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专题系列讲座之四
梁柱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正是由于全民族的发动，人民战争的广泛开展，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和国共两党携手共赴国难，使抗日战争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倡导者和领导力量
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抗击东方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中日双方力量悬殊，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这场空前残酷的殊死大搏斗中，如何避免近代历史上中国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命运，关键在于要注重发挥我方战争正义性、得道多助的优势，充分利用敌方少兵临大国的弱点，真正实行全民族的总动员，发动持久的全面的人民战争。这是坚持抗战并争取达到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对参加抗战的党派，主要是国共两党来说，谁能做到这一点，即实行有利于全民族总动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一以贯之，坚持到底，谁就实际上是这场反侵略战争的领导者，它将最终赢得战争，也将赢得人心。
众所共知，在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分裂，内战不已。蒋介石政权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热衷于“剿共”，而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则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沦丧，华北危急。因此，停止内战，争取一个统一的中国一致对外，成为发动中国人民抗战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实现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为发动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有效的实现形式。尽管由于蒋介石坚持一党私利，使统一战线的目标和组织形式未能完全实现，但中共始终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抑制了反共逆流，制止了对日妥协的倾向，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下来，并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获得了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这个克敌制胜的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中共代表无产阶级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深信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始终主张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是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日本的根本保证。党从抗战伊始就明确提出了不同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体阐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主张，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要求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条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和实行，生动地反映了党是全民族根本利益的坚定代表者。历史表明，只有实行这样的路线，才能引导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党不仅为抗日战争制定了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而且还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早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强调：“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他在洛川会议上进一步分析了中日两国各方面的情况，说明这些情况规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其结果是中国胜利。1938年5月，毛泽东为了驳斥当时甚嚣尘上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坚定抗战军民的胜利信心，科学地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在这部论著中，毛泽东通过对中日双方特点的精辟分析，正确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从抗日战争将经历的三个阶段中，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结论。这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剖析战争的典范之作，指明了持久抗战的进程和胜利前景，并且从战略指导、战役和战术各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有效办法，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对这部军事著作深为赞赏，并把它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征得蒋介石赞同，“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作的分析和论断，几乎全部被后来的战争进程所证明。
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使之成为抗日与民主的模范区，给全国军民以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毛泽东曾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边区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正是陕甘宁边区的模范作用，使全国各地热血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真理。仅1938年5－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延的青年就达2288人。爱国侨领陈嘉庚通过对延安的实地考察，得到的印象同他在重庆的经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深情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由上可见，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以及共产党员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实现自己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领导者的作用。这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开辟敌后战场，坚持持久抗战
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正规战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以及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确立，从实践上解决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大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人民战争的途径。
敌后解放区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辟起来的。它不仅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而且是坚持八年抗战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1937年8月至1940年底，是开辟敌后战场和敌后抗日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全面实现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开辟了敌后战场。战略转变的实现和敌后战场的开辟大体上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8月八路军主力出师至11月太原失陷。主要是在战役上配合友军作战，并开始部分分兵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东北伏击日军坂垣师团补给部队，歼敌千余人，取得八路军出师后、也是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10月中旬，120师配合忻口战役在雁门关附近连续伏击敌人，歼敌800多人。9月底129师主力也渡过黄河，在晋北代县一线袭击沿同蒲路南犯之敌，取得奇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的胜利。八路军在出师击敌的作战中取得了很大战果，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并为开辟敌后战场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从太原失陷到1938年4月晋东南根据地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主要是独立自主地分兵深入敌后，依傍山地建立根据地，开辟了敌后战场。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华北正规战已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进入主要地位。1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按照中央的指示，决定分兵深入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地，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至此，八路军在敌后建立了三大战略支点，战略转变初步实现。第三阶段，从1938年4月至10月武汉失守前后，主要是以山地根据地为依托向平原地区扩展，迅速扩大解放区战场。同时，新四军江南、江北部队也分别向苏南、皖中敌后挺进，初步打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局面。经过上述三个阶段，全面实现了中央关于由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到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几块大根据地，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5000万以上，八路军发展到15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000多人，初步显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威力，为坚持抗战和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是相持阶段到来后解放区战场的战略地位逐渐突出，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支柱。日军占领武汉后，已有总兵力达100万的24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其国内仅剩下一个师团，已无力继续举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确定了不准备扩大占领区，而以主要力量对付解放区的方针。这一时期敌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及中共军队是今后华北治安之癌”。1939年10月，日军在华北兵力增至18个师团，约占侵华日军的一半；新四军活动的江南地区，日军也增加了两个师团的兵力。这表明日军作战的重点已开始转移到解放区战场。
随着敌在其后方兵力的增强，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日益频繁，规模也愈来愈大，因而反“扫荡”就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据统计，在1938年7月至1940年7月两年间，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09次，万人以上的有10次，其中最大的一次出动了6万兵力。同时，1939年和1940年，敌在华北还修复和新建铁路2347公里，公路15600公里，新建碉堡、据点2749个，通过这些“线”和“点”，对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但是，由于敌人兵力不足，配备分散，加之在作战指导上仍然以正规战对付抗日游击战，这就使其仍只能控制一些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因而，这一时期敌后斗争虽然十分残酷，但仍是抗日游击战争大发展的有利时机。1938年6月至1941年5月，仅华北敌后军民对敌大小战斗就达20106次，共毙伤日伪军126000多人。由于在敌后的军事斗争采取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制，这样既能充分发挥游击战高度机动灵活的特点，取得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果，又能相机适当地集中兵力，进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较大地杀伤敌人，扩大影响。这一时期八路军作战从总体上说是以游击战为主，但运动战也提到了一定的地位，如1939年4月120师和冀中军民的齐会歼灭战，4月120师和晋察冀军区的上下细腰间战斗，8月山东军民的梁山歼灭战，9月120师进行的陈庄战斗，11月晋察冀军区的涞源战役，1940年6月晋西北军民的米峪镇战斗等。这些战斗每次歼敌都在五六百人乃至千人以上，并击毙敌旅团长水原少将、阿部中将等重要将领。特别是1940年8月至12月进行的、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共作战1826次，毙伤日军20465人，伪军5155人，拔除敌人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940多里、公路3000多里，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百团大战使日军在华北陷入困难的境地，对于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鼓舞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及稳定全国的战局起了重要作用。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为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人民抗战力量在战斗中获得了发展。至1940年底，人民军队从抗战初的45000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其中八路军已有150个团40万人，新四军52个团10万人左右；共建成15块敌后根据地，遍布于华北、华中、华南敌占区，根据地人口约一亿。
（二）1941年和1942年，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
这时敌后抗战的形势，已进入敌我双方依托相当巩固的阵地，进行持久争夺战的局面。日军更加强调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占领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之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进行更加彻底和残酷的进攻，使占领区完全殖民地化。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连续进行五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并在华中地区推行“清乡运动”。从1941年开始，日军动用大量兵力对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在抗战的第四、第五两年中，敌人对华北解放区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并且在战术手段上也有了新的变化，即由过去的短促“扫荡”进到长期“扫荡”，由分散“扫荡”进到了集中优势兵力的“扫荡”，由线式“扫荡”进到纵深“扫荡”，由分区围攻进到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进到步步为营，由分进合击进到铁壁合围，由无组织的烧杀掠夺进到有组织的三光政策。同时，日军还通过在根据地周围加修碉堡、据点，构筑封锁线，并逐渐推进的办法，实行所谓“蚕食”政策。在这两年，敌在华北又新建和修复铁路752公里，公路发展到37351公里，封锁沟墙增至11230公里，新增据点7801个。这种较为缓进的、隐蔽的“蚕食”办法，曾使根据地一度遭到严重损失。
敌人空前残酷的“扫荡”，是造成敌后解放区严重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同时，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也加重了敌后抗战的困难。特别是1941年以后，“曲线救国”论甚嚣尘上，一些国民党军就是在这个罪恶的旗号下叛国投敌，加入了对解放区进行大“扫荡”的行列。
在这两年中，解放区面积比原来大为缩小了，华北的冀中、冀南、清河、冀鲁边等区几乎全部变为游击区和敌占区，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到30万，新四军由13万减到11万。由于敌人的破坏、封锁和华北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解放区在财政经济上的困难也达到了极点。
这一时期敌后抗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中共中央为坚持抗战、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政策。这主要是：通过多方面的措施，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巩固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增强战胜困难的物质力量；通过整风运动，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同时，加强对敌斗争，转变斗争方法。党中央规定了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精兵简政，以群众性的分散的游击战争来对付敌人规模空前的“扫荡”。八路军使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进一步健全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制，以便于执行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争的任务。这样，除保留必要的野战部队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外，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作用，发挥群众的创造力，以伏击、袭击、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消耗打击敌人。后来又坚决实施“敌进我进”的方针，向“敌后的敌后”进军，开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1942年由129师首创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实施除奸政策、瓦解伪军政策、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革命的两面政策，等等。武工队的组织及其活动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发展，它卓有成效地打破了敌人的“蚕食”政策，在敌占区里又建立起许多小块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由于党适时地采取了新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和工作方法，真正实现了军民一体、军政一体，使敌后抗战出现了全民一致对敌、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人民战争局面。到1943年，华北、华中敌后的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恢复，部分地区还有一定的发展。
（三）1943年至1945年8月，是敌后抗战力量在取得恢复和巩固的基础上重新进入大发展的时期。
1943年，敌后解放区人口又上升到8000多万，人民抗日军队则增加到47万。1944年解放区战场开始转入攻势作战，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共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敌伪军22万多人，收复县城16座，攻克据点5000余处，收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00多万。是年底，敌人的“扫荡”基本上被我制止。到1945年8月，我军转入全面反攻。随着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我军又开始实现由游击军到正规军、游击战到正规战的转变，使人民军队成为实现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在大反攻中，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27万余人，收复城市200余座；新四军则基本肃清了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日伪军，使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连接起来。
敌后抗战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光辉历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战略意义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敌后解放区战场虽然在不同的阶段都灵活运用了不同的作战形式，但始终是以游击战为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对于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抗日游击战争是弱国战胜强国侵略的有效武器，是实现人民战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和作战形式。在抗战中，敌我双方的强弱对比是明显的、突出的，但是，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中国抗战要避免近代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命运，就要充分发挥作为大国和反侵略战争正义性的优势，这就不但要在政治上形成全民族的大团结，而且要在军事上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把近百年来我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并且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奇观。
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军队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最充分地发挥了广大群众的智慧、力量和创造力，从而弥补并逐步改变了敌我之间物质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敌后军民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村落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等灵活巧妙的游击战，组织了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雁翎队、敌后武工队等多种形式的游击队，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敌人。抗日游击战争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敌人的广大后方变成消灭敌人的战场，牵制并消耗了大量敌人。这就使敌不得不保持半数以上的兵力用来巩固其后方。这样，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在敌人占领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区域，形成了置敌于死地的真正的人民战争。抗日游击战争的又一个特点，是积小胜为大胜，坚持了持久抗战，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在八年抗战中，敌后军民对敌作战共达125165次，歼灭日伪军171万人，其中日军527000多人。这些战斗的规模虽然一般都比较小，却使日军在持久的人民战争中，疲于奔命，大量消耗，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曾在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任职的一个参谋人员写道：“现在回顾起来，笔者在任时（1939年8月至1940年5月），整个方面军一天平均死伤50名，50名虽不很多。但一年就是18000人离开了战列，是大消耗。”
第二，抗日游击战争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并对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在战略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两个战场虽然在战役上的直接配合不多，但在战略上的配合是明显的。例如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曾计划抽调华北方面军一部沿平汉路南下，会同南面第十一军夹攻武汉，但由于华北八路军频繁出击，使敌在华北的“治安恢复地区只不过是铁路两侧地区”，因而敌不敢贸然分兵南下，遂使南北夹击计划告吹。在整个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都牵制了大量日军。以1943年3月的材料为例，当时全部侵华日军共36个师团约60万人，敌后军民抗击日军35万人，占其总数的58％。国民党军抗击日军25万人，占42％。这说明侵华日军是以相当于半数以上兵力用于对解放区作战，这就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牵制并消耗了日军，创造了全民参战的奇迹，这不仅对坚定国民党的抗战信心、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大的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正面战场一起，构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坚强堡垒。1937年7月至1941年中国独自进行的四年抗战，消耗了日本大量军力和经济力，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整个太平洋战场最重要的战区。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坚持和中共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全民族抗战始终在继续，这就使日本近百万关东军、六七十万派遣军被牢牢地钳制在中国。日本一再强调的所谓“以战养战”，将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也由于敌后军民的英勇抗击而化为泡影。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曾敏锐地看到中国战争的作用，提出要把英国的命运“紧密地与中国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第三，抗日游击战争极大地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阵地，并且通过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阵地。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时期。据1945年9月的统计，经过八年抗战，人民军队的主力由4万多人发展到127万人，革命根据地由一个陕甘宁边区发展到19个解放区，这些解放区包括中国西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区域，面积为1048000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强，人口1255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从而成为新中国的雏型。敌后解放区同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史迪威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税收、言和行、囤积、黑市、和敌人买卖。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史迪威的助手戴维斯也在备忘录中写道：“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
坚持敌后抗战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践证明，实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有力地贯彻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和创造光明中国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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