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26年7月12日上午双佰论坛在京举办了“双佰论坛中国文化主体性与第二个结合系列报告”的第一讲，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产业创意研究所研究员、国学专家、财经评论家翟玉忠先生主讲，在京约30位学者参与研讨。
翟先生演讲的核心论点认为，若用西方以语言、信仰、种族为本质特征的排他性民族观念来解构中国，将其理解为"多元一体"，会得出分裂有益、上下五千年只统一过81年的荒唐结论，并从根本上威胁国家长治久安。他认为中国是 "一元多流"。
在四五千年前，中华民族就打破族群边界，建立了统一的政教共同体。"一元"指以中原汉族、中原文化为核心、政教权力高度集中于中枢的大一统格局；"多流"指各边疆族群、地区如百川归海般汇入这一文明共同体，同时可保持自身风俗信仰。
对比地中海世界从未实现真正统一的历史，凸显中华民族在四五千年前即实现政教一统的文明独特性，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下面是翟先生演讲的全文。
西方文明源于地中海世界不同族群的交流、融合与冲突，那些曾经建立起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却从未实现政治和教化上的真正统一。罗马帝国也只是不同宗教、法律、习俗族群构成的松散共同体。在公元一世纪初的罗马犹太行省，对耶稣的审判，既用犹太律法，也用罗马法。
雄居东亚的中华民族不是这样，四五千年前，她就打破不同族群的信仰习俗、地理血缘边界，建立起了统一的政教共同体，“以文化成”为一个天下——承载着中华大（天）道文脉，遗传其“天下为公”政教基因的主体人群自称为夏或汉。夏、汉不同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它是以中原文化人群为核心，融汇不同宗教、地区，甚至不同种族的人民的共同体，其中包括难以同其他族群融合的西亚犹太教徒、中东伊斯兰教徒。过去五千年的历史表明，这个共同体是如此难以割断、裂解，即使历经短暂的分裂，亦很快走向政教一元、具有强有力领导核心的大一统格局。
这使中华民族如滚雪球一般不断发展壮大，直到21世纪占据整个欧亚大陆东部，未来必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重要力量！
如果将华夏（汉）文化人群比作一个文明之海，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有大小不同的支流汇入其中。此一文明之海不断扩展，所纳入的百川就愈多。这是中华民族可大可久的的内在机理——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元多流”。
所以，中国先哲将本土不同族群或民族定义为没有明确地理边界的不同习俗的人。今天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如果我们用现代西方以语言、信仰和种族等为本质特征的排他性民族观念解构中国，将其理解为“多元一体”，忽视中华民族数千年“一元多流”的基本格局，不仅会得出分裂有益、上下五千年只统一过81年的荒唐结论，还会从根本上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
1.分裂的乱世没有“魅力”可言
有学者研究秦以后历代分合时间，作出下表：
图片说明：按西方民族国家观念——排他性的主权与统一的地理疆域，列出的秦以后统一时间起讫表。图片来源：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9页。
此表可谓“怪哉”！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特色之一就是作为政治共同体持续数千年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至今我们仍骄傲地称自己是炎黄子孙，称脚下的土地为“禹迹”，称天下太平的理想为“尧天舜日”。那么为何学者经过长期细致的研究，会得出上下五千年中国几乎没有统一过的结论呢？
原因很简单，这些学者是按现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看中国历史的，所以得出“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八十一年”的结论。把这个标准放宽，“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1】
更有甚者，作者还发现了分裂的巨大益处和魅力，比如分裂会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分裂是顺应民心的好事，等等。
其论证振振有词：“中国历史上各个政权长期实行力役制，无论是劳役还是兵役，都要在全国范围内征调，首都及边疆是服役的主要地区，对距离远的地区来说负担就大大加重了，甚至路途时间会超过实际服役的时间。
不堪忍受的百姓从减轻负担出发，宁可选择分裂或实际上的分裂。西汉初的贾谊就曾证明：当时淮南的百姓迫切希望置于诸侯国的统治之下，而不是直属于朝廷，以便能就近服役，而不必再长途跋涉于淮南和长安之间。”【2】这是颠倒黑白，要知道公元前169年贾谊《上疏请封建子弟》言及淮南百姓徭役之苦，目的恰恰是清除汉初南方分裂势力——他要取消淮南国，让其地直属中央！
作为学者，显然重视学术的发展繁荣。分裂乱世仿佛也有了“魅力”——因为无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还是近代军阀混战时期中外学说的风起云涌，都是社会失序，思想共识不复存在的结果。
这位先生恰恰忘记了，战国时期，天下大一统已成为诸子百家的普遍追求，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天下大乱，无有安国”（《吕氏春秋·有始览·喻大》）的历史经验。
甚至外国学者也发现这一点，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尤锐（Yuri Pines）先生谈到中国持续存在的原因时写道：“在战争不断升级、流血冲突无休无止、动荡不安的时代，在敌对国家常常试图破坏对方国内秩序的背景下，诸子都了解，‘天下大乱，无有安国’。
而由于外交手段不足以安定天下，政治统一就成为摆脱混乱的唯一可行途径。追求‘大一统’也就变成诸子百家的‘一贯’。因而，与其他帝国不同，中华帝国在尚未形成之际就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种认可为其长远存在提供了合法性。”【3】
当然，我们不是说谁主张分裂。但其方案的确是要中国如现代西方社会那样，让不同宗教团体、不同利益团体施行自治。否则中国就太大了——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更是这样。“如果这是一个地方享受充分的自治权力，中央政府干预较少的国家，地理上的距离并不会带来很大的不便。
可是，从秦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实行这种政治制度的政权，而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枢的专制国家——无论是统一时，还是分裂时，各个政权无不如此。
二千多年来，专制的集权化有增无减，依靠国家自身的调节已经无法改变高度统一和地理范围过大之间的矛盾了，而只能由分裂、分治来缓解这一矛盾。”【4】
“二中为患”，分裂、分治是灾难，不是医国药方！显而易见，这位学者想以西方多元民族国家格局来重塑中国。
2.政教“权力高度集中于中枢”的大一统治道
问题是，中国统一的原因恰恰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特征“定于一”——政治经济、学术教化一统于单一领导核心。如果没有了政教“权力高度集中于中枢”的大一统治道，中国只能走向分裂。
面对东周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孔子痛心地指出长治久安的关键是政教统一于中央——天下大一统治道尚在的时候，礼乐的教化和出兵打仗的政令都由统一的象征天子发出；大一统治道不再，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都由地方诸侯决定。
地方诸侯作主决定，经过十代很少有不垮台的；由更基层的大夫决定，经过五代很少有能继续的；若更底层的家臣把持国政，能三世不亡就罕见了。所以天下太平，国家权柄就不会落入大夫手中。老百姓也就不会失去共识、议论纷纷了。
《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春秋时代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以诗一般的语言，论证了“得一”“统一”在天地万物中的作用：“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而以为正。”（《道德经·第三十九章》）
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他在《春秋》中强调的“大一统”，以及老子所说的“侯王得一”，早已超越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升华为一种强大的文化价值认同和政治共同体意识。
华夏文明建基于一种伟大的文化体系，而非宗教信仰、语言种族。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指出：“华夏文明，在当时世界上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人民，它是一种向心力，回归的力量。
它是统一中国的凝集力，因为它不是狭隘的民族意识，也不是并吞一切的大民族意识，它是民族意识的升华，是一种标准，一种水平，这标准、水平用以衡量一统中国的各族，达标者为中国为华夏，落伍者为夷狄、为野蛮。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华夏！”【5】
吴国是周文王的大伯所创建，吴太伯由于让国的高尚品行备受孔子推崇，称其有无以言表的“至德”。《论语·泰伯》：“子曰：‘泰伯（亦作‘太伯’——笔者注），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吴人在血缘上可说是周人的至亲，却长期在文化上被视为夷狄，这是因为西周时代吴国不施行中央的政令和教化。可是《春秋》记载公元前482年的黄池之会，却尊称吴为“子”，为何这样？因为此次盟会，吴为主盟者，由于吴国称霸，天下诸侯才不敢不来。
这实质上有利于国家的大一统。所以称赞吴国。《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
公元前519年，吴国在鸡父打败了顿国、胡国、沈国、蔡国、陈国、许国联军。胡国国君髡（kūn）和沈国国君楹被杀。吴国俘获了陈国大夫夏啮（niè）。
这是约定日期地点、各据一方的正规战争，为什么用突然袭击的诈战说法来记载这件事呢？因为不赞成战事中以吴这个夷狄为主、以中原各诸侯国为客。既然不赞成以夷狄为主，为什么不以中原诸侯国为主、夷狄为客呢？因为中原各诸侯国不尊崇中央，君臣上下败坏，也成新夷狄了。
《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三》：“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
华夏诸侯何以变成夷狄？因为他们不能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前一年王室大乱，他们漠不关心，不肯出手相救。这些华夏诸侯不遵守上下名分、原则，公德沦丧。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指出：“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坏败，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
今天有人开口闭口都是维护中央权威，认同领导核心，却对数千年维系国家基本秩序的《春秋》大义嗤之以鼻。若如此，我们就失去了政治正确的关键学术基础，政治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难怪会有人公开盲从西方，主张多元自治。
在先贤看来，只要建立起了强大的、协调四方的政教领导核心，“建中立极”，就实现了天下大一统。“建中立极”就是“一元”；“生死大唐好”，边疆各地区、各族群、各阶层倾心归向“一元”，就是“多流”——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接受中央垂直统一领导才是国家统一。
古代世界，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甚至今天江南都是化外之地。所以中国国家主权是开放且富有弹性的，对于边缘族群，只要他们认同中央确立的普遍和平秩序，就可以成为大一统天下之一部——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的风俗信仰，可以在政治上自治，甚至来去自由。尽管中央也努力实现人文教化与法规政令的统一。
《礼记·王制》以凝炼的语言总结这种政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研习《邹氏春秋》的西汉学者王吉也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书·王吉传》）这里的风，即教化，意指教化非强制命令，如和风般自然渗透，无所不至。
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自四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起，中央政府就教导天下民众，共享自然资源—— “明民共财”（《礼记·祭法》），确立了中华民族天下为公、“一元多流”的基本格局。
3.五千年前中国已经从多元走向了一元
为何不少同志都认为中国自古就是“多元一体”呢？因为五千多年前，中华大地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大一统，如花瓣般涌现出不同文化区系。
对于考古学现象，做出解释时要谨小慎微，不能“望物生义”，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四千多年持续史官记录传统的文明。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持“望物生义”，也能发现五千多年前，中华大地上不同文化区系间存在频繁的交流，他们正在走向一元！走向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新伟先生指出，位于长江下游的凌家滩遗存和位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相距一千多公里，二者却在文化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密切交流的结果。
他在罗列了两地出土器物的诸多相似性后指出：“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跨越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明显加剧、新的社会上层出现的背景下，地区间的交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
在这一网络中交流的可能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最神秘、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知识。”【6】
图片说明：凌家滩遗存与红山文化在文化上的惊人相似性。图片来源：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载《文物》2015年第4期。
事实上，作为“崧泽文化圈”的一部分，凌家滩遗存与红山文化的联系只是5000多年前我国东部地区大规模交流网的缩影，那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元的先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继玲、陈胜前认为当时的文化互动方式除了社会上层之外，还存在更广泛的普通民众交流，他们写道：“如此大范围的文化互动说明在距今约5500—5000年，我国东部沿海很可能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流通道。
这一通道北起渤海湾，往南经过海州湾，直达长江口及杭州湾，再沿长江溯流而上，一直深入影响到凌家滩文化的势力范围。
这条可能存在的通道必定极大地促进了长三角与辽西的直接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崧泽文化圈’及红山文化中观察到玉、石、陶器等多类器物互鉴的重要原因。”【7】
很明显，5000年前中华民族已经开始走向一体化，至四千多年前的尧舜禹时代，中华民族的建中立极，一元格局正式形成。
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大法《尚书·洪范》将“建用皇极”列为居中的第五，指出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建中立极，建立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吸纳并服务社会各个阶层的强大中央政府。
“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就是说，国家要如同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既要保障民生，又要教化人民。西汉伏生《尚书大传》解释说：“圣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诲之。圣人曲备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诲之也。为之城郭以居之，为之宫室以处之，为之庠序学校以教诲之，为之列地制亩以饮食之。故书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此之谓也。”
图片说明：大禹则洛书以作范图。图片来源：杨方达：《易学图说会通》，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32页。
西方社会，一个宗教团体就能为信众制定教育内容，甚至有独立的医疗机构，整个社会呈高度多元的特征。我们不能再按西方社会形态，用“多元一体”来描述当代中国，因为五千多年前中国已经从多元走向了一元——政教的统一！
人类是联合与合作的物种，统一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西方文明也同华夏文明一样，自古就重视统一，只是他们没有找到不同族群间持久和平、长期共处的道路。
孕育西方文明的地中海形塑了当代国际秩序的原型——散裂的地形为其打下了以邻为壑、长期冲突的烙印，到21世纪的今天都是这样。法国历史学家阿兰·布隆迪写道：“尽管希腊人、罗马人和基督徒都没能成功让所有人接受天下大同的思想，他们的遗产却被继承，由此在1919年创立了国际联盟和后来的联合国（1945）。
但另一层面，虽然统一未能完成，地中海世界的三大势力——天主教世界、东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一直在这条路上尝试着。”【8】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在历史上从未实现统一的地中海只不过是各个彼此敌对的势力共有的地盘。”【9】
而吾华夏，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实现了政教一统、一元多流的天下秩序，这是怎样的文明奇迹啊！它是中华民族最可骄傲，最能贡献于人类文明之处。
若我们迷信西方基于本质主义的排他性民族观念和宗教观念，搞多元自治，缺乏强大政教核心的“多元一体”，岂不是倒退五千年，连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都不如——这样既无知又危险！
过去数百年来，西方狭隘的排他性民族观念，导致了世界上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啊！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种族大屠杀的巴尔干地区人民，甚至梦想回到族群共存的奥斯曼时代。他们也在追问：是什么力量使昔日睦邻持刀相向、互相残杀？殷鉴不远，国人慎之！
我们要充分研究古代和当代处理不同族群问题的成败经验。坚持人民至上，各族人民大团结，反对人为制造族群分裂，以及各种类型的狭隘民族主义——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
注释：
【1】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9页。
【2】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4页。
【3】[以]尤锐：《天下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再诠释》，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页。
【4】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4页。
【5】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6】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载《文物》2015年第4期。
【7】陈继玲、陈胜前：《“上层远距离交流”还是“大众交流”？——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互动关系探讨》，载《文物》2026年第2期。
【8】[法]阿兰·布隆迪：《地中海世界一万五千年》，周恒涛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23页。
【9】[法]阿兰·布隆迪：《地中海世界一万五千年》，周恒涛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24页。
【翟玉忠 著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产业创意研究所研究员，国学专家，财经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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