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
清末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破了中国封建官僚千年的美梦。为了自己的生存，中国的封建官僚开始了号称“洋务运动”的蜕变。中国的封建官僚摇身一变，变成了中国传统“官僚权力”与西方新兴“商业资本”的杂种——官僚资本。于是官僚资本这个怪胎在中国哇哇坠地，逐渐成长为危害中华百姓的恶魔。
中国本土的商业资本早于明朝年间就已经诞生。
何良俊《四有斋从说》记曰：“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以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明时，民人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倍增。民间商业资本渐兴。
郑天挺《明清史资料》载曰：“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庐风以北，控三楚之旧，苞举淮阳，其民皆訾瓠轻沙，多游手游食，煮海之贾，操巨万资以奔走其间，其利甚巨。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翟转毂，就以游帝王之所部，而握其奇赢，休隰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明时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民间资本日渐聚集。
其时，皇帝开设“皇店”、或由掌权宦官以皇家名义开设“皇店”，成为明中期（15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一大弊政。有关记述不胜枚举：于经首开皇店于九门关外、张家湾、宣大等处，税商榷利，怨声载路，每岁额进八万，外皆为己有。创寺置庄，动数十万，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至武宗任刘瑾，渔利无厌。有论者指出：“皇权统治下的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欧洲中世纪后期城市的发展模式是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所有中国城市的首要功能，都是作为皇权体系大网上的一个个凝聚和传导权力的网结，这给城市经济规定了两个最重要的特质：第一，城市经济的模式必然被置于皇权体制的控御之下，这不仅表现在官营、禁榷等统治权力对经济的控制在两千年中始终极为强大，而且即使是城市民营经济，在整体上也必须首先以服务于皇权制度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前提，宋代着名民谣所说：“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行在”即皇帝住所）卖酒醋”，就生动地形容了政治发迹与经商发迹，两者都要仰赖于皇权这共同的核心。第二，由于城市经济首先服务于统治权力，所以从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分工与规模化、统治者所卵翼的寄生人群之激增、奢糜消费风俗的形成等等，所有这些启动城市经济繁荣的路径，都是以统治权力对全社会的超强控制和权力消费的急剧膨胀为前提……”。（《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在封建官僚权力的抑制下，中国的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
随后的满清落后民族的入主中原，直接对初生的民间资本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有论者指出：“与满清思想禁锢相对应的一点，就是明朝末期的商品经济体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满清坚持愚昧的海禁政策，东南沿海的商人阶层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新的士大夫阶层则在满清南下时期被屠杀干净。清朝初期，全国人口只有两千多万，而在明朝末期，中国人口已经在七千万左右，大规模的屠杀与征服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倒退。新的经济力量和经济观念自然是无从谈起了。”（《谈满清对于中华文明的破坏:满清这样祸害中国》）满清的野蛮统治强力抑制了中原民间资本的发展。鸦片战争又使西方资本快速入侵中国进行残酷掠夺，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导致本土原生态资本的衰落。
于是，中国封建官僚与西方垄断资本的双重重压，也就成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既定环境。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还能够有成长空间的也就只有巴结外来垄断资本的中国官僚资本这一怪胎。
在清朝末期，权臣李鸿章与左宗棠各自组成了官商结合，也就是李鸿章-盛宣怀与左宗棠-胡雪岩两组著名的官商结合，正是这种官商结合成为中国官僚资本的典型形式。
有论者指出：在李鸿章控制的庞大事业中，盛宣怀参与最多的是筹办洋务企业和外交事务。1874年,盛宣怀在李鸿章指示下参与买回吴淞铁路的谈判。熟知军务的盛宣怀很快被李鸿章任命为会办陕甘后路粮台，又在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往来天津上海等地采办军需。1896年，52岁的盛宣怀已经牢牢掌控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也正是在这一年，洋务干将的形象如日中天的盛宣怀被清廷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后者意味着他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盛宣怀一生掌控的著名企业也随着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改朝换代的风云而烟消云散，联想到盛氏谣诼纷纷的一生，功过至今未能盖棺论定，个李鸿章的追随者，死后毁誉交加的命运，竟也与李氏相同｡ （来源：新民周刊 2007年第21期《盛宣怀与李鸿章》）——权臣李鸿章以当官为主，也直接经商操控资本；盛宣怀以经商操控资本为主，也当官成为所谓的“红顶商人”，官商就以这样的形式牢牢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的垄断资本——官僚资本。
与此相似，左宗棠和胡雪岩以低起点起步，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风生水起：前者对科举始终不大用心，不走寻常路，以幕僚为路径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最终封侯拜相；后者也不满足于旧式商人低买高卖、货通天下的本分，包办政府采购、插手国家财政，开权贵资本（案：官僚资本）之先河。在胡雪岩的支持下，左宗棠办船政、征捻军、平回乱、收新疆。虽然他们最终败于李鸿章和盛宣怀，但在这个案例中，高官对于资本的倚重，商战对于政争的影响，都前所未见。……左宗棠初到杭州，正为军中缺粮发愁。在战争年代，粮食的重要性已不是金银所能衡量，精明如胡雪岩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一见这位左巡抚，也不为自己辩护，径自就呈上了装满几十只船的大米。这些粮食对湘军来说，那真是雪中送炭，左宗棠喜笑颜开。左宗棠光复杭州后，这座堪比天堂的名城已然满目疮痍，人口只剩战前的十分之一。胡雪岩捐助白银十万两，设“钱江义渡”和牛车，在钱塘江与湖泽间迎送旅客。后来左宗棠在上奏朝廷时说：“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悉臻妥协。杭州克复后，在籍筹办善后，极为得力。其急公好义，实心实力，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胡雪岩早不只是一个普通商人，而是挂正三品“按察使”衔的福建候补道。福州船政局选址于福建马尾，左宗棠授命“凡局务及出入款项，责胡雪岩一手经理。”其他选购原料、聘用外国工匠、招募本国工人的事情，也都是胡雪岩负责。因为有了胡雪岩的协助，左宗棠所部湘军在浙江才没有了后顾之忧，而如果没有胡雪岩的经营头脑，福州船政局的起步也不会如此顺利。（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12月17日熊菘策等《左宗棠&胡雪岩 政商关系典范》）——胡雪岩善以各种手段巴结高官左宗棠，高官左宗堂以自己的权力提携商人胡雪岩；胡雪岩以此种手段成为兼任官吏的“红顶商人”；权力与资本互相利用，互相支撑，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的垄断资本——官僚资本。
《文史参考》2012年第23期纪彭《李鸿章盛宣怀后来居上 两对政商组合的暗战》：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几乎成为晚清对外战事中唯一的胜利，朝廷也把他的爵位由一等恪靖伯，晋为二等恪靖侯，并成为军机大臣，可谓“入阁拜相”。此时，左宗棠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后勤部长”，也走到了他人生的顶峰，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日中而落，月满则亏”，正当左胡组合如日中天之时，另一对政商组合李鸿章和盛宣怀已经在暗中策划，如何把左宗棠和胡雪岩这对搭档干掉。……左宗棠把高息作为最好外交手段，他借英国人的钱来遏制俄国人。因此，中法战事一起，左宗棠欲如法炮制，以高息“绑架”英国银行，跟他一起投入到战争中。高息也给胡雪岩留了回扣空间。银行发行债券，年息8%，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不算回扣，仅利差就是一笔巨大的利益。胡雪岩是独立商人，以利润为生命，左宗棠自己领兵打仗尚且要饷，胡为他筹饷，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左宗棠只好擅自作主，让胡雪岩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了。可胡雪岩万万没有想到，吃利差和拿回扣，成为日后对手置他于死地的要害。——在不同官商组合的剧烈争斗中，利益的分配不断洗牌，失败者的下场相当可悲。
李鸿章为了在内斗中获胜，积极投靠外国列强，同时卖国牟利。一八九六年，李鸿章率团出访西方五国，第一站是俄国。五月三日，李鸿章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举行秘密会谈。沙俄为达到卑鄙的目的，不惜采取国家行贿的手段，对李及其随员大肆行贿。六月三日，签订了《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是：一、当日本侵略中俄任何一方时，对方予以援助；二、在对日行动时，俄军舰可进出中国港口；三、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建铁路直达海参崴，由华俄道胜银行经办；四、铁路建成以后，俄国可以借此运送军用物资。关于这次行贿的情形，据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州史》记载：乌赫唐斯基公爵取得维特同意后，与沙俄财政部总务厅长罗曼诺夫、华俄道胜银行董事罗特斯坦商定，由华俄道胜银行拔出三百万卢布，作为行贿专款，名为“李鸿章基金”，此款由沙皇特降密旨予以批准。沙俄的计划是：铁路合同批准时付一百万，路线勘定时付一百万，铁路完成时付一百万。后来乌赫唐斯基公爵来华访问时，在上海曾交给李一百万。（来源：《李鸿章卖国得了多少银子？》）李鸿章还出卖琉球，让日本侵占；出卖越南，让法国占领。法国侵略越南，觊觎中国。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中法之间的陆上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谈判的结果大出人意料，使得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李鸿章如此卖国为他在西方赢得了“世纪伟人”的赞誉，使得他能够挟洋自重，在内斗中占据优势。这帮卖国求荣的官僚资本势力就这样不断帮着风雨飘渺的满清政权添乱，直至葬送满清王朝。
到了民国年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命脉，他们继承了清末的官僚资本模式——官商结合，权力与资本结合。“四大家族”发扬了晚清官商组合的传统，亦官亦商，官商全都包揽，官商已经浑然一体，分不清你我。“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发展到了巅峰，整个中国俨如一个官商大家族的家天下，任他们利用权力与资本刮地皮，滥印钞票搜刮民财，侵吞美国援华抗日资金，发国难财，罪恶罄竹难书。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掠夺民财主要有三招：
一曰官僚经商直接掠夺。
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蒋介石）、中国银行（宋子文）、交通银行（孔祥熙）、农民银行（陈果夫、陈立夫）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官僚经商也就所向无敌。《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四大家族”40年代利用美援物质和他们的特殊途径在美搞投机倒把，被美国财政部查出“四大家族”偷税几千万美圆，告到总统杜鲁门处。经调查，情况触目惊心，“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非法财产具然有20亿美圆以上……美国财政部暴跳如雷，把调查报告全部公布在美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听证委员会上，一片哗然。最后，美参众两院一致决定：永久冻结的“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来源：2008-7-8惜取江南月《四大家族财富被美国政府曝光和没收的秘闻》）
二曰官商勾结进行掠夺。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受了大批的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留下的企业，统统划归为国有国营企业来进行经营的。加上自己努力发展的国有企业，此时的国民政府国有国营企业规模，还是不小的。国民政府决定实行经济改革，搞起来了以“出售国有企业”为特征的私有化改革运动。1947年2月17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该方案除规定禁止黄金买卖，禁止外汇在国内市场流通外，还特别规定：“凡国营生产事业，除属于重工业范围及确有显著特殊情形必须政府经营者外，应即分别缓急，以发行股票方式公开出卖或售与民营。”此时的经济改革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犹如脱缰的野马，形成了官商勾结掠夺民众的残酷一景。这个改革因为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事实上是造成后来货币贬值的深刻原因之一了。这种制度上的黑暗带来的严重问题深刻影响着正在跟共产党苦战的国民政府的所有领域。很快地，部分官商勾结的大官僚大买办迅速致富，短期内在国内形成了可怕的贫富差距，那些失去了国家保护甚至失去了基本生存资源的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大量涌向上海、南京、北平这样的城市，形成了乞丐满街、小商贩满街、到处有贫民窟的可怕景象。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国民政府的这个国有企业改革过程，方法上、思路上都跟当今的国企改革非常相似，也充满了种种黑幕。（来源：《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原因有三》）
三曰滥印钞票掠夺民财。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是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掠夺财富﹐后以开设棉业公司﹑垄断对外贸易等手段聚集钱财。
环球网《47年上海通货膨胀奇景》披露：抗日战争结束时，各地物价和黄金、外汇价格普遍猛烈下跌。国民政府为了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变本加厉地继续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国民政府承认“自1945年起，发行膨胀，速度比抗战时更快”。“1947年6月增加额比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总增加额还多”，国民政府承认：“印刷机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钞票”，“钞票不够”。中央银行总裁在1947年5月31日报告中说：“连月支应浩繁，钞票产量有限，生产与支出不能配合，券料输送已到随到随罄之境地”。连法币的印制，也靠美国，1947年国内仅印58万亿元，国外印刷达137万亿元。“所有运输工具大都以飞机是赖。当飞机运到目的地，亦因物价上涨不合需要，时有徒劳往返之憾”。1947年11月27日中央银行监事会决议，刚印好的50元、100元新券因“用途已少，分别煮销”。国民政府只得承认，这是“狂奔性通货膨胀威胁”，法币“膨胀的恶性循环”，其危险性“比共产党叛变更为广泛”，“物价狂涨已推翻了社会秩序和政治信心”。
改革的贪腐，贫富分化的加大，在短短的三年内造成了一批跟权力密切连接的官僚资本主义阶层短期内暴富，官商勾结日益严重，腐败现象到处可见，可谓是无处不在，积重难返。就连军队内部，都出现了很多吃空饷、倒卖军用物资的可怕情况。蒋经国曾经力挽狂澜，挟天子之威到上海打虎。其当时的身份是“经济整顿上海督导员”，并设立了政府性组织“经济督导员管理处”，设立了11个“人民服务站”，并设置了“告密箱”，要打“反贪惩腐人民战争”。但蒋经国的方式却很要命：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他要抓谁就抓谁，然后再去查找证据，并且迅速结案，该枪毙的枪毙，该进监狱的进监狱，速度飞快，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法制过程的。比如王春哲大规模经营各种黄金美元的黑市买卖案件，最后他被枪决，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坐实的。这些深刻的缺陷，虽然在整顿初期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叫好拥护，但在面对更深层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触及到孔令侃那样的重头角色的时候——就立即显得力不从心了，最终走向失败。11月初蒋经国离沪而去之后，上海的腐败立即反扑起来，愈加严重，很快就随着国民政府一同终结了大陆的国民政府时代了。（来源：《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原因有三》）
贪婪无度的“四大家族”王朝终于在人民的怒火下覆灭。其官僚资本被人民政府没收，成为人民的公有资产，形成庞大的公有资本。这些资产最初多以“国营企业”的形式管理经营，以后被改为“国有企业”。
但是，进入人民政权的旧官僚和新生的官僚在旧传统的推动下贼心不死，不断觊觎庞大的公有资本，日侵夜袭不断将其据为己有，转化为新的官僚资本。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指出：“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来走入社会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不要怕说话，怕被有人说投降了资本家。”（《刘少奇：1949年4月24日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此后的几十年间，结果是部分官僚与资本家相结合，重演了官商组合的老戏。“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书籍与影视红遍全国，深入官心，官僚资本的复辟已经是今日的不争现实。党内的辩护者称，刘某的愿望是好的，是为了稳步实现社会主义。而邓小平则反思道：“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其实，以刘某人为代表的新生官僚确实稳步实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就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事实上已经走上了邪路。《共产党宣言》把这种社会主义列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之首，称之为“封建的社会主义”。并且指出“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剌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如今在中国这些“贵族”就是新老官僚势力。他们的臀部确实带有旧的封建纹章——封建权力高于一切，封建权力与现代资本密切结合就是他们奋斗的终极目标：利用权力“先富起来”，实现依据权力的“利益分配”。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讨论农业合作社小社并大社的讨论中，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会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吴芝圃吹牛说大话的影响下，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虚报成3200斤，另西平县城关公社则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后经调查，这两个公社的亩产数字是谎报。正当信阳地委准备纠正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大到犹如12级台风！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报产量美其名曰“放卫星”，为高指标，浮夸风呐喊、唱赞歌最富有权威性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具体执政者刘少奇，宣传口负责人邓小平、彭真，其所为与其说推波助澜，还不如说是谎言制作厂。在大跃进中浮夸风盛行，各地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比如在广西的一个生产队就把亩产水稻吹到了一两万斤，人民日报称之为”放卫星”。得到人日报的肯定后，各地的吹牛比赛达到了高潮，……。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还追誉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如此的错误对官僚资本的猖狂起了鼓励作用。
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一再请求，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同时，向二届人大推荐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时,“大跃进”、人民公社方兴未艾，如日中天，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农业生产下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棉、纱、布、糖等日用品，出现从未有过的短缺现象；基本建设发展过快，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直接后果，使农村大批青壮年流入城市，农业劳动力陡然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到1960年底，财政赤字高达81.8亿元。
刘少奇用掀起浮夸比赛的无耻技俩不但整垮了农业生产，也整垮了公有企业的生产。如此情景笔者亲历。58年间我所在的国营玻璃厂原本好好地生产包装用瓶和玻璃仪器供给酱油、罐头等生活必需品生产的需求和科学试验和医药的需要，利国利民，生产稳步发展。然而，59年刘少奇任国家主席之后，书记厂长在上级的压力之下急于要完成“产值翻番”的指标，于是找我帮忙推广高产值的所谓的“超声波”发生器等产品。我怀疑所谓的“超声波”发生器根本不能发生超声波。厦门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帮助我查到了该产品的来源——美国某杂志介绍的一种玻璃增压器（低端产品）。经过计算该产品即使加以改进也根本不可能发生超声波。但为了完成上级产值翻番的任务，厂领导硬着头皮上了那些高产值而无用的产品，结果产生了几个仓库的无用之物积压在那里，导致企业和国家的严重损失。刘少奇这样的破坏日后竟然成了官僚把公有企业私有化的“根据”。刘某人就这样代表了官僚的根本利益，凝集了官心，60年来中国新生的官僚集团不断膨胀，一步步地实现了官僚资本的复辟。
改革开放之后，私有化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大量的公有企业（国有企业）被官商勾结私吞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还魂了。新时代的官僚资本继承传统，掠夺民财也用老三招。
一曰国企国资变官企官财，直接掠夺民财。
2012年01月09日《新京报丁书苗发家史：结识刘志军 资产两年增加40亿》披露：丁书苗还是扶贫界知名人士，慈善投入累计近5亿。最终，因刘志军案发，丁书苗接受调查。有熟悉丁书苗的人说，通过依附垄断权力来获取利益，终究走不远。1月7日，鉴于丁书苗涉嫌违法违纪，山西政协常委会议决定，撤销她的省政协委员资格。丁书苗是山西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博宥集团)董事长，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身家40多亿的她，作为扶贫名人，形象还被刻成雕塑，全国巡展。去年1月，丁书苗因卷入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案被调查。57岁的丁书苗出身于山西晋城，当地一位和她熟识的官员感叹说，“我曾通过其身边人，几次提醒她，别与权力走得太近。中国多少商人走上这条不归路。” 这名官员说，丁书苗从一个农妇发展到身家几十亿，真是不容易。但她通过依附垄断权力来获取利益，终究没能走多远。——如果别与权力走得太近，没有了奸商丁书苗与官僚刘志军部长的结合，哪来的几十亿的资产？这是中国官僚资本发家的必由之路。
2013年01月27日天涯论坛[百姓声音]河北遵化村官缘何一夜暴富揭露：遵化市大安乐庄村原本是一个农作物多样、果木繁多、水利设施完备美丽富饶；物产丰富的美好村庄。拥有3000多人口，3000多亩耕地，然而一切的改变源于地下铁矿资源丰富，巨贪村官刘国青自2006年任村主任后，以租代征大肆出让土地，从中谋取巨大利益；用于非法盗采，并参与非法盗采，私自出卖采矿所得据为己有，利用职务便利侵吞集体利益非法所得数亿元。而村民6年所得补偿仅仅8000元，很多村民在贫困线上挣扎，而村主任耗资400余万建豪华别墅，拥有高档轿车多辆，有现代轿车、现代跑车，尼桑轿车，还有价值百万奔驰轿车。为其子买的司法鉴定的法医工作。村主任致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全村麦田被选矿厂侵占，尾矿砂堆积吞噬良田；全村稻田被毁，水利设施不复存在，漫山遍野非法盗采矿井50余处，仅4处采矿点系合法采矿，村集体2000多亩耕地被毁，2万余株树木被毁，良田变沟壑，废料掩埋良田、果园。部分村民住宅被挖空，地质塌陷时有发生，威胁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地下水污染，污水沿村内自然河道流淌，两岸村民患癌、脑血栓等重大疾病者逐年上升，每年10余人死亡，成了远近文明的癌症村。殃及子孙后代。村民所吃粮食完全要到市场上去买，而没有剩余粮食饲养家畜、家禽。安乐庄失去了以往的安乐与祥和，随之而来的是恐怖与凄凉。——官僚不侵占国土资源，侵占耕地，转化为私人财富，如何能买官揽权？如何积累官僚资本盘剥百姓呢？
二曰官商勾结私有化国企，化公为私，掠夺民财。
2012年12月25日天涯论坛网友“唐崇包青”《广东罗定制药厂 原国企厂长官商勾结》披露：官商勾结，借转制横吞2.3亿国有资产。广东省罗定制药厂位于广东文化之乡罗定市，原为地方国企。2002年地方贪官污吏乘国企转制之机，由原任药厂厂长吴家泉牵头，自编自导一出厂长自卖自买国企的把戏。时任该国企厂长的吴家泉，伙同海南省无业游民陈明兴，以极卑劣的手段，与罗定市主要领导官员勾结，用暗箱操作，满天过海的手法，名义以699万元，“拍买”了这间占地101.7亩，现代化厂房40380平方米，拥有160个中西成药品种，12条生产线，并拥有从前西德、日本等国引进的先进制药厂设备的老牌制药厂，自80年代起，一直是广东省重合同、守信用，的制药名星企业。这一切均在当时时任罗定市市委书记钟德标，市工业局局长黄朴等人的默许、暗中护航下进行。——此类案例比比皆是。
这些官僚与商人哪来的钱购买国有资产呢？那就是空手套白狼，利用权力把还没有购得的国企当成抵押物向银行强行借钱购买国企，强行把公有资产贱卖，转化为官员与商人的共有资产——官僚资本。尔后官僚资本的暴利尽归所谓的“精英”所有。于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圣人厉以宁公然宣称：“4.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官僚资本的）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刘少奇“剥削有功”的理论已经变成了现实。
记者问：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些MBO？郎咸平答：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在美国，企业MBO没有问题，因为是全流通的，既然向股东发行了，也可以收回，但是中国上市公司的MBO是收购国有股，而且还是向银行借钱，哪有这样的事情？打个比方，家里很脏，请了个保姆，结果保姆反过来成了主人。
三曰滥印钞票掠夺民财。
2010年11月06日网易财经论坛《43万亿超额印发的钞票流进了谁的腰包？》指出：据媒体报道，今年我国超额印发的钞票达到43万亿之巨。无论从官方渠道还是从媒体渠道，人们至今都弄不清中国为什么要超额印发如此之巨的钞票，更搞不清楚这些超额印发的钞票的具体投向、具体用途和具体作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在哪里。没有哪个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站出来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一切都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一头雾水！43万亿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它稀释了人们手中持有钞票的含金量，让老百姓荷包里的钱出现了事实上的大幅缩水和贬值。
2011年09月14日蔡正确《4万亿钞票印刷机掠夺走民众財富進了誰的腰包?》披露：一个国家有多少社会财富，政府就只能发行多少钞票。政府多发和滥发钞票，就会引发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同时，还造成民众的存款和现金大幅缩水等严重后果。2008年年底，政府以救市为名，向市场投放4万亿救市资金。在当时，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中，根本列不出这笔巨款支出。当局只好用钞票印刷机，多印刷了4万亿元钞票。多印刷的4万亿钞票进入市场后，逐渐推升了物价飞涨，并加剧了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多印刷的4万亿钞票造成了民众的存款和现金大幅度缩水。例如：2008年时，民众的1万元存款和现金，到今天虽然仍然是1万元，但这一万元的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2008年时的2千至3千元的购买力。这意味着，7千至8千元钱被政府通过钞票印刷机掠夺走了。中国131万县团级以上官员和其家属占有中国80%的社会财富；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0000亿元，官员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占75%；中国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和外国的财产）超过1 亿元的人，超过90%是高级官员子女；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00亿元，其中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0000亿元。以上几组数据说明，政府通过钞票印刷机从百姓手中掠夺走的4万亿元钱，绝大部分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被各级官员通过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和高福利待遇等途径和手段，将这笔巨款卷进了各级官员的私囊中。——这种手法与当年的“四大家族”滥印钞票掠夺民财有区别吗？这就是官僚资本的原罪之一：利用权力印钞票公开抢夺民财。
而中国官僚资本所掠夺的国民财富，还必须进贡给美国华尔街主子，以维系他们权力的存在。2013年01月08日中国网《中科院：中国被剥夺的"血汗财富"相当于GDP的60%》等文章披露：研究显示，中国每年被剥夺抽走的“血汗财富”大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左右。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霸权红利损失的47.9%，是霸权红利损失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8日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披露的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该报告称，霸权红利是指霸权国家通过在全球建立的霸权体系，直接或间接获取的超额垄断利润，其本质上具有掠夺性、寄生性、腐朽性等特征。美国从全球攫取霸权红利的途径五花八门，主要包括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10个渠道。还有报道说，单单美国两房破产,中国就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官僚资本为何心甘情愿地进贡华尔街呢？中国的官僚资本无情盘剥国民，与中国人民为敌，即使依靠武装到牙齿的“武警”也无济于事，于是就只能投靠华尔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邓小平实在低估了官僚资本死而复生的能力，这样的失误代价相当惨重。在1987年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他开始认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则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还指出过“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还强调过“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可见邓小平在不断的反思中也逐渐看到了官僚资本的可怕及其对中华民族保持独立的严重威胁，警告人们不要走上邪路。就这样，邓小平的思想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随之使他的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和毛主席说的：“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相一致了。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还说过：“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这也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谁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就可以“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马”。
就这样，中国人民请的“保姆”、“公务员”竟然摇身一变成了社会的真正主人。官僚牢牢地把握住了社会的两个把柄——权力与资本，实现了“精英统治”。这就是当代中国官僚资本复辟的最新形式——官僚资本统治。这就是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也称为封建的社会主义。其“昵称”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此光环之下，中国的官僚资本回光返照。中国官僚资本的回光返照，自然是其走向最后死亡的前兆。中国的封建官僚总是低估人民大众的力量，尤其是人民武装的力量，肆无忌惮地盘剥人民，由此它也就必然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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