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官僚豪族猖獗一直是导致国家败亡、社会动荡的祸根。历来皇权为了保持皇家的至高统治地位，自然也会抑制官僚豪族坐大。但这种抑制充其量也就是在依靠之余的稍加打压，而不可能从根基本上去清除官僚豪族。如此，到了皇权式微之时，随之坐大的官僚豪族也就如脱缰野马任意践踏天下，于是必然导致国家败亡，社会动荡，人民遭殃。
在人民国家诞生之后，脱胎于旧社会的国家机器，依然会继续演绎旧国家残留的老毛病。一旦失控，亡党亡国也就成为必然。前苏联的解体凸显了这种危险的现实性。对此，执政的共产党无法视而不见而自娱自乐。在官民矛盾激化，陷于不得已之时，如果依然用旧统治者的老办法，仅仅依赖于反贪反腐和强化吏治来抑制官僚豪族，维护中央权力，对人民让步，缓和矛盾，而压根就不敢面对日益坐大的官僚豪族，不敢从根基上彻底消除官僚豪族及其坐大的机制(官僚资本和团派政治)，并真心实意地做大做强公企，用强大的公有资本机制一劳永逸地镇住官僚资本。似此，则殷鉴不远。
早在两汉时期官僚豪族问题就已经凸现。到了东汉末期，官僚豪族坐大而导致的国家败亡、社会动荡就已经成了可怖的现实。
《文史哲》2010年6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陈苏镇著《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描述说：“刘秀征服各地豪族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但仍面临如何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巩固统治的问题。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是他们的帮手和爪牙。东汉统治者吸取西汉和王莽的教训，不再企图消灭土地兼并，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和削弱豪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用严刑峻法约束豪族。这一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同时也导致吏治苛刻之弊，造成大量冤狱。”“东汉初年，刘秀采取过一系列政治措施，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其中，裁减地方吏职、废罢郡国兵、放免奴婢、令列侯就国、强化吏治等项，都与抑制豪族有关。”“以上措施都比较隐蔽，力度也有限，故得以顺利实施，但不能根本扭转豪族势力猖獗的形势。相对而言，强化吏治是刘秀抑制豪族的主要手段，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东汉王朝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严猛苛刻的吏治是双刃剑，在有效抑制豪族势力的同时，也大量伤及无辜百姓，造成许多冤狱。”“官吏的“苛刻”“奸贪”，豪族的“并兼”“侵枉”，加上自然灾害的打击，使百姓生活日趋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治安状况也出现滑坡。”
“所谓“豪族”，大约是战国以来逐渐兴起的，到汉武帝时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势力。他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兼并土地，役使贫民，成为瓦解小农社会从而破坏帝国基础的危险力量。西汉用酷吏，设刺史，直接打击不法豪族，收到一定效果，但抑制豪族势力发展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实行“徙陵”制度。刘邦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及“燕、赵、韩、魏之后”于长安附近的长陵，致使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其后，西汉“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使得各地豪族不能充分发展壮大。但徙陵制度自汉元帝以后便废止了。”
“汉灵帝时的郑太，司农郑众之曾孙，“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刘秀子济南王刘康，“多殖财货”，有“私田八百顷”。荀悦所说“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大致反映了当时豪族田产的规模。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中不仅经营农业，还兼营林、牧、渔、工、商、假贷等副业，因而相当富有。”
东汉豪族的官僚化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官僚权力与巨额的家族财富结合造成了对中央权力的更大挑战和对社会的更大破坏。
《文史哲》2006年第6期薛海波著《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描述了当时豪族的官僚化状况：
“所谓豪族,即其产生的基础是乡村社会。它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集团,而是以一个强有力的大家族为核心,通过血缘、宗亲关系等超经济强制手段控制宗族成员、宾客、门生、故吏、佃户等依附人口结合而成的一个大的宗族集团。其基本形态是以家族作为其构成要素,内部结构是各家族拥有各自的财产和经营活动。两汉豪族大多由各类社会阶层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途径转化而来。豪族的特征是多元的,集政治权力、土地财富、文化优势、宗族力量、武装势力于一身;从与权力的结合和文化水准的标准来划分,可分为士大夫豪族和非士大夫豪族。两汉豪族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但在总体上呈现出官僚化与士族化的演变趋势。”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官僚化是豪族政治地位的保障和政治影响力发挥的主要途径,也是衡量其群体在东汉豪族中所占地位的一项重要标准。而官僚化的程度主要是由为官人数的多少和担任官职的高低来决定，……”“从整体上看,颍川豪族担任郡国守相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在豫州五郡国豪族总数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就各时期而言,颍川豪族在光武帝时担任郡国守相级官员的人数达到44.44%的最高点,献帝时担任九卿级官员人数达到最高点,占豫州的75%,担任三公级官员人数占33.33%。从豫州所辖五郡国均为豪族势力极为发达地区的客观现实考虑,颍川一郡豪族所达到的最高值不可谓不高,即使在党锢期间,郡守人数仍占21.43%,九卿级官员占28.57%,三公级官员占23.08%。从全国来看,颍川豪族为官人数在东汉官僚体系中占有相当比重。颍川豪族担任守相官员人数在光武帝时达到最高值5.97%,整个东汉则维持在4.97%的高水平上。担任九卿级官员人数在桓、灵帝时达到最高值为9.52%,在总体上则维持在8.19%的高水平上。”
简而言之，早在两汉时期，官僚就已经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壮大了其宗族及附庸的势力，造成了对国家政权和人民生计的严重威胁，导致了最严重的社会祸害。
2016年05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阎步克著《汉代官僚如何演变成士族?》则认为：“世代居官，毕竟有可能形成门望。新式吏员逐渐变成了社会的支配者，变成了一个官僚阶级，那么世代居官，就意味着世代占有权势、利益、地位和声望。一些家族虽世代居官也没能建立门望，但总会有些家族赢得了社会推崇。于是，先秦“世家”传统一度断裂之后，汉代又围绕着“官”，开始了新一轮“世家”的缓慢积累。……。“官场”构成了另一个世家的摇篮。复杂发达的专制官僚组织，是这个社会中无可匹敌的“巨无霸”，它提供了一个更高级的政治角逐空间──“官场”，它更为组织化、专门化，从而超越了原生的农村结构。官场中人可以获得更大权势声望，可以调用更多政治资源，建立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从而以更精致的方式寻求利益。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豪右，只有与“官场”建立联系之后，才有指望获得更大影响力。”“所谓“秦汉的政治文化体制，不足以充分抑制新一轮世家的积累”这段话中，只说到了“不足以充分抑制”，却没有说它全无抑制。事实上，东汉政权在稳定运作的时候，大致还能保证“选贤任能”的正常进行，东汉后期还出现了孝廉考试之制，它其实就是科举制的先声。然而随后汉末动乱、王朝解体、三国分裂、五胡乱华，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皇权低落、政权不稳，风雨飘摇之中，各政权都出现了体制上的“退行”现象，士族门阀便在其间迅速崛起了。”
官僚化、士族化的豪族不断坐大，不仅垄断了经济，还垄断了文化，败坏了社会道德风尚，结果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东汉的覆灭。到了南宋，豪族涂炭百姓，衰败国家更是愈演愈烈，直至南宋衰败得无力抵御北方的野蛮入侵，彻底灭亡。
2015年2月10日博学人网《南宋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
“不抑兼并本来就是宋代的基本政策。北宋初年，一般大地主占田几十顷，如果占有田地数百顷，已是罕见的现象。仁宗时，官员占田限三十亩。北宋末年，朱X死时，抄没全家田产，达到30万亩，每年收租10万石。这些数字在当时是令人吃惊的。”
“宋朝南迁后，土地兼并之祸愈来愈加剧。南宋初年，因连年战乱，许多农民或死于兵燹，或弃家逃亡，在两淮及江南许多地区，出现了许多无主土地，这些土地被作为"逃绝户"田没收为"官田"。起义农民的土地，也被没收为"官田"。当时由官府组织围垦的圩田也划为"官田"。仅仅江南西路的吉州(今江西吉安)，这样的官田就达3650 余顷。在两淮地区，"官田"数量就更多了。南宋朝廷把这些"官田"的一部分作为"赐田"，赏给那些官僚权贵，每次赏赐都在数十顷以上。有许多"官田"则用来"屯田"，或设置"营田官庄"，进行耕垦。"屯田"主要是组织军队屯种，也有的招募农民耕垦。"营田"主要是招募客户佃种，直接向官府交纳田租。”
“随宋室南迁的大批文官武将，也纷纷兼并土地，重建他们在北方丧失的家园。大将张俊，在南宋的十几年间所掠夺的田产，使他每年收租米多达60万斛，占据土地当达数十万亩。吴曦谋反被杀后被没收的土地，每年收租四万多斛，租钱13 万文。权奸秦桧不仅在建康府"田业甚富"，仅记载的就有永宁庄、荆山庄等，还在平江府(今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等地有庄产。秦桧的后人，虽说"家道衰落"，"生产亦薄"，每年尚有十万石租米的剥削收入。权臣韩侂胄及其党羽苏师旦的田产被没收后，南宋政府曾专门设置一个"安边所"，用这些田产的田租来弥补因开禧北伐失败而亏空的国库。"安边所"每年可收30万斛田租，可见韩侂胄、苏师旦拥有的田产之多。除去皇室、贵族、重臣、武将凭借权势，大肆掠夺土地外，南宋各地的"奸民豪族"也"夺人之田，以为己物"。淮东有个土豪张拐腿，每年租谷收入达70万斛，可知占地之广。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刘克庄在奏札中说："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端平二年，御史台又指出："权贵之夺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宋初，地主占田不过几十顷，到南宋理宗时竟占田百万亩。淳佑六年(1246年)，御史谢方叔对理宗说："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弱之肉，强之食，兼并寝盛，民无以遂其生。"谢方叔的话，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到理宗统治时期，发展到了高峰。”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指出：南宋经济的发展，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农民起义。“北宋时，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在南方。大批劳动人民的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宋朝在南方立国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以赵宋皇室为首的贵族、官僚、地主来到南方，疯狂地掠夺土地，霸占庄田。土地兼并的加剧，成为南宋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严重问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广大自耕农的破产和广大佃农更加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遭受苛刻的压榨。南宋王朝在不断地扩大官田的占有，并且在不断加强赋税、徭役的敲剥。广大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在反抗金朝南侵的同时，纷纷起来，对南宋地主阶级的压榨，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斗争采取了多种形式，一直发展为武装起义。”同时“官府发行纸币，主要目的在于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并不完全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没有具备足够的铜钱和铁钱作为本钱。越往后，官府越是依靠发行纸币来维持财政。理宗时，财用缺乏，府库空竭，设“撩纸局”，夜以继日地增印纸币。东南会子，一一七四年到一一八九年，发行二千四百万贯。一二○五年到一二○七年，增加到一亿四千万贯。一二三二年，达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竟达六亿五千万贯。庞大数额的纸币不断投入流通领域。每界会子、交子流通期限不断延长，官府又不备本钱，“子母不足以相权”，就成为不兑现的纸币，造成会价下跌，通货膨胀。一二一○年，东南会子第十三界每贯尚值铜钱三、四百文，一二四○年，第十七界会子只值铜钱五十文，第十八界会子值铜钱二百五十文。农民、工匠、小商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王迈《臞轩集》说，纸币发行过多，造成数“病”，一是农村憔悴，脂膏枯竭，农民告贷无门;二是关卡苛急，征税不止，大城市商店白天闭门;三是百工技巧，转辗工作，为工值低廉所困，无以为生。滥印滥发纸币，使南宋经济日益陷于崩溃。”
其时，坐大了的南宋官僚豪族大量掠夺民财，以至于“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弱之肉，强之食，兼并寝盛，民无以遂其生”。当时社会财富虽然不少，但是财富高度集中在官僚豪族手里，朝廷反而亏空。腐败的朝廷不敢面对官僚豪族，反而杀害忠良讨好外敌和内部奸佞，于是只能饮鸩止渴，滥发纸币弥补财政的亏空，使南宋经济日益陷于崩溃，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直至南宋彻底覆灭。
王亚南教授《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指出：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和封建残余相当严重的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因此，官僚政治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被看做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既如前篇证明了的那样，是由封建制到资本制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那末，一切现代化了的国家，显然都曾经历过这种政治形态;一切尚逗留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显然还不免在为这种政治支配形态所苦恼;而那些处在资本主义转形阶段和社会主义形成阶段的国家，是不是也曾有官僚政治出现呢?关于这几点，是我们紧接着前面的论点，必须分别予以解明的。
先就英、法两国来说。英国从一五零零年起就已确实变为一个民族的君主国家。它的旧时封建体制已经在开始崩溃，君权在开始扩张，过渡性的专制政体在开始形成。“英国政府的发展比欧洲大陆早一世纪，但二者的发展是遵循同一轨道的。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事业的目的实际上是同路易十四或威廉一世的相似的。那是一种联合、统一和国家化的事业。倘使各省不联合而为各王国，各地方团体不结合而为各民族，一切封建的权利、特权、豁免和权力的对抗的混合物不变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那么后来的民主立宪政治的发展将一定不遵循它所采的途径。这是专制君主政体的事业。”(见克拉勃著《现代国家观念》，王检译本，英译者序，一九五七年版第十二页)在完成这种事业当中，国王“在他的王国内力求争取一个地位，替他的全体臣民立法并由他自己的官吏直接对臣民施行法律。”这就是说，立法权是国王的，行政权却全落到官僚手中了，官僚政治就这样起了配合专制政体的要求。
自此以后，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年，官吏的任用，完全操在当权者私人手中;鬻官卖爵的事，也是层出不穷。政府的职位，甚至可以预约。例如格兰味(Grenville)把玉玺保管处(Privy Seal Office)的书记，预约给他四岁的亲戚;英国第一个内阁总理滑浦尔(Walpole)叫他的公子霍莱士(Horace)在政府中挂个名，拿公家的钱到巴黎去享受沙龙的生活。这都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事实。” (陈乐桥著《英美文官制度》，第五页)特别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官吏贿赂公行，为人所共知。法官对于释放罪犯有固定的价格。即使在十七世纪，联合王国的行政仍是极端腐败;关于英国舰队状况，诺列斯(Norreys)曾写信给科克(Sir.John Coke)说，“全体都十分腐败……上级人员须下级人员供奉，并强迫他们为着自己和他们的司令而实行盗取。” (桑巴特[Sombart]著《现代资本主义》，李季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五三一——五三二页)……
中国的官僚政治，也正如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官僚政治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表象。由它的发生形态到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制，以至在现代的变形，其间经过了种种变化，我们要指出它的特点，至少应就过去官僚政治与现代官僚政治两方面来说。但如我们要在后面指明的，中国现代官僚政治虽然大体照应着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形质上的改变，从国外、晚近更从德美诸国新官僚体制中吸入了一些新的成份，把原来传统形态复杂化了，但原来的传统形态并不会因此被否定或代置，反之，我们甚且可以说，那是原来官僚政治形态在现代的变本加厉或强化。因此，在研究的程序上，我们须得从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讲起。那些特殊表象，分别体现在它的以次三种性格中：(一)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这是我们要分别在下面予以详细说明的。……惟其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在一般无知无识的人民固不必说，就是自认为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的士大夫阶层，也从来很少有人想超脱到这种政治形态以外去。……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面，把握着社会物质基本生产手段的阶级，同时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这已经很明显的表现为一个法则。……“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做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稍微仔细分析起来，就知道它备有以这三项可供利用的内容：(一)天道观念;(二)大一统观念;(三)纲常教义。这三者对于专制官僚统治的维护，是缺一不可的。……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按：所以官僚政治与独尊儒学必定密切联系;这里说的是被统治者改造而形成的儒学，与孔子自己的学术理论还是有所区别的)。
官僚贵族化与门阀。一般的讲，在欧洲的专制官僚社会，官僚是贵族的转化物，贵族愈来愈官僚化，而在中国专制官僚社会，只因为它在本质上不是由封建制向着资本制转化的过渡性质的东西，而根本就是又一形态的封建组织，故它的官僚，它的士族，愈来愈带有贵族的品质。……门阀的地位是积极养成的。中国专制官僚制的封建主义的特质，既然具有我们前节所述的那些促成官僚贵族化的可能条件或因素，它一遇到其他更有利的形势，就会很自然地向着门阀的途径发展。首先我们得指出，任何一种固定的等级的身分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两汉前后统治四百年，虽中经王莽的篡乱，但很快就中兴起来。同一王朝统治如此之久，其间又有相当长期的承平安定局面，在最大官僚头目的帝王及其皇族，固不必说，即在中上级的官僚们，都无形会由生活习惯、累世从政经验，乃至相伴而生的资产积累等方面，产生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和阶级意识。而他们藉以干禄经世的儒家学说，更无疑要大大助长那种优越阶级意识的养成。他们在“法律上获得种种特权;他们享受高爵厚禄，做官发财，在本乡多购买土地，退休后就成了地方的豪绅，死后留给子孙福禄。他们创造了一种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够得上这水准方能成为一个世家。既是世家，子孙便该世世做官，宗族便该代代显赫，同宗同族便该团结互助，提携乡党后进，在本地成为一个名族或郡望。他们阐发并实行儒家的宗族道德观念。他们自以为自己的地位，相当于封建时代的贵族阶级，所以借来很多古代的宗法观念、礼仪习俗放在自己生活里面。这样到了汉末，名门世家的宗族团结及强烈的宗族观念便养成了。”(孙毓棠：《汉末魏晋时代社会经济的大动荡》，《人文科学学报》，第一卷，第二期)然而，所谓贵族化的官僚或变相贵族的门阀在社会的意义上，是从他们对于被其统治的农民大众所表现的特别优越关系显出来的。他们逐渐的贵族化，必然要与其对极的农民的农奴化，相辅而行。(按：如今官僚贵族门阀化也必然要与其对极的劳动者的奴隶化、妇女的性奴化相辅而行。)
那些现象中第一个表现得大家都十分明了的，就是分立割据的局面。由汉末的群雄崛起，三国鼎峙，甫经司马氏混一宇内，不旋踵间就由八王之乱、五胡之扰演出南北朝的长期分立。到隋代统一未久，接着又是一度群雄崛起;混乱割据之局直到唐代才算扭转过来;至于此种局势的造成，历史家曾形式地指述过许多表面的原田，但稍一仔细考察，就会知道那与我们上述的门阀保有极密切的因果关系。比如，汉末崛起的群雄，几乎没有几个不是出身豪族、郡望或“世官”的;也没有几个不是由于他们利用其社会经济上的地位，招收或集中有大量的宾客、部曲，以为角逐争衡的政治资本。
似此，官僚豪族拥有了坐大的三大资本：庞大的家族财富、官僚团派和官僚文化教育实力。于是官僚豪族至今依然是13亿中国人和中国共产人的强敌，它们天天在中国内部配合国际垄断寡头敛聚财富，涂炭百姓，出卖中华民族，并力图控制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回想起来，早在民国时期，《史海钩沉：蒋介石“文胆”陈布雷自杀的内幕及其子女的非凡人生》一文就披露过：“陈布雷眼看着亲手参与建立的蒋家王朝摇摇欲坠，自己空有一腔报效“浩荡皇恩”的夫子情怀，却无回天之力，顿感失望之极。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一介文人，陈布雷选择了传统文人参政的惯用方式——诤谏。他从心里讨厌内战，认为饱受八年抗战之苦难的同胞应该休养生息，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罢兵休战议和，不料却被蒋介石斥之为“书生误国”;他不满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贪腐，曾向蒋介石建议让其拿出藏匿的美金，用于国家建设和改善民生，从而招致了蒋介石的嫉恨。就在赴死前几天，陈布雷还向蒋介石上谏，因此而引起了蒋介石的恼怒，蒋介石竟打了他一个耳光，并厉言训斥他“教子无方”，自己的女儿、儿子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这让一贯好面子的陈布雷，顿感颜面尽失，羞愧难当。于是，诤谏不成，便“尸谏”。陈布雷最后在绝望之余选择了传统文人愚蠢之极的行为——“尸谏”。”
当年的国民党纵容蒋、宋、孔、陈四大官僚资本豪族误国害民，陈布雷虽然看透了必然导致亡党亡国的可怕后果，但凭一介智囊之微力自然无力回天!
而当今的中国，官僚豪族坐大已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11月4日新华社《最高检：中央批准成立新反贪总局》的报道披露：“邱学强表示，当前职务犯罪有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演变趋势，就是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群体化等动向更加明显。……
然而，反腐虽然打掉了无数的贪官，却很少撼动官僚豪族资本巨头的根基，它们庞大的官僚垄断资本依旧，它们的官僚团派依旧，它们所控制的官僚文化教育势力依旧。而且不灭反增，中国大部分国民财富、官位和两会都还高度集中在它们手里。官僚豪族以为角逐争衡的财富资源、政治资本和文化教育资本依然强大。官僚豪族不但没有被清除，甚至连被抑制的效果都欠佳。这恐怕是最悲催的现实。
至此，人们容易明白：官僚豪族的坐大导致的最后结果必然是社会动荡，国家败亡，人民遭殃。这是历史给予的明确教训。人民要当家，就无法回避如此残酷的事实：不消除官僚资本豪族，人民永远无法真正当家作主。作为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必然负有带领人民消除官僚资本豪族建立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机制的历史使命。而不肯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党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似此，执政党该是到了下决心解决官僚豪族问题的时候了，回避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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