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中兴与亡国的差异
曾飞
国之兴亡有三：民生，吏治，安外。三者安顺则国兴，三者紊乱则国亡。历史的教训执政者不可不引以为戒。
国之兴亡首在民生。
在外华人至今乐称自己为唐人。盛唐民生之盛使人引以为傲。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开元盛世”是唐王朝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太平景象。史载，开元年间，由于玄宗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使唐朝进入繁荣时期。当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杜甫在《忆昔》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开元二十五年（737），由于“岁稔谷贱伤农”，玄宗命提高粮价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东都一带购粮，两地各得数百万斛。于是，停运当年江、淮之租。同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东幸”。另外，还下诏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与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开元年间的中兴，根本就在于民生有所改善。
相反，民生凋零，民不堪豪富欺凌是社会动乱，国家衰亡的直接原因。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治通鉴》曰：“（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唐朝也就从兴盛走向败亡。
明末崇祯年间，给事中马懋才给朱由检上的奏章当中，说明了当时社会的可怕景象：我是陕西省安塞县人，地方官员的报告中，常说“父亲遗弃儿子，丈夫出卖妻子，或挖掘草根吞食，或挖掘白石充饥”。然而事实比所形容的更加可怕。我的家乡延安府，自去年到今年，一年没有落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虽然勉强也算作谷物，实际上跟糠皮一样，味道苦涩，吃了仅能免死。到了十月，蓬草食尽，只有剥树皮来吃，所有树皮中唯榆树皮最为上等，但仍要混杂其他树皮同吃，也不过稍稍延缓死亡。到了年终，树皮又被吃完，只有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吃，石块冷硬，其味腥涩，只一点点，即可吃饱。但数天之后，因不能消化，就腹部发胀，无法大便，胃部下垂而死。一些不愿吃石块而死的乡民们，只好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由此，一个并非是昏庸和荒淫残暴的皇帝朱由检，虽然勤政自律、励精图治，立志有作所为，但治国无方，无力回天，终于成了一个亡国之君。
国之兴亡重在吏治。
唐玄宗李隆基前期尚能重用贤臣，吏治清明，国家兴盛；到了后期，重用佞臣，吏治昏暗，国家衰败。可见国之兴衰重在吏治。
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与唐玄宗励精图治，善用人才是分不开的。他选拔人才时，一律不论亲疏，不计贵贱，特别重视德、能。唐玄宗力排众议，重用武则天时代的重臣姚崇。姚崇富有改革精神，熟悉吏治。当了宰相以后，大胆地向各种腐败现象进攻，改革了一些弊政，使朝政很快出现了新局面。玄宗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把中宗时期的混乱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了。唐王朝渐渐恢复了元气，并且蒸蒸日上，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开创了盛世之后，唐玄宗逐渐骄傲了，沉溺于享乐之中。励精图治精神与改革时的节俭之风放弃了。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唐玄宗重用了“聚敛之臣”，搜刮民脂民膏，但搞得民不聊生，也就搞垮了江山。“钱谷之司，唯务剥削，回残剩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民阎困矣。”（杜佑《通典·食货典》）贫民没饭吃，而“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有的落草为寇，有聚众起义。王梵志说：“世间乱浩浩，贼多好人少。逢着光火贼，大堡抄小堡。”到了安史之乱更加民不聊生，唐朝也就走向衰败。
明朝末代皇帝明思宗朱由检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後期又重用宦官；中後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随著局势的日益严峻，朱由检的滥杀也日趋严重，总督中被诛者七人，巡抚被戮者十一人。历史学孟森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官府不断地加税，民间称呼朱由检为“重征”以代替“崇祯”，这也使得明末农民起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吏治不彰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国之兴亡要在安外。
民富则国强，外族不敢欺凌。内外和睦，通商互利，国家兴盛。国之兴亡要在安外，民不富国不强则无力安外。
唐初国力逐渐强盛，李世民重用名将李靖，安定了北方。当年突厥三十万大军压境与唐军相持，李靖率军迂回穿插千里，直捣突厥老窝，突厥几十万大军全线崩溃，突厥可汗也遭俘虏，突厥灭亡。一战基本解除了突厥对唐朝的威胁。此后唐朝积极鼓励对外交流、贸易，中国的发达让世界各国尊崇。强大的突厥（匈奴人的后裔，蒙古人的祖先，让无数西方人胆寒）尊中国皇帝为天可汗，西方人、阿拉伯人尊中国为天朝。当时，外国人争相来加入中国国籍。唐朝末年，吏治崩坏，藩镇割据，官僚腐败，赋税苛重，民不聊生，农民暴动四起，唐朝灭亡。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为国，军力强盛的藩镇国家即五代，其中有些是沙陀族所建立的。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有些自立为帝，有些奉五代为宗主国，其中十个国龄较长、国力较强的统称为十国。契丹乘中国内乱南侵建立辽国，中国日渐衰败。
不幸在崇祯年间，民穷国弱，名将袁崇焕苦苦支撑长城防线。皇帝猜忌朝廷不信任，投敌的汉人谋士又帮敌人设计陷害致死。他临终的遗嘱是，死后，把我埋葬在山海关，我要守在那里，让胡掳永不敢犯我中华。他最后连个尸骨也没留下，只有个空荡荡的衣冠墓。胡掳也终于还是进来了，但他的敌人反而尊敬他，为他昭雪，还原了真相，修缮墓碑，只把那莫名的悲哀留与后人凭吊。今人对袁崇焕的军事才能颇多争议。但是事实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始终是女真人难以逾越的长城。宁远一战击毙敌人可汗，女真人败得不服。宁锦战役，刚刚整顿不足几月的明朝新军就大破满清八旗，还是在女真人还是不服。北京战役，袁崇焕九千骑兵成功阻击了满清八旗十万大军，这一回女真人没话可说，承认不是袁将军的对手。于是才有了那个谋害袁将军的阴谋。但袁将军虽死，他留下的宁锦防线依然牢不可破。女真人始终没有打下山海关，最后还是因为明末民不聊生，农民暴动四起，明朝败亡，李自成进京之后建立了大顺王朝，但大顺新皇帝无法管束手下的弟兄，新官僚争官的争官，杀人夺财的夺财，抢美女的抢美女，吏治混乱至极，直闹得逼反了关将，吴三桂投降了满人，满人进关，留发不留头，惨杀了无数百姓，举国沦为奴隶。至今民族自信沦丧，上海南京路一度拱手让与洋货，华人与狗不得摆摊；美国人过平安夜，当年的重庆万千人平安夜涌上大街疯狂，手举美国星条旗狂舞，比美国人还爱美国，令世人膛目结舌；最近美国接连爆炸死人，中国官僚诚惶诚恐，第一时间慰问，举国主流媒体一片哀嚎声，并且四处声讨反美意识，宣扬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欢呼中国百姓对美国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反美变成亲美），又乘机攻击民众中的“文革遗毒”，整个官僚机器高度亢奋；而中国百姓矿难爆炸死、塌方死、车祸死、楼塌塌死、桥垮垮死、跳楼死、重金属污染死、矽肺死、喝毒奶死、强行结扎死、没钱看病死、吃毒转基因20%不育死后绝子绝孙、喝死猪死鸭牛奶河毒水患病得癌死、吸毒雾霾得癌死、极端气候风暴死、小学生校车事故死踩踏死校园遭报复死不堪重负跳楼死、城管暴打死、强拆死、抗议抢夺耕地被推土机活活碾死、禽流感不治死、学生互相毒杀惨杀死都无足轻重，理性搁置之，辟谣，封锁消息，大事化小事，给几个破钱了事；中国人至今依然抬不起头来。
历史的最大教训。
中国几千年残暴的封建统治造就了庞大、顽固、彻底糜烂的官僚阶层。到了近代，在外族势力的威压之下，中国官僚变成了外部势力的奴仆，从头到脚，从肉体到灵魂都成了世界上最下贱的奴才。它们对国民凶残无比，残害国民无数，对洋主子卑躬屈膝，纳贡无数；它们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出卖祖国，充当儿皇帝连眼都不需要眨一下。不仅号称革命党领袖的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连眼都不需要眨一下就投靠了日本帝国当儿皇帝，甚至连满人溥仪也在中国官僚文化的熏陶之下，连眼都不需要眨一下就投靠了日本帝国当儿皇帝。可见中国官僚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极度无耻。中国文化里参杂了如此肮脏下流的东东，让国人几百年来，虽然流了大量鲜血，抛了无数头颅，到头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新旧官僚内鬼所出卖，至今站不起来。中国虽然不乏独立自主的民族领袖，诸如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朱镕基、吴仪等等，但连他们本身也总是被新旧官僚庞大的势力所围攻和陷害。即使在官僚内部出现一些少得可怜的张学良、陈布雷、蒋经国、薄熙来之类想“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的明智派，则顽固的官僚也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当今的中国新官僚则宁可大肆祭拜洋大人和汉奸卖国贼，也不肯祭奠开国领袖。近日，英国工人和阿根廷国民所痛恨的、邓小平所鄙视的帝国强人撒切尔夫人死去，中国的新生官僚如丧考妣，连篇累牍发文悼念。相反地，中国百姓纪念开国领袖毛泽东，地方官竟然出动警察弹压。中国官僚的无耻实在令世人惊叹；甚至某中国官员到美国大学访问，也不忘出口毒骂自己国家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向洋人献媚，不料反被以敬重自己国家开国领袖为荣耀的美国大学校长所鄙视而加以驱逐和羞辱。历史上，北洋政府中的各派军阀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卖国换取支持，其中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换取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向日本借款扩充自己的势力，准备武力统一中国。蒋介石也投靠美国谋求独裁；李立三、王明、高岗等投靠苏俄谋取党内权力，邓公、胡耀邦、温某人亲美谋求致富，具体办法虽然不相同，但投靠洋大人而自大则惊人地一致，这就是近代中国官僚的基本特色。
中国近代的官僚阶层已经退化到了如此的地步，让这些满脑子官僚奴才意识的人执政把持大权，中国怎可能有什么希望？它们一心卖国求荣能有心思管什么民生，管什么吏治，管什么安外呢？国人如果至今不明白马克思主义“无产者只能自己救自己”的最基本道理，不摆脱近百年来被奴化了的奴才意识，不知道挺直了腰杆站立起来，理直气壮地伸张自己社会主人的意志，即使到处为黄帝炎帝、关公、妈祖建庙顶礼膜拜请求庇护，甚至把毛、朱、周等人民领袖也神化了，建设庙宇敬拜以求庇佑，而不敢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自己的联合上面而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执政者做好民生、吏治和安外来富民强国，那么一切中兴的希望就都要落空。人民大众不觉醒，中华民族就不会有希望。这就是历史的最大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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