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世界处于一个最不确定的年代，始自2008年的危机仍在以各种方式向全球的不同地域、不同领域蔓延、深化，世界面临的选择是：现行的脱胎于冷战终结的世界体系最终得以修复和维系，还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破茧而出。
在这个历史性选择的关口，中国的作用将是举足轻重的。在当下，全世界都指望着中国的发展带动复苏，中国也扮演着既有国际体系的最坚定维护者的角色。中国思想界极度缺乏对危机的根源和我们过去与未来道路的反思，而且认识上的安于现状成了一种坚硬的默契，以至于任何批判性的反思都会招致一些正人君子莫名的惊诧。
这种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面临又一次“大分野”、“大转折”之即，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的命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系统地重新反思近现代以来世界和中国走过的道路，以及全人类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思想和文化，创造一种新的经过省思的新文化和新的认知体系，以此照亮未来的征途。这不仅事关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对世界的责任。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内外危机的促动下，开始了他们的自觉行动，掀起了一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内部的危机是中国被动挨打，救亡图存、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是第一要务，但多年向西方学习的努力并未达到目标，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吾人于共和政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外部，则是西方以理性之名发展到了非理性的巅峰，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这个背景下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双重批判的色彩，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彻底颠覆和扬弃，一方面是对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怀疑。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培养的一代人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
可以说，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伟大的中国革命”(费正清语)的高潮部分，也就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建立。而没有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在改革开放以后以那样的姿态加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我们的危急仍是双重的。内部，改革开放所承诺的共同富裕的愿景远未实现，相反，权贵资本主义泛滥、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对立情绪深化，“明天会更好”的信念受到普遍的怀疑。外部，现代性的负面后果全面显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表现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危害要远甚于经济危机;民主政治遭遇空洞化，去政治化成为全球整体性现象等。
皮埃尔·布迪厄曾将全球化时代视为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过去一些年同样存在一种复辟的现象，表现为对独立自主理念的抛弃，对外来经验的学习简化为彻底的“拿来主义”，以为只要完整地模仿某个发达国家，就可以达到理想的目标。
但现实迫使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简单的幻想了，因为不再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供照搬，所有现成的模式都在接受挑战。倒是越来越多的目光盯着中国，所谓“中国模式”的讨论就是这一趋势的产物。可是，这样的讨论在中国仍未真正开始。
我们需要新的一场新文化运动。中国在世界已经处于不同于一个世纪之前的位置，我们应该超越新文化运动，即超越对中国传统的简单否定和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简单美化，重新发掘中国古代文明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作为批判性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资源。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剑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杰克·古蒂就指出，被奉为神明的西方现代价值理念如“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爱”，并非完全起源于西方，而是吸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的结果，他将西方对这些价值观的垄断称为“历史的偷窃”。
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始思考。首先是将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和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进行融合，提出一个新的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蓝图。民族国家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民族主义对生存空间的诉求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动因，如今民族主义又以民族自决的新面目出现，对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相应地，天下体系则以文明为内核、以贸易为纽带维系起来的，更有利于持久的和平。
其次，用中国传统讲求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和中国人“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发展方式制约资本主义的巨大破坏力。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特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使环境压力到达极限，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就表示，只有东方文明才有能力对资本主义进行约束。
毛泽东说过，中国人应该对全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的发展目标不应该满足于成为发达国家之一，从被压迫者上升到压迫者的位置，中国的发展应该为一个更民主的、更和平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
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让我们从重新思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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