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某主流媒体对“十月革命100周年”只字不提，竟然在重要位置隆重纪念清末汉奸李鸿章逝世116周年。
百度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肥东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
李鸿章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李鸿章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因其尽忠辅清，才干了得而闻名。官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追赠太傅，追晋侯爵。中国近代地方武装淮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在经济上与英国的大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私人来往，李鸿章曾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皇家维多利亚勋章。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死后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是清朝末年的重臣、洋务运动的领袖不假，但是，李鸿章究竟是国家栋樑，还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奸臣?有主流媒体把纪念李鸿章逝世置于十月革命100周年“之上上”，在客观上颂扬汉奸、贬损革命导师。真是本末倒置，人妖不分!
李鸿章通吃清朝政府和西方列强，充分运用各种机会大肆贪污。他一生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财富。梁启超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曾受曾国藩委派主持中国第一个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主要设备采购的容闳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中国近代史专家苑书义先生的《李鸿章传》收录的1904年李鸿章直系子孙的分家合同中，李鸿章在安徽省城安庆的房产就多达14处。韩毓海在《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中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为摆平北京舆论他“李二先生”是汉奸的批评，就花了800万两白银的封口费。
民族复兴网发布的华军《李鸿章受贿卖国，铁案一桩》(2017-03-01 08:39:31)对李鸿章作了考证：李鸿章的一生是为官的一生、纵横官场的一生，办洋务的一生，与列强谈判的一生，更是捞钱的一生，卖国的一生。摘编如下：
近几年，尤其随着电视剧《走向共和》在央视播出以后，更是有众多专家抛出言论为李鸿章鸣不平，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有人民网-文史频道发表的《史上最冤李鸿章：生前背黑锅死后被拖尸》。【1】铁血网中国历史栏目发表的《袁伟时谈李鸿章》。诸如此类，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本文就就李鸿章所参与主持的的晚清史上几个重大事件，讨论一下李鸿章受贿和卖国问题。
放弃新疆，名为筹办海防，实为通过海防捞钱
19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日趋激烈，中国的边境形势日益紧张。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夺取了中国东北边疆的大片领土，随后便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西北边疆。1864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并妄图吞并整个新疆。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支持下，年阿古柏基本占领整个新疆，建立“洪福汗国”。1871年沙俄与阿古柏政权签订条约承认阿古柏的“洪福”政权。1874年英国承认阿古柏政权，签订条约，互派大使。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俨然成为事实。
是否出兵新疆，平灭阿古柏政权，收复新疆，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海防”和“塞防”的争论。1874年时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主张认为，新疆地处边陲，土地荒芜，人烟稀少，乾隆时统一新疆，“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之漏，已为不值”，现在每年耗费几百万两银子，更不值得;新疆三面环敌，俄、英势力深入，中国财力、军力不足，如果冒险出兵，就会别生变故，“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况且新疆离京城遥远，犹如人的手足，“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因此建议西征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反“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用”;至于新疆，可“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回酋，准其自为部落”，这样“俄、英即免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至屡烦兵力”【2】
左宗棠关于新疆的主张与李鸿章针锋相对，他说：
【“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3】】
李鸿章主张彻底放弃新疆，左宗棠认为新疆事关京师安全，决不能对阿古柏政权听之任之，必须收复新疆。但是左宗棠并未主张放弃海防，李鸿章仅从军费开支的角度放弃新疆却显得肤浅短视。自汉唐至清朝，都曾倾一国之力，经营西部边疆。新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李鸿章不可能不知，但李鸿章为什么极力主张放弃新疆，值得深思。李鸿章指出放弃新疆的理由其实已经暴露李鸿章的真实想法，若收复新疆，李鸿章捞钱的机会将大打折扣。左宗棠抬着棺木，一路种柳绿化，一路平定阿氏叛乱。自1876年起，历时近两年收复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同时，1875年，李鸿章的“海防”工程也正式开工。朝廷每年拨给李鸿章的海军军费400万两白银，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花费不少于5000万两白银。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东南沿海尽失。海防工程成了名副其实的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白花花的银子通过“海防”工程流进了李鸿章的腰包。通过海防以及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到底捞了多少钱，只有天知道。
李鸿章确实没有通敌阿古柏而出卖新疆，但是为了自己捞钱，坚决主张放弃新疆，与通敌阿古柏出卖新疆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只是以筹办海防为借口，放弃新疆，比通敌卖国更加冠冕堂皇而已，这确实是李鸿章的聪明之处。为一己之利，置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于不顾，任听阿古柏为祸中国大西北，虽非主观故意卖国，胜似主观故意卖国。
李鸿章的主张没有挡住左宗棠收复新疆，左宗棠收复新疆，也没挡住李鸿章办海防，捞大钱。我们做一假设，朝廷若采纳李鸿章放弃新疆的主张，留给未来中国的必定是千年之大患，中国必定出现千年都难以改变的大困局。
因为挨了一枪，日本少要了一万万?
失败了就要赔款，这是中国近代外交的明规则，1895年，李鸿章作为日本钦点的大清国全权代表在马关与日本谈判甲午失败对日赔款事宜。传说谈判中日本要求中国赔偿三万万两白银，因为李鸿章挨了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没有要命的黑枪，日本当即减少一万万两赔款，此说并不属实。
李鸿章是在第三轮谈判后遇刺的，当时日方尚未要求清朝赔款三万万两。1895年4月1日，李鸿章挨枪子之后的第四轮谈判时，日本首次提出要求清朝对日赔款三万万两白银的要求。4月3日，陆奥宗光在致日本驻各国使节的电报中明确说：“作为获得伟大胜利之结果，我方要求之条件决非过高，而提出较次更少之要求，日本国民终究不能满意”，要求日本驻外使节对西方列强“相机为我方要求条件进行辩护”。【4】
由此可见，日本起初咬定三万万两的赔款是在李鸿章挨枪子之后。4月9日，中方向日方提交了赔款改为一万万两的修正案，与此同时日本在破译李鸿章电报时看到“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只有罢议而归”一句时感到恐慌，因为日本最害怕的状况就是李鸿章停止谈判归国，引发列强干涉，于是伊藤博文等决定作出让步，明治天皇也说，万一谈判破裂，即便日军打到北京，也“难免要受外国的干涉，最后割据的领土也将成为泡影”，遂同意让步方案。【5】
4月10日第五轮谈判，日本出示的最终修正案中将赔款折中为二万万两白银，此后不再更改。从日本减少赔款的过程可以看出，其关键因素是对欧美列强的忌惮，而并非小山丰太郎行刺后为抚慰李鸿章所致的。因为日本占领台湾和琉球已经威胁到美国、英国、法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如果中日谈判国际化，日本占领台湾和琉球的美梦可能化为泡影。
李鸿章在奏折中则将日本让步归结为自己“力与坚持，多方开导”【6】 的结果，虽不无自夸之嫌，但也没提及他是被日本人枪击后才减少了一万万两赔款的。
诚如某些抛出“黑锅论”为李鸿章喊冤叫屈的人所说，李鸿章不去也有人去，李鸿章不签也有人签，即使李鸿章不卖国，就有赵鸿章卖国。李鸿章之所以去，是因为他不得不去。李鸿章当初从安徽进北京，目的极为明确，“三千里外觅封侯，”原来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李鸿章大富大贵把持晚清大政数十年，“名满全球，中外仰仗。”其诀窍是通过搞关系，办大事，捞大钱。洋务是李鸿章搞的，海军是李鸿章办的，甲午一战，灰飞烟灭，李鸿章该当何罪。此次谈判，无人想去，只有李鸿章去了，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何况是日本人钦点，李鸿章又可以挟东洋以自重了。
《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李鸿章收纳沙俄150万两贿赂，出卖东北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作为清朝政府的全权代表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中国两项内容引起沙俄的高度关注，这两项内容是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与朝鲜在日本控制下的独立。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扩张，促使沙俄加快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清政府内部，也因日本的侵略而出现“联俄制日”的呼声。这是李鸿章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大礼，李鸿章作为钦差大臣携其子李经方等随员前往祝贺，暗中与俄国谈判“联俄制日”事宜。清政府为加强东北防务，一方面计划在东北自建铁路，一方面与沙俄结盟防御日本。沙俄为促使清政府放弃自建铁路的计划，沙皇批准以300万卢布(折合白银约300万两)行贿李鸿章，沙俄一方称此笔行贿资金为“特别基金”，俗称“李鸿章基金”。李鸿章接受了沙俄的行贿，1896年6月3日《中俄密约》核心内容是沙俄与清政府结盟，共同防御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占领。沙俄以与清政府结盟抗日为诱饵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租地修建中东铁路的权利，铁路修筑事宜有华俄道胜银行负责，清政府放弃了在东北自建铁路的计划。在《中俄密约》签订的第二天，为使李鸿章相信此笔行贿资金能最终落实，经沙皇批准，俄国财政大臣推特授权华俄道胜银行主要负责人乌赫托姆斯基等三人签署一份《议定书》，明确规定300万卢布的行贿资金根据中东铁路的修建进程分三次给予李鸿章：第一次清政府批准《中俄密约》后，给付李鸿章100;第二笔中东铁路建设方案为中国认可后，给付100万;铁路全部竣工后，给付100万。《议定书》经李鸿章过目后立即由俄国蔡政府存档收藏。李鸿章在俄国彼得堡并没有得到《议定书》中承诺的第一笔行贿款，根据学者的研究，李鸿章得到第一笔“100万”是在1987年5月，至1898年3月之间。由于沙俄攫取在中国东北利益的迫切心情，1896年9月8日清朝驻德、俄公使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代表在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李鸿章得到第一笔行贿资金确实比《议定书》中承诺的时间晚了不少。1898年8月，中东铁路动工修建，而李鸿章应得的后两个“100万”，俄国迟迟不予给付。以至于李鸿章之子李经方1900年与道胜银行负责人乌赫托姆斯基在上海会面时，频频“痛责”俄方不守信用。最终，李鸿章因中东铁路收到的俄国行贿资金也只是100万卢布。
李鸿章虽然没有得到俄国承诺的后两个“100万”，而俄国则在另一件事情上继续动用这笔“李鸿章基金”向李鸿章行贿。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马上效犹，12月俄国舰队开进旅顺港。1898年3月，俄国驻北京公使巴夫洛夫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旅顺和大连两地的不合理要求。此要求被清政府拒绝后，俄国财政大臣推特发电报给俄国财政部在中国的代表璞科第，指示璞科前往游说李鸿章，要李鸿章在清政府内展开活动，促使清政府接受俄国租借旅顺、大连的要求。1898年3月27日(俄历3月15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国驻华代办在北京签订《旅大租借条约》。1898年3月28日(俄历3月16日)由璞科第签署的《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电》称：“今天我付给李鸿章50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486500两(按银行所用公码两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7】
张文木教授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俄国的300万两特别基金即俗称“李鸿章基金”李鸿章收纳至少50%，即150万两，剩余的还用于行贿除李鸿章之外的中国官员，这些人甚至还包括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李莲英。
余论
李鸿章在对俄交涉中因为收纳俄国贿赂而出卖中国利益已经不是政治立场和对国际关系博弈的认识问题，是明显的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犯罪行为。李鸿章担任晚清重臣几十年，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兴办洋务，建设海军，发展中国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等等，极大的影响了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李鸿章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而容忍甚至否认李鸿章的受贿和卖国罪行。当然晚清统治者受贿与卖国不只是李鸿章自己，可以说晚清统治者受贿和卖国是群体性的普遍现象，上至慈禧太后、李鸿章等最高统治者，下至普通官员均是如此，所以对此深有感受的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官比贪官还贪婪。
从更深层次来说，晚清统治者已经彻底堕落，我们认为他们卖国，就他们自己而言，他们从不认为他们卖国。因为他们从没有谋划国家和民族整体的现实和长远利益。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态度，所反应的不仅仅是慈禧太后的态度，而是晚清统治者的普遍态度。晚清统治者根本没有从国家振兴的立场来谋划此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他们更多的是将晚清作为一个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舞台。李鸿章等人平定人民起义，办海军，兴洋务，通过这些行为，李鸿章既享受到行使权力的带来的体面和快感，又通过这些行为大师捞钱。儒家理想的人生态度是治国平天下，而对李鸿章来说治国平天下只是他升官发财的工具。李鸿章在对外关系上向来主张求和，通过割地赔款维持清政府和列强之间的脆弱平衡。因为李鸿章知道只有维持这种脆弱平衡，李鸿章才能通吃清政府和西方列强，充分运用各种机会大肆贪污，为官、办洋务、捞钱对于李鸿章来说是一回事，最终目的还是捞钱。
李鸿章为官的一生是为官的一生、纵横官场的一生，办洋务的一生，与列强谈判的一生，更是捞钱的一生，卖国的一生。他一生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财富，具体数字恐怕只有天知道。梁启超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8】曾受曾国藩委派主持中国第一个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主要设备采购的容闳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中国近代史专家苑书义先生的《李鸿章传》收录的1904年李鸿章直系子孙的分家合同中，李鸿章在安徽省城安庆的房产就多达14处。【9】李鸿章财产到底有多少，确实说不清。韩毓海在《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中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为摆平北京舆论他“李二先生”是汉奸的批评，就花了800万两白银的封口费。
为官总要做事，不做事便没有业绩。但做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国家发展和民族的未来?还是通过做事的方式贪腐捞钱?李鸿章说不清来源的巨额财产，恰恰说明李鸿章做事是为了捞钱。做事总会产生后果和影响，即使豆腐渣工程，也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但我们不能因为豆腐渣工程曾经促进建材业的繁荣而认为豆腐渣工程是合理的。对李鸿章的评价也是如此，不能因为办洋务、搞外交客观上产生积极效果，而对李鸿章受贿和卖国行为持理解宽容的态度，甚至认为受贿、卖国是时局所限、无可奈何而不得不如此之举。
注释：
【1】端木赐香：《重读晚清六十年》，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
【2】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八集《李肃毅伯(鸿章)奏议·筹议海防六条》，第1016-1018 页。
【3】秦翰才：《左宗棠全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8页
【4】.《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1册，日本外务省，昭和三十九年三月出版，第727—728页。
【5】(日本)春亩公追颂会：《伊藤博文传》下卷，统正社1940年，第187页。
【6】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出版，卷38，第18页。
【7】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9-210页。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卷40，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页。
【9】.苑书义：《李鸿章传》(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9页。
参考文献
【1】 张文木：《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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