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外交，内政不谈了，否则，你懂的。
中苏关系，说来话长。
苏俄成立以后，没有促成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却首先遭到各国干涉。当时号称十四国武装干涉。干涉最重要的的重要还是利益，有几件事，直接影响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比如，一战期间俄国向法国、英国欠下的天文数字的战债怎么解决?比如，发达国家在沙俄时期拥有的种种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还能不能保留(比如诺贝尔家族在巴库地区拥有的石油利益。这里提到的诺贝尔家族，就是搞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家族。每次看到诺贝尔和平奖都觉得特虚伪，为了钱不要和平的家族搞的和平奖奖励的是什么样的人)?
红军兵败华沙，没能把革命的浪潮推向西欧，形势比人强，不论愿意不愿意，苏俄只能一国独立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巩固社会主义苏联，这是苏联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发展本国经济，强大本国军力自然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还要输出革命，让每一个可能威胁苏联的帝国主义大国，都变成泥足巨人。
理论上，那些受苏联支持的国家的党派的利益与苏联的利益是统一的，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帝国主义垮台，苏联自然就稳固了。现实中，则难免出现矛盾。比如，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势力太弱，短时间内难以成气候怎么办?再比如，列强愿意以与苏联打成部分妥协，交换条件是牺牲当地共产党的势力，苏联愿不愿意答应?比如，支持其它国家共产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保留，是量力而行，还是毁灭掉苏联也无所谓?再比如，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为了维护苏联利益，应该做出多大牺牲，是量力而行，还是为了保卫苏联毁灭自身也无所谓?
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苏联国家利益至上，还是全球无产阶级革命利益至上。列宁以后的主要领导人，都是选择了前者，除了戈尔巴乔夫。与毛泽东打过交道的苏联领导人有三位，分别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三位在处理国际事务上都是实用主义的。斯大林支持国民党，勃列日涅夫和台湾合作，都不考虑意识形态。中国也没有必要做出无谓的牺牲。所以，两党两国之间的合作，就是基于利益。
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一直采取实用主义原则。斯大林长期怀疑中共的势力，怀疑中国人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能取得胜利。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弱小，无力领导、发动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相比之下，蒋介石是实力更强的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来说，争取蒋介石，使之不完全倒向英美，不投降日本，才是对华外交的重点，如果前一点做不到，至少要避免蒋介石投降日本。当然，可能的情况下还要蚕食中国领土，扩张势力范围。至于中共则只是牵制蒋介石的棋子。中共的行为，要配合苏联对蒋的外交工作。至于中国解放事业，是否成功，则不在斯大林考虑问题的关键。为了拉拢民族主义者，斯大林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支持远远多于对共产党的支持。为了避免疏远蒋介石，他几乎从未给予中共成规模的援助。可以说，苏联对中共异常吝啬，甚至不如对待盛世才大方。当然，如果苏联稍微大方一点，中共的领导人就会是王明或者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
中共历史上，苏联为了改善和蒋介石的关系就多次使中共陷入困境。中国能革命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取代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为中共领导人。解放前，苏联对中国革命就一直指手画脚，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俄国抗击拿破仑的时候，采取主动撤退和大规模游击战，不死守一城一池。斯大林的铁杆支持者伏罗希洛夫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莫斯科真不懂以中共的实力去攻打大城市是以卵击石吗?真不知道反围剿的时候，步步为营，必然伤亡惨重吗?苏联一直反对毛泽东以农村为根据地，保存实力，发展力量。当时，稍微有一点实力，就让中共向敌人势力最强的地方进攻。每次都把精锐损失殆尽。因为苏联的指手画脚，中国革命的火种差点被扑灭。直到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军队领导人，才改变了这种不利的局面，中国武装斗争才走上正轨。抗战时期，王明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是苏联的意思。这种路线完全不顾国民党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当时，如果没有整风运动，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国革命又不知道会发展向何方了。以本国革命为重、领导本土武装的毛泽东和以苏联命令为重、不接地气的学生派领导人，在中国革命路线问题上，必然发生冲突，这是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在起因之一。考虑到这一层，就会明白即使当时中共武装力量的领导人不是毛泽东，整风运动也无法避免。当然，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那么这种冲突的结局可能是中共武装兵变以后，堕落为军阀武装;或者学生派领导人继续掌权，中国革命走向衰落。
给予资助异常吝啬，万里之遥指手画脚，随时准备牺牲中国和中共的利益……读者想到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与莫斯科(斯大林)的关系，一直不融洽。
毛泽东的个性之中，有反抗的精神。苏联不把中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也不会盲从苏联的指令(毛泽东决不会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的。张学良年轻气盛想扬名立万，不自量力招惹苏联捻虎须，以苏联的实力，用得着中共保卫吗?)。对莫斯科的指示，经常识具体情况选择对中国有利的执行，不利的缓行或者不执行，从未无条件地听命于苏联。在斯大林看来，他远不如王明、张闻天、李立三之类学生出身的领导人俯首帖耳。当然，那样一来，中国也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前途。(王明等领导人如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话，中国共产党只能是苏共的儿子党、卫星党，不可能成为兄弟党，即使革命成功，中国也不过是东欧国家或者蒙古的扩大版。)
对毛泽东来说，苏联不是一个好老师。对苏联来说，毛泽东不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是一个差强人意的既成事实。“父慈子孝，兄仁弟爱”。父不慈，子不孝，兄不仁，弟自然不会无条件地爱。双方能够合作甚至结成同盟，无非是有共同的利益而已。
与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不同，解放战争初期斯大林并不支持毛泽东领导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与早期斯大林要求实力弱小的红军采取盲动政策不同，此时斯大林要求毛泽东以妥协求和平。在斯大林看来，经过二战苏联损失大批壮丁，势力范围却大大扩张，实力相对势力范围显得空虚薄弱。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捞到了足够的好处，在实力恢复以前，应该暂时适可而止，一面休养生息，一面消化胜利果实。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是美英的代理人。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可能导致美英武装干涉，造成东北亚局势复杂化，危害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的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这段历史，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解放战争初期，苏联曾经给予解放军一些默许和便利。给予这些支援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苏联在东北和蒙古的既得利益。这些有限的支援，远远不及苏联曾经给予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援助。毛泽东要过长江时，斯大林又不满意了，希望国共划江而治，与美国达成一种默契——统一的中国有全球第一的人口，对任何一个大国都是潜在的威胁。但是，毛泽东的力量来自民间，所以斯大林不满意，百万雄师照样过大江。后来，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斯大林自然也就默许了。仗打胜了，斯大林又曾一度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中国革命虽然胜利了，但是根不正苗不红，不是莫斯科钦定册封的胜利，是离经叛道的胜利，缺乏合法性。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
在这种不平等，不友好的基础上，新中国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基于利益的合作关系——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不欠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什么，对苏共也不俯首帖耳，苏共也休想对中共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新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的。
中苏外交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平等的外交关系替代原有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或者说替蒋介石善后。
要说明这件事，首先要从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说起。
1943年，经过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和库尔斯克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已定。这时，虽然能看到光明，但是通向胜利的道路仍然漫长曲折，仍然需要巨大的牺牲。因此，盟国有必要团结一致，密切合作分工，争取最终的胜利。盟国之间有必要明确战争期间的分工，并就战后胜利果实打成初步协议。1943年11月22～26日，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召开会议，协商远东战局。两天以后，11月28日～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召开会议，协商全球战局。两个会议时间间隔很短，远东战局是全球战局的一部分，中国是远东战局的主要战场，为什么不能把两个会议合二为一呢?原因很简单，斯大林不想见蒋介石。当时，苏联要求美英在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英也要求红军从西伯利亚南下，夹击日军。红军可以南下，但是南下就要有损失，用什么补偿红军的牺牲呢?大国之间，人命是交易的筹码，流血一定要有回报!很显然，苏联要求的回报，必然涉及中国的利益。这就是斯大林不愿意蒋介石参加德黑兰会议的原因——当着蒋介石的面，不好谈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反过来，蒋介石是美英的代理人，只要罗斯福、丘吉尔答应了，蒋介石也只能答应，蒋介石不答应，罗斯福、丘吉尔有办法让他答应。在德黑兰会议上，除了提出要求整个库页岛归苏联以外，斯大林还提出红军可以进入中国不冻港大连，大连可以在国际监督下成为自由港。
1945年初，经过阿登战役、解放华沙、马里亚纳大战、莱特湾大战，德日轴心国败局已定。这时，胜利在望，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有必要再次聚会。这次聚会的重点已经从协调战争期间的分工，变成瓜分胜利果实，也就是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确定战后格局。于是，三巨头在雅尔塔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中涉及中国的利益部分包括：外蒙古独立;维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恢复旅顺港口苏联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东北完整的主权。控制了大连港、旅顺军港、中长路和南满铁路，就控制东北的交通，平时可以控制东北经济，战时可以迅速投射军事力量。以上这些内容完全是背着蒋介石做出的，是罗斯福、丘吉尔替蒋介石做主，蒋介石事后同意的。
对蒋介石来说，自己的力量来自美英的援助，没有美英的支持，自己很难坚持继续抗战。美英希望红军南下，减少自己的伤亡。从随后的局势看，如果红军拒绝南下，那么关东军会不会在东北负隅顽抗，不好说。美军在硫磺岛、冲绳损失惨重，美军不希望与日军展开大规模地面战。如果苏军拒绝南下，那么美国会不会和日本媾和?这是日本的目标。虽然美英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只要日军给美军造成足够的伤亡，媾和的风险是可能出现的。如果美国和日本媾和，那么以蒋介石的实力，是无力恢复东北和台湾的。
进一步考虑，苏联红军南下以后，蒋介石对斯大林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蒋介石对付不了日军，红军远远强于日军，他能把红军怎么样?红军应美英的要求南下，歼灭关东军以后，在东北造成既成事实，长期盘踞，蒋介石还有能力把红军撵走吗?红军长期盘踞在东北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外蒙古就是例子。所以，对蒋介石来说，与其无可奈何地眼看红军对东北事实上的长期占领，不如在中苏条约约束下有条件地丧失东北主权。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处理不当，他领导的中国积贫积弱无力保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全歼关东军，有能力捍卫主权，就不会有满洲国。如果国民党的军队能靠自己的力量在二战后期全歼盘踞在东北的关东军，那么苏联红军也就没有南下的借口。说到底，蒋介石作为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作为美英的代理人，自身力量由国外力量衍生而来，而不是来自本土民间，没有资格对东家说“不”。既然实力不足，就要仰人鼻息，自然无力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然会答应这种损害中国利益的要求。
因此就有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一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按照条约，外蒙古独立，红军控制旅大和中长路。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不承认这个条约，重新在画地图，在地图上搞扩疆。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除了蒙骗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没有任何意义。
1949年，解放军席卷全国，使苏联意识到，中国已经事实上易主，维持与国民党签署的条约已无可能。中国有必要更改这个条约。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大国，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要主动放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毛泽东除了希望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更重要的是要收回雅尔塔会议期间，丢失的部分主权。
这并不容易。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任何人都不愿意。不是为了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权益，斯大林能让红军南下，歼灭关东军吗?红军用血从关东军那里抢来的东西，要交给中国人?国际上，用血得到的东西，要用血交换!所以，这件事情斯大林并不积极。斯大林最终同意换约的原因，是外媒造谣他软禁毛泽东，要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企图。当时的斯大林，还是比较注意影响的。一般来说，强者讲实力，弱者讲道义。相比美国，苏联当时是弱者，还不敢扔掉全世界受压迫人民解放者的那面道义的旗帜，以免授人以柄，让美国有口实。
可以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是一次受辱的经历，纯粹是用面子把东北的权益要回来的。为了要回东北的权益，他承受了胯下之辱。要想和其他国家平等合作，就要有实力，与苏联也不例外。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完全没有和苏联谈判的筹码。现在，一些后人不理解中国失去外蒙的前因后果，不理解毛泽东收回东北主权的艰难，还信口开河。
毛泽东从苏联回来的路上，特意参观了沿途苏联城市的工厂。他既羡慕，有觉得自己也能有。他看到：苏联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刚解放的新中国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苏联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他认为，中国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中国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中国可以制造出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中国提供了最好的经验，中国可以用苏联的经验。这就埋下了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和大跃进的伏笔。
毛泽东来做到了苏联人根本没有预期他能做到的事情，理应受到礼遇，相反却受到了明显的冷遇。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不是斯大林钦定的中共领导人，他领导中国解放对斯大林来说不过是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势力弱小，一穷二白，完全没有和苏联讨价还价的资格。可以说，如果不是考虑到国际影响，斯大林完全不必交还在东北获得的既得利益。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彻底改变了中苏、中美关系。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苏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
经过二战，苏联的势力范围，向西大大扩展。在东欧的红军占领区，斯大林扶植了大批亲苏政权。巩固这些政权，镇压当地反抗力量，肃清亲纳粹势力残余，需要大批军队。此外，与美英军队在欧洲对峙，也需要大批军队。苏联国内战后重建，同样需要大批壮劳力。然而此时，苏联壮丁严重不足。经过卫国战争，苏联损失了2200万人口，其中很多是壮丁。二战结束后，虽然出现婴儿潮，但是大批青少年会成长起来，需要10-15年的时间。苏联长期扣留大批德日战俘的原因，除了报复，与其二战中损失大量壮丁也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苏联急需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避免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被敌对势力再次武装起来，趁苏联壮丁不足的时机进攻苏联。当时，苏联虽然有大量二战剩余的武器装备，却苦于壮丁紧缺。所以，当时的斯大林很怕需要苏联出兵的战争——可以打对苏联有利的战争，但是苏联不能出兵。
相比之下，中国经历过解放战争，有一千万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这些老战士战斗经验丰富，不怕死，不怕苦，斗志昂扬。这是当时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具备的宝贵的战略资源。这些老兵装备落后，但是一旦被现代化装备武装起来，就是一支可怕的军事力量。
“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中国有刚刚经历完解放战争的老兵，苏联有工业技术。双方有互补的资源，就有合作的基础。不过，这个基础需要在外来的诱因下起作用。中国的人力资源发挥作用需要战争，朝鲜战争是外来促成中苏合作的诱因。朝鲜战争对新中国是一个意外，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朝鲜战争的起因，是美苏大国博弈的结果。从战略上看，对中国来说，一方面是中国需要一个战略缓冲区，缓解美国支持的军事力量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是中国要把美苏斗争的冲突前沿转移出中国本土，推到朝鲜半岛。从冷战期间的局部战争看，美苏的势力分界线划在哪里，那里就会成为美苏势力拉锯的地区，也就是潜在的冲突地区，要么美苏双方重兵对峙，要么直接爆发热战。对中国来说，决不能允许美国把战略前沿推到鸭绿江一线，否则中国东北将被被苏联长期控制，甚至可能爆发激烈冲突。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势力就是以朝鲜半岛为踏板，向东北亚大陆扩张。最终，日俄势力在中国东北冲撞在一起，展开大战，中国惨遭蹂躏，无辜百姓伤亡惨重。日俄大战以后，日本对东北形成了实际控制，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所以，对新中国来说，日俄大战这样的事情，决不能重演。在毛泽东看来，与其外军在本土长期盘踞或者等着境外力量打进来，不如主动出击，与其本土遭受蹂躏，不如把战争推出去。说朝鲜战争是为了维护金家王朝的人，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
毛泽东一声令下，80万中国志愿军先后“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饮冰卧雪，喋血沙场，把联合国军撵回了38线，打出了威风和志气。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从此改变。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看到了中国的战争潜力，对中国提出的正当要求，不敢再置若罔闻。从此，新中国历史上再无大规模长期战争，奠定了长期和平建设的基础。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志愿军付出了鲜血的代价，38万战士伤亡，其中18万烈士为国捐躯，埋骨他乡。18万烈士中也包括毛泽东的长子。
当时战争的艰苦，是今天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无法想象的。比如，在苦寒的长津湖地区，志愿军向美军精锐部队发起了“冰血长津湖”战役。当时，气温零下40度，滴水成凌。因为温度低，伤员不用止血，因为血流出来就冻住。这样的环境中，志愿军只有单衣，而且不能生火取暖——火光和烟雾会引来密集的炮火。志愿军的冻伤减员，超过战斗伤亡减员。看过《兄弟连》的人应该知道寒区作战的艰苦，当时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和装备远远不及在《兄弟连》中的美军，气温则低得多。苦寒的环境并没有削弱双方的斗志。零下40度的条件下，一些美军的机枪由于整夜都在连续射击，也打得滚烫发生卡壳。美军猛烈的火力，没能阻止志愿军的攻势。“只要美军火力稍弱，四处就响起冲锋号和哨声、喇叭声，又冒出凶猛进攻的中国人和横飞的手榴弹”。与狂热、蠢笨、呆头呆脑，只会自杀冲锋的日军不同，久经沙场的志愿军战士却冷静和老练得多，遇上扫射就迅速卧到，利用地形不断跃进。美军的机枪很难打中作战经验丰富的志愿军战士，美军火力稍有间歇，便会遭到机枪与手榴弹的猛攻。长津湖战役，只是朝鲜战争五大战役中第二战役的一部分，其它战役同样残酷。想到志愿军战士用鲜血换取今天的和平，每一个有理智的爱国者都会热血沸腾，心存感恩。
志愿军战士的鲜血换来的不仅仅是和平，还有中国的工业基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虽然有互相经济协助的条文，但是如果不能落实，不过是一纸空文。苏联的慷慨，是有机遇期的。中国用18万条人命，抓住了这个机遇期。朝鲜战争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朝鲜战争使斯大林意识到，在苏联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长期拉拢中国，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在远东对抗美国的势力。对此，中国提出的价码就是要有工业基础。所谓“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国防工业。按照前面的分析，一旦苏联青少年成长起来，人力资源恢复，中国建立起基本独立、完整的工业基础，两国合作互惠的基础就大大削弱了。历任苏联领导人一贯坚持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始终坚持中国利益为重。所以，一旦没有合作互惠的基础，两国就很难长期友好相处下去。从这个角度看，在中苏合作之初，就埋下了日后分道扬镳的种子。当然，这是后话。
每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过程都要流血，国家崛起的成本是人命。每一个国家崛起的过程，都要改变原有世界格局，这必然遇到重重阻力。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丛林世界中，崛起与压制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冲突，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后发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要不断发动战争侵略、瓜分、争夺殖民地：一方面要把弱国踩在脚下敲骨吸髓，一方面要抢夺原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对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为了挣脱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落后国家的枷锁，避免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也必须使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维护本国领土、主权完整，获得必要的安全缓冲区。这就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
外国出装备，中国出人力，联合作战的事情，在抗美援朝之前也有过，比如中国远征军与日军作战。中国付出了20万远征军伤亡的代价，但是蒋介石获得了什么呢?美式装备、联合国安理会的虚席，外加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出卖了中国的利益。有人说，蒋介石时代，中国已经是五常之一，中国外交地位大大提升。问题是，中国投票要看美英的脸色，不能维护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说话列强当儿戏，这样的虚席有什么用呢?
美英对待蒋介石，始终严防其做大。美国虽然给予蒋介石大量军事援助，给了很多武器、装备、救灾物资，但是一直没有给予蒋介石完整的工业基础。蒋介石本身是否有要“鱼”不如要“渔”的眼光不好说，美国方面很清楚给中国“鱼”，绝不能给“渔”——蒋介石的实力太强，就容易不听话。
同样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美英仅仅给了一点小恩小惠就打发了蒋介石。这是因为在军阀林立的中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并不独立，其存在仰赖于美英的支持。美英扶植蒋介石的目的就是为了廉价利用中国的资源，其中当然也包括人力资源。蒋介石是美英在中国的代理人，无法拒绝美英的要求，也就没有太多的讨价还价的余地。蒋介石可以要求东家慷慨一些，但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东家手中，东家给什么就只能接收什么。说到底，与力量开自中国本土底层劳动者的毛泽东不同，蒋介石始终没有和美英翻脸的资本。美英使用中国的人力进行对日作战，与使用印度等殖民地国家的土著人作战，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虽然中国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并没有获得像样的回报。
朝鲜战争奠定了中苏平等互惠合作的基础，斯大林去世则使中苏进入了蜜月时期。1953年斯大林去世，形成了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三驾马车的局面，中苏合作继续稳步进行。不久，赫鲁晓夫陆续搞掉了贝利亚、马林科夫。1956年，为了排挤斯大林遗留下来的高层干部，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这个报告捅了大篓子，直接动摇了苏共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波兰、匈牙利发生了动乱。在匈牙利事件中，许多共产党员被杀。最终，苏联军队武装干涉，平息了事件。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赫鲁晓夫的做法鲁莽、愚蠢而短视，斯大林的霹雳手段确实错杀了不少人。但是，没有斯大林强力推行工业化，苏联能不能熬过二战，还有没有都不好说，更不用说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后面会分析，霹雳手段是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必然副作用。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滥杀无辜的恶魔，不公允。
虽然不满意赫鲁晓夫的鲁莽，但是毛泽东其实并没太计较。甚至在东欧发生骚乱时，还声援了被孤立的苏联——此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多了一项新的需求，就是执政的合法性，无论是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还是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都需要中国的声援。毛泽东也抓住时机，对苏联援助有了进一步的要求，要求苏联转移更多的国防新技术。于是，就有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这是一项交换。赫鲁晓夫需要毛泽东的声援，毛泽东给予了声援。投桃报李，赫鲁晓夫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那段时期，中苏关系异常亲密——赫鲁晓夫威望不足，毛泽东迫切需要苏联的军工技术。那时，毛泽东形容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
蜜月注定是短暂的。苏联答应给予中国核武器、核潜艇、导弹和尖端战斗机技术，有内部原因。赫鲁晓夫树立威信，压制东欧，弥补国内壮丁不足，都需要中国合作。但是，谁都不愿意在自己身边，培养出一个核大国。在核武器、核潜艇、导弹和尖端战斗机的问题上，苏联是否真打算落实?不可能。事实上，最终也没有落实。赫鲁晓夫的目标是希望中国自制武器系统始终落后于苏联一到两代，国防工业长期停留在仿制阶段。这就类似美国允许日本生产常规潜艇、战斗机、坦克，但是不逊于日本生产核潜艇、核武器，拥有远程轰炸机一样。这一点，毛泽东很清楚。在协定实施过程中，涉及尖端技术的部分，比如原子弹教学模型，苏联用各种理由百般拖延。许多技术只给样品不给图纸，或者只有图纸没有样品。对中方关于尽快落实技术合作的要求，苏联人采取各种理由百般敷衍。双方都在争取时间。1959年以后，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稳固了，苏联对东欧的统治稳固了，赫鲁晓夫也就悔棋了。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共产党中国的核项目的援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苏分裂是逐步积累。1957年，赫鲁晓夫安排大使向中国提出组建联合舰队、设立长波电台的建议。毛泽东当时很不满意。当时，中国海军实力弱小，完全没有能力平等享受对等的权力。联合舰队的主导权必然在苏联人手中。不仅如此，按照有关内容，双方共享海军基地，苏联舰队可以重返旅大。赫鲁晓夫通过大使转达的建议被毛泽东驳回以后，在1958年亲自来华，旧事重提。结果，被毛泽东再次驳回。至此，毛泽东也好，赫鲁晓夫也好，都感觉到中苏蜜月即将结束。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寻求与美国缓和关系。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1959年3月中国西藏武装平叛，在赫鲁晓夫看来，都不利于和美国搞好关系。在毛泽东看来，这是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必要的做法。赫鲁晓夫可以美国搞好关系，但是绝不能牺牲中国的利益。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已经统一了中国大陆，拥有足够的实力，决不允许当年斯大林为了苏联利益牺牲中国共产党利益、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国利益的类似事件重演。毛泽东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蒋介石不能，因为两者力量来源不同。赫鲁晓夫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不点名地影射指责中国，毛泽东则同样不点名地反唇相讥，这是中苏论战的起点。
毛泽东曾经总结过中苏分裂中赫鲁晓夫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攻击中国的过程，“从1958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年10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当时，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论战也是。若看不到背后的利益冲突，单纯认为中苏关系分裂的原因是意识形态之争，就无法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
武侠小说中经常有这样的经典桥段：帮主死了。少帮主为了夺权，把老帮主说成恶魔，干死了老帮主的亲信。少帮主拼命诋毁老帮主，其实也动摇了自己的合法性。毕竟，他是老帮主提拔起来的，他接受的摊子是老帮主留下来的。如果老帮主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他是什么?于是，整个帮大乱。二当家的站出来，支持少帮主，肯定老帮主。少帮主感谢二当家的撑门面，大力支持二当家的工业建设。过了一段，少帮主坐稳当了，要端帮主的架子，重新树立帮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要让二当家的为奴，甚至要出卖二当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二当家在老帮主去世以后的混乱中处事沉稳，威信骤增。于是，少帮主和二当家的闹翻了。中苏关系其实与这样的桥段类似。不过，如果双方合作的基础还在，那么闹翻了也最多是面合心不合，但是到了1960年，双方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经过15年时间，苏联战后一代壮丁已经成长起来了，更高新的技术苏联不能给了，中国也初步具备了工业基础，也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包围本土安全了。
中苏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平心而论，5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腾飞，除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也离不开苏联的大力支持。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也与苏联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有内因有外因。内因是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外因则是苏联停止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1958年发起大跃进?一些人的说法是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盲目乐观，认为中国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建成世界强国，于是在建设热情的鼓舞下，主观盲动，发起了大跃进，最终遭受失败。这样的说法，忽视了当时有两个背景：一是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但是世界大战的阴影始终存在，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走远。一战和二战相隔了21年。如果以朝鲜战争为二战的尾巴，20年为周期的话，那么70年代初，就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如何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成为独立的一极，这是毛泽东必然考虑的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那么在大战中很难保全自己的利益，即使选边充当仆从国也是如此。蒋介石名义上是四强领导人之一，实际上却不能保住外蒙和东北。如果要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至少要在实力上达到英国的水平，倒排工期，时间很急迫。二是毛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很能继续和睦下去。苏联的壮丁已经成长起来，赫鲁晓夫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已经坐稳了。中国领导人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威望，一度远远超过办事孟浪的赫鲁晓夫。这些因素，决定中国和苏联的蜜月就快结束了。乘着中苏关系还没破裂，能多捞一点是一点，毛泽东是否这样想过?1958年发起大跃进有没有这个因素?后人只能揣测。毫无疑问，如果当时苏联不翻脸，大跃进虽然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也能获得很大的成功。在那样的情况下，应不应该迈跨度那样大的一步呢?
在外交孤立加口诛笔伐不灵，军事打击不便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他想以此逼迫中国就范，遏止中国进一步发展。1960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提出停止中苏经济合作。当时，中方提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苏联突然停止经济合作，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是，毛泽东誓不低头。今天看来，如果当时低头，中国再也不可能有成为三足鼎立的一足的机会。最终，中国挺过去了，并没有达到足够动摇毛泽东领导权的效果。从此以后，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利用外资，以我为主的原则。中苏论战高潮时期，赫鲁晓夫曾经提出两国恢复密切的经贸关系，毛泽东反应冷淡——上次苏联突然中断经贸关系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是没有致命。难道还想再来一次吗?有人说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这是误解。《论十大关系》之中，毛泽东谈到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毛泽东会见外宾，经常谈到引进成套设备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并不反对对外开放，但是前提是对外开放不能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危害中国国的基本的经济安全。
1962年，中苏论战达到达到白热化。当年4月发生了“伊犁事件”——这是由克格勃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一手策划、指挥实施的一次震惊世界的边境居民集体叛逃事件。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事件发生之后，祖农·太耶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两位少数民族将军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毛泽东知道后说：“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愿意走，可以欢送嘛!”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中国还想再看看有没有继续中苏合作的可能，结论是不行。这是因为，苏联不再需要中国的人力资源，为了保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也不可能转移给中国和苏联武器同代水平的更尖端的军事技术，再说苏联国内并没发生斯大林死后群龙无首的局面，苏联在东欧的势力也已经非常稳固了。巧合的是，赫鲁晓夫下台后第二天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中苏关系最后一点存在的必要也没有了。从密切合作到，斗而不破，到分道扬镳，到势不两立。背后的主线，是中苏实力增长，相互依存度下降，斗争性增加。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必然和苏联分道扬镳。一山不容二虎。欧亚大陆容不下两个世界大国，社会主义阵营的金字塔不能有两个塔尖。苏联不想主动放弃社会主义阵营董事长的职位，这个职位是苏联用2200万人口的生命换来的，当然不会随便放弃。苏联从二战的伤亡中缓过来了，不想当老大哥想当老子。中国获得了工业基础，不想当小弟，想平起平坐。双方的目标相差太远，自然谈不拢。大国之间，本来就会因为利益分分合合，只有小国，因为国力衰弱，无法自立，为了自保，才会抱定其它大国的大腿，成为仆从国。当然，这样的国家，往往也无力摆脱宗主国的控制。
中苏虽然交恶，但是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仍然允许苏联途经中国运输各种物资，支援北越。国际上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只要有共同的利益，双方还是可以继续合作。
1969年，中苏关系彻底闹翻，双方在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兵戎相见。
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建国20年，经过中苏合作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经拥有两弹一星，基本完备成体系的工业基础，和庞大的人力资源，不是1950年一穷二白的时候了。当时，中国手里已经有米了。虽然不多，但是也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了。于是，基辛格这只“鸡”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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