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刚刚血祭完甲午战争120周年，今年又泪迎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者，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以一纸《马关条约》标志着这场战争的完败;后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以3500万人的血肉之躯铸就了这场战争的惨胜。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去年，我痛定思痛总结了甲午战争十大教训;今年，我悲喜交集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十大经验。
一、团结才能御侮，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之基。中华民族近代史为何如此屈辱羸弱，除了制度的原因之外，就是民众如一盘散沙。看同胞被杀戮如观儿戏，趁外敌入侵大发国难之横财。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甲午战争之后，他在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国民“一盘散沙”。民众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国破未必家亡，只是更换王朝姓氏而已。国家缺乏有效的政治组织力、号召力。
唯抗日战争，海内外炎黄子孙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是中华民族命运的绝地重生。中华民族何以出现如此转折，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于 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现在总有些人在争论，国共两党谁在抗战中的功劳大，我们只要看一看西安事变的起因和结局就会一目了然。张、杨两将军为何抓蒋?共产党为何放蒋?蒋又如何对待捉蒋放蒋之人的?如果不是蒋介石对外敌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如果不是蒋介石在国难当头时，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何以迫使张、杨二将军对蒋介石由“哭谏”、“苦谏”，到“兵谏”?再看共产党是如何对待西安事变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两党结下血海深仇，无数共产党人倒在国民党刽子手的屠刀下，仅毛泽东一家就有6人被杀。然而，国难当头，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后到“联蒋抗日”，何等的胸怀!再看看蒋介石是如何对待西安事变的?将张学良将军终身软禁;将杨虎城将军几乎满门抄斩;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剿杀新四军。若不是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不动摇，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策略，又联合又斗争，中华民族将再次重蹈分裂覆辙，万劫不复。
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回溯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历经耻辱，无论是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反对法帝国主义的中法战争，反对帝俄侵占中国领土的一系列斗争，反对日本侵华的甲午战争，以及反抗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等，最后的结局，莫不是以割地、赔款、签署一纸不平等条约而告终。虽然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掀起此起彼伏的反帝斗争，但中国人民始终未能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越陷越深。抗日战争则不同，不同的根本性标志在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该党经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练，克服了自己队伍中“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逐渐成熟壮大起来。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性问题，表现出无可比拟的战略运筹能力、奋斗牺牲精神和强大的凝聚力。首先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性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力量凝聚问题;提出并贯彻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创造性地解决了以弱胜强的战争方略问题;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激励了全中国人民必胜信念和奋斗意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在长达5年的战略相持阶段，承担了最困难的战略任务，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抗战的主力军。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坚力量。这一切都是其他政党不能胜任的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不容置疑的。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曾经疾呼，“如果有人认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三、正确的战略指导是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指导下，仅5天时间，辽、吉两省千里河山，几乎尽沦敌手。经过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正规军只有关东军第2师团(以4个步兵联队为基干)和铁路守备队(6个大队)，加上警察部队，也不过2万余人。而中国仅驻辽宁一省的正规军即有：沈阳北大营8万人，沈阳东山口4万人，辽阳郑家屯3万人，锦州2万人。加上驻在吉林、黑龙江的兵力，实际达三、四十万人。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何以不战即败，丧权失地，3000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不能不归罪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同样的背景下，甚至在更恶劣的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分析中日双方战争的基本特点出发，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系统提出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伟大纲领和行动指南。在这一战略方略指导下，全国军民的抗日积极性得到极大发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创造性地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将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军队作战与民众作战相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战胜了日本法西斯。
四、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奉行的主要依靠政府包办和主要依靠正规军参战的片面的抗战路线和共产党倡导的依靠和发动全国军民参加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之争。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号召全党抛弃关门主义的策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争取国际援助，与全世界革命人民连成一气，去进行“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在百团大战中，我华北军民进行了整整三个半月的作战，大小战斗总计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俘日军281人，俘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000余公里，铁轨217000多根，枕木1549000多根，使华北敌人交通一度瘫痪。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共产党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有效战法。在这场救亡图存的生死搏斗中，无数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八路军指挥员马本斋的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日寇为了迫使马本斋投降，抓走马母当人质。马母被捕后始终严辞拒绝写劝降信，在绝食七天后以身殉国，表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深明大义的凛然气节。像马母这样的抗日群众又何止千千万万。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最后，她的6位亲人全部战死沙场。寿阳县景上村自卫队员王蝉余等三人，在火线上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抢救伤员。第一个上去牺牲了，第二个又上;第二个牺牲了，第三个又上，终于把伤员救了下来。子长县东峪村十三四岁的男孩小疙瘩，被敌人抓住，逼迫其带路，他将敌人带向相反的方向，结果被敌人用刺刀挑死。在抗战期间，宋庆龄在香港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介绍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踊跃参战、支前;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
五、文战武战相互配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地位。”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当时，各大中城市先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抗日;各地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左联”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宣传抗战;从东北的《东北知识》到香港的《时代评论》等抗日救亡刊物，达上千种;《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戏剧，激发了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以田汉、聂耳创造的《义勇军进行曲》为杰出代表的抗日救亡歌曲响彻大江南北，激励着人民大众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革命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层面的觉醒，无数的躯体倒下去了，但整个民族的魂站立起来了，她必将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六、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日本侵华初期，蒋介石企图“借刀杀人”，驱赶东北军和西北军到“剿共”前线打头阵，屡遭红军沉重打击。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次战役中，东北军两个多师全军覆灭。使东北军官兵认识到，反共无望，悲愤地喊出：“东北军宁肯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怎能在周秦汉唐的故地与红军自相残杀!”只有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才有光明的前途。
西安事变以后，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派出周恩来等为代表，自1937年2月至9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和苏区政权改制问题。起初，国民党傲慢无礼地提出不同意共产党有师的编制，只准编为3个团;后又增为6个团、9个团，人数只限3千至5千人。蒋介石密电顾祝同，提出“中央只准其编4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8团兵力当在15000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地位，红军要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各级军政人员由国民党中央派遣;陕甘宁边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取消民选制度，由国民党政府委任等无理要求。蒋介石竟然荒唐地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以实现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欲望。周恩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蒋介石的谬论一一驳斥，并正告他：现在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商谈合作抗日，而不是向国民党投诚，要国民党收编。对于国民党提出要向共产党军队派遣政训处主任、参谋长或联络参谋的主张，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谈判代表，“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由于我党坚持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再加上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同意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周恩来在回顾这一段斗争时说：“这些经历证明，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是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和对国民党进行反共摩擦的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因而只讲联合，不讲斗争，一切迁就国民党，放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结果，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七、正确的决心来自于正确的判断和周到而必要的侦察。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列重要文章，成为指导抗日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论持久战》的发表，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基本特点，科学预见了抗战发展的三阶段，提出了争取最后胜利的政治方针和战略战术。而这一切，无不以情报和对情报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为基础。党的隐蔽战线，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艰险复杂的形势下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而走向成熟,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比如，我党打入到胡宗南部队的情工人员熊向晖获取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草拟的进攻我陕北军队的"作战计划"，以及西安其他情报组织提供的情报，对我军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当机要速记的沈安娜，获取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草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的原件;获取了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反共清党文件等重要情报，为我党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作出了贡献。潘汉年所领导的情报系统及时获取了德军进攻苏联"一触即发"的重要情报，及时反映了日美谈判内幕，以及日军决定"南下"的战略意图。特别是通过日籍反战人士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的分析研判，作出日本将会在12月7日前后对美国发动进攻的准确判断，最早发出了太平洋战争的警号。这一战略情报，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有战略价值的两件情报工作"之一。我党情工人员阎宝航也及时上报了德军进攻苏联准确时间的重要情报，我党在与其他情报来源提供的情报进行综合分析后，通报苏方，为苏方提前做好战争准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后期，他又经中共中央及时向苏军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图等军事情报，为苏军迅速全歼日本的关东军立了首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各战区的情报机构和人员也提供了许多动态性和预警性的战役战术情报。比如，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贺龙指挥部避免了敌人的偷袭。在黄土岭战斗中聂荣臻所部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侦察情报人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将中国的命运与人类命运融为一体。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世界人民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正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才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中国的抗战，使日本陆军的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法实施“北进”计划，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致命危险。在卫国战争最危急的时候，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抽调54万兵力、5000多门火炮、3300多辆坦克，大大加强了西线对徳作战力量。斯大林曾谈到，“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中国抗战还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步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力有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派往太平洋战场的仅10个师团。罗斯福总统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你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特别是中国军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应盟国之邀，出兵缅甸对日作战，并营救了7000余名被围英军。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世界进步力量也以不同方式支援了中国的抗战。苏联在战争前三年提供贷款2.5亿美元和大量武器装备，并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约2000人参加对日作战，其中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等200余名飞行员牺牲在中国战场。美、英等国家除了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外，还进行军事和情报合作。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在抗日空战历史上写下了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篇章。由中美共同开辟的“驼峰航线”，向中国运输战略物资80多万吨，损失飞机609架，牺牲飞行员1500多名。白求恩、柯棣华、斯诺、史沫特莱等一批国际友好人士志愿来华，参加和宣传中国抗战。1943年11月， 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在法律和道义上给予了中国以巨大援助。特别是，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主力，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动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协调，互相支持，争取必要的外援，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但又不能把胜利的法宝全部压在外国的协调、斡旋和支援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8月16日，蒋介石电令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军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即“铣电”)。蒋介石仍不放心，又于9月11日约张学良到石家庄面授机宜：“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候就分辨不清了。”“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天，国民党政府代表施肇基在国联会议上声泪俱下，乞求国联“裁决”。而实际上，英、美、法等国巴不得日本进攻苏联，不但默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且公开加以袒护。他们的代表竟然说：“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与非战公约并无抵触”。以后，西方列强又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采取绥靖政策，进一步使中国陷于困境。
而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战略上采取独立自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在敌、伪、顽军的层层封锁下，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基本解决了军需民用，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巩固并发展了解放区，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十、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抗战胜利之魂。抗日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的拼搏。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就是“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抗日战争格外艰险，牺牲和流血时时威胁着人们。日本侵略者为了慑服中国人民，仅在南京一地，就杀害了中国三十万人民，在抗日根据地实施野蛮的“三光政策”，在全国多处地方发现埋葬中国军民的“万人坑”。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并没有俯首甘当亡国奴，而是竭力奋战，爱国主义成为抗战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八路军战士马宝玉等5人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将日军吸引到狼牙山，子弹、手榴弹全部用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英勇跳崖;抗联的8名女战士，在掩护主力撤退后被敌人包围，她们不甘被俘，手挽着手沉入乌斯浑河。东北抗联领导人杨靖宇在战斗牺牲后，敌人剖开他的腹部，发现胃中只有草、棉絮和树皮。残暴的日寇也不得不惊叹,中国竟有如此英勇不屈的人。试问，有谁敢妄言能最后征服这样无畏的战士，有谁能最终侵占这片孕育了如此英勇无畏战士的土地?!
在正面战场，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以血肉之躯英勇抗敌，血洒疆场，总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场，重要战斗1000余次，伤亡320余万人，旅以上将领牺牲189人，可谓悲壮惨烈。淞沪抗战中，率第五军增援淞沪抗战的张治中在阵前发布《告全军将士书》，寄语将士们“人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日军拚命到底!”在守卫曹家桥的战斗中，坚守阵地的60余名战士全身浸火油、负炸弹，突然猛扑日军阵地，使日军数百人毙命，而这60余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以装备简陋的7万之师顽强抵御着装备精良的8万之敌，坚持战斗一个多月，迫使日军三次易帅，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在忻口会战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在家书中表示，“我爱你们，更爱祖国!”“不打败日本，决不生还!”会战中，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后和师长刘家麟等为国捐躯。忻口会战坚持3个月，歼灭日军3万余人，而在取得这一辉煌战果的背后，是10万爱国将士马革裹尸!在襄东战役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赴前线指挥，身遭数处重创，仍振臂高呼杀敌……这一句句血写的誓言，这一幕幕英雄壮举，正是我们民族之魂骄傲的展现。
抗日战争在我们的民族史册上留下了无数光辉的名字：吉鸿昌、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左权、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马本斋、冷云、谢晋元、戴安澜、高志航……正是他们——祖国的优秀儿女、民族的钢铁脊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他们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伟大精神的代表和永恒的符号。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侵略斗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贫穷、落后的中国战胜了貌似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取得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抗战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更是伟大抗战精神的胜利!
70年后硝烟已尽，70年前的精神却世代相传。正是这种精神守卫着我们可爱的家园，正是这种精神守望着世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中国梦，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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