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论庐山会议“批彭”的国际因素
——兼论庐山会议上党内斗争的性质
关于中共党史问题，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
“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等和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它“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
据此，实际上就是宣布：一、1959年的“批彭”斗争是错误的，是没有必要的;二、这场斗争，是“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产物，也正是这场斗争，“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
此论一出，彭德怀立即成了一位“为民请命”的“英雄”;毛泽东主席则成了“暴君”，历史被蒙上了一层重重迷雾。在历经了30多年的云遮雾障，人民领袖受尽了莫名的污垢以后，随着人民群众的不断觉醒与庐山会议“批彭”真相不断披露，如今已到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事实上，彭德怀确实有错。“批彭”是党内的路线斗争的一种必然，是必要的;“批彭”根本不是毛泽东主席的“个人专断”，恰恰是当时集体领导的决策;促使“批彭”局面最终形成，这与当时的某些国际因素是分不开的。
“批彭”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内，历来存在着路线斗争。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内正确与错误两种思想、两种政治主张、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始终。诚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先后发生过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罗章龙、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的、“左”倾的，或分裂党的六次路线斗争。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六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才赢得了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实行“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不要高举“三面红旗”——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不要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要不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有上述问题，经常会有不同主张的激烈交锋。党内的这种交锋与斗争，实质上都是正常的思想斗争与路线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必须指出，一般说来，这种交锋与斗争，只要符合党的组织原则，都是正常的党内斗争，都属于内部矛盾。除非是像陈独秀、罗章龙那样主动脱党，像张国焘那样叛党投敌，像高岗那样自绝于党。事实上，历来在路线斗争中的代表人物，除了在职务上有所变动外，像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彭德怀，哪一个不是仍旧留在党的领导层，继续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真正的共产党人，理该“能上能下”。党内斗争，只要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要不是搞非法政变，都是正常的。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实际上就是建国以后党内又一场路线斗争。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要不要维护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三面红旗”?要不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防止受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控制?
中共自1956年9月八大以后，实际上确立了以副主席刘少奇(负责主持政治局——党中央决策机构，1959年4月就任国家主席)、总书记邓小平(负责主持书记处——党中央办事机构)为一线领导，以毛泽东主席为二线领导的领导体制。同年底，国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俗称“三大改造”)，全国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高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提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后，又有周恩来总理提出“大跃进”口号①，刘少奇在河南抓点创办了“人民公社”，均受到毛主席支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构成了当时党的政治路线，统称“三面红旗”。
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时高层领导普遍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对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当年(1958年)的钢产量为1，070万吨，要比上年翻一番;估算本年的粮食产量可达6000——7000亿斤，要比上年增产60—90%。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真理往前一步，成了谬误。在一线领导的大力推动下，大跃进运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刮起了一股“浮夸风”(虚报产量邀功)和“共产风”，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是毛主席第一个在视察中发现了“左”的问题。仅距北戴河会议结束62天(北戴河会议结束于8月30日)，毛泽东主席即于当年的11月2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明确地批评了实际工作中的“浮夸风”与“共产风”。认为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三收款”，是无偿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错误。提出必须坚决纠正，予以退赔。确定人民公社是：“三级(社、队、小队)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接着，又于同年11月下旬、1959年2月与4月，先后召开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继续纠“左”、纠偏。
为了解决纠“左”的上下阻梗问题，4月29日，毛泽东主席还特地亲自写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直接发到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同志手里，着重讲了有关“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和“讲真话”六件事，要求他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听从瞎指挥，不要虚报产量。真可谓是苦口婆心，坚决纠“左”!
一句话，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主席通过四次会议和一封“公开信”，对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倾向，作了纠“左”、纠偏的努力。然而，问题似乎并未彻底解决。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继续克服“左”的错误，这才有了1959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又延伸为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的工作做出科学安排的会议，后才演变为八届八中的“批彭”会议。
庐山会议从7月1日开始，毛泽东主席提出包括“读书”、“形势”、“团结”等18个问题，开展讨论。主席对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经济发展计划。
会议一直开得很好，与会同志都心情舒畅、畅所欲言。彭德怀也在西北小组的讨论中作了发言，对“大跃进”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然而，就在会议接近尾声、开始讨论“会议纪要”的时候，7月13日，彭德怀却向毛主席递交了一份“万言书”。在“万言书”中，彭除了重复在西北小组上的发言内容外，也没有什么新意。细究此信的含义，无非就是为了反对刘少奇、周恩来，要求追究一线领导的政治责任。
彭德怀的“万言书”，在庐山会议上引发了党内两派的剧烈交锋与斗争。以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为一派;以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为另一派。面对双方交锋，毛泽东主席必须表态。要么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追究刚扶上去的刘少奇(刘已在同年4月就任国家主席)等一线领导人的政治责任;要么支持一线领导人，维护党的团结，批判彭德怀等人实质上反对八届中央“三面红旗”的政治路线。
在毛泽东主席看来，你彭德怀的这些意见，我在简报上早都看到了，有什么必要再写这么一个“万言书”?“三面红旗”是八届中央所确定的路线，一线领导在执行中确实出了偏差，犯了“左”的错误，但这毕竟是工作中的错误，如今中央既然已经作了纠正，再要去追究责任，似乎不妥。你彭德怀既然是为了纠“左”，为什么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讲，在武昌会议上不讲，在上海会议上不讲，现在庐山会议上，问题已经解决了，会议也要结束了，你再要联合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揪住这个问题不放，这究竟是为什么?联系彭在历史上的表现，这才有了他的《“7.23”批彭发言》。
原本毛主席对彭的批判，想限制在思想斗争的范围内。但彭的暴烈性格与桀骜不驯的态度，激化他与一线领导和极大多数同志们的矛盾，刘少奇、彭真等人逼着毛主席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解决彭的问题②。鉴于这场斗争具有反对一线中央领导的性质，为维护党中央的团结与统一，最后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作为这次党内路线斗争结果，彭被免去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庐山会议“批彭”的国际因素
毋容讳言，在庐山会议“批彭”问题上，面对“彭、张、黄、周”等人与一线中央领导集团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毛泽东主席作为党的领袖——中共中央主席，他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带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批彭”的呢?
其实，彭德怀案最后所以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当时的国际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1956年后党内“亲苏派”影子重现。
由于历史原因，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两大派：亲苏派与本土派。1935年遵义会议前，亲苏派一直主导着中国革命的命运;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才真正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航向。由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卓越贡献与领导才能，特别是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亲苏派土崩瓦解，纷纷与王明分手，站到了“拥毛”一边。到中共七大召开时，基本上已是本土派的一统天下。
1956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大反斯大林。受这股思潮影响，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为代表具有留苏背景的一些领导人，以加强“集体领导”为借口，形成了一股与苏共遥相呼应的暗流。这使中共八大：
在政治上，否定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代之以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提出了一条“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路线。(后经毛主席的努力，1958年3月，才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重新确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提法)。
在组织上，削弱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地位(刘少奇提议增设4名副主席、一名总书记，实行六常委制)。八大后，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以刘邓为代表的“一线领导”体系正式形成。
在思想上，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报告”，在《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中共九大才又恢复)。
中共党内“亲苏派”影子重现，必然引起毛泽东对苏联重新控制中国党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的警惕。
第二，彭德怀具有一定的亲苏倾向。
彭德怀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自1954年上任以来，主张以苏联为榜样，实行军队正规化、军衔制(毛泽东对此其实有保留，故军衔制在1964年又被取消)。
自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与裂痕已经出现，且随时间推延在不断激化。然而，彭对这些矛盾(中方认定苏方是修正主义，而苏方则认定中方是教条主义)的发展似乎漠然无知。
彭德怀先后于1957年、1959年两次访苏。一次是为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随毛主席一起去的，毛回国后彭留下继续访问活动。第二次是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与东欧各国。两次访苏，均受到高规格接待，多次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会面，被赫鲁晓夫赞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卫士”，受到器重。彭在访苏期间，则反复强调“向苏军学习”，说“苏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好榜样，我们回国后，要用特殊的、适合中国军队的形式加以利用和实施”。特别是彭第二次访苏，6月13日刚返国抵京，紧接着6月20日，北京就收到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通知，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这无疑使毛泽东对苏联极端不满。
加上本次彭德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上“万言书”，内有像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原亲苏派领导人)、黄克诚(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那样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外有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这种形势对彭非常不利。
第三，李锐反戈一击，承认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据周惠(湖南省委副书记)事后回忆：毛泽东《“7.23”批彭发言》后，当晚原先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周小舟、周惠(湖南省委书记)、李锐(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人聚集在黄克诚住处“发牢骚”，彭德怀也去了，还有毛主席秘书田家英。他们在一起讲了一些犯忌的话，包括埋怨毛主席“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没想他们的活动被负责庐山会议保卫工作的罗瑞卿发现。事发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撒谎信，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没有搞什么非组织活动。“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可是，到了8月11日，李锐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以“同案犯”的身份作了一个题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的发言。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自己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这让彭德等人陷入极大的被动。
李锐在检讨前的某夜，还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参见张杰：《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2015年8月31日“红歌会网”)
第四，彭被揭发“里通外国”。
据贺龙在18日到21日第三组的讨论中揭发：“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贺龙在此揭发说“请红军来”，意指彭德怀有里通外国“造反”之意。(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王光美在2006年接受过一次访谈，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刘少奇当年认定彭有“里通外国”的看法：
庐山会议期间，正好由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的语言十分相似;
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说过：“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
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说明两国关系不好。可是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却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彭德怀)“为民请命”，具有有国际背景。(参见黄峥：《王光美访谈录》)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接受采访时也反映过一件事。说彭德怀在1956年曾经对王稼祥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老毛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还要厉害。有些人上升，除了会喊毛主席万岁外，再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
这句“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充分证明：彭确实曾经有过想要改变中共领导层的想法。朱还讲道：
“我已经看出，多年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怀对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连王稼祥回来都对我说：‘老彭太过份了，怎么能那样对待毛主席呢?他好象仗着什么人的势力这样做，我没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师东兵采访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谈话实录》)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的发言更为尖锐，可谓一针见血：
“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回国上山(指庐山)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盛情招待并和你交谈那么长时间，又把你捧得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不然为什么会和他的腔调一致?”
彭德怀对林彪的指责进行了否认。但他对大跃进的态度和言论为什么会和赫鲁晓夫那样一致?未能作答。也许这只能成为永久之谜。
也许正是综合了上述各项因素，特别是有关的国际因素，促使毛泽东主席为杜绝后患，最终做出了“批彭”的决定。
注：
①甄一：《总结探索，说说大跃进的来龙去脉——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2013年1月21日“天涯论坛网”)
②据毛泽东贴身侍卫李银桥回忆：7月31日，“……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详见拙作：《庐山会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2011年4月26日“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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