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统摄着每个人的现实，她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不比你知道得少，他不比你痛得轻，然后你再一次告诉他，你怎么不痛，我觉得是一种残忍。」
同时，她也开始琢磨，自己是否还能多做一些，是否能够留下些什么。
文｜卢美慧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
衰老
春天北京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戴锦华收拾出一个小包，「时刻准备」。
包里是90多岁的妈妈可能用到的东西，老太太年初突发脑梗，造成半身不遂，精神状况也变得很不稳定，每天要靠镇静类药物才能平静下来。辗转医院多次，医生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戴锦华把妈妈接回家中照料，母亲成了「苍老巨婴」，起居衣食，药物康复，一切都要替她操心打点。
妈妈生病最直接的影响是，戴锦华要被动去接触「社会面」，年轻时，她觉得北大的院墙足够厚，到了这个阶段，走出校门几百米，外面就是中国人的人情、面子、关系社会，她能以学者的身份去研究它、批判它，但不能以一个女儿的身份去躲避它、逃离它。
一些全新的生活经验敲打着戴锦华，比如怎么给老太太找医生，怎么跟来而复去的各种护工打交道，私立医院可能是种思路，但价格远不是一个教书匠能够承受的。她用过来人的疲惫跟《人物》分享经验，在北京，认识一个半个医生是没用的，她有一种深深的无助。
今年是她从教第40个年头。漫长的40年光阴中，高校的院墙，老师的身份，成全着戴锦华生活的相对平静。在这样的平静当中，很长一段时间，烟不离口的戴锦华是北大的移动地标。她的课堂，以电影作为切口，连缀起20世纪遗产和后革命的幽灵，女性主义的前世今生，全球化危机与第三世界，新技术革命与结构性弃民。
最近几年，经由网络，她的几门关于电影的课程被广泛传播，她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在大众眼中，她始终是睿智的，有力的。人们发现，这位学者思考的领域如此开阔，不管面对什么困惑，似乎都可以寻找她，获得答案，也获得力量。
但是今年，生活对戴锦华而言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妈妈从医院回到家中不久，北京疫情形势再度严峻，戴锦华并不认为自己娇贵，但想到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的妈妈，由常识、自尊、基本的思考能力构成的砝码顷刻间失去效力，更糟糕的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敲门，不知道会被送何处集中隔离，不知道一路要怎么安置妈妈。
最终，虽然四周不时传来封控的消息，她所在的小区幸免于难，但不安和疲惫并没有消失。
目光从眼前转向远处，一种「一生中没有过的不确定感」折磨着戴锦华，仅在《人物》采访期间，俄乌战争持续，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反堕胎法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台海局势不断升级，世界不由分说地崩裂，戴锦华觉得自己失去了判断未来的参数。
此前，她并不惮于接受采访，对公众发表言论，但《人物》的这次采访，她一开始是拒绝的。
「这个世界再一次被仇恨、被偏见、被烽火、被战争所包围了。可是面对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这个问题真的是我很想逃避的。也许现代人类走到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给自己提供解救的方案了。」
当一个有力的人陷入前所未有的无助，她还能说些什么？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是戴锦华的第一个毕业的博士，知道戴锦华的妈妈生病的消息后，滕威一直都很着急，疫情严重，飞到北京并不现实，几次跟老师说，要不要打电话，她就说不想聊，不想说。
做了戴锦华20多年学生，滕威完全明白她不想麻烦别人的固执。同样作为老师和人文学者，滕威也能体会戴锦华有多么焦灼，「我就非常担心，担心她一直不开心，一直都是自己在那儿撑着，我就怕把她撑坏，但是我除了旁观似乎能帮上的非常少。」
博士毕业后，滕威南下任教，在广州呆了十几年，没有交到能够「毫无保留的分享彼此的思考、彼此的困惑、彼此的心结、彼此的疑虑、彼此的愤怒的朋友」，习惯了从老师身上汲取力量、辨析方向，戴锦华是她认定的人生之锚——「这么多年我在南方很孤单，所以感觉自己一直没完全毕业，一直在啃老师，有时候跟老师聊几句，心就能沉稳下来好些天。」
所以戴锦华的那段「自我封闭」尤其让滕威心慌，她意识到，在老师无助的时候，她没有办法替老师分忧。
几年前，滕威就广场舞大妈群体展开过研究，当时「大妈」作为一个负面词汇持续经历着公共空间的污名，「戴老师就会说，那就是我啊，我现在就是大妈啊。」滕威突然从老师带着戏谑地自嘲中意识到，老师也要面临退休、老年这样的情境，此前似乎老师在她心目中一直是三十六七岁她们相识时的状态。
但衰老是一种处境。
戴锦华对自己很骄傲的优点是「能吃又能睡」，旅途当中，但凡看到什么吃的，「每一点都吃光」。北美的学者朋友说她是没有时差的人，下了飞机就能直奔讲台和会场。她总是很「放肆」，一本30万字的小说，她如果喜欢，就要一口气读完。但最近几年，她发现，放肆需要付出代价：读完一本小说仍然会在该醒来的时候醒来，但她非常疲惫。
遗忘也在增加，备课时要做很多资料查询与核对。以前，「说照相机有点夸张，但说过目不忘不算夸张」，但最近两年，「你看完一部电影，很喜欢它，它就很快地变成了一种调子，一种情绪的调子，一种色彩的调子了」。
但她又很快转换了话语气氛，「即使如此，我的精力也比大多数人要好」。这一生她有信条：拒绝悲情，拒绝自怜。60岁那年的生日，学生们给她举办了一场party，高潮是大家在台上一起给她唱朴树的《Forever Young》，根据学生们的回忆，当时的戴锦华，「有点感动，有点幸福，又有点嫌弃，可能一身鸡皮疙瘩」。她没有「永远年轻」的幻梦。
她在独自应战人生此刻的仓惶。整个春天，唯一的情绪出口，是北大隔壁的圆明园。戴锦华听一些摄影爱好者说起圆明园的水面上栖居着一个黑天鹅家庭，一共六只，父母之外，四只鹅宝宝里面有一只曾是孤儿，后来被这一家接纳。这是个有着生命基本善意的故事。每隔一段时间，她就拎着卡片机去圆明园，拍摄那些毛绒绒的小家伙。妈妈的情况渐渐稳定，糟糕的春天结束了。
不服
最终让戴锦华打起精神的是工作，武器依然是思考与言说。
她出现在北京大学为2022届毕业生录制的短片中。40年来绝大多数年份，6月是一年中她最快乐的日子，往年这个时候，又一批年轻人离开校园，喜悦和不舍混合成一种望向明天的甜蜜，那是戴锦华迷恋的感觉，「就会觉得你值得，这段生涯，你的所有努力，你的快乐、悲伤都是那样值得。」
短片中，她说，「我想这一届的毕业生，他们非常幸运和不幸地有机会意识到他们置身大时代，而非小时代，就是因为现代文明登顶，那么我们向何处去？这一代人，不论他们是否自觉，他们是作答者。」
这里面有一种深沉的期望。她知道自己在青年群体中受到的喜爱，在最近的表达中，她有意掩盖自己内心的灰霾，增加了相对积极的表述。面对《人物》这是否是一种《美丽人生》式的善意欺人的问题，戴锦华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关于统摄着每个人的现实，她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不比你知道得少，他不比你痛得轻，然后你再一次告诉他，你怎么不痛，我觉得是一种残忍。」
同时，她也开始琢磨，自己是否还能多做一些，是否能够留下些什么。
2017年左右，活字文化找到戴锦华，想要为她制作线上课程，首部电影课在豆瓣上线，此后又在B站上线了《性别与凝视》和《中国电影50部》两门课。课程中也会有一些回答用户提问的视频，她谈论过「逃回北上广」，也回答过「疫情结束，还回得到疫情前吗？」这期视频因为强烈的当下性而广泛传播。
活字文化创始人、被戴锦华视作「人生偶像」的出版人董秀玉记得90年代活跃在各种研讨会上的戴锦华，「就是觉得这个女生好厉害，表达能力那么强。」正值思想界自由派与新左派大论战时期，董秀玉印象中的戴锦华，像个女战士一样在会场阐述自己认定的真理，「她跟这里头很多人是好朋友，但她绝不说我跟你好，我就跟你（立场一致），完全是自己的、独立的看法和认知」。
81岁的董秀玉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超过半个世纪的浮沉，潮水来而复去，一代人风流云散之后，许多学者转身回到书斋，或者跃入市场的大流，戴锦华选择了另外的道路，这是董秀玉觉得她作为知识分子珍贵的一面，「就是跟着时代在发展，她是一个不断学习，愿意跟民众接近，跟年轻人接近的人」。
董秀玉干了一辈子出版，以她的经验，年轻时会有人说你太年轻缺少经验，中间会说一个女人是否能够成事，70多岁出来创业，又会说一个老太太还折腾什么。但董秀玉就是不信邪，在这一点上，她相信戴锦华跟自己是一类人。
她们总想做点什么，她们从不会真正停下来。
2007年，戴锦华在西北做社会调查 受访者供图
回到最初对这个采访的拒绝，戴锦华谈及对是否还能给出回答的疑惑，但很快，她又回到一个朴素的答案上来：
「我每次觉得自己已经颓到不行的时候，就再回到这句话上去。我曾经在印度访问一个老的英国建筑师，他说，印度独立的时候，他跑到印度，找到甘地，问，需要我做什么？甘地说，你会做什么？他说，我是建筑师。甘地说，你盖房子去，你干吗来问我你能做什么呢？可能到毁灭发生，到灾难夺走一切之前，大概我也就只能做我会做的、我能做的事情。」
她讲起自己刚到电影学院执教时的一个故事。当时学校有个阿姨特别喜欢她，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到了人家里，少不经事的她「胡说八道、口出狂言」，阿姨的丈夫，一位老成的伯伯，出于好意，跟她讲了一个典故，说的是秦灭六国的时候，秦军对待战俘，「史书上就这么几个字，叫『悉数坑杀之』」。
「他说5万人的命运（注：此处应指长平之战，一说秦灭赵俘40万人），就是史书上这样一句话，他说你怎么知道你不是这5万人里的一个？」当时的戴锦华给出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回答，「我如果是这5万人中的一个，我就会挣扎到最后一分钟，我就会试一试，我能不能从万人坑里爬出来，我不会等死，而且反过来说，即使我知道（结局），我也要寻找最后一线生机。」
40年前的那个回答再度清晰，「支撑我走到今天的是三个字，叫『我不服』，我不服，就是不论我沦落到什么地步，心里那个不服我是不放弃的。」
任性
「不服」大约是理解戴锦华最为有效的符码。
幼年时代，体弱多病，走在平地也能磕到门框一身青紫，同龄孩子无人待见，只能靠疯狂阅读填充童年寂寞。
7岁，在「血洗黑胡同」的红小将旁瑟瑟发抖，贪生怕死之际更本能地躲进书本的世界。
12岁，身高超过一米七三，大人们在身后皱着眉头为她发愁，「以后怎么嫁人」。
最终是疯狂的阅读解救了为自己的身高自卑的戴锦华，有一年作为文学爱好者的父亲去香港出差，省吃俭用给她买回一本《简·爱》，读到简·爱那句「你以为我矮小、贫穷、不美，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少女的内心掀起一场海啸。她悄悄把「矮小」替换为「高大」，从此将这个19世纪英国荒原上的倔强少女引作知己。
她也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欣赏保尔而非冬妮娅，她为那种质朴的、燃烧一般的热诚而共鸣。直到现在她仍然承认，这本后来被认为过时的书，还在她的生命底层。
她身上，交织着「时代儿女」的壮怀激烈和不合时宜少女的敏感。1978年，她考入北大，大二大三时上过乐黛云老师的课。那时，乐老师和汤一介先生刚从国外回来，什么大件儿都没带，带回来的全是书，他们的家对年轻人完全敞开，许多人登门，哪怕是摸一摸那些书呢，但是戴锦华从来没去过。
「我比较矫情，」回忆起当年，她笑起来，「不管我多想下课提问，我也不会去，我也根本没有勇气去敲老师的门。」一个黄昏，她看见乐老师和汤先生在未名湖边散步，她远远地站住，看着他们走过去，看着他们的背影，看了好久。「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念头，就是我要在大学里教书，我要一生围绕校园，我要老了的时候像他们一样。」
「他们」是什么样？
「就是那份安然，你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眼见他们经历过什么，但是你看到那份无法被剥夺的精神的拥有，我就觉得这特别特别值得，这样的人生特别值得。」
年轻时的戴锦华 受访者供图
1982年，北大毕业，她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当时同学的选择以报社、出版社为最佳，那是文科生介入现实的最好途径，学院则显得太封闭、离现实太远。但她坚持要做个老师。在电影学院，她总是穿长裙，戴长长的耳环，面容清秀，纪录片《彼岸》留下了她当时的影像——但这样一个女性，一旦说起话来，立刻显示出一种坚硬与笃定。她的语言具备某种召唤属性，钟鼓铿锵，汪洋恣肆，讲桌即广场。
用戴锦华自己后来的分析，「狂热的革命者」和「文化小布尔乔亚」构成了她成长年代的双重人格。这种人格一方面给了她无惧、无畏、坚决果断的行事作风，一方面也让天真、敏感、浪漫的性情内化为一种本能。
到电影学院的第一年，在学校放映厅，戴锦华创造过一天连看11部伯格曼的纪录，在之后的生命中她重复过许多次与电影陷入热恋的故事，看完戈达尔的《精疲力尽》、安东尼奥尼的《奇遇》，走到大街上欢喜得想要狂喊，「这是『我的』电影，我找到『我的』电影了！」
当时的电影学院位于朱辛庄的荒草丛中，正如电影学在国内也是一片空白。1986年前后，戴锦华向时任院长沈嵩生提出创建电影理论专业的构想，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
学院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教师日日聚集在戴锦华的宿舍，后来大家给宿舍起了诨号，「801-802酒吧」，往来酒吧的「有名流显贵、贩夫走卒、气功大师……三教九流齐备」，更重要的是业务讨论，初生牛犊的戴锦华经常跟周传基吵到脸红脖子粗，在这样的氛围中，戴锦华牵头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电影史论专业。她事事亲力亲为，专业第一个班的招生，是她跑遍了全国各考区，一个一个面试挑回来的。遇到挫折，就去办公室找沈嵩生，拍桌子瞪眼睛。一种实干主义的浪漫充盈着她的青年时代，她梦想着建立自己的「国中之国」，世界是崭新的，她可以创造任何可能。
这种横冲直撞以27岁时的一场大病被按下暂停键，肺结核三期引发多器官衰竭，少女时代盼着小说女主角的悲惨命运落到自己身上，真的发生了，一点都不浪漫。深夜里听着运送尸体的平车推过，死亡就在眼前。沈嵩生提着一罐蜂王浆坐几小时的车去看她，安慰她，自己也得过结核，现在不是照样当院长。戴锦华调侃对方，要是不得结核，现在大概是总统了。被逗乐的沈嵩生问戴锦华是不是想当总统，沉湎于实干冲动中的她在那时确信了自己一生的道路，她只想当个好老师。
在医院躺了八个月，「从与死的贴身搏斗中，多少长大成人」。进入90年代，一部分朋友出国，一部分朋友下海，她曾经接到老朋友的电话，第一句就问她能不能拿到一车皮钢材的批条。那10年她感受到强烈的孤独，还有现实的困窘。1993年前后，家里买块肉也要再三掂量。她去其他地方讲课贴补家用，出租车司机听说她是教书的，说北京城里捡破烂的也比教书强。
但她没有想过转换轨道。往后这些年，潮流又经过多少变迁，但戴锦华把一部分的自己永远封存在了她认定的年代。过了将近30年，在一场活动上为董秀玉颁奖，谈及董秀玉一辈的跋涉，谈及自己一生的选择，她借用《一代宗师》中的句子，「大时代无非是一种选择，我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1995年，戴锦华在纽约 受访者供图
1993年10月，由于乐黛云老师的反复邀请，戴锦华返回北大任教。回去之前，她坦陈自己的所有顾虑：北大论资排辈，自己师出无门，学历又这么低，不想重新进入一个秩序中去。乐黛云说，我们有自己的小气候，在这个小气候里，保证你能够更好地发展。回北大不到一年，戴锦华去了美国，呆了一年多，这是她第一次有相对长期的国外生活经验。
上世纪80年代，乐黛云在国内开创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任北大比较文学所所长，挂靠在中文系。1988年左右，由共同的朋友介绍，戴锦华成为乐家的常客。乐黛云从不掩饰对她的欣赏，在戴锦华任教北大后，从副教授升任教授举行的投票会上，因为一人未投票，没有达到「全票通过」的结果，一贯温煦的乐黛云发了脾气，摔门而去。乐黛云希望戴锦华参与管理，戴锦华说，她不愿。
乐黛云找她谈过话，「小戴，你知人的能力没问题，但知人和用人是两回事，你是知人代替了用人，这样将来不行。」戴锦华说，有什么不行？她知道老师的意思，乐黛云宽厚，对人有几乎无限的包容与耐心，但戴锦华会觉得，「那种分明没底线的人，不交结也罢。」
那种「不愿」，其实就是一种任性。「我不耐烦，不耐烦经营一个机构、维系一个圈子所必须做的那些事情，我甚至就不耐烦养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对朋友，此生问心无愧，但是我不会去寄个贺卡啊，送个礼物啊，来养护这个关系，我们多少年不见面，见面的时候就是亲如手足，因为所有的好朋友都是出自相互由衷的欣赏，这样的朋友根本无需去养护，需要去养护的大概就流逝了，太多太多的人就从你身边流逝了。」
她曾经因为发烧，被学生强行送到医院，但她又不耐烦无尽的化验检查，跑出去抽烟，脑袋里构思出一篇小散文——《不耐烦》，虽然最终也没有写完，「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特别任性，我这辈子，特别特别任性。」
不变
任性的另一面，是顽固。
滕威对戴锦华的「顽固」的印象，源自一件小事。多年之前，戴锦华去美国参加会议，中间在纽约一家影院看了2011版的《简·爱》，她很喜欢，跟滕威通电话，觉得那是最忠实于原著的一版改编。
「我说那有什么好看的，一个玛丽苏，然后我也很纳闷，我说你是中国最早最知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你怎么会喜欢《简·爱》这种被解构掉很多回的作品呢？」滕威说。她历数学界对《简·爱》的批判，戴锦华一点也不认同，说滕威压根没把《简·爱》读明白，是理论先行。她们前前后后打了十几个小时的电话，从电影聊到19世纪英国文学，从勃朗特姐妹聊到女性的历史命运，谁也没说服谁，最后聊出了一本《简·爱的光影转世》。
过了10多年，《性别与凝视》课程当中，2011版《简·爱》被纳入片单，戴锦华特别提到跟滕威的这次争执。学生们嘲笑她心里住着一个小女孩儿，戴锦华笑着辩驳，「我心里住着一个小女孩儿，我很骄傲这一点。其实每个老妇心里都有一个小女孩儿，只不过她们是闷着她们，压着她们。」
那些自幼年时代开始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几乎伴随了她的整个人生。《红楼梦》《资本论》《战争与和平》《共产党宣言》《野草》至今仍是她的枕边书，林黛玉的剔透和纯真是永恒的，马克思对剥削和压迫的诅咒是永恒的，及至当下种种，戴锦华最常想起的，仍是鲁迅那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胡亮宇和王雨童分别是戴锦华去年和今年毕业的博士生。两个年轻人都觉得，围绕着戴锦华有诸多标签，但对她本人来说，最珍视的身份，始终是一名老师——也只是一名老师。
「戴老师她从来不玩学术、学界这套游戏。她不拉帮结派，不参与任何项目，不靠什么学术评审委员会的title给自己加光环，也不靠这些东西去垄断任何权力，她也不在身边安插自己的学生，她没有任何一次用这些东西给自己牟利。」胡亮宇说。
戴锦华在北大上课，每次大课都是人满为患 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90年代初，她上过不少电视节目，有机会获得更多名望，但一次在餐厅吃饭时，被人认了出来。这之后颇长一段时间，她很少出现在大众媒体。一位男性朋友好心提醒，你跟某某起点一样高，如今他在不断升值你在不断贬值。在学院内部，有很多次，填几张表格，签个字，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名声也有了，但戴锦华没有。经常有朋友怒其不争，关系更好些的干脆说她愚蠢、冥顽不灵。每当这个时候，戴锦华都理直气壮，「我真心地说，他们为他们收获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是我不想付的，也可以说是我付不起的。因为我要是付那个代价的话，我的生活也被毁了，我的状态也被毁了，我拒绝付那个代价。」
滕威20年前到广州教书，戴锦华叮嘱她，「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总有小狗跟在后面咬你的脚后跟，你如果停下来缠斗，你就留在这里了。要继续向前走，很快你就看不到它们了。当你进入了新的阶段，当然会有新一群小狗……」她对滕威分享了两则学院生存法则，一是「老师这个职业一定要认真对待」，二是「尽早解决职称，这样你就可以做自己确信有价值的工作了」。
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获得基本保证，然后任性。
这些年许多社会上的邀请、名流聚会，或者电影站台活动，戴锦华通常避之不及。但影展或电影节，或是创作论坛，她又一副义不容辞的架势。有一年被贾樟柯邀请到平遥，大家一起露天看电影，结果回到北京肺部感染，前前后后打了一个多月点滴。
王雨童有时候觉得戴锦华习惯了用一种理想人格要求自己，或者是她已经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本身。王雨童本科时，所在社团邀请戴锦华就娄烨的《浮城谜事》做分享，戴锦华洋洋洒洒讲了两个多小时。如果回答什么人邀请戴锦华最容易成功，答案永远是，「一脸真挚的学生」。一位多次邀约她的学生回答「要带着什么去邀请戴老师」：就是一群人把她簇拥到讲台上，再有一群人把她簇拥出去，如果需要的话，帮她挡一下围上来的人群——就这些。
戴锦华有个差不多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一回问她，「你知道你很特别吗？」戴锦华跟对方开玩笑说，当然知道自己很特别。
那位朋友否定了她的回答，「他说你不知道，就是因为大家小时候是一个样子，长大以后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他说只有你从来没变。」
叙述停在这里就是个常怀赤子之心的故事，但戴锦华顿了顿，抖了包袱：当她激怒了这位朋友的时候，表述就成了「说得好听是你有坚持，说得不好听，你就是一个偏执狂」。
任性和偏执，都需要付出代价。回首自己40年来的学术道路，戴锦华同《人物》说起人生中一些失去，空间在失去，现场在失去，朋友在失去，甚至记忆也在失去。
那一天，《人物》和她约在了圆明园，看看天鹅，也看看刚开的荷花。望着水面的皱纹，她说，不觉得这是多么值得惆怅的事，这只是更接近于一种人生现实，「难道不是我们每分钟都在失去吗？我们每分钟都在失去，而且我们一直在成功地强迫自己把这个失去视为（平常），接受和适应了这个失去。大概就是这样。」
身体性
关于戴锦华的「不变」，与滕威同届的孙柏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2008年前后，两人一起在宋庄参加日本导演小川绅介的纪录片展映，观看讲述1967年高崎经济大学学生运动的《压制的森林》时，孙柏坐在戴锦华旁边，纪录片中有许多对抗镜头，军警用军棍、拳头、水龙镇压抗议学生，「就那样直直地砸下来，雨点般地落在那些非常瘦弱的，也很天真的男女学生的身上。」
孙柏至今记得，银幕上出现那些场景的时候，「戴老师呼吸变得沉重，身体开始起伏。」
作为曾经的学生、如今的同行，孙柏最为羡慕戴锦华的一点是，「她始终具备高度的身体性」，孙柏觉得，正是这种「身体性」，让戴锦华成为极为不同的学者，「绝大部分的学者、知识分子早就已经丧失了身体性，包括我自己，但是戴老师这儿是不一样的。」
孙柏记得有一次戴锦华说起自己在90年代初期的创伤性体验，整个社会开始狂热的金钱崇拜，全面的市场化导致人文理想丧失流逝，「夜里从睡梦中惊醒，听到外面的流沙声，痛哭失声。」
另外一次是在香港，当时看一部关于智利大火的纪录片，戴锦华回忆片中那些劫后余生的女工，许多女工被烧掉了四肢，面容尽毁，她本能地回避那些恐怖的画面，「但她就想到，在那个时候，一定要睁开眼睛去看一看，直接地去面对这种残酷现实给女性的、底层的弱势群体留下的伤痕。」
在孙柏看来，这种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观照社会现实的立场，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戴锦华的不可复制，「就是她的社会立场，她的现实关切，都是直接地呈现在她的身体性的反应上，她从来不是理念先行，更不要说什么预设立场，她不是通过理性的思考去到达，她的身体完全是浸没在这样一个现实当中，而且能够非常迅速地、及时地去做出反应。」
2007年，戴锦华在埃及 受访者供图
所以她全球旅行，一年几乎有一半时间在路上，她需要用身体「在场」。有一年她漫游巴黎，遇到一位「诚挚而独特」的中年妇女，后来朋友告知，那是法国「五月风暴」时代的激进人物之一。但戴锦华眼前只是一位简朴的寻常女人，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
中学教员给戴锦华当了一天导游，游览的不是枫丹白露等风景名胜，而是巴黎的街角小巷。对方告诉她，100多年前的巴黎街巷就是那个样子，非常狭窄，这成就了法国小说中跳窗幽会的浪漫，也成就了街垒战的胜利。但巴黎公社被镇压后，统治者改造了整个巴黎，最彻底的改造是几乎拓宽了所有街道，将充满火药和反抗的空间扫入历史。
时代浮沉，反抗与遗忘交替。很多人在商业化大潮来袭的时候讴歌自由的胜利，但戴锦华告诉《人物》，关于90年代，自己始终忘不了这样一则新闻报道，一个东北下岗工人的孩子在店里说想吃香肠，妈妈兜里的钱只能买切下来的一节，店家不卖给他们。回家以后，妈妈吊死了孩子，然后自杀了。
这样的悲剧迫使戴锦华思考中国社会进步的代价，「因为原来你还是想的是大伙一块过好日子，大伙别拿18块钱了，大伙都拿80块钱，都过好日子好不好，最后你发现有人连1块钱也没有。」
2000年前后，戴锦华、温铁军、刘健芝等学者从书斋走出，开启了持续数年的第三世界考察，他们的足迹遍布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秘鲁、印度、肯尼亚等地。20多年过去，温铁军向《人物》总结，「大家走了大量的不同国家，走访了不同的社会团体，接触了各色人等，最终形成的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成体系的思想。这是大家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团队中，温铁军年龄最大，戴锦华最小，温铁军对「小戴」的印象是「很痛快，直来直去，爱憎分明」。如今回忆起来，那实在是一段充实、欢乐的旅程。温铁军定下规矩，每天考察结束，无论时间多晚，大家都要把当天的见闻互相交流一番，「没有任何芥蒂，没有任何隔阂的交流」。这些思想碰撞后来形成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批学者而后观照世界的角度。多年后接受采访，温铁军谈及自己的信条，给出了一个集体和理想色彩浓厚的回答，「吾辈之目的乃在于建设人类世界」。
20多年后，当初忧虑的，演化成如今蔓延全球的危机，温铁军相信以戴锦华的性格，内心会承受许多煎熬。作为经济学家，温铁军可以用一系列数据佐证当下的各种危机，但说到支撑自己和戴锦华这批学者几十年来对现实社会介入和关注的动力，他回答得很感性，「我觉得只是一种不忍吧。你看到的规律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看到以后，无外乎就是不忍。但我们也达不到那个高度，我们自己是身处于百姓之中，因此就有作为百姓的那个不忍百姓为刍狗的心态。」
一直到现在，戴锦华仍会在课堂上问台下的天之骄子们，酷暑的烈日之下，是否能够体认那些高温下谋生的劳动者？她总是用「体认」这个词，它是身体的，直接的，做不得假。
「我一生为之自豪的东西就是，我基本坚持了我最初的（信念），我最初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我憎恶不平等，我憎恶歧视和偏见，我憎恶恃强凌弱，我尽一切的可能和这种东西去抗争，并且坚持实践平等，我没有变过。」
2006年，戴锦华在西非马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她走访了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受访者供图
一生的「不确定」
与这种表达上的坚决相对应的，是戴锦华常常被外界忽略的一个特质——她经常处于一种徘徊之中。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炎看来，这种徘徊，构成了戴锦华的底色，「她不是一个被观念所左右的人，她相信经验。有好多学者，他如果觉得某一个思想、某一种主义是对的，他会放弃自己的一切去捍卫主义。」王炎很早就意识到，任何主义一旦落到实处，同现实碰撞，「会变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形，各种各样的荒诞出来。」
跟戴锦华吵了无数架，王炎觉得本质上戴锦华更加相信经验，「戴老师是有自我的人，她相信最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是本真。我喜欢戴锦华是作为一个真人的戴锦华，她有一个本真性在那儿。」
最早观察到戴锦华身上这种徘徊的是她的老师洪子诚，在洪子诚的最初记忆当中，他这个学生「如此的口若悬河，天上地下无所不知，而且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接着是她强势的文字风格，「果断自信，立场、观点的犀利、确定，咄咄逼人。」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洪子诚发现，「她的论著中，与『确定性』并存的，还有某种『自反』因素，某些不确定的，自我限制的，让强度得到削弱的一面。」
在洪子诚看来，「戴氏长难句」恰恰是这种自反的结果，因为不确定，所以有许多缠绕、许多游离，所以在自己的表述中下意识地加入许多限定词，洪子诚进而概括戴锦华的生活与学术态度，是「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
沿着这种不确定，洪子诚觉察到戴锦华无法被归类的事实，「戴锦华属于哪个派别？她自己好像没有公开说明。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左派？学院左翼？……我也曾想过要将她归入某一类，最终却总是不得要领。」
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戴锦华自己的选择。
2015年，戴锦华参加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颁奖典礼 图源视觉中国
很长一段时间，冷战是她建构自己言说的重要坐标，冷战思维强调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但她常提「第三」，第三世界，第三种选择。对她个体生活而言，「第三」仍然具备重要的意义，她总说，你不能根据对手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不要自证，不要辩护，而要去建立。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作为最早将女性主义研究引入国内的学者，近年来舆论中每每因性别议题吵得天翻地覆，戴锦华却有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胡亮宇的观察是，几乎内化为自身一种道德要求的反思精神羁绊着戴锦华，「所以她会警惕，某种程度这其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最朴素的反思，她觉得女性的议题不应该仅仅是女性的议题，它应该是关联着更大的社会变革和阶层问题。」
所以她不站队，而是发问：为什么经过漫长的反抗之后，只有性别议题硕果仅存？
「所有的反抗必须是建构性的，否则，当敌手的不义稍有削弱的时候，你的正义性就崩解了，丧失了。你必须首先建构性地确认你自己的正义性，也就是说你必须跟人们分享的是你要什么，而不是你不要什么。」
在网络战争前，她是谨慎的，她始终没有社交媒体账号，哪怕在早前的BBS年代、博客年代，她都坚持不触网。一直到现在，她也没有勇气去看B站弹幕，因为惧怕「非理性恶意」。很早之前，她就告诉学生，不要陷入任何论战，「因为一旦进入论战，你就会把自己的立场极端化」。
但她仍然会因为2016年一堂公开课的截图引发争议——几十小时的课中的几分钟，被截成一张张字幕图——典型的网络时代传播方式，又是其中的一句引起波澜。
胡亮宇觉得最近这些年，戴锦华的内心经常会陷于一种拧巴。一些时候，她会觉得作为学者有些发言十分必要；另一些时候，她自己又会反思，是不是说得太多。在胡亮宇看来，这既是戴锦华本人的纠结，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现实处境，「知识分子已经很难找到一种特别体面的，或者百分之百体面有效的方式去进入到这个社会。」
上世纪80年代，她曾有一种去政治化的激情，「我们不管政治，政治也别来管我们」，但她逐渐发现，自己不可能作壁上观，于是她不断出走，不断寻找，不断发言，呼号点什么，预警点什么。
对那段走访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光，戴锦华的描述是，她希望使自己心安，也希望找到全球化之外的、精神的原乡。但「其实也没有找到，哪有什么地方是原乡？」但这些旅途使她真正拥有了国际化视野。2006年，她将墨西哥萨帕塔运动的领袖、副司令马科斯的公报、信函集结成书《蒙面骑士》，书里面提到马科斯讲的一个故事，在此后被她多次引述。
「从前有一对非常穷的农家夫妇，他们已经穷到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全部的拥有是一只瘦鸡、一头瘸猪和一匹枣红马。当一无所有被饥饿所逼迫的时候，他们杀了那只瘦鸡，煮了一锅瘦汤，暂时平复了饥饿。但是很快饥饿又来了，他们又杀了那只瘸猪，炖了一锅瘸肉，暂时延缓了饥饿和饥饿所必然延伸到的死亡威胁。」
故事写到这儿的时候，就轮到枣红马了，但马科斯说，「枣红马不想等到故事自然的结局，枣红马逃跑了，它逃跑到另外一个故事当中去了。」
对戴锦华来说，这个问题才是她寻找的核心：未来的可能性在哪儿？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个新故事？
人跟人的连接
在北大，戴锦华的办公室在中文系小楼的二层，在好几个有着中式红门的房间外，你很容易辨认出哪个是她的：门口有古朴的砖石地垫，窗内有猫玩偶，有插瓶的草花。这间小小的办公室，连沙发几乎都要被填满，她拥有无数小玩意儿，茶，咖啡，因为爱猫而学生从世界各地带来的猫玩偶，胶带，书，帆布包……每晚睡前的半小时，和很多想要放松的人一样，她打开淘宝，买些无用而便宜的小东西。有一回，她想买一个桌上用的粗陶小花瓶，没看尺寸，结果东西送来，是个巨大的粗陶花盆，她只好又买了一束高高的芦苇去配它。早年间，北京还有批发市场的时候，天意小商品市场是她常逛的地方，她会一早去，装作拿货，一口气买20条丝巾，而后，这些丝巾会在节日里学生们的聚会中，当作游戏的奖品分发下去。
她有诸多无用的爱好，买精油，穿手链，甚至打造银饰。办公桌旁的墙上挂着一块软木板，木板上钉着打印出来的照片：很多张切·格瓦拉。她自诩中文世界最了解切·格瓦拉的人，有时，说起切，她的语气和表情像是一个描述心上人的少女。一度，她定制了一个带着切的照片的手机壳。作为一名学者，切·格瓦拉及其所代表的20世纪60年代一直是她重要的叩访对象和思想资源；作为一个女性，她喜欢把日子过得蓬勃而有琐碎的趣味。
戴锦华在办公室
此前多年，除了上大课，戴锦华还会组织自己的学生开设「文化研究工作坊」，2018年下半年的工作坊在中文系地下一层一间会议室里举行，时间是每周四的下午3点。进入会议室要穿过两道近乎20厘米厚的门，这里于是有了防空洞的气质。会议室有窗，但不开，外面是黑的，人在其中，隔绝了地面上的一切。戴锦华总会提前一会儿到场，坐在前面的桌子旁，掏出保温杯。她有各种颜色的保温杯。她坐在那儿，笑盈盈地，看着到场的学生在两列相向的红桌子旁渐次排开。按照流程，一位同学会先就某个议题、某本书做报告，其他同学讨论，戴锦华随时加入其中，并在最后做出点评。
在这个会议室里，她和学生谈论短视频平台上的非洲黑人祝福视频，谈论耽美小说、人工智能，也谈论福柯、德勒兹和朱迪斯·巴特勒。博士生的讨论常常进入理论的深处，而戴锦华总会把讨论拉回现实，拉回那个地面之上的、广阔的世界。
那是没有边界的漫游。她提及北美、拉美、非洲的遥远国度，也谈及北京小区里的地下室。理论是学术的工具，但她警惕的，是把理论直接拿来操练，去框定今日中国的现实。按照课表设置，工作坊应该在6点结束，但说到兴起，戴锦华会忘记时间。
博士期间，胡亮宇最珍惜的就是这个工作坊。一部分人员是固定的——戴锦华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流动的。这也是工作坊的传统，从1993年开始，30年中，不光北大学生，媒体圈、文化圈或是慕名而至的社会人士，来者不拒，「以前真的是一个开放的教室，里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闲杂人跟社会人士，那样一个大门，被历史性地在2020年9月份关上了，疫情来了。」
疫情之初，戴锦华跟学生们发过一次很大的脾气，那是一次「不得不上」的网课，不少学生选择关闭摄像头听课，戴锦华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整齐排列的黑框，觉得自己简直面对着一排排电子墓碑。人们总觉得新技术的发展会令生活越来越轻松，但对戴锦华而言，上网课是更累的，她发现自己总想要穿过屏幕，触达屏幕另一端的人。
她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物理性相遇，就像她执拗地认为，不去电影院，就不算看过一部电影，因为人们聚在同一个空间内、让光束从身后打来，是「电影」这个艺术形式的应有之义。
一个可以与之呼应的故事是，滕威一直记着1998年12月31号那天，本该有古代文学课，但同学们24号的课上就跟老师商量，「下周不要上课了吧，谁还来上课呀，大家都要跨年去了。」
老师跟他们约定，如果31号那天下雪，就不上课了。那天真的下起了雪，「特别有默契，没有人去上课，老师也不来，我们也不去。」滕威和同学后来一起去了圆明园，大家一起打雪仗，疯玩疯跑，以青春的欢乐送别了一年的最后一天，「没有人去举报，也没有人去投诉，也没有教务处的人来督导来骂，说什么这算重大教学事故，这可能是我们文学专业独有的浪漫和随性，可能不合规矩，却是我们难忘的大学时光。」
但这种缝隙，连同师生之间可能发生的情感连接，都在规矩和秩序逐步建立的过程中，成为了历史陈迹。今天的大学校园，一切都很规矩，几点几分要进入教室，摄像头里要看到所有人。老师有没有做PPT，PPT是否标准。「我们所有的教学过程当中每一个步骤都是严格遵守各种各样教学文件上的规定，这又能教出什么？」
年纪小上许多的王雨童在自己周边观察到一种无所适从，这些年每当新生入校，师弟师妹找到她，通常的开场白是「他会一上来就问你说，学姐，我怎么去选双学位？我怎么刷绩点？」
王雨童觉得戴锦华内心最大的创痛在于，世界的动荡加上疫情影响，「大家集体过上了一种毫无想象力的生活」。
此前，她们认为的世界不是这样。滕威怀念跟戴锦华一起旅行的日子，过去20年，参加学术会议、电影论坛，或是没有任何目的说走就走，师徒俩结伴走过了许多地方，滕威的性格丢三落四，不过没关系，需要什么东西，戴锦华一定有。
2013年，滕威到哈佛访学，当时她带着孩子一起，每天过得兵荒马乱，期间戴锦华要在加州参加一个会议，「我就特别没分寸地跟她哼唧，说老师，你能不能来波士顿看看我们俩啊？」
加州飞到波士顿要穿越大半个美国，滕威只当是自己习惯性的撒娇，结果戴锦华真的买票飞到了波士顿，那阵子阿特伍德在哈佛有个演讲，师徒两个悄悄溜进教室，混在众人中间听了这场演讲。
那时，她们相信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2008年5月，戴锦华在科隆参加女性电影节 受访者供图
「爱过，思考过，行动过」
50岁那年，戴锦华意识到了自己的「幸运」。
她说起那一年，出现了「一种非理性的、自己也不能解释的豁然开朗的感觉」，这种豁然开朗给她带来了许多解放，「此前那种无论如何都难以排遣的、耿耿于怀的、个人生命的被伤害经验和伤痛感突然就消失了」。
那年她形成一种知觉，后来跟许多同龄的朋友讨论，大家有了一致的意见，「就觉得我们是现代历史当中少有的、幸运的一代人。因为我们都出生在匮乏的、动荡的年代，但是到我们成长和我们开始进入到——夸张一点说——创造的时候，把自己的能量投入到社会事物当中的时候，我们赶上了一个黄金时代。」
她有了一种很深的感激之情，她提到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写过的一个女诗人的故事，女诗人死于19岁，爱伦堡读文学史的时候，书上写她就活了19岁，所以她没什么可写。
爱伦堡反驳道，「一个姑娘19岁，她已经爱过、恨过、生过、死过、创造过，这是多了不起的一个故事。」
戴锦华50岁的时候，对这个故事有了深深的共鸣，「我可以对自己说，我爱过、恨过、思考过、行动过、书写过，我觉得我真的没有那种不能放弃的遗憾，我的生命当中没有那种悔不当初，我也不想时光重来。」
是在这种感激和释然中，戴锦华走到了自己的60岁。
围绕着她的诸多标签之下，胡亮宇觉得戴锦华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者。两人聊到李沧东的电影《薄荷糖》，主角是一个光州事件参与镇压的士兵，他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个施害者。戴锦华认为李沧东呈现出一种特别可贵的姿态，「他也会把自己想象为或者主动认作是这一切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说，好，这些都怪你们，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最近几年，随着对年轻一代佛系、躺平、内卷等一系列现象的讨论，指责年轻人成为一种流行，「她就不会特别轻易或者廉价地去指责年轻人，把这个时代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年轻人身上。她从来不把自己择出去。」
经历过年初的仓惶，最近，她加快了工作节奏，像是跟时间赛跑。
衰老和死亡本身并不是问题，戴锦华跟《人物》聊到她一以贯之的生死观，「我始终觉得死亡，到了我这个年龄，死亡已经是一个恩赐了，死亡是归宿，死亡是休憩，所以这不是问题。」
她几年前读到一个年轻女孩的遗书，里面的一句话是，「谁能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呢？」
这封遗书让她感到了强烈的痛感，某种程度上，这也支撑起她一直以来不断言说，她再度提到那句「我不服」，「我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份不服，你要想能撑住这口气，还能凭一口气点一盏灯的话，你还得不服后面得有点什么，得有点什么你爱的、你信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和当时一些肝胆相照的朋友聊起这个话题：什么是对你来说神圣的东西？有人说是阶级，有人说是民主，她想了很久，最后给的答案，是「尊重生命」。「这个对我来说，是平等的真正内涵，或者说是最朴素的平等，每个生命都有活下去的权利，都有活得好的权利，没有任何人可以审判谁是废人，谁是多余人。」
近30年过去了，她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走出这个回答。
圆明园的那个下午，阳光猛烈，水波安宁。那天戴锦华原本不是很高兴，她觉得媒体总是有没完没了的问题，还给她「设置情境」，但溜达了一会儿，准确地说，是黑天鹅一家从荷花丛中钻出来后，她来了兴致。从池塘边到湖心岛上，她追着天鹅的影子。
没完没了的问题终于结束。戴锦华拿出手机，展示她拍下的小天鹅。时间退到5月，小家伙们只是几团软绵绵的小小的毛球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渐次长大，慢慢有了天鹅的样子。端详着这些照片，她的脸上露出近来少见的柔情，「这个春天也没有白过」。
暮色从水面上波荡开来，圆明园内的游人少了，路灯渐次亮起来。我们一起往外走。
「悲观和乐观是一样虚妄的，当你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了，你就不会觉得所谓悲观是一种真实的态度，而乐观是一种积极的和理想的态度，这根本不成立。因为那个绝望本身忽略掉的东西，也许是可以放置希望的地方。总有人要生存下去，你就会意识到重要的不是悲观和乐观，重要的是你怎么去选择和放置你自己和你的工作。」
那段时间，她在为《中国电影50部》备课，某天晚上，又重新看了一遍侯孝贤的《悲情城市》。
一生当中，戴锦华有个对自己苛刻的原则，作为电影研究者，她始终尽力跟创作者保持距离，侯孝贤是个例外，每次去台湾，一大群朋友一定要安排一次卡拉OK，「侯导唱歌太动人了，侯导唱那个闽南话的歌，柔软，动人死了。」
生命中闪耀的许多碎片跟重看《悲情城市》的感受形成了互文。片中文青从监狱出来以后，一个个给朋友的家人送遗书，侯孝贤给了一封遗书特写，接着闽南语的歌声响起，调子哀婉凄清。之后侯孝贤切换镜头，小上海酒家一切如旧，厨房里依旧在炒菜，全家依旧在吃饭，生活依旧在继续，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活下去就是柴米油盐。
这次重看，戴锦华觉得这组镜头中有侯孝贤对生命的彻悟，「你讲历史，我们家出事了，我的天塌了，地陷了，但别人的柴米油盐，别人的鸡零狗碎，只能继续。世界丝毫不因为发生了什么而改变。」
侯孝贤喜欢远景和长镜头，渺远辽阔的《悲情城市》之中，这封遗书是不多的特写之一。遗书上写的是，「你们要尊严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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