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生生死死九十年——中共曲折史
——在乌有之乡建党九十周年的讲座(2011.5.29)
今天这个日子，不逢五不逢十，不雨不晴，不阴不阳，这个日子本来大家在家快快乐乐，却无缘无故跑到这里“生生死死”,我想这是为什么呢?不为名不为利，包括我自己。我也想其实我过得挺幸福的，有人说我诬蔑改革开放，其实改革开放我挺幸福的，改革开放不就是让我这样的精英骑在亿万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按理说我应该感谢改革开放。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肯定是往上走的。就是说你只要比别人“聪明”一点，比别人早一点登上那班车，你就飞速地往前去，你就甩下千万个人，千万个人都要给你打工。我本来活得挺幸福的，所以我当看到有这么多朋友来这里听我讲，我不免对自己有一丝疑惑。恰好我刚进来时，有朋友递给我一篇文章，这个里面有引用韩春的话，这段话正好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放弃“快快乐乐”,跑到这里来“生生死死”.
美国女科学家韩春说：“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时候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这段话正好可以解释我的困惑，我本来不能说自己不幸福，我应该承认我很幸福，但是幸福和幸福不一样。当我在家里的时候，我衣食无忧什么都不缺的时候，我想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我看一看我家里的那只猫，我觉得我还没有它幸福，那猫比我更幸福。它什么都不干，我的幸福还是我干出来的，我化这么多钱买的房子，就是给它享受，它随便进进出出在我的家里，它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理打理它的毛发，它是活得最幸福的。但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做它?它幸福的时间比我长，但是我仍然不愿意做它，就是因为我的幸福跟它是两个境界的幸福。
能够想明白这个道理，下一个推论就不难做到。当我走出我那个狭隘的家，象韩春说得这样，与大家一起改造社会，用双手去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一个新的社会，这种幸福可能是猫不能理解的，人，一般的人也理解不了。曾经有一个时代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时过境迁，今天的多数人已经不能理解了。
今天在我们的大学课堂上，如果有哪个老师公开地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但学校会歧视他，学生就可能会把他轰出去。我们在今天这个环境里(博主注：指在乌有之乡)，大家都习惯马列毛，但是在大多数课堂上如果有老师这样讲的话，他的饭碗恐怕要成问题。这是当下中国一个吊诡的现象。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在印度，可以公开讲马列主义，只有在中国不能公开讲马列主义，所以说这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主持人开始就开宗明义了，我们是为了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本来这个讲座我应该在“七一”之前做，可是“七一”之前党中央要做，我把时间让给党中央了，所以我们选这么一个“不阴不阳”的日子来做。
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事一件，肯定党内要庆祝，党外要捣乱。这是今年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根据我们的经验，党内庆祝也庆祝不好，党外捣乱也捣不到哪儿去，可能这个党还是敷敷衍衍、歪歪斜斜地继续往前走着。
我前几年“七一”的时候曾经写过一个顺口溜，让我们党这样那样，我讲，说了也是白说。不过我的导师的导师叫王瑶先生有名言，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对待社会的态度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但愿不白说。”这个问题呢，王瑶先生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他得到毛泽东思想的真髓了，他还得到鲁迅的真髓了，鲁迅的态度，毛泽东的态度，其实都是如此。毛泽东他有信心文革能胜利吗?未必。我觉得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人生的最后阶段，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在做一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说最后一个阶段他既是顶天立地，又是战天斗地。他就要发挥一种屈原所说的“天问”的精神：我就不信不能这么做，不能做我也要试一试，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他有这种精神。做不到就做不到又有什么，人有什么怕失败的呢?人不怕失败。
那共产党走到今天九十年，我们可以说不容易，确实不容易。我估计我们党庆祝的时候，是从这个角度来庆祝的，把它命名为“风风雨雨九十年”,讲她风风雨雨九十年，这一点没错。但是我觉得没有说到本质上，很多公司都可以说自己风风雨雨若干年，你可以说我们公司风风雨雨十八年，我们这个公司风风雨雨十五年，都可以，搜狐呀新浪啊都可以这么搞。共产党不是风风雨雨，我觉得是生生死死九十年，有若干次都面临生死关头，那么今天，今天是不是这样，今天可能又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生生死死，有的时候不是当局者能够敏锐地把握到的。
当太平天国风起云涌的时候，人们可能以为大清朝完了，可是没想到大清朝消灭了太平天国，迎来了中兴。你以为它死的时候它没有死。八国联军进北京义和团风起云涌的时候，大清朝没有死，大清朝最后它都要改革了，它都答应实行宪政了，好象就要走向一条新生之路了，恰好在这个时候，忽然就死了。谁知道它什么时候死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看我们这个党史。
党史是近代史的核心，党史是近代史的骨干，要了解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必须学好我们的党史。当然我知道我们党史在高校里是最不受欢迎的课程，那是因为老师没有讲好，那是我们的党史教学系统很僵化，非“左”即右，要么就讲得特别死板，要么就出现袁腾飞这样的混蛋。这两条路线、两个讲法都是不对的。其实党史应该是最有意思的课程，它不是在给一个党歌功颂德，它讲得是我们每个人怎么来的，党史不清楚，你连每个人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凭什么你爸爸你妈妈就在那个时刻相逢了，金风玉露一相逢便生下你了，你以为这跟党没关系啊，跟党一定是有关系的。
今年2011年，一个逢“一”的年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二十世纪逢“一”的年份都有哪些事。毛泽东出生在1893年，他是一百年前的“九0后”.我经常有这句话来鼓励“九0后”,我说“九0后”你不要听别人来贬低你们，再贬低你就说，你有什么可贬低我的，毛主席就是“九0后”,你敢保证一百年后不再出一毛主席?在“九0 后”里边。孔庆东有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韩毓海说了，鲁迅不过就是一孔庆东，孔庆东不过就是一鲁迅。鲁迅固然伟大，但光有鲁迅行吗?中国光有鲁迅是不行的。有十个孔庆东也没用，必须要出毛主席。我们“六0后”“七0后”看是没戏了，我希望“九0后”里边能够出毛主席。
这话说毛主席1893年来到这世界上，一个小孩懵懂无知，在乡下跟他那封建老爸干活、自己读书。然后第一个逢“一”的年份，1901年“辛丑条约”,因为八国联军把咱们打下来了，中国五千年历史最惨的就是这一年，1840年不过是边边角角被人家磕磕碰碰一下，由于懒得招呼它们，算了，不就要香港吗?给它，割一块香港给它，其实对大国来说无伤大雅。1840年的意义有吗?今天看来非常深刻，其实在当时全国人民看来没那么严重。
真正严重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1901 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跌到了历史上的最低谷，地位之低空前绝后。中国如果不被人家打得这么惨，首都被八国联军占领，最后要派赛金花出去跟人勾搭，妓女救国，这妓女就成了英雄了。妓女跟联军统帅瓦德西睡了几晚上，然后说你看她拯救了北京市民，让八国联军少烧杀抢掠一些。我们还要知道八国联军的部队里边其实有中国人，我们不要以为中国人打不过外国人，能打过外国人，八国联军里边战斗力最强的就是中国士兵。
所以说有时候历史回顾起来是非常屈辱的非常惨痛的。1901年中国陷到了这个最低谷，也许这就是中国的民族性吧，不被人家打得剩下最后一口气，他不肯奋起。1840年打一下他不在乎，1860年火烧圆明园他还能挺过去，就是不下最后的决心，跟敌人决一死战，到了什么时候决一死战，1901年。
这一年很重要。所以刚才我们唱的国歌里边有一句话，很多人一直要把它改掉或者把它删掉，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很多人一直要修改，说我们现在过得挺好啊，你怎么老说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但汉奸卖国贼要修改国歌，很多糊涂人也觉得这不合适啊，我们今天过得好好的，每天早上都喝“三鹿”奶粉，为什么非得说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只有有远见有历史感的人才知道，这个国歌不能修改，我们居安还要思危，何况我们并没有居安。所以1901年“辛丑条约”这件事非常重要。把中国打到最低谷，中国知道觉醒了，有了这件事后，其实清朝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尽管慈禧太后他们从西安回到北京之后，励精图治还想中兴，还想接受人民的意见，已经晚了。执政者接受不接受人民意见也是要垮台的，接受人民意见太晚已经来不及了，不给你机会了。晚清在国内国外的媒体上，这个政府已经丧失合法性了。虽然说你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今儿失败明儿失败，这都不要紧，它只要有一次成功就够了。
十年之后就是1911年–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就那天武汉那块云彩就有雨了。孙中山根本不知道，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孙中山正在美国刷盘子呢，他就没钱，他就在国外敛一点钱回来就交给战友，你去弄几个炸弹，去打去杀去炸。我们今天不赞同恐怖主义行为，但是那个时候，除此别无良策。所以孙中山正在国外弄钱呢，有一细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孙中山正在给人家送菜，过来另一个店小二，给他使个眼色，把一纸条塞给他，放到他盘子里面，打开一看：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先生双泪长流，马上就要回国。
1911年这一次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民国建立了，皇上没有了，民主了，共和了。今天所有的宪政派自由派，为之而奋斗的不就是这一天吗?他们认为有了这一天，中国就好了，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今天中国有多少这个有学问的、没学问的、有真学问的、有假学问的教授专家、学者总编、老板记者，呼吁的不就是要实行这个吗?就是“推翻专制。” 他们认为今天的共产党就是满清政府，他们认为只要推翻专制多党选举，就好了，只要这个多党选举，中国人民就好了，中国人民就幸福了，没几年就赶上美国了。
如果问题这么简单的话，那轮得着你们来出主意啊，轮得着你们的头脑来想这些问题啊，一百年前我们做过了。一百年前，武昌城头一场声枪响，很快清王朝土崩瓦解。今天有人说，这是因为遇到了袁世凯，没有袁世凯也一样，没有袁世凯就打到北京，有了袁世凯只不过南北议和，让袁世凯当第一任大总统而已。所以一百年前的1911年又是关系到中国生生死死的一件大事。
我们今天看辛亥革命有许多毛病，但是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晚清再拖上十年八年，这个国家可能就根本没救了。可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相反，人民活得还不如晚清。这就好象一个人动了了手术之后，动了手术之后的状态可能还不如没动手术，因为动了手术之后失血太多身体虚弱，但是我不能因此说不应该动手术。
所以你看当初拥护辛亥革命的人，里面象鲁迅这些人，他们都对辛亥革命很冷淡。鲁迅是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啊，鲁迅所代表的这些人，在民国成立之后，他们却对民革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厌恶、冷漠。在鲁迅的笔下每一次出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的时候，下边没好事。有好事的时候从来不写“中华民国”,只要他大书“中华民国”多少年多少年，下边肯定是屠杀学生什么的，只有写坏事的时候写上“中华民国”.难道说鲁迅赞美专制吗?难道说鲁迅喜欢清朝吗?难道鲁迅要复辟吗?肯定不是啊。
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并没有解决她的生存问题，如果解决了生存问题，就没有必要成立我们的党了，有什么必要成立共产党呢?正是因为民国之后，老百姓生活得更加生不如死。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里，那个前清的遗老，旗人孙二爷，他都说了：“想起来啊，大清朝不见得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饿。”一个旗人他都不说大清朝好，他说“大清朝不见得好”,我也不是赞美大清朝，不是要复辟，可到了民国我挨饿了，你怎么给我解释这事?
我们党不是强调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吗?经济的核心是解决民生，解决老百姓挨不挨饿，可是到了民国老百姓挨饿了。大清朝你可以说它落后，你可以说它经济模式落后，但它的经济一直在繁荣地发展，人口不断地在增加。相反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人口它就不增加了，增加得极其缓慢。家家生八、九个孩子，那些孩子都哪去啦?不都死了吗?各种灾害、战争、饥荒，平均每年死几百万、上千万的人。
这些汉奸卖国贼不是整天纠缠着五九年、六0年死的人吗?那怎么不纠缠解放前哪?解放前每年都死几百万人，解放前如果说死人的责任都在政府的话，那解放前的政府等于屠杀了几亿中国人民。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率，中国1949年人口就应该突破二十亿了。它怎么没有突破，怎么总是四万万呢?我小时候总是奇怪，旧社会老是四万万人口，多好啊，我说旧社会计划生育搞得真好。帝国主义替我们搞计划生育了，家家随便生，但是人口永远不增长。所以必须有中国共产党。
今年有个电影叫《中国1921》，我一直怀疑它是受了我一本书的启发，我有一本书叫《1921谁主沉浮》。我的书是文学史着作，但是我里边有很多篇幅是纵谈天下大事。1921年这一年对中国特别重要。
那为什么1921年要成立共产党?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已经是民主了，中国有党派三百多个。这些汉奸们不是说中国只要有“多党制”就好吗?世界上可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么民主过、这么自由过?随便几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党，街头的流氓歹徒可以成立一个党，乞丐可以成立一个党，妓女可以成立一个党。你看看拥戴袁世凯就位让他当皇帝，多少党都向他写效忠信。包括这个妓女都给他写信：“我们花界热烈拥护你就任大总统。”“我们花界代表”,当然也有和尚界了，合起来就是“花和尚”.
随便一人都可以成立党，你说这还不够民主吗?三百多个党，你说这些都是乌合之众，有不乌合的，其中有十几个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严格要求的、也是真正的党。谁说中国没搞过多党制呢?中国是搞过的，搞得比谁都红火。结果呢，四分五裂，人民生活不如清朝。最后只剩下一个“共和”“民主”的空名，只剩下一个空名，其实是既不共和也不民主。看上去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那票是怎么选的我们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选票嘛。最后选的怎么都是北洋系啊?还不是因为北洋利用着军队嘛!
所以1921年才必须有共产党。为什么?就因为人类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国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生，中国就得死。所以这是1921 年的一件大事。
我那本《1921谁主沉浮》的书里列举了1921年中国的天灾人祸，中国人民是如何如何地活不下去，包括地震啊、洪灾啊、旱灾啊、蝗灾啊、鼠疫啊、瘟疫啊，就是中国所有的灾难可以集中在一年。你要说解放前没有一点好事那是不对的，但是大面积的讲，人民就是年年水深火热。所以中国就需要这么一个组织，这是1921年。
那么到了1931年呢?31年大家都知道，“九一八”事变。又到了一个生生死死的关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忍了，忍的代价是那么大一块没有了，东三省。东三省加起来相当于内地的十几个省，好大一块最肥沃的土地就没有了，说话就没了。而且东三省没有了，华北就直接暴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口之下。东三省一没有，察哈尔、热河、冀东马上就成立伪政权，马上就独立于中央的统治。
国民党蒋介石号称统一中央，实际上它只控制全国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当然它控制的是经济最好的一片地方，税收能够控制百分之二十左右。名义上的统一，实际上是四分五裂。1931年对中国来说又是一个生生死死的年头。
再过十年，1941年，1941年什么事情?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又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生死关头。
抗日战争为什么这么难打?今天歌颂国民党抗战甚嚣尘上。国民党抗战如果抗得好的话，用抗八年吗?广大国民党下层官兵是有英勇抗战的事实，国民党的将令也有抗战的，不乏其人，但整个国民党的抗战路线是投降、逃跑路线，是“反共第一”路线。国民党的抗战史是耻辱的抗战史。几百万军队，其中有很多美式装备、美国训练的军队，被人家打得屁滚尿流落花流水，国家最肥沃的地方全部丧失。
说来说去就是“缅北抗战”,说来说去就是“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干嘛去了，是救它英国爹爹去了，是救它美国爷爷去了。如果没有美国拿枪在后面逼着，他们能跑到那去打仗吗?到那打的还是败仗。当然远征军的烈士我们要向他们致敬，这些抗日烈士要致敬。我们想如果几百万美国装备的部队，给毛主席来指挥，抗战能是这个样子吗?几百万美式装备的部队给毛主席指挥，1941年东京都解放了。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抓的壮丁一千多万，被国民党自己折磨死的七百万，根本就没有上前线，抓的过程中就死了。抓来的壮丁也不训练，发一个枪告诉他怎么打枪就往前线派，这不送死吗?有这样抗战的吗?真正抗战的是谁?真正拖住百分之六十的日伪军是谁?当然是共产党。
你以为抗战非要每天打一个几万人的大战役吗?村村户户，包围炮楼、挖地道，游击战、麻雀战，这就是抗战。你让一个三万人的部队怎么抗战，难道三万人摆开一字长蛇阵跟日本对决吗?你这是抗战还是杀人啊?那共产党一百万军队是从三万人发展起来的，不是你国民党政府发的钱派的人，不是你国民党抓壮丁送给共产党的。
所以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日益发展壮大，国民党担心。国民党首先就要消灭抗日的部队，精心策划了“皖南事变”.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分析出来说，这个“皖南事变”有领导人的责任，有项英的责任，项英和叶挺的矛盾等等。内部矛盾是有，我们可以分析，但是其实当时只要新四军向北转移，就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落入国民党的伏击圈。国民党顾祝同部队他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消灭新四军。因为之前在1940年，黄桥保卫战，“黄桥战役”中新四军消灭了顾祝同的精锐部队，陈毅粟裕消灭了他精锐，顾祝同是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的。国民党中央也一定要消灭新四军，不能让新四军在南方扎根。
所以他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他们老觉得蒋委员长是我们共同的委员长。委员长的调令我们能不听吗?我们如果不听那就是破坏抗战。所以不论走哪条路线，新四军这九千人的命运已经决定好了。
不过我们党通过“皖南事变”又一次意识到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我们要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但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自己的领导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所以“皖南事变”虽然消灭了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队九千多人，突围了一千多，但是由于这个党清醒了，由此清除了王明路线，其实项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所以新四军反而发展壮大了。
由刘少奇陈毅重新领导新四军之后，新四军反而发展壮大，后来新四军就发展到三十多万人。那么新四军后来和“三野”的关系，和我们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很多都是新四军这一支下来的。“皖南事变”也是我们党由死转生，这样一个转折点。假如我们北方的八路军也象新四军这样听国民党的调遣，国民党让你上哪就上哪去，那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又将付之东流。这是1941年的事情。
再过十年，1951年有什么事情?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这是1951年的大事。
这个国民党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包括清朝时期，西藏从理论上她是属于中国的，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但是对西藏没有实行过有效的控制，特别是在经济制度上，她跟其它地方是两回事。中央也好，其它各省区也好，也没有给西藏人民带来什么实际的幸福的利益，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太紧密的统治关系。
但是1951年解放军和平进入西藏，阿沛阿旺。晋美到北京来谈判，达赖啦嘛给毛主席发电报，热烈拥护毛主席。从此之后西藏人民家里就贴两个头像，一个是达赖，一个是毛主席。西藏人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个比达赖还大的佛叫毛主席。
直到今天很多西藏家里贴着这样两个像，一个毛主席，一个达赖。达赖在公开场合他也不说自已搞“藏独”,达赖现在一提就是毛主席。达赖说，你们经常派一个什么局长、一个副部长来给我谈判，这也不对等啊?达赖说，我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噢，我当年人大副委员长啊。当年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毛主席左手牵着我，右手牵着班禅，对我可好了。你们见过毛主席吗?达赖他很有道理。他说你们没见过毛主席。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怎么跟达赖说话这么一个方式。
西藏和平解放特别重要，就是中央的部队直接驻扎在西藏，各地支援西藏，西藏真正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假如说今天西藏控制在英国手里，是英国的傀儡政权，那我们的西部怎么开发，西部怎么建设?她在山上，她在中国的第一台阶，下面看着四川、云南、贵州，这边是青海。西藏如果有问题，新疆还能保得住吗?
对于中国西部问题，韩毓海老师有很好的研究，大家可以看他相关的文章。所以西藏和平解放它的意义，相当于我们抗美援朝打的这一仗。抗美援朝打胜了，东北成为稳固的大后方，东北成为社会义义建设总基地。那么西藏和平解放了，才有以后我们的三线工程。所以真正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哪?中国的万里长城不是那道墙啊，是西部，西部是我们的万里长城。
那么今天张承志先生还有一个很高明的论段。张承志说，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是我们的穆斯林朋友。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象万里长城一样扞卫着中国西部的安全，正在那里跟美国及其走狗进行浴血奋战。从伊朗、伊拉克、也门、叙利亚一直到利比亚，不都在用他们的生命保卫着中国西部安全吗?我们看看整个地球的西部是不是就是如此?假如没有阿拉伯人民在那里纠缠着美国，我们搞什么经济建设啊?我们搞什么GDP啊?什么都没有。而我们还在这里花天酒地。
这是中国的大的形势。这是1951年。再过十年，1961年。
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着名的八字方针： “调巩充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次工作会议就是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
今天的右派汉奸们，对大跃进实行全盘否定，他们一说大跃进，就是饿死多少多少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在反击汉奸的同时，那么我们站在中国人民自己的立场上，站在革命历史发展的立场上，我们要承认，大跃进有它的错误。那抗日战争中间还打过败仗呢，长征中还有错误呢?党的生生死死就跟犯错误有关系啊。
大跃进是有错误，第一，这个错误是什么?第二，错误跟成就的比例是多少?大跃进到底是成就为主还是错误为主，你得拿出数字来。一说大跃进就是家家炼废铁，就好象全国人民砸锅卖铁都到一小屋里去炼，是这种情况吗?我们国家那些正式的钢铁厂也是这样做的吗?大跃进炼了很多废钢，但我问问炼了多少好钢?有没有统计?恰恰是大跃进使我们国家的工业上了一个台阶，恰恰是大跃进使这个国家实现了工业模式的转变，由一个重工业不行的国家，变成一个重工业非常厉害的国家。
要肯定大跃进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就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有些方针政策做得过“左”.由于为了发展重工业，对轻工业和农业压抑过份。但是这是谁造成的，是毛主席造成的吗?不是。毛主席是最早察觉发现、最早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
我们大家可以查一查，中央的那些大头头们他们的文集，你看看他们五八年五九年六0年六一年六二年这几年他们都写了什么文章。一看，很有意思，毛主席这几年写了很多文章，都是批判冒进批判极左，这个文章很多。其他领导人，没有。其他领导人这段时间文章是空白，或者很少，或者到了六二年倒发表了反“左”的文章。
这很奇怪，我们想假如他们当年就发表了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冒进的文章的话，今天给他们编文集的时候，能不给他们编进去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表扬他们贬低毛主席最好的机会啊。应该多发毛主席“左”倾的文章，然后把他们那个纠正“左”倾的文章都编进去。可是事实不是这样。
这个党史就很奇怪了，好象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犯错误，别人都是英明伟大，别人都是正确的。只有谈到毛泽东的时候，要谈毛泽东的错误，谈到别人的时候，别人都没有错误。所以大学的党史怎么讲，同学们当然不喜欢那样的党史了。它是粉饰的、不真实的、弄虚作假的一个党史。党史有意思，就在于你要自己去看，用自己的眼睛分析出问题。
正是这个61年纠正了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但是不能否定、不能打倒“三面红旗”.人民公社不能打倒，大跃进的精神不能污蔑，国家必须向前发展，必须发展工业，必须发展国防，最后指向“四个现代化”.但是纠正其中对农业压得过低，对农业过分忽视的这个错误。所以要“调巩充提”,要调整，调整什么?调整方针路线。巩固，巩固大跃进的成果。“调巩充提”之后，从1962年我们国家的形势就越来越好，1962年以后我们国家就再也没有饥荒。
那么毛泽东每一次以他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他总是率先承认错误，责任主要由我来负，毛每次都是这样。他是很给战友们面子的，他也知道下面的人、其他同志犯了错误，他也愿意承担一部分，那毕竟他是第一领导人啊。尽管他不在一线工作，他自己总想在二线呆着，他想在二线当个教授当个老师，但不行啊，第一线老出事啊，他没有办法，只好自己跑出来。
可是有了61年这个调整之后，基本上以后中国的经济就没出过大事。有人说文革期间，文革期间整个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文革期间的经济成就不得了，只有六六、六七、六八这三年因为闹了革命，工业产值下降。但那并不是说经济没搞好，是它故意的，工厂停产了嘛，并不是经济发展模式有问题。没有问题，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们的这个经济、整个方针都是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给我们打下的这个根基。
可是经济不出问题，它别的方面要出问题。1971年，又过十年，1971又有一件大事，对我们的党产生了强烈的震憾，这就是林彪“九一三事件” .这个事件又几乎把我们党推到分裂的边缘上，就是经济虽然重要，但是比经济更重要的是政治。
其实68年之后，中国人民的生活很稳定，老百姓过得很快乐，也没有什么运动，老百姓都忙着过自己的日子。就是我们小时候，我四五岁以后记事以后吧，没有什么武斗啊，没有什么批斗会啊，没有。家家都是过着那种小资产阶级生活，男人成天琢磨着给家里打个沙发，到工厂拿块板啊，打个什么沙发，打个大衣柜;妇女就是织毛衣，互相交换钩织的图案，怎么钩个桌帘啊，钩个门帘啊，每天想的都是这些事，就是人民进入无所事事饱食终日那种状态。过一段时间，说中央发个什么指示了，那就学习学习什么指示;七一啦十一啦，老百姓就当成节日去过，描眉画眼去唱歌去跳舞，基本上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但是中央在斗争，上层在斗争。林彪的事件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尘埃落定，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具体的事情有待学者们去研究，但是这个事情对文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是林彪事件宣布出来之后，许许多多的工人、市民、青年知识分子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应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
为什么?写进党章的我们的接班人怎么成了敌人?不能理解。批林跟批孔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后来又有“批林批孔”?我不是因为我姓孔就不能批孔，批孔是可以的，谁都可以批，我觉得毛泽东、鲁迅、孔子都可以批。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批孔?批孔和批林有什么关系?林彪到底有什么可批判的?
我讲梁漱溟的时候，我讲梁漱溟很有意思，梁漱溟自从五十年代跟毛泽东吵了这么一架之后，右派们不断地来利用这件事情来说，你看毛泽东不民主啊，他压制梁漱溟啊，其实没有。他两个人会上吵架，正说明毛泽东是最民主的，正因为他没有架子，他不同意可以跟你吵，吵完之后梁漱溟一辈子都没有受过什么迫害。很有意思，梁漱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讲过反动言论，都讲坏话，什么迫害也没受过。
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漱溟就说，第一，批林和批孔没有什么关系。你想正在批林批孔的时候他这么说。第二，他说林彪也没有什么反动思想路线。说“你为什么说林彪没有反动思想路线呢?” 他说林彪他就没有思想，他说，没有思想哪来的反动路线呢?
人家就把他的言论汇报上去，汇报给中央，说你看这都是梁漱溟说的，结果中央的批示很好玩，中央批示是：“此人一贯反动不足为怪。”我们知道，好啊，一贯反动反而没事了。做人就要堂堂正正，你反对就是反对，不要搞阴谋诡计，我们的党还有毛主席，最恨的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你就公开说我反对共产党，反而没事。
那梁漱溟说得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有点道理。林彪到底有什么反动路线?他有那个路线吗?林彪提出一个路线，说我认为中国应该怎么怎么搞，我认为中国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认为应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林彪哪有这思想啊，问题是林彪根本就没有这个思想。
所以在刑事侦探学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如果一个案子找不到证据的时候，就要反推这件事发生后对谁最有利，从这个角度来看文革的格局，可能会意识到我们党在文革期间，它是酝酿着各种理论上的交锋。
毛泽东他搞文革的目的也不仅仅是要反腐败，解决官民对立问题，他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思考，我们的党的性质这个党到底是个什么党。尽管当时这个党还不错，广大党员真不错，跟今天比更不用说了。
你想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要交一毛钱啊，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同志，她虽然是副总理，她是工人出身，她的工资只有六十多元钱。当然也算高工资了，但是六十多元钱，一毛钱一杯茶这喝起来也心疼啊。所以堂堂国家副总理，她对服务员说，我不爱喝茶，你给我倒水就行了。
这才是共产党，这是小气吗，这不是小气。还有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喝了一杯茶喝完茶忘了就走了，结果服务员追上去说，将军你还没给钱呢。(他)满脸通红，那时候都没听说过腐败这个词。
那个党的状况是很好的，但是作为这个党的最高领袖，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党有问题。现在虽然很好，但是这么发展下去它就有一天，他不但喝茶不给钱，什么都不给钱。“你让我喝茶还向我要钱，我连你人都霸占了。”如果当时有人说，别人会说天方夜谈，那怎么可能呢。
但是这个伟人就是有预见，他就是见微知着，从少数的不遵守纪健从少数的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现象，他能推论出来。 “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我们要都死了怎么办呢?” 他在中南海红墙里面看看那些孩子们，这些孩子们长大，把班交给他们可怎么办呢?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听到毛主席的教导，叫“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并不只是要寻找一个接班人、接他班接一把手班这么一个接班人，培养刘少奇，刘少奇不行林彪，林彪不行看周思来也不行，看张春桥行不行啊，王洪文行不行啊，好象他是试来试去。他更关心的是整个国家的班交给谁。所以他经常到各地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万一我选的这一把手、二把手都有问题怎么办?他告诉他们，你们要起来革命。
所以他用很大的精力在劳动人民中间培养接班人。为什么要上山下乡?为什么要鼓励红卫兵?红卫兵很幼稚，犯了很多错误，他为什么还要肯定红卫兵?就是他想到，劳动人民要让自己的子弟接自己的班，这才是最大的保证。其中一部分人可以变色，一部分人可以叛变，但是如果大多数的政权还在劳动人民手里，我们就能够从修正主义、从汉奸卖国贼手中把这个权力再夺过来。
所以“九一三”这个事件，1971年这个事情，具体的风风云云，以后学者们自然会去澄清。但它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应该说毛主席是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的，“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迅速地苍老。“九一三”尘埃落定之后据说周恩来大哭一场，周边的工作人员没有看到过总理这个样子。周恩来为什么要大哭?都值得研究。这是1971年。
再过个一个十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了，1981年历史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期。1981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义》，在这个决议中全盘否定了文革，在这个决议中把文革命名为“十年浩劫”.
因为1981年有了这样一个历史决议，三十年来我们中国才变成这个样子。
再往后的逢“一”的年份好象就没有什么大事，公元1991年什么事呢?孔庆东结婚了。在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代，知识分子没事可干，只能解决点个人问题了，过点个人小日子吧。所以就在那个无聊的时代，孔庆东解决了个人问题。
我们这个二十世纪的逢“一”的年份，就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党可以说是一颠一簸、一生一死地走过来。回想一九二一年开“一大”的时候–我两次去嘉兴南湖，我去嘉兴是干什么去的，是开金庸小说研讨会。人家知道我研究金庸，其实我是业余研究金庸，他们把我当成研究的主力。金庸是嘉兴人，我每次去嘉兴，他们老跟我谈武侠，武侠我也谈，但是我最想看的是那艘船。什么船?我说那是中国的诺亚方舟，南湖上的那艘船是中国的诺亚方舟。我到那艘船上去看，看看那个画舫，当然上海党的诞生地我也去看过。
当年“一大”的时候，一共十三个代表。当然今天汉奸们在鼓噪说毛泽东不是一大代表，他在一切方面都要否定毛泽东，最后毛泽东啥也不是。我说你们这么搞毛泽东就成神了，我说这是你们在搞造神运动啊，这毛泽东什么都不是，人格堕落，智商极低，就是什么都不是的人，最后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还不是神吗?我说你们这么搞，毛泽东就真成神了。
那他们说毛泽东不是代表，那不管，反正十三个人开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十三个人中，最后1949年站在天安门城楼的只有两个：毛泽东和董必武。所以我们想想革命是多么不容易，革命是有偶然性的。
那十三个人里边，有大汉奸，被国民党枪毙的汉奸，人家国民党都看来是汉奸，那人家是“一大”的。不是因为你参加共产党枪毙你，因为日后给日本人做事当汉奸枪毙的。有这个革命的叛徒，还有呢是去凑热闹的。就象我们今天一样，乌有之乡开个会，很多人来凑热闹。他没想到二十八年之后，有人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想到啊。其中有一个代表是干嘛去了?是去旅行结婚去了。开了半天会，他太太说，开什么会，逛街去吧。两人狂街后来就没开，坚持开下去多好!
革命是有很多偶然的，而且“一大”开会过程中就出现了危险，因为被巡捕房知道了，为什么转移到南湖?因为被巡捕房查知了。我们想假如当初“一大”代表全部被捕，包括没参加“一大”的在北大的陈独秀、李大钊也全部牺牲，难道中国就不革命了?我想共产党不过晚几年出世而已。因为那个形势它必须有这么一个党，这几个教授牺牲了，还会有别的教授读马列，继续找到革命的真理。
这么说好象有点宿命论，似乎好象共产党有上帝保佑百毒不侵似的，我们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豪迈。我们是在党史中看到她九死一生，党史证明别人救不了中国，只有她才能救中国。
(因为怕新浪删去，有些敏感部分有省略，只能请孔老师与各位网友谅解了–博主再注)
我这个学期在北大讲的是现代文学史，我上个礼拜讲巴金。巴金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二十世纪早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比共产党要大，比共产主义要大，比马列主义要大。因为这个社会太黑暗了，青年人非常激愤，广大愤青最容易接受的是无政府主义理想。
因为把社会上的一切坏事都归结为政府，这很容易，比如我们今天大多数媒体都是这样。社会上发生任何事情，都说政府不好，共产党不好，如果没有政府不就好了吗?这个逻辑很简单，所以无政府主义最能够唤起人。
当初多数人接受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跟共产主义相比，它更彻底。它说我们要政府干什么，政府肯定是要腐败的，只要有政府就腐败，就有官僚主义，我们大家自己管理自己多好。我们自己挣钱大家商量着花，道德最最高尚。
无政府主义的设想绝对好，无政府主义的理念比共产主义先进我都可以承认，但是它没有办法操作，它没有办法实行，它不可能实现，无政府主义实现的前提是大家都是圣人。很多共产党领袖早期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毛泽东他们年轻的时候什么没试过?都试过。比如他们尝试过“新村主义”,就是一群青年男女找一地方一块儿住，结什么婚哪，不用结婚，大家互相都是夫妻，无政府主义嘛。大家那就有钱同花，有觉同睡。无政府主义最彻底、最革命，这是最革命的思想啦，但是为什么坚持不下去了呢?没饭吃啊。
人类最关键的问题是吃饭问题。谁挣钱啊?凭什么你吃猪头肉然后我就吃酒呢?最后还是归结到经济问题。所以马无思主义是最实际的，你要讲空头理论，无政府主义好极了，问题不可能实现，人都是有私欲的。人可以克服私欲，修炼自己，但是没达到之前，你得把人当成俗人。
所以无政府主义是在实践中，它败给共产主义。哪怕为了实现你这个无政府，我们得先有政府，先有个好政府，我们即要推翻坏政府，建立个好政府，然后将来哪天彻底没政府再说。所以无政府主义其实是最左最左的极“左”,就是把这个调门唱得太高，最后无政府主义者自己都赞同共产主义了，或者他们暂时栖身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中。“身在曹营心在汉”,为了实现我这个无政府主义伟大理想，我暂时跟共产主义这混一段。
巴金先生其实就是这样，巴金先生那个激愤，他对社会的批判，写《家》《春》《秋》，不是要为了搞社会主义。你看他那么激愤的，家里就没一点好事，家里都是生命的牺牲，都是对青年人的摧残。巴金先生其实一辈子都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所以文革中他为什么会被批判，为什么别的作家开完批判会就完了，就过去了。为什么?别的作家确实没有反动思想。
那巴金人家一查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啊，你确实有反动思想啊，你如果是解放前你搞的无政府主义还行，你“无”的是国民党政府，你现在还坚持无政府，你“无”的是共产党政府啊。所以这事，巴金他在文革中被批判有他自己特殊的原因。
那共产党她能够证明自己在中国不可或缺的地位，是靠一部历史，不是靠我这个当老师的给她吹嘘。我自己对共产党是有很多很多意见的，特别是对当下的共产党。但我自己呢，我觉得我很象鲁迅所说的对自己的定位：我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就是每个人要在实践中摸索，首先要给自己一个定位，你是干什么的。
比如我觉得周恩来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在我们党很长的时间内，他都是这个党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是我们党实际的负责人。虽然他前面搞个总书记，李立三啊，罗章龙啊，前面搞个总书记，那总书记是傀儡，其实我们党的工作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抓的。
后来他们在上海工作搞跨了，后来他们就跑到苏区去了，跑到苏区第一件事是什么，是剥夺毛的权利，夺毛的军权党权。毛委员怎么成为毛主席的，你要知道，毛主席是什么主席啊，毛主席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那个主席相当于今天的工会主席，是靠边站的意思，所以管他叫“毛主席”.那时管他叫“毛主席”,他火透了。他没权了靠边站了才成为“毛主席”的，不是后来这个党中央主席。他是这个管农、青、妇的这个主席，不让他管事儿了。但是他自从成了“毛主席”之后，这个红军开始打败仗，后来被迫长征，一直到湘江一战折损过半。
所以我觉得周恩来同志很了不起，周恩来在革命实践中他就认识到了，自己不应该当这个一把手，自己不配当这一把手，他就发现了我们党的真命天子还是毛泽东同志。
以前毛泽东被批判的时候，周恩来也不止一次地支持过毛泽东，但他可能还是不了解毛。他现在跟毛共事了，他才发现，这个党、这个红军必须毛泽东来指挥才行。所以我们说遵义会议批判王明路线，王明路线的主要代表是谁啊?王明自己在苏联呢。王明路线的主要代表是周恩来，对吧，为什么遵义会议上不批判周恩来光批判博古啊?光批判李德啊?就因为周恩来同志及时地站到了真命天子一边。周恩来同志说，你看我们以前执行王明路线是错了，我们应该听润之的，能让润之同志来指挥就好。
所以你看遵义会议这个转折是非常巧妙的，并不是遵义之后就马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是，遵义会议之后的指挥仍然是周恩来，前边的“三人团”有周恩来，后边的“三人团”还有周恩来，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毛泽东。周恩来仍然是最后的下决心者，他还是一把手，是慢慢慢慢地这个权力到了毛泽东的手里。权力不是一个位置，不是一个名头，权力是你说话有人听，这叫权力。
党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啊，毛泽东也不是党的总书记，一直到了延安毛泽东都不是名义上的共产党的领袖，尽管他说话算数。这个党的领袖有个什么象征呢?就是党的机密在他手里。党的机密在哪?党的机密在两个箩筐里，党最重要的机密两个箩筐，一个战士挑着。这个战士就是张闻天的警卫员，他每天挑着这个东西，张闻天住哪，他就把这个挑到张闻天屋里边，一直挑到延安，这党的机密都在张闻天的窑洞里面。
也不知道哪一天，那天张闻天同志忽然心情很好，就对这个警卫员说，你把这担子挑到老毛那屋去吧，那个战士就把担子挑到老毛那屋了。毛说，噢，那就放在这里吧。这才是真正的权力交接。
也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夺权，是水到渠成的过程，是全党同志在实际斗争过程中，认识到了毛真的是我们的伟大领袖，离了他不行，这大家共同认识到，所以这个事情它是自然发生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来读点毛主席的书，来纪念我们这个党的九十诞辰。今天我们都学过党史，其实没有我刚才那些胡说八道，大家对党史也了解很多。如果我问大家，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或者我在北京，在北大课堂上或者别的地方问学生们，你们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最后胜利?
我想很多人都会回答–因为他们学过党史嘛。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有毛主席的智慧;有我们党的组织、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战士英勇奋斗;还有革命烈士不怕牺牲;还有民主人士的赞助，《建国大业》，等等。还有苏联的支持，答一大堆，很象我们奥运会冠军的答记者问。
奥运会冠军答记者问：组织的关怀，教练用兵如神，还有队友的支持，还有我妈妈给我煮的汤，还有男朋友给我的吻等等。现在都学会这一套了，都属于答记者问式的回答。
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在这个东学学堂，我们大家如果尊重毛泽东的话，我们读一读毛泽东自己的回答。我没事的时候也是旧书重温。我从小学的时候开始读毛选，我有好几本毛选，小学时读毛选读了一个月，大家都不读了，只有我坚持读，我觉得毛选特别有意思。
我推荐大家今天读一读毛泽东1928年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叫《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篇叫《井冈山的斗争》。熟悉毛选的老同志可能都知道，我一说就懂。
我建议关心中国命运的朋友，不管你是热爱毛泽东还是反对毛泽东，哪怕你反对毛泽东，哪怕你是“猫与屎”也好，你为了反对毛，你应该经常读一读。你不读人家文章，你怎么反对人家。你不读人家文章一反对就错了。就是做学问要扎实，不然你就或者极“左”(或者)极右。
我读一下他的开头，1928年10月份写的文章。你想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才一年多呀，在这个搞武装斗争才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就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毛泽东不是大学教授啊，在那个穷乡僻壤，在山沟里写的这样的文章，你想他后来他为什么能成“毛主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他第一部分讲的是国内的政治情况，文章是这么写的：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大家想想今天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
“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他一个山沟里打游击的、被人看成土匪的人，写的文章是站在宇宙中看下来的这个文章。大家想想，他手下不过千把人，能写这样的文章，你想想。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之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
我们想想，今天的反革命在反对重庆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他们如果拿下重庆，你不要以为反革命就胜利了，他们内部还会发生激烈斗争。
“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我们大家今天都意识到，中国遭受美国霸权主义的侵略，但可能我们没有更仔细地去分析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买办内部、各地割据内部，它们的这个矛盾。下面我不再念这么多了，念多了会耽误时间。
毛泽东首先分析的是国内的政治状况，然后他得出了结论，结论就是“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个结论是给谁看的呢?不是给国民党看的，是给党内同志看的。是给红军战士看的，是给林彪、彭德怀他们看的，也是给在上海的周恩来他们看的。
我们要清醒地知道，一段话是谁在说，谁在什么条件下对谁说。比如你在网上找一段孔老师的话，这段话好象是资产阶级说的，你要注意我是对谁说的，也许我那是对企业老总的一次讲座，要注意我讲话的这个环境。
毛泽东的文章它下面总结出了几个结论，就是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不是我前面说的那几条，不是那个答记者问。
他说，第一，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是第一条;第二，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地方是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第三，是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第四，是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这是最后一个，还是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今天共产党的命运，有什么启示?今天有很多人越来越意识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同志，我认为存在着极“左”倾向，他们以为拿出几条毛泽东的话、马列的话、恩格斯的话，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里我倒要引用一下邓小平的一段话，邓小平在77年发表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我觉得老邓的这番话是高屋建瓴、是有他政治智慧的。不但毛泽东这样，你看看孔子的话不也这样吗?你看看《论语》，孔子对不同的学生阐释什么叫“忠”、什么叫“仁”、什么叫“孝”,都是不一样的。子路来问，他对子路的有一段话;子贡来问他对子贡有一个解释，难道说孔子是机会主义墙头草吗?不是，他是针对这个学生的需求，针对这个情况有一番解释。孔子思想是活的，你必须从《论语》的整个体系去把握，毛泽东思想也如此。
那么毛泽东思想属于具有规律性的，一切具有规律性的思想都是可以超越具体时空得到零活运用的。那么我们把刚才毛泽东分析的这几条，用到今天，看看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能不能从中获得启发。
他讲的第一条，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今天有没有?从世界范围来看是有的，美国国内存在着矛盾，美国和欧盟存在着矛盾，美国欧盟和日本、和俄罗斯他们存在着矛盾。从我们国内来看，今天并没有军阀混战，我们国内在政治上仍然是共产党解放军的一统天下，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战争理解得广义一些，不一定是拿枪的战争，不一定是有硝烟的战争，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其实是有战争的，战争的表现为经济割据。
今天的中央与各省之间，在财政税收上进行着博奕，激烈的博奕。各省与中央，各省与各省，各省市县乡与老百姓都在进行着经济战争。因为已经“人自为战”了，已经没有全国一盘棋了，每个人要强调自己的利益，每个小团体、每个村子、每个社区都在强调自己的利益，而自己的利益跟别人的利益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比如说去年2010年，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与各地的地方政府进行着很多悲壮的战斗。谁说我们没有领土保卫战?只不过发生在国内，强拆不就是一种战争呢?当老百姓用燃烧瓶、用各种自造的武器，跟这个强拆队进行搏斗的时候，那不是内战吗?那是最小规模的内战。
今天我们走出北京，我们感觉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可能到一些省会、到一些二线城市还是，到三线城市还是不是?县乡以下还是吗?中国广大的农村上百万个村落，还是共产党领导吗?各个单位里面还有没有共产党的真实领导?每个单位里有书记，有书记是不是就等于有党的领导?书记不贯彻中央精神，而跟行政长官一起，站在权贵集团一方，这是普遍情况。
就比如在我们北大的各个院系，那个书记是干什么的，还不是跟院长一起捞钱啊，他难道是贯彻中央精神的吗?
各省已经根本没有一盘棋的概念了。比如三峡的问题，谁关心三峡，新疆会关心三峡吗?而新疆的民族问题广东会关心吗?幸亏还有个党中央。很多人可能对党中央还有意见，我也有意见，但是要是没有党中央，情况如何?比如四川的地震，没有党中央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灾后重建，媒体上报道的是老百姓居民啊，跟重建的队伍难舍难分、依依不舍啊，这都是表面。重建的房子是卖给老百姓的，卖给当地灾民的房子要两千多元一(平)米，两千多块钱一(平)米啊。那个地方穷山恶水、是泥石流经常爆发的地方，盖的房子要两千多块钱一(平)米。老百姓说，如果自己盖成本只要700元。两千多块钱一(平)米，老百姓拿不出钱来，没有谁家有十万元钱以上的存款，拿不出钱来。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灾区大批的干部落马，一大批局长甚至副市长被“双规”.所以证明了我们说的，很多干部是盼望天灾人祸的，是盼望地震的，不地震怎么捞财啊，不地震怎么升官啊!所以“坏事变好事”是对那些干部说的。幸亏党中央还能“双规”他们。如果没有一个党中央的话，这就变成了我写的1921年，人死了都白死。说不定整个中国就少掉一个民族，一个羌族就没了。
所以今天的中国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统天下，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而是一个表面上社会主义、实际上乱七八糟主义的、八方割据的天下。很多人还在尖锐的批判共产党“一党专政”,可是在我看来，假如真是一党专政就好了。如果党说什么就干什么，一党专政不就好了吗?
尽管一党专政有问题的，我并不赞同一党专政，但是今天其实不是“一党专政”,今天是什么，今天是“万党专政”.每个村长、每个乡长他都是一个党，他就专政了–你怎么办，土豪劣绅专政。
正是在这种大的、四分五裂割据的情况下，乌有之乡才能存在。人民群众才能有自己的声音，孔和尚到处才能乱念经。假如今天真是“一党专政”了，能这样吗?不可能啊。这“一党专政”不论是白党还是红党，假如今天这些权贵们，他们之间没有矛盾，乌有之乡是生存不不来的。无论你多么智慧多么英勇。
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怎么样学习毛泽东思想?他们在井冈山为什么能够生存?怎么建立的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根据地?
就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除了依靠人民群众之外，要最多、最大范围的、临时的与各地的执政者乃至资本家合作、相互利用。
我们今天要学会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来对付这个社会，要学会运用议会斗争的手段来对付这个社会，要学会运用媒体斗争的手法来对付这个社会。
我昨天就读到一篇文章，是研究晚清媒体对秋瑾事件的报道。我们今天大家都学过历史，也学过鲁迅，都知道秋瑾是革命烈士、女英雄。但是秋瑾这个形象是怎么树立起来的，还不是通过媒体吗?你想秋瑾是一个反抗满清朝廷的这样一个人物。当时媒体的报道是一面倒的、全都说秋瑾这个案子是冤狱，秋瑾是女豪杰，女中豪杰。
由于晚清政府它就没有注意到媒体的重要性，为什么?它这个朝廷都腐败了，腐败不要理解就是贪污就是搂钱啊什么的，都不是，是它没有敏锐性。政府就没有注意到媒体是多么重要。当所有媒体都认为秋瑾是对的时候，那你的政府不就错了吗?
所以参与秋瑾一案的所有官员都没有好下场，官都当不下去了;或者病死了，病死了人说你活该报应;要不就辞职了，要不给上级收拾了。凡是参与迫害秋瑾的人打击秋瑾的人–本来他们是在维护政府嘛，都没有好下场。因为在媒体上他们已经被抹黑了。
清政府由于没有注意到媒体的重要，自己在媒体上就失去了合法性。如果一个政权在媒体上丧失了合法性，那么它最后在现实中丧失合法性，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全国人民都不认可你了，全国人民早都不认可晚清了，所以它后来实行什么改革都不信你了，宁可信袁世凯，不会信它。
我们想北洋政权、国民党政权不都是这样吗?国民党政府建立没几年，就在媒体上丧失了合法性。三十年代共产党就控制了很多主要的媒体，所以到四十年代国民党丧失合法性，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这说的第一条，白色政权内部斗争的问题。
第二条，毛泽东说红色政权能够存在，是因为存在的地方曾经经过民主革命，经过大革命、经过北伐，工人农民曾经起来过，所以红军来了他们喜欢红军。如果不是这样的地区，毛泽东说，就不行。没有经过革命的地方，“那些丝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经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份来。”
就是跟红军打仗的部队，很多人最后都成了红军，因为它受过民主革命的影响。张作霖的部队它没有跟红军打过，其实张作霖的部队是最厉害的，东北军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但是因为东北没有经过民主革命，没有经过大革命，所以他们也是最反动的。但是后来到了“西安事变”之前，它跟红军打过，才转变了，才有革命思想。
那么这一点我想我不用多讲，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全国都经过民主革命影响，这是我们今天革命思想能够传播能够发扬一个最伟大的基础。毛泽东思想在，红色经典在，红歌在，革命传统在，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都在。这是我们今天继续启蒙创建新中国的一个基础。
那么第三点，毛泽东讲红色政权能够存在，是因为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今天看看，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
今天中国如果不需要革命，如果大家都安居乐业，我们不需搞要社会义，哪怕就搞资本主义，搞得挺好，大家都有饭吃都很平等，不用太平等，就是没有穷人，有人欺负你就打官司你去上访，能够解决问题，那我们何必要革命呢?我们何必要辛辛苦苦进行斗争?我们自己的小日子不是过得很舒服吗?
今天来的一开头我就讲，比如我，当个教授，受人尊敬，有车有房，还有孩子他娘，不过得挺好吗?我衣食无忧，经常旅游，朋友满天下，我何必得罪那么多人呢?
我今天为什么要以多种面目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比如今天我们这个讲座，我是公益的来讲座，一分钱不要;那里一个资本家请我去讲座，那没有几万我是不去的–我就是学习猫与屎先生的话嘛，他怎么说的，给穷人干什么，给富人干什么，我向他学习，我是“拿富人的钱，给穷人办事”,–那起码我可以到处讲一些升官发财的诀窍、心灵鸡汤，不是可以获得荣华富贵吗?
但可惜中国不是那样的社会，不是那样的小康社会。尽管我们承认有很多人日子过得好了，但是有那么多的绝对贫困人口，有那么多的人民群众民不聊生，很多人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爬到中产阶级边缘，又被打下去了。
中国最近出台的一些经济政策，不是打击穷人的，而是打击中产阶级的，或者打击中产阶级边缘的，打击小资产阶级的。比如为什么要革命的大学生这么多?大学生本来是天然的中产阶级，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混进中产阶级的，只要一毕业就是中产阶级，可是现在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要把中产阶级打成穷人，就是因为原来的穷人被他们剥削得太穷了，已经不够养活富人的了，这穷人不够他们吃的。为了维护少数人穷奢极侈的生活，必须再把几亿人打成穷人。这几亿人是谁，就包括在座的年轻朋友。让你们一毕业就没有好日子，必须辛辛苦苦给他们打工。
我今天来在地铁上还看了一份材料讲八0后，八0后是这个“三成单身，四成以上无房，七成以上无车”.然后它比较一下，跟七0后比差得多。就是七0后到三十岁的时候，百分之九十都解决自己问题了。八0后到三十岁的时候，这些问题多数都没有解决。所以八0后要成为被权贵们吃的一大块蛋糕。富人怎么富的，他得吃人啊，不吃人怎么会富?就要把更多的人打成穷人。
所以不是说少数的象乌有之乡的“坏人”他们要革命，不是这些“坏人”要革命，而是中国人民要革命。这种革命并不是要搞武装起义、要搞武装暴动，而是要用非武装的形式，非直接对抗的形式，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经济分配体制。要打倒汉奸国贼，恢复社会主义的朗朗乾坤。
所以作为知识分子，一个有责任感、想让自己生命过得有意思的知识分子，你只能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可能中间一时有挫折，挫折是肯定有的，但总的形势是曙光在前。
不要因为有一点点挫折，比如可能药家鑫死不了了，可能李庄案没事了，可能薄熙来当不了十八大常委了，这都不要紧，这些具体的挫折改变不了整个的革命形势。
我现在经常劝资本家做点善事，我也奉劝他们做点善事，我说要不做善事人家要革命了。我说我替你们劝劝他们不要革命，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太黑了。你们搞得太黑就革命。我说我从我个人角度上讲我是不希望革命的，革命起来玉石俱焚嘛，特别革命初期很混乱，革命初期杀掉的不见得都是坏人，往往杀掉的是好人。比如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坏人被批斗了，但是有很多好的人也被批斗了，革命的混乱是难免的。所以只要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从总体上我觉得要坚定这个信心。
毛泽东讲的第四条，跟今天好象有很大的差异。他说红色政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正式的红军。毛泽东讲的这一条其实是那个针对当时的党内的右倾，特别是那个很多人，知识分子、上海的知识分子。
那么红军这个问题怎么理解，我们今天显然不能有红军，我们今天只能认为解放军就是今天的红军。所以，我们要用最大的力量，使解放军不能丧失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我们要坚持党指挥枪，让解放军永远保持她红色军队的性质。那么这是从军队的意义上讲。
在军队意义之外，我们今天的文化斗争，毛泽东讲的是要有一支正式的斗争队伍。那我们想今天的乌有之乡它是红军吗?可能还不是，乌有之乡顶多可以说是赤卫队，是那个洪湖赤卫队里面韩英率领的队伍，“大刀长矛保家乡”,赤卫队，是“赤卫队员真勇敢”,什么“鞭炮当成机关枪”,这是我们赤卫队。
所以总的局面我们要承认是敌强我弱，总的局面是敌强我弱。所以现在呢，需要大力发展赤卫队，在合适的情况下转化为红军，这就是正式的文化武装。我把它叫做网络武工队，我们要成立、要有大量的网络武工队，有一个乌有之乡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有遍地开花的乌有之乡，不要让乌有之乡压力这么大，他们几个能干多少事啊?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啊?
在这方面我们要进行积极的探索，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没有面临过的局面。现在是现代信息社会，怎么样在现代信息社会进行革命文化斗争?马恩列斯毛都没有留下现成的指示，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与开创。
所以我说今天一方面是鲁迅时代又回来了，但是我们面临着鲁迅所没有面临过的新的问题，鲁迅的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鲁迅成天、他的战斗性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商业媒体上，他表面上都是跟资本家混在一起的。因为，你不可能自己办一份革命的刊物在上海出版，这是不可能的。那怎么样利用资本家的阵地、甚至敌人的阵地，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方面有很多工作需要探索。
那么第五条，毛主席讲的第五条，“这一点最重要，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错误。”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党的组织很没有力量，党中央的组织力量到了中层就被化解掉。今天七千万党员的战斗力，还不如当年的三百万。我们1949年的时候，三百万党员就建立了新中国。
今天七千万党员，每天以辱骂党、污蔑党为乐，很多党员开口闭口就说“他妈的共产党”–可以骂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是可以骂的，但是如果你以一个非党员的口吻来骂党，那你就退党吧。
就在我们的隔壁中央党校，里面有多少反党教授?所以有一度我很气愤地说，我说“中央党校成了中央反党校了”.我不反对你批判共产党，你可以批判共产党可以骂共产党，但是首先你应该退党，党校教授怎么能反党呢?
就好象少林寺和尚怎么能反对佛教呢?可以反对佛教啊，但你先不要当和尚啊。你在少林寺里边剃着秃头，每天说老道好，歌颂老道，老道万岁，这算怎么回事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非常荒谬，党校教授天天反党。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校长有点太宽容了，党校应该整顿一下。
我们党的组织力量到了中层就被化解掉，各省的经济军阀对党中央阳奉阴违，跟党中央讨价还价，当然可能他们也捉住了中央的一些把柄，中央可能自己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组织力量，还是我们目前只能依靠的。
我们不依靠党中央，难道依靠民主党派吗?看看民主党派开会都说的什么话?甚至依靠我们儒教吗?那是更不可能的。依靠疆独、台独、那些五毒教吗，不可能啊。
党中央有问题，我觉得可以批评批判，但是我们要冷静地分析，党中央是不是已经完全变质了，我们可以逐个的、九个政治局常委一个一个的大家去想一想。能不能说党中央完全变质了?我觉得还没有。不是为党中央开脱，我的判断是这样，不能说党中央变质，而应该说党中央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党中央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广大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应该怎么样帮党中央一把。这里不是指具体的党的领导人，而是作为一个精神整体来看待，我觉得我们要帮助党中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那么由这一点展开，我们党为什么生生死死，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多犯错误，犯错误多。电影《南征北战》里这个(敌)参谋长说了一句话，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那国民党都能总结出这样的话来。蒋介石也说过，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是被国民党打败的。然后国民党那时已经涣散了，很多人传达老蒋的指示就造谣说，蒋委员长说，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打败的，是蒋某人打败的。国民党那时都是政治谣言满天飞，就(说明)保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
毛泽东以前讲红色政权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想如果不犯错误不早就胜利了吗?而且胜利了也不会再失败啊，问题就在于党是由活人组成的，活人总要犯错误。
我这个学期讲现代文学，从一开始用很多时间讲五四是人的文学，讲人是什么。人即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任何一个人你在社会人这方面修养得再好，你不要忘了你还是个自然人，你得吃饭，你有七情六欲。你看见美女会动心，这就是自然人。你要承认自然人的这一点，人就不可能不犯错误。
古代圣贤教给我们的道理，一大半在告诉我们如何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中国圣贤的主要经历就是告诉人如何修养自己。为什么?就是他知道人会犯错误。即使你今天当了圣贤，不等于你明天就不退步了，没有一劳永逸的事，要终身修养。
所以其实我觉得刘少奇写的“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很好的一本书。你非得批判他带有传统观念的理念，批判他革命不够彻底，那确实是用太“左”的思想去要求刘少奇，刘少奇那个书写得还是很实事求是的。
那么革命领袖都是要犯错误的，比如毛泽东就在这篇文章里，他就讲了自己的参与的错误–八月失败，八月失败是因为错误分析了形势，分兵冒进导致。
而今天其实左派的力量还很弱小，取得了绝对数字的好象很大胜利，但在全国范围内看，力量非常弱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分兵冒进，今天去打这个，明天去骂那个，这就更没有力量。
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时期，集中力量干一件事，干一件事才行。比如今天要打“猫与屎”,就往死了打，为了打“猫与屎”甚至可以联合辛子陵，打完“猫与屎”再反过来打辛子陵，完全可以嘛，这就叫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往往会冤枉好同志。
比如此刻我在这里讲座，这个时刻本来我还可以做另外一件事，就是今天赵半狄先生在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动漫电影节上，他要发布公开信，抵制《功夫熊猫2》。他让我参与这个签名，我认为他做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也支持他。但是我很同意我们乌有之乡郭松民先生写的文章，赵半狄先生就是一个向坦克扔石子的小男孩，他就是一个巴勒斯坦小男孩。
巴勒斯坦向以色列的坦克扔石子，不可能阻挡坦克的前进，我们阻挡不了《功夫熊猫2》这个文化坦克开进中国来，但是我们要支持这个小男孩，支持他的正义行动。但是今天比较来比较去，我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呢，我不能分身为二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我应该到这儿来，还是我们党的生生死死比较重要。
那么现在人们说左派、右派，这其实是很不科学很不准确的概念。由于社会上都这么用，我们也只能姑妄用之，大家立场都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所以概念使用的是混乱的。如果在党内来说，划定一个具体的系统，标准就比较清楚。在党内来看，“左”就是激进一点，“右”就是保守一点，在一定的范围内都是合理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可左可右不算错误。什么是错误呢，过分了极端了就是错误，就要出问题。而共产党的错误也分“左”的和“右”的两种。
开始的时候一大二大，无所谓左右，反正都是起来闹革命，那个时候你“左”和“右”都是要杀头的。象北洋军阀不但杀共产党，连国民党都要杀。只要是共产党就是革命，那个时候叫“赤党”.
茅盾先生的《子夜》很有意思，《子夜》那个农民暴动，抓住一个老土豪劣绅，说这土豪劣绅是代表国民党反动利益的，那土豪劣绅说“自己冤枉啊”,说“我非常冤枉啊，我年轻的时候是杀国民党的啊!” 共产党说，好，原来是个老反革命。那时候国民党是革命的，那时候杀国民党比这个更坏，人家当年国民党是革命党。
那么那个时候国民党是革命党力量强大，共产党自己暂时力量还没那么大，怎么办呢，就“参股”,参到国民党的股份里边去。给国民党当一个大股东。如果按照一些我们很“左”的同志的看法，你这不是修正主义吗?你这是不革命啊，怎么让国民党领导我们啊?就他分不清革命的手段和革命的目的。
当时国民党影响很大，国民党自己也有缺点，它又需要共产党，国民党虽然影响大，但它质量不如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当时参加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中去，中国革命才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我们不能说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可是后来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共产党在国民党里边活得很好，就没有认识到彼此的根本矛盾，没有认识到危险性。
国民党什么事情都听共产党的，而且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担任了很重要的职位，象毛泽东在国民党里当的官比共产党里当得高啊，在国民党里当两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共产党就没有想到这对人家国民党得多么大的威胁啊，人家凭什么这么重要的岗位都被你给把持了?所以一味地相信国民党，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三十万共产党员被人家杀得不剩三万，几乎就死掉了。
我们说生生死死，这一次在国民党看来就差不多了，那剩下几个再掐把掐把就掐死了。那为什么国民党决心要杀共产党?就是人家国民党的阶级意识是很强的。
其实劳动人民阶级意识并不强，真正心里边牢牢不忘阶级斗争的正是地主资本家，正是美国。美国是最讲政治的国家，权贵是最讲阶级、最讲政治的。劳动人民往往自己一厢情愿，反复启蒙还没有阶级斗争意识。其实富人全都有阶级斗争意识，你对富人稍微一反抗，就说“仇富!” 这不是阶级斗争话语吗?“仇富”是最明显的阶级斗争话语，一句话就把它的阶级意识摆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北伐战争胜利向前的时候–我看到一篇材料，讲孙独秀和吴稚辉有一个对话。国民党元老吴稚辉，还有我们北大老校长蔡元培这些人，他们都主张杀共产党的。为什么?他们有一次跟陈独秀讨论，说革命挺好的啊，你们共产党人为什么老要搞社会主义呢?陈独秀就说，你们现在搞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现在共产党帮着你们搞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它不彻底，将来我们还是要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个吴稚辉就问，你估计你们这个社会主义大概过多少年能够实现呢?我们知道陈独秀，脾气很大啊，北大教授嘛，他说，二十年吧!二十年以后我们就实现社会主义了。
结果国民党吓坏了，说共产党二十年以后就要搞社会主义了，现在我们不杀就来不及了，我们现在必须杀共产党。所以国民党的基本元老–他们都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就开了常委会决定了分工，就是把共产党清出去，要杀共产党。所以27年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就为了防止将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可是生和死就是这样巧妙的一对辩证法，你看27年杀了这么多共产党，过了二十二年，还真实现陈独秀的话了，过了二十二年，毛泽东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所以说这历史非常吊诡，我们想，27年国民党如果不杀共产党，49年的时候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吗?这恐怕是个未知数，真恐怕是个未知数。这就是研究这个党史的有趣味的地方、有意思的地方。
那么当时陈独秀他们犯了一个极大的右倾的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国民党代表谁?国民党为什么从上到下要杀共产党?
国民党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北伐军队里的很多军官都是小地主、小老板，他们的孩子、富二代。所以当土地革命革到他老子的头上的时候，当北伐军队打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看见农民给他老爹戴上纸帽子，写上“土豪劣绅”,他心里边就产生了要杀共产党的念头，他可能是个排长、是个营长。
就是这个部队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共产党也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渗透到部队中间去，没有建立毛泽东后来所发明的“支部建在连上”.
我给中国的资本家讲管理学，我说管理学第一条金律，就是毛主席说的，支部建在连上。我说不论你外资还是这个国企，你要想你这个企业真正地立于不败之地，我给你出个招，你如果听我的话，你的企业永远不会被打败。他说，什么招?我说每个车间都有党支部，而且这个党支部你要给他双倍的工资。他们说做不到，我说这是由于你阶级本性，所以你做不到。共产党这就能做到。
北伐部队里连叶挺的部队都做不到，叶挺的部队只在团一级才有党组织，在团一级才有党代表，所以虽然叶挺的部队里有很多英勇的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但是它没有一个党的组织
所以他们没有认识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掉以轻心，所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共产党人被杀掉了，剩下的胆小的退党了申明了。那时你看看上海北京武汉那些报纸，天天一版一版的，都是共产党的退党申明。就是“本人本来是一个纯洁青年，误入歧途，受赤匪诱惑”,今天开始好好做学问了，考北大法学院，跟着贺卫方教授。
但是祸兮福之所伏，共产党虽然被杀的剩下百分之十，可是因此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这一次被杀得太惨，共产党这九十年的历史都忘不了这一次，象个遗传基因一样，共产党忘不了这一次惨痛代价，所以后来产生了很多极“左”.
极“左”和极右是有一个辩证的循环的，极右过后容易极“左”,极“左”过后容易极右。后来那些极“左”分子其实可能并不是坏人，可能对革命很忠诚，他为什么看谁都象敌人，看谁都想杀，看谁都象反革命呢，就是因为被反革命杀得太惨了。
就我们想这个大革命失败之后，残存的党员互相都不敢联系，因为看对方都怀疑对方叛变了。比如两个人曾经是一个支部的，在街上见面了，你说说话不说话?跑不跑?谁都认为对方可能是叛徒，此刻叛变了，而叛变的可能性占百分之九十。多么可怕的场景!所以顶多说，老王干嘛呢?我最近摆个小摊。我也摆个小摊。什么话都不说。第二天一看他还没来抓我，估计他没叛变。是这样一种情况。
比如大家可以看看老电影《党的女儿》，田华演的，非常好。这个电影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她的区委书记叛变了。区委书记是介绍主人公入党的人，但是区委书记自己叛变了。这个叛徒来抓她的时候，田华演的这个党的女儿啊，她有一个台词，我印象太深刻了，她就骂那个叛徒，就是“你还给我上党课呢!” 这句话我就终身难忘。我就想啊，给我们启蒙的人都可能当叛徒。就好象今天孔老师给你们讲大道理，明天可能孔老师叛变了，作为你，你说你该多伤心吧，对革命会多绝望!
一个朴素的劳动女子，受了党的知识分子的启蒙，入了党，在这个书记的领导下闹革命，可是有一天这个书记叛变了，领着敌人来抓你，这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资产阶级不讲人性吗，他们讲的什么狗屁人性，多肤浅，人性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最大考验。
你的启蒙者叛变了，你要不要革命?难道说你是为了启蒙者而革命的吗?你们是为了孔老师而革命的吗?肯定不是。革命的出发点应该是在你的心里，在你人生的自我实现中。你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你自己，你问自己为什么活着，而不是问别人。所以这个大革命失败它会产生那么多文学作品、电影作品，它是一个我们这个文艺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那么由于有了这次惨痛的教训，然后有了毛泽东上井冈山等等，各地建立了那么多红色根据地。短短几年功夫，共产党由死到生，到繁荣兴旺，红色根据地发展到三十万红军，上千万人口。这真是奇迹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边，竟然有这个武装割据–我们现在叫什么“反政府力量”、“反政府武装”,我们现在媒体一贯叫“反政府武装”,反政府武装达到三十万。多么好的一个局面，如果这个党不犯错误，那不很快取得全国胜利吗?
所以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就开始犯错误，李立三他们不断地指示这些红军，说你们这么兵强马壮的，为什么不去攻打大城市，要打长沙啊，打南昌啊，打大城市造成全世界革命影响啊。
就这些上海亭子间里的知识分子，他就不懂得革命的进、退。他们自己在上海最后混不下去了–尽管我们现在拍电视剧经常拍上海中央特科啊，神勇无敌啊，除汉奸啊，杀顾顺章啊，等等等等，但是这都说明党中央用那种方式活不下去，就连顾顺章这样的中央一流的核心的领袖，他都会叛变。
顾顺章叛变了之后，由周恩来和康生亲自指挥杀了顾顺章的全家，连小孩都要杀掉。革命就是这样残酷，因为他家的孩子都认识革命者。最后有一个特别小的、特别小的小男孩，周恩来说算了，饶了这孩子吧，太可怜，实在不忍。革命人也是人啊，就饶了这个小孩。结果几天之后，特务带着这个小孩站在十字路口，又抓了两个共产党。你说，当初要不要杀这孩子?
这个革命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我们知识分子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可以标榜自己“人道主义”等等等等。你要真的参与革命，那就是血淋淋的。
所以党中央最后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来到红军打下的红色根据地。这里是绝对安全的，但他们来了之后第一件事，是把毛泽东弄成“毛主席”.也就是说当年这个刘邦打了败仗，跑到韩信的军营里，刘邦跑进去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夺韩信的军权，站在那里往大营一坐，把他的印拿去。这个事情是惊人的相似。
所以好好的革命红色根据地，被这些人搞得最后被迫长征，这段历史大家比较清楚了。为什么长征?极“左”嘛，拿着三十万红军去跟人家拼命，跟人家硬打，正好蒋介石就希望你硬打。很好玩，红军这边有这个军事顾问，是一个德国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也是一个德国人，两个德国人拿中国军队做试验，而这李德这一套正好上他的圈套。
毛泽东在党内是长期被批判为右派，我们现在不是反“左”?中国共产党反“左”的第一英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被批判为右派、富农路线。当时有一个毛派小集团，因为毛泽东的影响太高了，毛泽东是具有国际影响的革命领袖，他们不敢一下子把毛扳倒，他们就打毛下属，包括邓小平。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信任邓小平呢?因为邓小平是坚定的毛派。毛泽东这个人非常讲义气，他就想，我倒霉的时候，邓小平也跟着我倒霉，这孩子怪可怜的，培养培养吧。所以毛泽东是有江湖义气的，他觉得那个时候小个子跟着我倒霉，我不能让他老倒霉。虽然这个有点问题。
所以当时迫害老毛的那些都是海归派极“左”分子。我们今天的中国，不又一次差点死在海归派手里吗?其实海归派对我们中国一点不陌生啊。当年那些海归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海归是张口闭口就美国。当年的海归张口闭口就莫斯科，人家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都会说俄语的，一串一串的，说的话老毛都听不懂，一张口什么“普诺瑞塔里亚”,所以口口声声的马列主义。
我这学期讲《现代文学史》，建议大家去读读左联的历史。左联之前创造社、太阳社，他们攻击鲁迅、发动对鲁迅的围剿，他们批判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就在这些极“左”的革命者看来，鲁迅这个作品太反动了。
你说那个祥林嫂被压迫得那么惨，她怎么不去参加红军呢?他讲鲁迅反动啊，他就让祥林嫂这么默默地死去，这不是维护反动统治吗?那阿Q为什么不拿起枪来反抗呢?为什么不杀死钱太爷、赵太爷呢?为什么不杀死“假洋鬼子”呢?为什么不在家里造点炸弹呢?
按照极“左”同志的要求，谁都是反革命。他们不顾中国的现实。鲁迅被迫地应战，鲁迅一开始被他们打蒙了。怎么回事?怎么来一帮什么人?也不认识。来一帮年轻人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动不动什么“普列汉诺夫”、“托洛斯基”什么的一大堆。鲁迅很谦虚，鲁迅说，噢，我没有看过，我看吧。鲁迅就花了很长时间去读马列原着，读完之后鲁迅明白了，噢，原来我才是马列主义，他们不是。就是搞了半天鲁迅明白了，鲁迅翻译了很多马列主义着作。
也就是极“左”的人，不论他们是真诚的，还是不真诚的，他要求人百分之百地革命，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革命也要宽容，革命要讲内外，革命可以有标准，有高高的标准，但这个标准要分阶段。革命好象是新的，但革命同时也是旧的。革命是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一点很多人认识不到。要求人家所有的场合都高喊革命口号。
比如说那个极“左”军事领导指挥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很不仁道的做法–要在红军战士中挑选身体最好、军事技术最棒、长得最帅的棒小伙当旗手，高举一面红旗站在阵地的最高处鼓舞军心。我们想这个人不就成了敌人的靶子吗?所以红军中的帅哥全部被打死，剩下的长得都是象孔老师这样的。
你说为了革命就需要这样去战斗吗?根本不需要，这是完全违背军事常识。所以他们为什么批判毛泽东?说毛泽东打仗一点不神气，都是弯着腰在地下趴着，一点没有革命斗志。革命斗志是表现在战斗姿势上吗?那你自己怎么不去冲锋陷阵呢?
所以要注意场合。革命内部的矛盾、理论上的分歧，怎么处理?可以争论，在哪里争论?要在我们这样的场合争论，要朋友之间私下交流。有一个底线，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被敌人所利用。不能让自己的战友受到两面夹击，当我们的战友跟敌人在冲锋陷阵时，你在背后批判他不够革命，甚至你在背后把他的家属给杀了。
你象徐向前正在前线作战，他的妻子在后方就被张国焘杀了。幸好徐向前是坚定的革命者，如果他是吴三桂怎么办?我在前线打仗，圆圆没了。他怎么不叛变啊?幸亏我们广大的红军将士革命性是那么坚定的，那么肃反，但是真让人心疼!
有一个例子，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两个委员，大家都知道，季诺维也夫、加里涅夫–这个我们小时候看电影都知道，季诺维也夫、加里涅夫，他们跟列宁的意见不一致，他们不同意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你不同意你在党内争论嘛。列宁主张武装起义，人家反对武装起义，他们一看辩论不过列宁，怎么办?他们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武装起义，好象进行理论探讨。这等于什么，这等于向敌人泄密嘛。
所以内和外怎么样来把握?今天在重庆，正在受到全世界反革命联合围剿的时候，正需要支持她、帮助她的时候，我们却有很多人，不顾这个形势，从“左”的方面，继续打击重庆。结果造成重庆非常地困难。这次“李庄漏罪案”的失败看到，使重庆很难办，重庆最近很低调。你看这个重庆黄奇帆、薄熙来最近还敢提“重庆模式”吗?他们不断地强调，只能强调自己的经济发展成就。
在反对重庆、反对文革这么一面大旗下，所有的反动势力都团结一致了。很象三十年代蒋介石发动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时候，“左”倾的人还在内部搞肃反，可能就会造成当年一样的失败。
所以，红军长征一开始其实是流窜，半路才改成长征了。那么红军怎么转败为胜走出险境的?尊重客观规律嘛。毛泽东打仗也不是神，我们后来长征组歌肖华将军写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那是比较出来的，跟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比。如神的毛泽东也打过很多败仗。
1956年，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他自己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茅台那一次就是指的是那个鲁班场进攻战斗，学习党史其中一部分要读军史。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战斗都有很多败仗。
我有时间我要写一篇长文章，总结我军的败仗，总结我军的这个败仗到底是因为什么打的。但是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打了败仗不气馁，打了胜仗不骄傲，就是善于掌握中庸之道。毛泽东的军事艺术林彪是学得最好，林彪也打过败仗，但林彪打了败仗跟打了胜仗一样，军队整整齐齐地撤退，败而不乱，所以敌人都不敢追击。以为好象打了胜仗呢。而红军有时打了胜仗故意装得很狼狈，吸引敌人上钩。
中庸之道是什么?中庸之道不是不偏不倚、不是平均术，中庸之道是灵活的、恰如其分之道。也就是中庸之道是该左就左，该右就右，但不是无原则的墙头草。具体来说，就归纳为今天我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具体来说在我们党的政策上体现为三大法宝。
大概过了十年之后，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教训，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十八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对敌人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他就把这三者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楚。
后来毛泽东在很多着作中都继续阐释，比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它有一个更好的概括：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一个有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第二个;一个有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个法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有轻有重有强有弱，但今天我们最需要的，今天最需要的是统一战线。
我们这个读毛泽东同志的着作，我是很赞同林彪的一个提法，林彪说学毛主席着作要“带着问题学”.那么后来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就说林彪是机会主义。那么林彪没倒台的时候，这个罗荣桓元帅也批评过林彪，他说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你怎么老说带着问题学呢?
我认为这两者是不矛盾的，我认为罗荣桓元帅的提法是高屋建瓴的、是对人的理论家一般的高度的要求，从根本性上说我们当然要完整地、准确地，象邓小平一样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是对的。可是大多数人是凡人哪，大多数人文化水平有限哪。那我就想我那些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他们怎么就读不下去毛泽东思想呢?都读不出味道来，读不出用处来。
所以林彪的提法是针对大多数人的，说你“带着问题学”,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人生问题、工作问题，你这时候你带着问题，它们就这个事半功倍嘛。所以“带着问题学”毛选是可以提倡的。你先带着问题学了之后，你才能提高境界，才能完整系统地去理解。
那么关于这个三大法宝，毛泽东这个思想很多文章都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包括整风运动的几篇文章，全都有。
遵义会议之后的共产党就是成功运用了这三大法宝，所以顺风顺水。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损失最惨重，但是因为她方向正确，从遵义会议之后，从土城战役之后–准确地说是毛泽东土城战役打了败仗，其实败仗不赖毛泽东，为什么?是七嘴八舌，民主嘛!打仗这东西能不能民主?
开会的时候二十多个人来参与意见，军长师长都来开会，最后打了败仗让毛泽东负责。毛泽东说，这样这仗以后没法打了。他对周恩来说，以后你们三人小组不要找我了，还是你来指挥吧。周恩来说，不行不行，老毛没有你不行。老毛说，那行，你既然信任我，就不要乱七八糟都来开会，什么师长军长也来开会，他们懂什么?周恩来说，那行，那就听你的。毛说，不是听我的，主要听你的。
所以以后再打仗，其实就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但是由周恩来同志点头。打仗就不能民主，我们现在看看哪个业绩好的公司是民主呢?为什么要有CE0?CE0是干什么的?民主不是出主意决策的时候民主，民主是收集信息的时候民主，征求所有人的意见，决策的时候不能民主。
所以这个遵义会议之后、土城战役之后，中央红军顺风顺水转危为安，再次发展壮大。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本来兵强马壮–四川这地方本来就好，本来就物产丰富，再加上遇到的敌人比较弱，都是川军，不是川军就是贵州军阀，“双枪军”–一支步枪一支鸦片枪。所以他的部队最好，但是张国焘却看不到全国的形势，本来自己的部队兵强马壮，他非要再次南下，这后来批评他是“逃跑路线”嘛，张国焘自己也承认，所以四方面军后来反而损失重大。
今天很多人说西征是这个毛泽东借刀杀人，好象毛泽东要故意损害四方面军的这个力量，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张国焘在回忆录里早就应该这样写啊，张国焘跑到国外写回忆录的时候，他都承认自己的错误，他都没有说毛泽东借刀杀人。
西路军的失败，就是由张国焘、徐向前、陈昌镐他们自己指挥上的问题，当然中央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对敌情估计不足，但在具体的指挥中到底犯哪些错误，朋友们可以参看双石中校写的党史研究文章，比如说《草地惊变》等等。
我们现在研究军史，最厉害的我认为是双石中校，因为第一，他掌握原始材料，他一封电报、一封电报地看;第二，他亲自去勘察，他沿着红军当年战斗的路线去走;第三，他有马列主义的立场。关于西路军怎么回事，关于长征怎么回事，他最有发言权。
那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来西安事变之后抗战。抗战中又出现了右倾，王明本来是左倾的。所以这个鲁迅说的非常好。左联成立大会他们不再骂鲁迅了，共产党指示他们要跟鲁迅团结，他们请鲁迅来讲话。人家左联开成立大会啊，鲁迅去了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不吉利的。鲁迅说，依我看左倾最容易变成右倾。你这不是给人家泼冷水吗，给人家洒狗血吗?人家今天开庆祝大会，人家是左联，你非说人家左倾容易变成右倾。
但我看鲁迅的见解多么深刻，看上去特革命、特革命的人，往往容易叛变，最革命最能喊革命口号的人往往是第一批当叛徒。
我们看看《红岩》里的甫志高。甫志高没叛变之前，他比江姐革命多了，他比许云峰革命多了。江姐批评甫志高批评什么?他俩在朝天门码头接头的时候，这个江姐说，你看看你，哪有穿着这么好的西装自己扛包的?他觉得我们革命者应该自己劳动啊，所以自己扛着行李，自己穿着一身特好的西装扛着行李，江姐说你这就是极左。在江姐看来就是极左，你以为自己劳动光荣，可是敌人一眼就看出你是革命者吗?你如果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哪有自己扛包的?肯定找一个棒棒，应该找个棒棒替你扛着。所以如果他没有叛变，甫志高显得比江姐革命啊，他自己劳动，他不剥削劳动人民啊，江姐还要剥削劳动人民，找一人替她扛包。但是这个最革命的，他却最先会叛变。
所以说鲁迅说极左容易变成极右，王明就这样。王明本来是左倾，抗战中变成右倾，他要把一切交给国民党领导，这其实说到底还是书生读书死的问题。关于很多共产党犯错误啊，就是因为不结合工农不结合实践。
比如张国焘，我很惋惜，张国焘是我们北大的，张国焘是我们北大学生会主席啊，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啊，而且为革命应该说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怎么后期变成那样啦?就是一个人怎么会变质，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跟对知识的掌握有关系。
由于王明的右倾在党内势力很大，就影响到开头我说的1941年的“皖南事变”.我们不要怪人家国民党屠杀共产党，要怪的是你为什么被人家杀?狼总是要吃羊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当羊。所以你看，我一般的情况下，我不怎么批判美国。批判人家美国干吗?美国就是要吃你嘛。
很多人老说，你看这鲁迅的文章怎么不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你很难找到鲁迅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鲁迅为什么老批判我们自己国家的政府呢?很多人就乘机要把鲁迅打成汉奸。他就不懂，日本是没什么可批判的。它就是侵略者，它就要侵略你，有什么可批判的?
你站在狼面前大声疾呼有什么用?要批判的是羊!你们为什么给人家吃?你能不能变成豹子?你能不能变成老虎?你为什么要甘心当羊?这才是对民族负责的态度。
后期我们要说解放战争为什么打得好，三大法宝运用得好。基本上没有障碍，解放军成了王者之师。所以我们学党史、学战史，解放战争是最没意思的。没什么可看的啊，抓敌人有三大战役，就算账了，什么俘虏国民党几十万，消灭几十万，没什么意思，稀里糊涂就过去了。所以文艺作品演解放战争都不感人，就是个过瘾，看《大决战》，噢–杀啊，就过去了，就飞机一个航拍过去，动用一个军区的战士演就行了。最感人的是红军时代，最艰难的时代最感人。
那么建国之后，也是左左右右。前面我们说了大跃进有没有“左”,当然有，但是经济成就非常大，最先出来纠“左”的是毛主席。文革期间有“左”,但是68年之后，经济增长仍然是高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基真正稳固下来，是文革期间。
我们的钢铁、机械、矿山、能源、电子、国防、交通所有的基础，到了这个建国二十周年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是兵强马壮。到6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国际上是非常横的国家，不是说打仗横，就是我们什么都有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看毛泽东1949年写的《别了，司徒雷登》，才知道老毛的伟大。毛那个时候说：“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如果49年看这句话可以说吹牛，共产党吹牛，到69年这个国家什么都有了。封锁不住啊，中国太大了，老毛是把全中国当成一个庞大的公司在经营，老毛就是这个公司最呕心沥血的一个CE0.所以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我们不但在国内打胜仗，在外贸市场上都打胜仗。国际金融市场那么风云变幻，中国人是赚钱的。中国那个时候是跟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跟他们做生意，还跟他们炒股票，跟他们炒汇，我们都赚了。
那么文革中“左”的错误，主要不是经济方面，经济成就巨大。文革中的左倾错误–我们在汉奸面前，我们要高扬文革的成就，但是我们内部要清理文革到底有哪些错误。文革中的错误仍然是对人的道德要求过高，脱离了社会发展的阶段。
人刚刚从旧社会过来二十年–还不到二十年，十几年，大多数人都是旧社会过来的，而且我们实行的还是工资制度、等级制度。要求人具有无限的革命纯洁性，这就是脱离历史发展阶段。鲁迅说的，揪着头发要离开地球。
特别是追究人的历史问题，不允许人历史上犯过错误。把人的历史查个底儿掉，哪年哪月你跟谁说过什么不进步的话，都查出来。苛责人的现实表现，要求人人都当圣贤，人做不到的。做不到怎么办?就变成弄虚作假。
鼓励小学生都捡一分钱交给老师，哪有那么多一分钱可捡啊，没有办法，就从自己兜里掏出一分钱：老师，我也捡了一分钱。培养弄虚作假。那么人有了错误，有了落后的地方、不进步的地方，怎么办?就歧视他吗?说到底，一句话，还是统一战线没有搞好，忘记了统一战线，因为国家形势太好了。
所以还是老子说得好，“福祸相生”.不懂得什么叫政治。毛泽东对胡耀邦说过，什么叫政治。胡耀邦讲一大堆，毛泽东说都不对，“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一句话就概括了，这就是政治。我们想，老毛真是伟大呀。老毛有很多人神话他，我们是可以理解，为什么神化老毛?他简直就象神一样，他说的话都是天上来的话。
你想，他怎么这么武断?一想真是这个道理，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精髓。“政治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那么什么人最多呢?当然是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兵，然后是知识分子、白领职员，然后是中小企业家、民族资本家，一层一层来。你看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的文艺要为什么人，首先是工人农民，然后是军人，他们的子弟兵，然后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一点点来。
那么今天我们党的政治情况怎么样?今天的工人、农民还认不认这个共产党?所以这关系到我们今天的生死攸关。如果不为工农大众谋利益，站在少数权贵一边，甚至自己就成为权贵，那么这将是最大的愚蠢。其实，这个问题，不但左派看得很清楚，右派也看得很清楚。我有很多右派朋友，我的老师、我的同事、我的朋友，多数都是右派，右派不见得是坏人。
我介绍右派理论家吴稼祥先生，他在《入世心法》中的一个观点，他说，以毛泽东为例，他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两加一减，颇得天道。他说，这是毛泽东思想成功的精髓。
“后来毛泽东的错误，就是加减失衡、减法用得太急，伤害了过多的中产阶级。不过他的‘三个世界’理论，又是晚年思想的一绝。通过加N,减二，孤立苏美两霸，保持全球均衡，为中国赢得了基本建设和经济起飞的宝贵时间。”
“如果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蒋的加法用来为富人锦上添花;而毛的加法用来给穷人雪中送炭。于是锦上添花的蒋介石得到了城市、轿车、美女和财富;雪中送炭的毛泽东，得到的是农村、窑洞、步枪、民心和一支名曲《东方红》。”
一个右派理论家能有这样的见识，我觉得左翼人士更应该擦亮双眼，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就象那些围棋高手一样，象那个聂卫平马晓春他们说的，下棋比的是什么，比的就是谁不犯错误。真正的高手不想着去战胜对方，就是我走好我的棋我不犯错误;或者我犯一个错误，你犯两个错误，比的是谁犯的错误少。不犯错误的一方，一定会胜利。
而历史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极左过后容易出现极右，极右过后又容易出现极左，只有圣人能够把握。所以老子《道德经》开篇就说，众妙之门，玄之又玄。那么怎么做到不那么“玄”,就要把握本质不要光看名目。不要看他说的是什么。
有的人高举民主自由，这些人恰恰是最专制的、最不民主、最不自由的。人家一反对他，他就发动全国的文章来骂你。这怎么叫民主自由呢?反过来看我们也不要相信某些人成天高喊革命，他说革命就真革命了吗?
就是即使今天的共产党不代表人民了，我们要相信自有代表人民的人去斗争。但我认为我们的党，很多党员还是要代表人民的，党的组织虽然力量弱了，但这些一个一个的个体，他们还有党性，还要“救中国救穷人”.我的电子信箱的落款是《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词：“为什么爹爹表叔不怕担风险，为的是救中国救穷人，打败鬼子兵。”
尽管我们大家多数都是小资，或者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士大夫，因为我是学文学的，我有严重的封建士大夫气。我们都是随时犯错误的俗人，但鲁迅也说过，历史正是由我们这些俗人造成的。
关键我们要分清敌友，对内要宽容，对内不要极左;对外要清醒，对外不要极右。我们也要掌握三大法宝，网络斗争就是我们目前的武装斗争。其实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不表现为军事，不表现为飞机大炮，我们每天在网络上进行的斗争就是当年的红军、八路军们的斗争。
所以我们要团结依靠一切爱国爱民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统一战线。尽管我们在心里边不认可他某方面的行为，但是他在某一个方面暂时和我们一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支持他，不能因人废言，说这个人我看不上。他今天他反转基因那你也否定他吗?
我们对待周作人这样的人，我们都要肯定他文化上的成就，对汪精为这样的大汉奸，我们都要肯定他早年的革命。所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其他人类文明的正确思想–我很肯定我们这东学堂啊，把我们古代的儒释道也作为我们古代的东方的哲学–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的组织力量和政策基础，有了这些我相信共产党最后不会灭亡。
我觉得我们共产党现在有很多问题，但是我希望她洗干净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恢复青春活力。不是要简单地回到毛泽东时代。很多人诬蔑说，这些人要倒退到文革，倒退到毛时代，不是，历史上谁也倒退不了。
我们必须继承总结前面的经验，再一次创造出适合新世纪的理论方针路线，然后带领全国人民走向文明复兴。最后不光是为中国好，要为全人类好。中国的责任，在于最后要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地球的花园。
这个路是很漫长的。所以我们要坚定地、耐心地，但同时又是高高兴兴地、快快乐乐地向前走，让我们共同奋斗。谢谢大家。
孔庆东讲党史–答网友问
提问一：文革的得失是什么?它对目前的社会有什么可借鉴之处?
文革其实要求我们真正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可是呢，文革中的大风大浪是我们主观上制造出来的大风大浪，真的有么多的阶级敌人凶恶地扑过来了吗?今天才是大风大浪的时代。
毛主席所说的在大风大浪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在文革中等于是让大家是在一个实验的环境中去做，阶级敌人其实没有暴露出来，或者阶级敌人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长，党风资产阶级还没有成长壮大，而今天恰恰是大风大浪。是不是无产阶级，是不是马列主义，不是读书能读出来的，必须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今天正好是这个时候。
那么文革中的很多青年朋友，空有革命理想没有革命实践的能力。尽管那个时候的中学生比今天强得多，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也比今天强得多，可是眼中其实没有敌人啊。
因为我当红小兵的时候，我就希望抓那个阶级敌人，可是没有阶级敌人。所以我好几次我就跟踪那捡破烂的老头，那老头看着特象特务。我就想起昨天一老太太也来捡破烂了，就想他俩一定是来接头。我就有一次长期跟踪他，跟踪他半个下午，他俩仍然没有交换情报，所以最后我很失望。
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现实中没有阶级敌人，可能我们夸大敌情，夸大敌情没有落实，最后造成对革命本身的怀疑。本来不应该怀疑的，因为我们放大了自己，结果会导致自己对革命的怀疑。
我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也是质疑文革的，是实践教育了我，是文革中所说的那些坏人坏事今天又一次涌到我的眼前，三座大山又回来了，我才知道文革是一次预演。预演难免它就过分，它就难免过火。今天可不是预演，今天是我们跟阶级敌人真刀真枪的真人秀啊。
提问三：孔老师如何看待重庆模式和薄熙来?
一个同志是不是好同志，要在一个系统中来比较，你看薄熙来同志跟谁比，你不能拿他跟毛主席比，是不是啊，也不能跟邓小平同志比啊，你跟谁比?在当下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这个中国各省区一把手，这么来比，各省级领导一把手来说，薄熙来同志是最好的同志。
第二，薄熙来得到中央的支持，它有一个前提，薄熙来首先是得到了全国正义人民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央是很谨慎的。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不盲目地单独支持一个地方领导，而是要看一看人民的脸色，党就应该看人民的脸色嘛。我们人民给了薄熙来好脸色，党中央及时地站到人民一边，党中央站对了立场。所以我们中央的每一个政治局常委，都给了重庆以肯定。
提问二：面对中国社会目前而临的诸多问题，我们如何分析看待马列主义?
我们大家的这个思想呢，不可能完全一致，真的特别需要这个宽容。刚才王长友先生说，不懂马列主义呢，就不是共产党，但是第一，谁来决定谁懂不懂马列主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三十年代在我们党大多数领袖看来，毛泽东是不懂马列主义的。
所以在党内必须极大的宽容，任何人没有权利说自己代表马列主义，任何人没有权利判定别人不懂马列主义。那个王先生说得非常好，公开鼓吹私有制的，肯定不是马列主义。但是拥护公有制仍然有不同的拥护方法。
那比如说刘少奇肯定是不同意私有制啊，邓小平也不同意私有制啊，他们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另外搞一点灵活经营，搞一点责任制，搞一点包产到户，怎么区别?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可能是更重要的。
第二，我们的现状是我们的七千万共产党员，可能有多数人已经不读马列了，怎么办?是要杀掉他们吗?是要开除他们出党吗?怎么办的问题才是更重要的。那么党员之外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民主人士，要不要团结?
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个材料，刚才我讲述中没有讲到的。郭兰英同志，我们中国最有名的民族歌唱家。郭兰英小时候受苦受难，被戏班子老板打呀，后来共产党来了之后，她参加了革命队伍，非常高兴，在革命队伍中头一次尝到做人的滋味。她说：“那时我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总以为共产党是一个人，到处找。周总理问我，你看我象不象共产党?我说象。然后深深鞠了一躬。”
“还有一件事说出来不好意思，郭沫若同志常看我们演出，老人家挺喜欢我，叫我做他的干女儿，我不干，我说，我是共产党，你是民主人士。一次邓大姐叫我过去一下，总理见了我便说，瞧，共产党来了。总理看我不解的样子又说，你是共产党，那我是谁?我说，你是共产党，是我的领导。总理接着说，我是共产党，我团结民主人士，你这个共产党怎么不团结民主人士?我恍然大悟，总理是在纠正我的错误。”
我觉得这个郭兰英这段回忆非常非常重要，共产党的胜利在于她能够团结民主人士，但是并不要求民主人士都具有共产党的思想，所以民主人士就是跟共产党不一样，你怎么对待他?要团结所有的人，哪怕反对马列主义的人都要团结，他可以反对马列主义，但是现在只要他爱国。
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政治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就是反对马列主义的，但是只要国民党他爱国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要团结蒋介石打汪精为，等把鬼子打跑了之后，我们再说中国现在面临着两条道路，对吧?那是七大时候的任务，每一个阶段要完成每一个阶段的任务。现在的任务是什么?现在的任务是三座大山，现在是美国要灭亡我们，利用计划生育、转基因等一大堆东西，现在首先要反对的是这些。
所以明白每一个时期的任务，毛泽东一篇文章，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其实干任何事情都是把握这句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下棋的时候要经常看一看现在的形势判断，你看下围棋经常说现在要数一数目，看一看实地外势，经常要看一看形势，然后下一步走到哪，走不好的地方先不走。下棋打仗治国平天下，道理都是一个。一定不要争名目、争名利、争名，不要争名，而是要默默地为人民群众谋实利。
我们大多数革命烈士牺牲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啊，有的连自己的名誉都没有，有的革命烈士死了，我们把他名字写在墙上纪念他，大家向他鞠躬;有很多烈士连名字都没有，有很多烈士死了之后，是当成国民党的英雄，埋在国民党那边。我们有很多烈士至死，我们都不能公布他是共产党。有很多革命烈士，他在敌人那边工作，他要跟敌人一块吃喝嫖赌，他要天天骂共产党。
就拿我们那个样板戏里的主人公杨子荣来说吧，杨子荣都在样板戏里唱红了，可是他的家属一直都不知道，因为他真名不叫杨子荣。他这个从山东军区去了参加东北剿匪，他经常化装成土匪嘛，有一次被他的老乡看见了。他老乡回到山东老家就告诉他媳妇、告诉他娘，说这个你儿子在东北当了胡子啦。所以他们家里始终被作为反动家属对待，解放后也一直当作反动家属，不知道样板戏里的杨子荣就是她丈夫。后来他老娘都没看到这一天，他老娘都死了，他老娘一直是以土匪的娘的身份死的。最后是他媳妇活到了这一天，知道原来我老公是杨子荣啊。
所以真正的革命者可能要背负这些东西，不要去在乎“我是马列主义者”、“我不是马列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跟马列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对马列主义的一次超越呢?
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更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更是中国的儒释道借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一次创新，是我中华思想的一次飞跃，而不见得是西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分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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