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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师毛泽东让延安变成了繁荣之都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三十六)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
毛泽东在会上说，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并在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的题词中提出：“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
料峭春寒青黄不接，真正严峻的局面即将来临。
尽管都明白统一战线的脆弱，但当时党内高层仍然心存侥幸，重军事而轻经济，都想依赖外援，没有立足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毛泽东说，当时“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
周昆，原名周绪昆。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1938年3月在山西携款失踪，下落不明。
自己动手的深刻背景是：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日本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态势，但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
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逃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发表公开叛国投敌的“艳电”。
汪精卫(左3)参与
日本主办的大东亚会议领袖合照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然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
国民党方面还大登张国焘的文章，广播张君劢的文章，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利用二张攻击共产党。与此同时，各地磨擦事件增加。
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口号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
1939年11月，国民党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行把“政治限共为主”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
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开展生产运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第一个根据是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
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
第三个根据是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
他对抗大的干部说：“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张思德是个普通战士，可他的自觉意识却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证明了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根本标志，那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我们一切工作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与《纪念白求恩》，还有在七大闭幕式上的《愚公移山》，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须臾不可忘记的“老三篇”。
同时，这些质朴的语言穿越了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各种宗教教义，诠释了共产党人对于宇宙的全新理解和对于生命价值的重新定义，把共产主义理想在哲学层面推上了全人类的大境界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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