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西路军惨败这段历史，本来是清晰的，因为中共高层众多的当事人都还健在，所以在党史军史的叙述中并不存在多少争议。
且为了团结和保护当年西路军的干部，尽量在党史叙述中将西路军的失败归结为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对高级干部自身的问题少提或不提。
这种善意的做法近年来被利用，在网络媒体上西路军失败竟然说成是“毛泽东的阴谋”。
在西路军纪念活动中往往用悲情代替真实的历史，含沙射影地抹黑毛泽东。
要了解西路军，首先要了解四方面军的历史。这支由鄂豫皖根据地带出来的红军部队经过张国焘的改造，与一方面军的政治素质有着明显差异。
首先是体现在党的领导观念上，在毛泽东那里，工农武装割据是作为共产党在弱势条件下生存发展的带有中国特点的指导思想，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所以在军队建设上，强调党的领导，强调政治思想工作，重视根据地，重视人民群众，把军队看作是党完成历史使命的工具。
通过古田会议，这一指导思想逐渐贯彻到全军，形成了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基本特点。反映到具体的战役战术选择上，则是注重发挥红军熟悉根据地、人民群众支持的优势，主张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
而四方面军却没有这个过程，故而也没有这个觉悟，尽管也有党的组织也有政工干部，也会说洋名词新概念。
早在六大以前，张国焘对工农武装割据就是明确反对的，认为它实是幻想，“由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之割据观念，其成功的可能性微小”。
1931年他回国后虽然理论上不反对武装割据了，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后却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在指导思想上不重视根据地政权建设，也不打算长期经营根据地。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利用肃反机会搞任人唯亲和愚民政策，把对党的忠诚变成对他个人忠诚，杀害的排以上干部就达2500多人，凡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干部都要怀疑和审查。
在这样的气氛中，部队必然军阀主义盛行，等级观念森严，绝对服从和“不怕死”成为唯一衡量标准。反映到具体的战役战术选择上，必然流寇主义盛行，走一地吃一地，打仗要到外围打，敌军一来就“跑反”，根本无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除了张国焘本人作风霸道喜怒无常外，其几个主要军级领导干部也都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格特点，这从一些小细节中可以看出来：
一个是红九军军长何畏，在“毛尔盖会议”期间当面辱骂张闻天，甚至拔枪威胁毛泽东、周恩来;
第二个是四方面军副参谋长、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当中央红军决定单独北上的时候，第一个带人追赶的就是李特，不但用皮鞭抽打跟中央走的四方面军干部，还在与毛泽东谈话时有拔枪动作，幸亏同样身材高大的李德从后面死死抱住他；
第三个是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动辄打骂干部战士、腐化浪费，被撤职到红军大学学习期间还带一个机枪排摆谱，以至于大闹红校。
刘伯承从其身上看到流氓无产者习气在红四方面军干部身上特别严重，他感到发生在余天云身上的问题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和搞愚民政策的恶果，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对他的斗争》，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
在上述领导干部思想作风的影响下，带出来的部队自然少不了农民意识和流寇思想。当时四方面军上下都流传着瞧不起一方面军的言论，有些情绪还相当激烈。
比如认为一方面军老打败仗、逃跑主义。证据就是土城战役中被郭勋祺的川军打败，而这支川军前不久还是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这些说法显然不是普通战士能够得到的信息，所以他们南下作战也有跟中央较劲赌气的因素。
在经历了1935年11月百丈关失败和1936年6月6号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以后，四方面军重新选择北上。然而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内心欲望并未消失，拥兵自重的想法一有机会就冒出头来。
张国焘的内心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这期间他就警告过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
1936年9月14日，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而宁夏战役作战命令一下，张国焘就打起小算盘，寻找一个另辟根据地的机会。所以四方面军渡河不仅是为了对付胡宗南，而且是要在河西找一个安身之地。
在上述大背景下，再来看西路军的行动就合乎逻辑了。
当中央在陕甘立足未稳时，蒋介石急调260个团的兵力，企图一举将这支疲惫之师消灭。在红军会师的静宁、会宁地区，蒋介石就集中5个军。红军主力向海原转移时，敌人分四路追击。红军为了打破围剿，本来中革军委于10月10日命令中只批准了红三十军一个军西渡黄河，结果四方面军却安排红九军、红五军全部过河。造成了对中央“先打南敌”的部署釜底抽薪，将三个军调离战场，致使聚歼胡宗南先头部队的战役计划流产。
布置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其意图是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同心以南，环县以西消灭尾追之敌，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作为宁夏战役计划之第一步，中央决定首先实施海(原)打(拉池)战役，由四方面军的两个军正面阻击尾追之敌王均部，一方面军从其侧后进攻，将其消灭在打拉池一带。当时敌人追击很紧，红军退到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准备布置伏击追击之敌，张国焘表面答应，实际上他又令红四军东撤，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中革军委为了维护统一，不得不追认这个既成事实。
10月11日，中央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并不是对宁夏战役计划的改变，十月计划的核心要义仍然是“首先击破南敌”。当时鉴于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中央对他也没有办法”，中央又不得不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直接指挥河东三个方面军。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指挥系统，营造了特殊语境下电报表达方式。
10月 28日16时至20时四个小时内，红军总部连发了四封作战部署完全互相抵触的电报，署名都是“朱张”。这其中，有两封电报坚持中央关于先集中兵力“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的部署，另外两封电报则对中央部署完全相反的釜底抽薪。
就连与张国焘同在红军总部的朱德，也时常不得不“迁就了他(张国焘)的意见”，即使是针锋相对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地维护来之不易的三军团结和统一指挥，把握电文用语的分寸。
当年的“徐陈”，因所处地位和环境，不但读不到共产国际、中央和军委、红军总部的全部电文，还要面对两个指挥系统。上级来电出现中央一套，红军总部“朱张”另一套，又不能把话说透。朱德与张国焘以“朱张”名义发的电报在战役部署上有时又互相矛盾，前方“徐陈”客观上确实也很难看得明白。
10月28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陈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也就是说28号那天，他就已经决定“西进”了。
11月2日，已经西渡黄河的徐向前、陈昌浩正式电告中央，决定西进获取“国际援助”。然而此时，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的交货地点根本不在进军方向的西面，而是在北面的定远营。第二天共产国际才改变到新疆交货，换句话说，“去新疆接受苏联武器”是个事后编造的理由，根本不成立。
在11月2日电报之前，中央明确的前进方向是北方的定远营，而这份电报提出西渡黄河部队的进军方向，不是北方，而是指向西方，即通往新疆的凉州(今武威)。
对此，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数十年后也未隐讳：“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后来也坦承：“我们同驻会宁几天，……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罢了。究竟怎样具体去做呢？没有讨论，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三个军西渡黄河的时间是1936年10月24日至28日，直到11月2日电报之时，上级关于接取共产国际援助武器装备的地点都没改变，还在北面的定远营，为什么还要“照直往西打”?背道而驰的进军方向，透露了其西进的核心意图依然是张国焘的基本逻辑——逼中央就范，不同意就当山大王。
几十年后为了颠覆这个历史事实，一个叫朱玉的人在整理当年的电报时，故意隐瞒了时间顺序，隐瞒了部分电报，才编造出一个中革军委的阴谋论。
本来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战役过程中，让彭德怀统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进行指挥。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初截断了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渡河的红军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后继续北取宁夏。而11月5日，张国焘电令渡河部队迅速西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被迫承认了“西路军”，同时将一、二方面军称为“南路军”，将张国焘带领的两个军称为“北路军”。承认西路军也不是承认他们的独立，而是希望他们统一于中央的政令，不要搞分裂。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11月12日向军委发出电报，表示对西进“充满信心”。中央鉴于西路军此前于11月9日夜已经开始实施西退的行动，同时也又获得了共产国际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才终于在11月15日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这时红三十军的前锋部队业已到达永昌境内，西路军主力已经位于土门、大靖和古浪一带。
西路军西进后，中革军委仍然是心存疑虑的，因而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徐陈”对中央的这些关健性的指示不予回应，也根本不可能落实，且在兵力集中上屡次出现失误。
当时西路军领导人积极西进是无可争辩的。几十年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说：
“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11月18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山城堡地区将敌之第78师诱入包围圈，19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到山城堡部署作战，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国民党军第78师一个多旅。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 1师第1旅，第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山城堡战役，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进攻，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在政治上孤立蒋介石，在军事上打击蒋介石，迫使其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已经孤悬在外，渐入困境。
有个叫夏宇立的人提出一个“西路军渡河后奉命滞留不进二十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的观点，意思是如果不是耽误这20天，西进是有可能成功的，所以责任在中央。事实上11月2日电报之前，中央从来没有要求渡河部队西进。11月3日共产国际指定的物资援助接运地点被移到哈密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也并未同意，相反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执委会：
“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没有用处了，这个改变已经太迟了。已经过河的红军有大约21 000人，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向哈密方向前进，但要通过5 000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1 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
这样，共产国际才将物资援助接运地点东移到了安西。面对共产国际对交货地点的突然改变以及“徐陈”已率部西进的既成事实，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至11月11日，才正式为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授名“西路军”。此时，距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西渡黄河的10月24日，正好20天。所以事实俱在，倒打一耙是没有用的。
在西路军西进既成事实之后，中央于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0日三次电示河西部队安排东返退路，此时“徐陈”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发电“主张主力速来”。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党中央根据东北军关于西路军可在兰州得到粮弹补充的承诺，再度动议西路军东返，但“徐陈”回电却开出了中央当时难以满足的条件：西进无问题，东进则需东北军和新疆方面同时各出六个团的兵力前往策应。
由此，西路军三次放弃了东返机会，踏上了不归之途。
1937年12月，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图为与会人员合影。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西路军的失败是段沉痛的历史，但不能因其沉痛歪曲历史。
1936年中国最大的主题是什么?是抗日。当时共产党的大局是什么?是在陕甘宁站住脚，依靠人民群众实现抗日救国，找回自己的现代性目标，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如果四方面军能顾全这个大局，与党中央同心同德，是完全可以避免这段沉痛历史的。至于张国焘，此时已经完全膨胀到将个人利益置于全党之上，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初衷，最终成为叛徒，所以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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