿，化妆成两腮肿胀的乞丐才把情报送到苏区。
在几万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博古还能怎么决策?还有底气一意孤行下去吗?有没有会议记录还重要吗?
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在《博古和毛泽东》一书中谈及长征出发前的情况时说，
博古是决定轻装上路的，将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并尽量减少辎重物质。但这一意见遭到毛泽东、张闻天的反对，结果只好抬着“二顶轿子”走路，延误了过湘江的时间，造成湘江之战的重大损失。
该书提到一个细节，说博古对毛泽东等“小三人团”的阻扰十分气恼，拔出枪喊道：“我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枪毙了。”后来伍修权劝阻才把枪收起，仍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会跟他们算这笔账的。”
这一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毛泽东在转移初期还没有发言权，自身能不能参加随队转移尚在两可之间，何况湘江之战是突破几道封锁线之后的事，如果想扔掉“轿子”早就该扔了。
但博古确实拔过枪。据聂荣臻回忆：
1934年12月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在过完湘江后只剩下不到30000人。作为时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痛心疾首并且情绪一落千丈。
在过湘江的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不断朝自己比划，被聂荣臻看见，上前劝阻说：“这不是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经聂荣臻劝说后，博古稍稍冷静下来。
这个说法就比较符合博古当时的心态，也符合他此后的工作表现和做出的贡献。
谁都不是神仙，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是怎么对待错误。毛泽东也说自己打过败仗，遵义会议后的“土城战役”就是他指挥的败仗。
真实的历史是，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
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闻天与王稼祥的“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
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
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
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
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
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周恩来对博古说：
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
站在灵渠北望，便是老山界，红军翻过去，又进入一个新境界。尽管以后还有围追堵截，还有雪山草地，还有九死一生的艰难，毕竟共产党又重新找回了现代性。
1935年10月1日，共产党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回应了当时中国最迫切最能反映民心的时代要求，把民族大义放到党的历史担当上来，重新站上了道义制高点。
毛泽东说，没有这个长征，人是教育不过来的，经历了长征你才会知道路线错误的痛苦，你才知道没有根据地的痛苦。后来他又进一步总结说：
一个重要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中共的现代性正是这种多次反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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