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一位同行朋友说某培训学校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拉着我一起去给讲讲。去了之后才知道，这是一所为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提供课外辅导的民间机构，当时在举办冬令营。我们的听众自然都是小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否能理解我以我的方式所讲的爱国主义及相关问题，我是不确定的。
好在我的那位朋友擅于和小朋友沟通，他告诉孩子们，爱国要从身边做起，先要爱家人、爱老师、爱同学。他讲到，好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很孤单，并提问：如果父母给你们生一个弟弟或妹妹，你们愿意吗?
有的孩子说，愿意。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说，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会和我抢好吃的。一个戴着眼镜的小女孩高举着手站了起来，大声说：不愿意，因为将来会和我分房产。
这样的话出自一个五六岁孩子的口，实在是让人震惊。人性里有自私的一面，这一面在孩子的身上表现得最直接，因为孩子还没有学会掩饰。但如果说孩子不愿意分享食物是出于本能，那么是什么让这么大的孩子就懂得了房子的重要，有了占有房产的欲望?不用说，是大人教的，是家庭和社会氛围熏染的。
这一段时间以来，我时常想到小女孩的那句话，思考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促使我把可能还不够成熟的思考写下来的，是央行等部门最近又联合出台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新政策了，政策内容包括对公积金按揭贷款比例、免征营业税的购房年限、购买二套房按揭首付比例等的调整。与此同时，有的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回购商品房充当保障性住房了，据说这有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的政策选择。
房地产市场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疯涨，上届政府与房价持续“斗争”了多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必提房地产调控，多次誓言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但目标都没有实现。本届政府上任以后，对房地产调控进行了淡化处理，一度让人以为政府会以更综合的措施促使房价向合理区位回归，调整经济结构。但这一次房产新政表明，新常态恐怕还得需要楼市来支撑。
房价畸高导致的经济结构上的不合理以及埋藏下的风险大家都已明了，这里不去重复。我更关注的是高房价对社会文化的摧毁，这与经济层面的问题同等严重，甚至更为严重。在当下的中国，房子的意义远超出了居住功能，也超出了投资品的功能，成了某种图腾式的象征物。一个指标是，是否有房子几乎成了女性婚姻选择的最重要依据(也有人将此归咎于丈母娘)，这绝对是非常态的，即便在被资本主义文化浸染得更透彻的西方社会，也难以找到类似的情况。
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但托着高房价，也支撑着房地产食利机制。投资在房子上的回报率远高于任何制造业，还有多少人愿意认真地去做实业?房地产食利机制培育了食利文化，导致人人以做食利者为荣，于是诚实劳动为社会做贡献就不再光荣了，而是被视为对没有本事只能埋头苦干的“卢瑟”们的惩罚。
食利文化已经强大到连几岁的孩子都懂得了。如果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不变，那么小女孩将来在自住之外，还能从父母手中继承两套房子的话，她不用工作就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想必她的父母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并培养起了孩子对未来相应的期待。应该说，这也是理性的。
可是，这对几岁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呢?一旦形成这样的人生预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以及所谓的人生理想将统统成为笑话，她不需要努力学习，不需要树立人生目标，只要去享受生活就好了。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我实现，而这需要通过奋斗才能得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孩子在人格养成的阶段就已经放弃了人生，他们的人生还没开始就提前结束了。
我不由得想到鲁迅先生提出的沉重的命题：救救孩子。鲁迅的意思是说，让孩子们不再成为“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这需要彻底的革新，需要创建一种新的与“吃人”彻底隔绝的文化。
鲁迅说的“吃人”并非真的把人肉咽下肚子，而是个隐喻，指的是旧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附着其上的文化对人的压迫。如果这是“吃人”，房地产食利如何就不是“吃人”呢?只要坐拥房产收租，就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却吃香的喝辣的，这无异于吞噬他人的血汗。食利文化便是“吃人”文化，我们的孩子正憧憬着成为“吃人”的人。
不能再吹房地产泡沫了。政策的刺激功能已如强弩之末，房产新政出台，地产股只涨了一天就调头向下便是明证，再刺激下去，恐怕会催生更严重的危机。
不能再鼓励食利文化了。当这样的文化培育出来的孩子们长大成为社会中坚，中国会成什么样子，这样一代人如何担得起民族危亡?
救救孩子。
附文：
重提鲁迅的“救救孩子”
任继愈
鲁迅的时代，孩子受旧习惯、旧礼教、旧风俗的压迫，只有做父母的发言权，没有做子女的发言权。
21世纪了，我们与鲁迅的时代已相当遥远，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今天的孩子得到解放，仍然期待做父母的这一社会群体来解救。
从幼儿园起，家长们就给孩子增加负担，强迫学琴，学艺术或进什么班，到中学，课业以内的功课已经很重，再加若干课外各种学习班，更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听说今年领导对北京所有中、小学下了死命令，不准寒、暑假给学生补课。哪个学校敢不遵守，校长要被撤职。看来，命令还是发挥了效力，不敢明目张胆地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却听到有不少家长有意见，认为光让中、小学生减少课业，升学标准不改变，吃亏的还是学生。升不了学，影响孩子们一生的前程。也有些“自觉”的学生，面对严峻的升学前途(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陷于彷徨。因为，升学成绩还是看分数。社会上、教育家们都一致声讨“应试教育”。而各级学校执行的培养方式仍是“应试”标准。
改革开放后，废除了“推荐”，恢复了入学考试，当时大得人心，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推行了几十年，上学的学生成十倍、几十倍地增加，录取分数标准逐年提高，考试难度逐年加大。近年来据各种媒体反映情况，中国的经济生产年年有进步，可是孩子身体状况逐年下滑。我国幼儿、中小学戴眼镜的越来越多，健康状况不如外国(日本、欧美)的儿童，登山、远足、旅游耐力也比外国学生差。孩子们自幼满脑子的“分数”、“分数”，过得很不舒心。天真的童年幸福被剥夺得所剩无几。
压在青年儿童身上的负担，人们看得见的是他们背的沉重的大书包、带轮子的大书箱，更大的负担是无形的升学的压力，是目前大学入学考试，让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在一条独木桥上拥挤、踩踏。每年暑期高考期间，公安部门、公交部门、服务部门、卫生部门的人员全部出动，考场附近的建筑工地也要停止施工，怕干扰了考生。
外国的大学，没有年龄限制，入学从宽，毕业从严，中途跟不上的，有的留级，有的退学。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可以参考外国的经验，入学考试国家可以完全放手，各校根据各自的情况、录取标准由各校自己定。各大学招生时间可以从六月到八月。时间错开，考不上甲校，再考乙校，考不上乙校再考丙校，以至丁……办得有成绩的学校，可以先招生，先录取。差一点的学校招生日期后延。我读北大时，每年学费10元，清华也是10元。北师大不但不收学费，每月还发给生活费。只有燕京大学收费较高，每年500元。当时500银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只要家长愿意出学费，学生有学可上，国家用不着干预。家长有钱、愿意多出点学费供孩子上大学，有什么不好?成绩差些的，也有大学可以上，对国家、对个人有利无害。学生可以有多次考取的机会，不至像现在一考定终身，孩子们减少了精神压力。入学以后经过多次淘汰，毕业人数应该少于入学人数，特别像体育院校，航空飞行学校，艺术院校，更应实行入学后严格的淘汰制。打开校内转系、校际转学的大门，使学生可以自由流动。这样做，人心和顺，社会和谐，人尽其才，使孩子们真正享受到快乐的童年。
所谓素质教育，无非是培养受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对学生的评价，不限于课堂的考试，平时品质教育，公德教育，关心别人，守秩序，不吸烟，不酗酒，不骂人，不沉溺网吧，不说谎话，不说脏话，高年级同学不欺负低年级同学，过马路、公共场所守秩序，尊老爱幼，外出不随地扔废弃物，更不随地吐痰，在家里做些家务劳动，考试不抄袭等等。如果不懂得如何做人，即使考上名牌大学，居然发生在动物园向熊身上洒泼硫酸的奇事，足以说明应试教育的失败。
“科技兴国”是立国兴国之本。如果不懂得爱祖国，有了一技之长，跑到国外兴别的国去了，还自以为实现了“自我价值”。在“世界大同”之前，爱国主义还是要讲，并没有过时。听说当年“863”项目的参加者，留在国内的寥寥无几了。但愿听到的这个消息不准确。
做父母的不惜用全部精力财力培养孩子成材。成材后又将如何?当年鲁迅对孩子关心，大喊“救救孩子”;今天当家长的，还是需要大喊“救救孩子”。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来源：北京日报 发表在红歌会网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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