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法律与生活杂志刊文《今日新华社旗下媒体罕见发文用蒋介石提出的抗战口号》(2017年08月18日22:54 )称，新华社旗下媒体“新华每日电讯”官方微信公众号刊发的文章《一寸山河一寸血，80年前的淞沪会战如何改变中国?》，引用蒋介石的抗战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并肯定了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的积极作用。引发个别“蒋粉”留言“蒋公千古”。也有评论称，做为国家通讯社，以开放的态度探讨历史并发表类似历史题材的文章，正视蒋介石的抗战作用并不多见。
真的是尊重历史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尤其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扬虎城将军的“兵谏”后，才被迫走上抗日道路的。但是，1931年9.18事件前后，蒋介石大量媚日亲日、出卖国家主权的言行，一览无遗地展示了他的丑恶嘴脸：
1931年7月蒋给张学良电：“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
1931年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提出“先安内再攘外”，不消灭“共匪”和“粤逆”就不能抗日。这是蒋首次公开发表“不抵抗主义”的国策。
在这期间，蒋介石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政府而已。”取缔了在南京等地举行的抗日集会。
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于不顾。”
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1931年9月12日，南京政府指示张学良满足日方的一切要求，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特地前往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当面指示：“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
1931年9月18日，柳条湖一带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轰响刚过，南京军委会立即电示东北军当局，称：“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令。切切此令。”
1931年9月，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党员大会上讲：“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
1931年10月，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
而且，从1931年的9.18事变开始，至1936年底的张、扬“西安兵谏”，在五年多时间内，蒋介石坚持亲日卖国，几乎达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甚至狂言“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请看事实：
1932年：
1月24日，何应钦赶到上海，要求十九路军按日方要求，后撤三十公里，且担心十九路军”行动越轨”急于下令该军换防调离。
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19路军蔡廷锴和蒋光鼐不顾蒋介石不抵抗的密令奋起抵抗，迫使日军三易其帅。
2月21日，军政部更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致使京沪、沪杭线上国民党军6个师任凭十九路军苦战而坐视不救。
淞沪战争中，国民党海军更置身事外。驻沪海军居然按蒋介石授意，与日军达成互不侵犯条约：“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导致得日军的兵力和物资不受任何干扰源源输沪，畅通无阻。
同时，蒋介石命令上海市长吴铁城查封“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蒋介石拒绝为19路支援和接济军火。
3月1日，19路军被迫撤退，并在同年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
当天上海的《时事新报》评道：“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200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1933年：
日军进攻热河，热河主席兼军团总指挥汤玉麟不战而逃。热河沦陷，进而威胁察哈尔省。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占领承德，4月占领秦皇岛，5月占领通洲。
3月6日，蒋介石从剿共前线回到保定，目的在于阻止29路等军队抗日。他对将领说：奢言抗日者杀无赦。”接着取消河北境内义勇军、救国军等组织。
4月7日，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
5月26日，冯玉祥和共产党员吉鸿昌、方振武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军血战，收复多伦，把日本赶出察哈尔。然而，蒋介石以“妨碍统一政令”为理由，联合日伪军共同夹击同盟军，并派特务分化瓦解同盟军。
5月31日，蒋介石命令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关东军岗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
9月23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12月，蒋介石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说：“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
1935年：
日军南侵，威胁平津。在华北制造“华北事变”。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国民政府军队撤出河北，取缔一切抗日活动，取消河北党政机关。
6月27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些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现在分属河北、山西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12月9日，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游行队伍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被水枪和刺刀镇压，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12月14日，北平报载，国民政府应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方为29军长宋哲元，日方为汉奸王克敏、王揖唐。
年底，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奢言抗日者，杀无赦”。
1936年：
10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即“七君子事件”。14家报社以“宣传抗日”为罪名被关闭。
12月12日，西安事变，在中共调停下，蒋介石被迫联共抗日。12月31日，张学良被判刑15年。
1937年8.13松沪会战(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正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国军将士浴血奋战，可歌可泣。可是，在松沪会战前后，蒋介石并无抗日之豪言壮语;相反，却不断“议和”、反共。证据如下：
1937年：
12月2日，南京军事长官会议集体同意日本的七项议和条件，即：日本占领内蒙古、华北统治权”等七项。下午，蒋介石召见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接受。但是因为日本已经不甘满足这些条件，加快进攻南京，议和失败。
1938年：
1月11日，日本国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的“友日”言行“感动”了日本法西斯。
6月，国民党西安当局逮捕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总队长。
8月，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等群众救亡团体，把要求抗日的民众推向共产党那边。
1939年：
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说，他的“抗战到底”的“底”就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并且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
1939年4月30日山东国民党军袭击博山，发生博山血案，杀死八路军400多人;6月11日发生深县血案;6月12日发生平江血案;9月1日发生鄂东血案;40年1月11日发生确山血案，近3千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包括伤病员)及家属被惨杀。
胡宗南进攻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镇原、正宁等5地。山西阎锡山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新军)、八路军。杀害地方政府人员和八路军后方医院伤病员，遇害者200多。
1940年：
国民党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山区。
1941年：
皖南事变，新四军伤亡9000多人。开始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于6月18日用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1941年线”。
1942年：
1月，同盟国正式组织中国战区，蒋介石任统帅，美国的史迪威出任参谋长。史迪威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国军东进夺还武汉和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罗斯福也希望蒋介石尽快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则推说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打通印缅道路得到充分援助物质后，才能作战。在开罗会议期间，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罗斯福终于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的回忆录)。史迪威对蒋介石只想得到武器装备却不愿作战的作法十分不满，几次要美援装备中共的军队，并提出按战斗力来分配援助物资。
1943年：
6月18日，胡宗南40万人包围陕甘宁边区，7月7日，胡宗南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开始第三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的上述言行，按照1938年10月28日著名侨领陈嘉庚向国民参政会电报提案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标准衡量，蒋介石就是个货真价实的大汉奸。
1937年8.13淞沪会战后七年，直至抗战(二战)胜利的前一年--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才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当时美英参战三年，日本败局已定，上海滩流氓出身的蒋介石，投机性发出铁血之言，企图“一俊遮百丑”，掩饰其长期媚日投降的斑斑劣迹，并争得自己的历史定位。国民政府败退偏安台湾后，官方及若干御用文人，就以“一寸山河一寸血”为标杆，不厌其烦地反复鼓吹蒋介石的“抗战功绩”。
近年来，中国大陆某些公知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玄孙，堕落成“蒋粉”，鹦鹉学舌地充当台湾官方宣传的应声虫。可悲的是，国家媒体新华社辖下“新华每日电讯”，竟也堕入某些标题党的圈套，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80年前的松沪会战如何改变中国?》的附议文章，把长达14年抗日战争期间，有大量汉奸言行的蒋介石，粉饰成一个铁骨铮铮忠心沥血的爱国者，岂能不让国人大吃一惊!
诚然，蒋介石在被迫抗日后，为国家民族存亡确实做出过有益的贡献，但其媚日卖国的丑恶言行却是一贯、大量的。尊重历史，就不应该具有选择性，而应当全面观察分析。刻意粉饰或者任意拔高蒋介石，只能被历史无情嘲弄。
凤凰网历史《民国疑案：汪精卫与蒋介石谁更有资格称卖国贼?》(2010年10月25日 11:36)称：蒋介石和汪精卫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仅就出卖国家领土而论，蒋介石比汪精卫更有资格称为汉奸。蒋介石的大汉奸身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部分资料来源:天地无私《看看人家蒋介石是怎样“爱国”的》(凯迪社区2004-7-12 7:42:00)]
原载：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17a3c13720102xr7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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