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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龙惊天一击，彰显中国优势》一文中，主要从经济和人类发展指标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印两国在各自解放和独立后，由于选择不同发展道路而导致了不同发展水平。
其实，两国之间不同社会制度的“竞赛”，在1962年发生的边界战争中就分出胜负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已极其明显。
当时，距离印度独立建国刚好15年，距离新中国成立仅仅13年。
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过及军事和地缘政治意义，在《新中国的五次战争》一书中有详细分析，不再赘述。这里仅仅分析一下中国边防军所取得的“快刀切黄油式的胜利”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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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表明，中国的社会制度能够更好、更快的消化吸收工业文明。
战争爆发时，中国边防军已经普遍装备了国产的“五六式枪族”，包括56式冲锋枪，56式轻机枪，56式半自动步枪，53式重机枪，54式高射机枪，54式手枪等。弹药充足，补给方便，火力强大。
而印度虽然1947年就获得独立，但并未能像中国那样迅速建立相对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武器装备主要依赖进口。
印军装备基本是二战结束后英军淘汰的二手货，其步兵大量使用的李恩菲尔德步枪，还必须开一枪拉一次大栓，严重影响射击效率，且每支步枪只配发40发子弹。
在战场上，两个中国士兵的火力就可以压制印军一个班。
此外，虽然中国边防军的补给线漫长，就自然条件来说远逊于印军，但中国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中国士兵吃得饱、穿得暖、士气高，前线食品中有大量包括罐头和牛肉干在内的肉食品。
而印军的补给虽然远比中国军队便利，但由于腐败和低效，很多一线部队居然没有领到冬装，并且由于宗教的原因，只向士兵提供素食。
印军吃的不好，体力不行，打起仗来冲锋冲不上，撤退跑不动，遇到身体强壮灵活的解放军士兵就只能束手就擒。
被俘的印军士兵表示，战俘营的伙食比他们部队的伙食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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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边防军的组织指挥、士兵的精神面貌，表明中国军队已经是一支高水平的现代军队，而印军还是一支前现代的、带有殖民军色彩的传统军队。
两者之间的差距，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庶几相当于近代西方军队VS中国的晚清、民国军队。
1962年战争爆发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自毛主席井冈山建军后一路走来。一方面，按照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建军原则，军队内部关系平等、融洽，官兵关系密切且相互信任;另一方面，经过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中国军队熟悉现代战争，指挥系统简洁、高效、实用(如根据作战需要设立了由刘伯承元帅担任总指挥的“刘指”、“丁指”、“前指”等)。
中国士兵在战前经历了充分的动员，对战争意义了然于胸，士气高昂，急切盼望杀敌立功。
相反，印度军队由于没有经历过革命洗礼，军队内部腐败、阶级压迫严重。最高指挥官考尔中将像当年国民党将军那样，居然一边指挥军队，一边经营着规模可观的私人生意。
印军军官多数家庭条件优越，养尊处优，有的甚至要让士兵抬着行军，而士兵很多都是低种姓，或来自贫苦农民家庭，在军队内部饱受压迫。
印度锡克族士兵单独编成战斗单位，号称骁勇。但实际上当兵是他们的职业，是谋生的手段，连队内不乏胡子兵、父子兵。对职业士兵来说，如果死在战场上，还谋什么生?所以他们既不骁勇，也不善战，在战场上把活命摆在第一位，能逃跑就逃跑，不能逃跑就跪地投降了。
此外，印度军队没有经过现代文明启蒙，很多士兵极其迷信。战斗打响，我军发起总攻，这些印军士兵不是立即进入战位，瞄准射击，而是跪下来祈祷，待他们祈祷完毕，我军士兵已经冲到眼前了。
整个中印战争，印军自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被我军俘虏，而我军无一人被印军俘虏，这种差别绝非偶然。
许多印军战俘在我军战俘营体会到了被平等对待滋味，被遣返时甚至不想回印度了。他们与我军的战俘管理人员洒泪相别，回到印度后成了中国义务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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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在完胜印军的情况下主动撤军，并送还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主动停火、撤军，当然有军事上、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代表了一种新的、更高等级的社会主义文明——一方面，中国有足够强大的武力保卫自己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中国也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中国在中印战争张弛有度，挥洒自如，从容进退，把这一文明原则表现的极其充分，不仅取得了战争胜利，也在国际上树立了崇高的道义形象。
相反，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却满脑子从前殖民宗主国英国那里继承的帝国主义迷梦，居然想在二十世纪过一把十九世纪式的帝国主义侵略之瘾，真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结果当然只能是自取其败、自取其辱，战争失败两年后就郁郁而终。
中印之战，是中印两大文明交流的最高形式。交流的结果，两种文明，两条道路，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可谓一览无余。
印度在战争失败后，中国不仅赢得了战争，也输出了文明——这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也是深受印度文明影响的中国对印度的一种文明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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