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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献礼剧《伟大的转折》的热播，这段时间，每晚黄金时间，千家万户的窗口里都会飞出“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喜日子渐行渐近的时候，也许没有哪首歌能比这一首让人听起来觉得更加亲切了。
《伟大的转折》讲述的是红军长征途中，从1934年12月进入贵州到1935年5月出贵州，经通道转兵、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摆脱了白军的围追堵截，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故事。
这些年来，以长征为主题的影视剧不少，所以李德的出镜率也相当高。一般观众只知道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但却没有认真地想一想，顾问，顾而问之罢了，他是不应该有决策权、指挥权的，但李德为什么会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成了红军事实上的“最高统帅”?
早期的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无疑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德国共产党。1918年，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并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李德被德国政府逮捕，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此期间，李德结识了同在莫斯科的王明、博古等人。他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一“人脉”以后对他本人的命运，对中国革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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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牛兰与夫人、儿子等一起在英租界被捕，8月被国民党当局引渡。牛兰的职位虽然不高，但接触的机密却非常多，最为重要的是他保存着远东各国支部给共产国际的大量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给远东各国支部发放经费的明细账目等。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甚至动用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门在远东的情报组织佐尔格小组。佐尔格小组设法接触到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张冲表示愿意帮忙，但条件是两万美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两万美元是一笔巨款。因为数额太大，通过正常途径汇款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共产国际决定派人送现金到上海。由于送款人必须经过已被日本占领的“满洲”地区，而日本又与德国关系较好，于是决定选派德共党员完成这项使命，最终选中了隶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李德。
李德接受任务后，带着一张奥地利护照，化名斯托洛夫，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哈尔滨，与设在此地的苏军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赫尔曼·西伯勒尔会合后，迅速赶往大连，再转乘轮船来到上海。
李德的送款任务完成的相当好!但他却没有在任务结束后马上回到苏联继续去当骑兵师参谋长，因为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共中央的组成也发生了一系列剧烈变化。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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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非常危险，已无法持续工作。当时，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足半数，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李德在莫斯科的老朋友博古成了“临时中央”的“总负责”。
延安整风时，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工作的博古，曾经向报社同志回忆过当年的情况：
他曾再三提出自己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不合组织原则。况且自己还太年轻，不懂军事，担此重任不合适。但周恩来他们说，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就行。党的负责人原称总书记，这时为什么改称“总负责”呢?博古说，是因为卢福坦曾想当总书记，但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而王明呢?想留着这个职务以后他担任，这样博古就成了“总负责”。
这一年，博古24岁。是临时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一位。随着城市工人运动的消退，红军和白军作战，已经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斗争形式，可以想见博古“压力山大”，他必须抓住点什么东西才有安全感，而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德国十一月革命时又有过“街垒战”经验的李德就成了他抓到手里的一根稻草。
博古在上海遇到李德时，已经是1932年的秋天。这一年，中央苏区在毛委员的指挥下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临时中央”已经无法立足，不得不考虑迁到苏区去。
李德成为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除了博古对他的倚重，还有一个偶然性因素是共产国际任命的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迟迟未到上海。李德后来回忆说，
他从见到博古的“从第一天起”，“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1933年初，“临时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等转移到赣南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正式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
应该说，共产国际对军事斗争的复杂性是清醒的，态度也是谨慎的。据李德回忆，
“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博古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因此向莫斯科发了几封电报，得到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
从共产国际的回复中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第一、作为顾问，李德没有下达命令，做出指示的权力，只有提出建议的义务;
第二、李德应该服从中共中央的决定，而不应该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
第三、由于从一开始，李德就不在共产国际准备派给中共中央的顾问名单上，所以共产国际对李德的军事才能是很有保留的，并不认为他具有在军事上力挽狂澜的能力。
一般人的印象里，王明、博古等人应该对共产国际奉若神明，言听计从，可是在李德的任命与使用的问题上，博古一到中央苏区，就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丢到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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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7日，“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同年9月28日，李德在装扮成王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陪同下，从上海经汕头，进入中央苏区瑞金。据李德回忆，
到达中央苏区的当天晚上，“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我们还完全一致地明确规定，我对政治领导不进行任何干涉。因此，我在以后的时期内只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当然这样的会议也是相当多的。”而就在“这次谈话后过了几天，在我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33年10月8日，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原在苏区的其他领导人介绍李德，他并没有说明李德原来的身份是“送款人”，而是直接称李德为“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并盛赞李德为“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博古的这些溢美之词，当然是为了暗示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是完全正确的。
很明显，博古之所以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拱手相让，根本原因是他既要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自己又没有军事能力，所以李德就成了他唯一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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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接过军事指挥权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了。后面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临时中央”和李德的军事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详细情况，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仅就一个问题略加讨论。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时所采取的军事方针，是他充满败笔的军事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在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建议、策划下，第五次“围剿”采取了“堡垒主义”，即参与“围剿”的白军以红都瑞金为最终向心攻击目标，每天向前推进5公里，然后拉上铁丝网，修筑碉堡，转入防御。
这种战术，暗合了军事辩证法——之所以说是“暗合”，是因为蒋介石对此从来没有自觉意识——“堡垒主义”使白军在战略上保持进攻态势，但在战役战术层面却是防御态势，而且是依托优势火力和坚固堡垒，对缺乏重武器的红军所进行的防御。
这种战术对白军来说，是一种扬长避短、最能发挥其优势的战术。因为腐败、内部阶级压迫及指挥官贪生怕死等因素，运动战、进攻战等白军基本都打不了，部队散开了就收不回来，只有躲在堡垒里“死守”才能勉强维持。
不过，这种战术看似高明，实际上却是因为国军战斗素质极低而不得不采取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红军应对得当，并不难打破。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毛主席两次提出了打破“围剿”，拯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议，可惜都被博古、李德拒绝了。
第一次，是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驻福建十九路军发动了反蒋的“福建事变”。蒋介石不得不从进攻苏区的33个师中抽调9个师前去镇压。面对突变的形势，毛主席建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然而“临时中央”拒绝了这一建议，反而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白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
第二次，是广昌保卫战失利之后，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危险，但仍有可为。1934年9月，毛主席紧急建议中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这一建议也被一心想逃跑的博古、李德直接无视了。
如果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暗合了军事辩证法，那么博古、李德的应对措施——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则完全是形而上学，这种方针迫使红军以己之短击白军之长。
在李德的指挥下，红军在战略处于防御，但在战役和战术上却不得不在没有炮兵等重武器支援的情况下，对白军的筑垒地带发起伤亡巨大但收效甚微的进攻，这种战术正中蒋介石下怀，持续一年的反“围剿”作战，最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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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进入苏区后，被“临时中央”决定“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这还仅仅是一种“分工”，李德指挥红军还缺乏名正言顺的“正式身份”，1934年6月设立的“三人团”，则使得李德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了红军的“最高统帅”。
“三人团”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亦称“最高三人团”。其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失去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三人团”成立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也被排斥决策程序之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1944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谈到：
“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博古和李德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毛主席回到了党和红军的舵手位置上，这一变化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曾经给李德当过翻译的伍修权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及这段历史时说：
“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也就是说，李德从一个只有建议权的顾问最终变为具有决定权的“太上皇”，“临时中央”，尤其是是负有主要责任的，最终的代价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中央红军从8万人锐减至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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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的旋律是优美的、深情的，但每一个音符，都浸透了血和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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