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的定性与读法：冯友兰“哲学之读”局限性及其超越路径研究
关键词：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对象；主观；客观；主体；客体；阶级
第五部分 结束语
冯友兰先生一生求索主体论和知识论逻辑结合之如何可能，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工具并且不以阶级理论与实践为中介，终于与问题的解决失之交臂；其未曾觉察到“有机构成”（唯物史观的客观工具）是通向真理的一把钥匙，是走向历史的实践之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谓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正是指此规定。
【注：譬如劳动价值论正是以阶级关系为研判，并且用主体论和知识论的结合武装起来的理论分析工具，——“阶级论”恰恰是“劳动论”（商品生产之人类主体论）与“价值论”（商品生产之历史知识论）的结合中介。说到底，“《商品》整体给出‘阶级学’（行）和‘知识档案学’（知），它的头两节界定商品社会阶级压迫关系的类型学（特殊的历史剥削方式）和结构学（特殊的矛盾‘危机论’），其后两节在内容上是指向了‘形态学’，继而讲明阶级统治工具的‘何以是’和‘何以能’。”参见：许光伟.知行合一与《资本论》原理——阶级社会及其经济形态知识状况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2(1), 5-27.】
须知，主体论的路线斗争不过意味着阶级斗争之生，而知识论的路线斗争则意味着阶级斗争之成；“有机构成乃道路规定之谓也，在方法论上即旨在实现对象和研究对象统一的‘道名工具’”，然则，“把握历史的最好方式是‘展开历史’”，“有机构成谓为道（思维世界的阴阳），言客观世界的‘道’‘可道’‘非恒道’；有机构成谓为名（思维世界的五行），言客观对象的‘名’‘可名’‘非恒名’。前者又即历史之行、矛盾之行、规律之行，后者又即历史之知、矛盾之知、规律之知。”【注：许光伟.《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一[J].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4), 29-42.】
社会形态领域的思想路线斗争是经济基础（或社会结构的现实基础）和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阶级矛盾运动的社会主观映照，是社会阶级斗争形态的集中反映形式。思想有机构成是这一反映形式的客观工具，——所谓实践向历史的工作敞开。是故从对象I到对象II，主体论对于阶级论而言是“基础补充说”，决不是“哲学替换说”；同样，哲学应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逻辑，而非现代化逻辑，“走出阶级”的哲学改造是改造哲学的努力奋斗目标。冯友兰先生称自己的哲学体系为“新理学”，于当下场域极力鼓吹“中西融合”以及“特共一体”的思想学说，是以有了这样的似是而非的认识：“某一种社会类型是共相，某一国家或民族是殊相。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一时期是某一类型的社会，这就是共相寓于殊相之中。这个‘寓于’是冥合无间，所以在表面上就浑而不分。这就引起了思想混乱。所谓‘全盘西化’，所谓‘本位文化’都是这种混乱的表现。至于一般人所说的西洋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所谓‘西化’，应该说是现代化。”这当然是一个纯然逻辑知识的描述，例如说，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向外国学习这一点而论，“怎样确定这个标准呢？最好的办法是认识共相。看看世界上强盛的国家，看看它们是怎样强盛起来的，看看它们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它们的殊相之中所寓的共相的内容或其表现。这些国家是殊相，它们的社会性质是共相。共相是必要学的，也是可能学的；殊相是不可能学的，也是不必要学的。”【注：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582.】
冯友兰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定位于研究者的哲学思想史耙梳，既没有“把‘主体社会’作为一个科学研究上的对象（即‘思维之象’）来确定和把握”，也未试图把基于主体的统治进一步扩展为基于知识的统治，最终无法走出西方逻辑学窠臼，未能了解到：“作为一般意义和规定的‘逻辑学’是存有的，但仅局限于提供‘解释世界’意蕴的认识功能，即把握知识工具。而人的思维方式，说到底，还是‘社会历史行动之思’。”【注：许光伟.主体社会与知行合一：王阳明学术思维研究——兼谈中西对话的方法论问题[J].经济思想史研究，2019(1), 100-130.】
冯友兰对于中华主体论观点和西方知识论工具的相互嫁接在多数情况下是理论非法的，提供给中国的思想方案终究是乌托邦的。尽管冯友兰先生客观认识到：对于中华固有的社会形态路径演化的性质而言，主体路线斗争是在先的（这也是《资本论》同样秉持“异化劳动说”的理由），是一遵循共同体统一原则的母规定，但未能根据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揭示路线斗争转化之谜。冯友兰对中国思想路线斗争状况的研判是深刻的，而以问题广角镜方式多有建设性的思路提示，非常难能可贵！其深深相信世界现代历史是朝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前进的，复以童子般的天真期盼中国决不走“仇必仇到底”的道路；其正是以这种思想践行“最哲学的哲学”——对于“实际”无所肯定，以此制造哲学与科学的理论紧张关系。冯友兰先生以自己诚恳的中国哲学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哲学是沿着自我改造路径前行的——无论逻辑实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大方向均如此。
是故对于中国面向未来的批判学术而言，最为重要的也许不是走出实证和试图走出神秘的哲学之读本身，甚至也不是向中国主体思想的历史书写的民族观点回归，而是在社会形态的历史理论及其科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真正以“严格实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启动中国之读行动，从中升华出中国之写的“大写字母规定”。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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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M].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许光伟.主体社会与知行合一：王阳明学术思维研究——兼谈中西对话的方法论问题[J].经济思想史研究，2019，（1）：100-130.
11.许光伟.熊十力本体论批判思想及其思维学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研究[J].经济思想史研究，2020，（2）：76-106.
12.许光伟.《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一[J].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4）：29-42.
13.许光伟.知行合一与《资本论》原理——阶级社会及其经济形态知识状况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2，（1）：5-27.
【注】本文原名《中国思想史的定性与读法——冯友兰“哲学之读”局限性及其超越路径研究》，刊于《经济思想史研究》2022年第五辑P66-98.
【文章摘要】综观人类思想史，思想路线斗争遵循一定的运动轨迹。其一般的规律为：思想的认识论类型起于思想构造，思想构造源于思想运动，思想运动则体现对象逻辑之于对象历史的运动依存关系。中国思想史“定性”应从这一整史出发，依据中国对象的客观辩证法——生产方式运动和构造，确定中华思想路线的斗争类型，锚定转化运动的历史序列及其结合区域、作用范围，形成“中国哲学史”道路特殊（即“思想共相”）特别的材料对象（即“思想殊相”），并且从中可确定主体论、阶级论、知识论的统一。《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上述要求，于读、写层面把握思想领域特定研究对象的道路性质与认识规律，实现哲学视野的“中国思想之读”。尽管如此，冯友兰的哲学“读法”终究未能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中国运用问题，其以主体哲学思想求索和现代化的哲学命题求解，留下“晚年之惑”。这是冯友兰未竟事业的晚年努力，其以中国思想为对象的哲学史研究中道止步，留下理论困惑与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工作线索。作为系统耙梳中国哲学史的首位思想大家，冯友兰先生历史研究的主观主义不足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无论如何，其骄人的学术成就对后来者而言无疑是莫大激励和极大启迪。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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