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送亲歌
鄂尔多斯婚礼是鄂尔多斯民间歌舞、祝颂、民俗、礼仪、服饰、饮食的集中展示。传统的鄂尔多斯婚礼举行3天2夜，自始至终歌声不断，充分体现鄂尔多斯民歌的丰富多彩和鄂尔多斯人能歌善舞的才华。
鄂尔多斯婚礼和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短调民歌《送亲歌》就是专门在婚礼上唱的歌，可见鄂尔多斯婚礼和鄂尔多斯短调民歌融为了一体。
《送亲歌》在鄂尔多斯可谓家喻户晓，腾格尔、阿云嘎、敖日其楞等歌手的精彩而深情演绎，更是使《送亲歌》走出草原，传遍大江南北。
蒙古族民歌《送亲歌》的歌词很长，在《鄂尔多斯民歌精粹》中选录了40段歌词，一般汉语翻译的传唱三四段歌词，内容有所不同。
民歌，是民众之歌，是“本土人民的心曲”。“流传民间”是成为民歌的基本条件，因此民歌也是在民间世代广泛流传的歌曲。民歌是经过广泛的群众性的即兴编作、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无数人智慧的结晶，音乐形式具有简明朴实、平易近人、生动灵活的特点。
《送亲歌》数十段歌词，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心情、不同场景编作、传唱、汇集的民歌。根据歌曲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关键词有三个：送亲（女儿出嫁）；告别（鄂尔多斯）；达到（察哈尔）。由此，我翻译了三段歌词：
冰滩上驰骋向远方，银色斑驳好骏马。白色珊瑚装饰美，女儿长大嫁人家。
登上高山望故乡，清泉潺潺在流淌。鄂尔多斯大草原，映入眼帘永不忘。
白色原野的源头，白色珍珠是宝贝。在察哈尔八旗里，我们朋友更宝贵。
在《送亲歌》中唱到展旦召、孟克召、宝日陶歹等地，而更广阔地域还是鄂尔多斯六旗和察哈尔八旗。送亲的人们，告别鄂尔多斯六旗大草原，来到察哈尔八旗原野，不仅有女儿出嫁远方的怜惜、忧伤，也有结识新朋好友的期盼、快乐。
二、鄂尔多斯与察哈尔
蒙古族有很多部落，最具神秘色彩和传奇故事的是鄂尔多斯和察哈尔。
历史上的鄂尔多斯部和察哈尔部，都是以职业关系为纽带组合在一起的社会群体，是在成吉思汗时期创建的斡耳朵组织和怯薛组织基础上形成的特殊部落。
古代有“斡耳朵”“斡里朵”等多种音写，至清代出现了“鄂尔多”的写法。鄂尔多，蒙古语，汉语意为宫殿、汗廷、宫帐。鄂尔多斯，是众多的宫殿。成吉思汗时期，作为汗廷的四大鄂尔多，分布于蒙古高原，每个鄂尔多是由上千座营帐组成的帐幕群，每个鄂尔多均由成吉思汗的夫人负责管理日常事务。成吉思汗创建的众多宫殿鄂尔多斯，当时起着首都的作用，是其指挥中心。
据内蒙古社科院奇斯钦研究员《鄂尔多斯部的由来考》：成吉思汗的斡耳朵的警卫事务并不是由全体斡耳朵人户担任，而是由其中一部分人——怯薛丹担负。1204年，成吉思汗第一次选出智聪体健者550人，组建了第一批怯薛丹。这些怯薛丹又称“质子军”。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怯薛扩编至一万人，分四怯薛，由心腹大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人担任怯薛长。
众多宫殿鄂尔多斯和精锐部队怯薛军，都是成吉思汗亲自创建的。当时的鄂尔多斯是大蒙古国的都城，都城里的人们是鄂尔多斯人，其中大汗护卫军称之为怯薛军。大约14世纪末15世纪初，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英灵的人们形成了鄂尔多斯部，由护卫大汗的怯薛军形成察哈尔部。鄂尔多斯和察哈尔形成部落，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有学者认为，北元初期的14世纪末，“斡耳朵思”（鄂尔多斯）人为了免遭明军袭击，将四大斡耳朵改造成八座毡帐，撤离古都“斡耳朵思”（鄂尔多斯），守护具有象征意义的成吉思汗灵宫斡耳朵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流动迁徙岁月，而在此过程中“斡耳朵思”（鄂尔多斯）的部众也以鄂尔多斯部的名称活跃在历史舞台。
17世纪，清朝占领漠南蒙古各部，大体上按原来的万户为基本单位，编设盟旗。察哈尔八旗四群是以察哈尔部为主，掺杂其他部落而形成。察哈尔八旗按满洲八旗建制，编为左、右两翼，左翼为正蓝﹑镶白﹑正白﹑镶黄四旗，右翼为正红﹑镶红﹑镶蓝、正黄四旗。1649-1650年，鄂尔多斯部被划分为6个旗。各旗首次会盟于大召（蒙古语伊克昭，今达拉特旗王爱召），盟以会盟地而命名，是为伊克昭盟。2001年，撤销伊克昭盟，改设鄂尔多斯市（地级），使鄂尔多斯地域、部落、城市融为一体。
在鄂尔多斯《送亲歌》中，送亲的人们离开鄂尔多斯六旗大草原，来到察哈尔八旗原野，就有17世纪民歌传唱的内容。源于成吉思汗时期的鄂尔多斯和察哈尔，一文一武，他们的联姻便是文武双全。
三、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近，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会潘小平会长、首席专家钢土牧尔教授等一行，到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杭锦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等地考察调研，同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本土专家学者座谈交流，共同探寻察哈尔部在鄂尔多斯地区活动的轨迹。他们准备深入挖掘察哈尔区域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编辑出版《察哈尔区域民族民间文化研究丛书》，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区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相互融合，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我与潘小平会长、钢土牧尔教授是相识多年的好朋友。他们知道我曾经承担并完成内蒙古学重点课题《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经验及对内蒙古学的启示》，希望我能对察哈尔文化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我觉得具有共同体意识非常重要。在《送亲歌》中，鄂尔多斯姑娘嫁给察哈尔小伙，他们的子女是哪个部落？我父亲是科尔沁人，母亲是鄂尔多斯人，我是哪个部落不重要，总之是蒙古人。鄂尔多斯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鄂尔多斯蒙古族与汉族通婚的现象很普遍。例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蒙古族荣誉会长、会长、副会长夏日、奇朝鲁、奇海林、杨勇、包海山、萨日娜等，子女或者本人，都有蒙汉结合的家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失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根本的是要有类主体意识，并且人作为类主体与天地合一，共同道法自然。我曾经做过“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课题，2015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人、人所创造的科学文化、科学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客观规律，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科学文化可以穿越时空按几何级数发展；科学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客观规律是永恒的，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我们无论学习和研究什么科学文化，都只是在学习和研究认识论层次上的某种方式方法，而最终目的是认识和遵循在本体论层次上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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