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中国同年诞生的《中华女儿》，是我党直接领导建立的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于创办之初拍摄的。它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东北的“八女投江”壮举，再现了八位抗联女战士为牵制敌人掩护主力，与日军血战到底决不屈服，最后集体殉国的英雄业绩。初涉人民电影事业的艺术家，满怀虔诚地将她们的动人事迹搬上银幕，使之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的影片。影片生活气息浓厚，表演朴素真实，情节激动人心，有颇强的艺术感染力量，曾在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自由斗争奖”。
“夺下这个碉堡来”
《中华女儿》的诞生，源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8年11月发出的《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这一实际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纲领的文件，是对创建伊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计划的批复，对电影创作等提出了明确的思想和方针，关于题材范围要求“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现代的、中国的”。正在积极筹划故事片生产的东影，根据指示加紧相关剧本组织和拍摄工作，积极调遣人员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进行“写工农兵”的创作，其中“兵”即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长达14年艰苦斗争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曾是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向东影建议“抗联事迹很英勇，很值得用电影的形式来表现。”这一创作任务，交给了刚刚完成东影第一部故事片《桥》剧本的于敏和新近随东北文工团调入东影的颜一烟，二人后来分别成为《赵一曼》与《中华女儿》的编剧。
对于从事电影剧本创作，颜一烟感到大为意外。抗战开始即投身进步文艺工作的她，曾参加过宣传抗日救亡影片的拍摄，但从未做过编剧。她找到时任东影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长的陈波儿，说：“做编剧，我的条件不够，我过去演过话剧，还演过一部电影，我很愿意演戏，叫我做演员吧!让我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一段时期，熟悉了电影之后，再做编剧吧!”陈波儿严肃而又耐心地对她说：“党分配我们做一项工作，不是问我们做过没做过，而是要问今天人民需要不需要。谁是天生的作家呢?当然，能够事先好好学习学习再做是最好的了，可是今天党需要我们立刻把新中国电影事业创建起来，人民、国家需要我们很快地制作出我们的故事片。是的，我们现有的几个编剧，都是新手，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是会有许多困难的!然而，共产党员是永远不会向困难低头的!我们要用坚强的党性，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完成人民、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这个光荣任务!”当陈波儿恳切地激励她说：“这是一场争夺阵地的政治仗，党现在命令你去冲锋陷阵，你是共产党员，对于党给的这个重大任务，你该采取什么态度呢?”颜一烟坚毅地作出回答：“一定努力完成党给我的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中华儿女》编剧颜一烟
随后，颜一烟立即赶赴东北各地搜集抗联材料，历时五个多月，先后到过齐齐哈尔、克山、北安、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牡丹江、安东等十多个城市，访问了一百多位参加过抗联的同志，从李延禄、冯仲云、周保中、陈雷、张瑞麟等领导人到普通战士。还特地钻过密林，体验抗联在林海雪原里的游击战斗生活。东北抗联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从长白山麓到松花江畔，这支钢铁般人民武装爬冰卧雪、浴血苦战，其环境之艰苦、斗争之残酷、牺牲之壮烈，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罕有，涌现了许许多多气壮山河、光彩照人的英雄事迹。颜一烟曾由衷感喟：“在几个月的采访过程中，我逐渐完全忘记了我是在为写剧本搜集材料，而是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自己是在上党课!”
在采访过程中，令颜一烟最为受到触动并产生强烈创作冲动的，是在人民群众中口口相传的“八女投江”的故事，她们是抗联第五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1938年10月下旬，抗联第五军第1师的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在征途中被乌斯浑河挡住去路，陷入1000多名日伪军的包围之中。为掩护部队突围，八名女战士果断从背后袭击敌人，牵制吸引日军火力。敌人以为中了埋伏，慌忙调转方向还击，我大部队乘机突出包围圈。她们背水作战直至弹尽，誓死不屈，最后砸毁枪支，毅然跳入滚滚洪流，写下以身殉国的瑰丽篇章，其中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
因八位女英雄都是普通指战员，加之又在战时牺牲，颜一烟在采访中未能获得有关她们生平的详尽材料，连全部姓名都不很清楚，只简单听说其中的冷云以前是佳木斯的小学教员，做过地下工作，与丈夫一起到了抗联，胡秀芝打仗很英勇，再就是八人中有两位是朝鲜人，一位姓安。后来创作剧本时，她们的身世及表现都是根据所搜集的抗联众多素材加以概括构成的，最后“投江”的情节则是完全真实的。初稿写出后，颜一烟曾送请当年抗联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审查，特别问及“关于八位女烈士的生前事迹，实在访问不到更多的材料，我这样描述，可以不可以?”冯仲云非常肯定地表示：“当然可以!艺术不是照相。你这样写，虽然对于八位女英雄说来，不完全是真人真事。可是，对于整个抗联说来，就相当真实可信，因为你反映了当时东北抗联的真实。”原来颜一烟为剧本取名叫《抗联的女儿》，长春市委领导审查后提出：“这种精神，这种伟大的气节，是足以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为什么不叫‘中华女儿’呢?” 由此有了正式片名。
颜一烟回顾总结《中华女儿》创作过程曾说：“这个任务，对我来说，确有很大的困难。但是，难道会比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浴血苦战的东北抗联的英雄们更困难吗?我决心向英雄烈士们学习，以冲锋陷阵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夺下这个碉堡来!”
“拍一部有分量的作品”
执导《中华女儿》的任务，交给了曾在解放区文艺界以“拼命三郎”和博才多艺著称的凌子风。凌子风早年在北平、南京专门攻读过美术、雕塑和舞台装置。进入抗日根据地后从事戏剧编导，曾任西北战地服务团编导委员长、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副社长，与他人合作拍摄过《八百壮士》等影片。他创造了曾活跃敌后的以乡村自然环境为舞台的富有真实性和战斗性的“田庄剧”演出形式，还雕刻出中国第一枚毛泽东像章，作为延安鲁艺向党的七大献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凌子风年轻时因参加左翼美术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坐过牢，投身革命后又在敌占区当过武工队排长，与日本鬼子真刀实枪交过手，延安保卫战中担任战地摄影队长，拍摄过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作战的著名照片，阅历极为丰富。
◆《中华女儿》导演凌子风
接受《中华女儿》的拍摄任务后，凌子风首先认真研究了剧本。他认为，剧本给每人写了一段身世，是平均主义的做法，等于没有重心的八幕戏，提出由其来拍，就要对剧本进行修改，八个女战士每人都有自己的经历，但不可能逐一加以表现，建议选择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着重刻画，把情节集中到这个人身上，并具体设想可选择其中的胡秀芝作为她们的代表。编剧颜一烟起初不同意，后经仔细考量还是表示服从。于是由凌子风直接操刀修改剧本，突出描写了胡秀芝由普通农村妇女成为自觉革命战士的经历，她在丈夫惨遭日寇烧死后，满怀国恨家仇毅然参加抗联，经过艰苦战斗锻炼考验，终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直至最后英勇牺牲。凌子风为她设计了剪去象征“封建疙瘩”的旧式发髻、第一次行军礼手心向外等诸多细节和在攻打敌人据点楼山镇进攻中不幸负伤、强忍剧痛追赶返回连队等重要情节，以展示其一步步成长过程，使之形象更为具体、丰满、生动，并以此为线索串连起指导员冷云、朝鲜族安大姐等其他女战士，让她们一起在冰天雪地的丛林中忍饥挨饿、英勇顽强地同强大的敌人进行周旋、战斗，最终寡不敌众视死如归，从而成功塑造出一群为国家和民族勇于献身的中华女儿的光辉形象。
进入实际拍摄，凌子风的拼命精神与艺术功力更是得到充分发挥。本着陈波儿的“提倡从纪录片基础上来发展我们的故事片”精神，凭借对战争生活的熟知和创造“田庄剧”的经验，从《中华女儿》的特定内容出发，凌子风确定以纪实手法和原态风格加以表现，特意率领全体演职员开赴东北镜泊湖地区的原始密林，深入抗联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生活，并完全运用当地实景进行拍摄，就连战斗场面也是真枪实弹，一鼓作气艰辛奋战3个月完成任务。
因是初次执导，没有条条框框，加之素有不拘一格的创作个性，凌子风不愿受清规戒律约束，在电影手段所主要体现的镜头运用上，没有囿于固有规矩，坚持服从再现生活。全片近600个镜头，仅全景就有270个左右，占了近一半，这在中国电影里极为罕见，但却是与抗联生活和战斗以及特殊环境相适应的，也是影片表现所需要的。而绘画和雕塑的美术擅长，又使之十分注重造型表现力，画面构图、光线处理、气氛渲染等相当考究，不仅契合纪实风格，而且增强感染力量。这样的拍摄做法在当时可谓标新立异，因而招致不少压力，但凌子风坚持了下来，后来他曾回忆说：“那会儿拍《中华女儿》，我是第一次做导演，就那么硬拍了。”
拍摄任务得以圆满完成，与参与摄制的其他主创人员通力合作分不开。他们中大多经历过抗战血火洗礼，而且来自延安等根据地，熟悉影片所表现的战争生活，满怀对八位抗联女英雄的深切理解与崇高敬意，投入辛勤的艺术创造实践。奉派作为联合导演于中途加入的翟强，负责演员工作，不仅按照凌子风已写出的分镜头剧本精心组织排练，还亲自饰演抗联部队的领导人王大队长，最后又一起参与了全片剪辑工作。领衔主演的张铮、岳慎，分别饰演胡秀芝、冷云，以及扮演其他女战士的柏李、秦布华、薛雁、周苏菲、孙月枝、周莹箴等，按照导演要求从外形到气质都努力接近角色，以朴素自然的表演，使人物形象真实可信。摄影钱江首次独立掌机，虽不是摄影科班出身，却有从小主攻美术的底子，善于领会并体现导演的意图，非常重视人物与环境密切关系的把握，营造既有人、又有景的生动画面，深刻展示抗联女战士为保卫祖国壮丽山河与可爱家乡而英勇战斗乃至壮烈牺牲的动人风貌。作曲家葛炎运用民歌音调，并在配乐上相应使用了板胡独奏，创作了具有民族气息的悲怆壮烈的主题曲，为影片增添了光彩。
“中国人，伟大!”
影片于1949年11月摄制完成，即送中央电影管理局审查，受到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及各方面热烈称赞，认为该片较好塑造了胡秀芝、冷云为代表的抗联女战士的光辉形象，着力表现她们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为全局利益承担最大风险的崇高思想品格和誓死不屈的自我牺牲精神，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朴实、自然、激越、乐观，不仅反映了中国妇女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风貌，而且表现了不甘被奴役的人们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悲壮图景。此时袁牧之已调任中央电影局长，继任厂长吴印咸在送审后写给厂里的信中，通报了部局领导审查肯定的情况：“《中华女儿》昨在京审查，颇得好评。西蒙诺夫同志也称赞此片与苏片相似，文化部决定将此片作为庆祝苏联电影三十周年纪念节的礼物之一，送给苏联，此片将在莫斯科放映，将献给参加苏联电影节的各国代表，这个光荣是《中华女儿》导演与全组同志四个月来精心努力的结果。”曾为组织该片创作呕心沥血的陈波儿倍感欣慰，这时她亦已调任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她给主创人员写去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我被你们的表演和导演的处理感动了”，认为影片深化了剧本的主题，“人们看完这部片子，会增加对我党的认识和尊敬。”
◆《中华女儿》宣传画报
《中华女儿》通过审查后，应有关方面要求，首先被安排为12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献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境内召开的第一个国际性会议，共有23个国家派来代表出席，对提高中国及中国妇女的国际地位，展示新中国及中国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因而特意在影片开始加印了英文字幕“献给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影片在会上放映取得良好效果，代表们从中看到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不仅没有走开，而且付出比男性更为沉重的代价。
首都电影放映系统获悉后，争相要求拿到影院对外放映。凌子风将这一情况向袁牧之、陈波儿作了反映，他们表示可以满足，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还没有放映过新中国拍摄的影片，净是过去的老片子，应当演我们自己的电影。只是当时仅有临时赶制的一个拷贝，就交由长安大戏院试映，结果海报刚贴出，买票的人们就一下子排起好长的队伍。凌子风兴奋地跑到电影院去了解观众反应，亲眼看到随着那参天茂密的大树、湍急流泻的瀑布、巍峨庄严的松林，以及抗联战士打死的大野猪，广阔雪野上孤零零艰难前行的爬犁，活跃在大森林中的抗联战士们的联欢会，联欢会上欢乐的朝鲜舞，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直至最后七位女战士簇拥着指导员的遗体，被滚滚的江水吞噬等情景，渐次呈现于银幕，观众既觉得新奇，又深受感动，不时还发出细细的叹息声。次年1月正式公映后，这样的情景出现在首都乃至全国城乡的各处放映场合。据统计，该片映出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各项业务指标都创造了新纪录，仅北京就映出3360场，观众238万人次，发行收入52772万元(旧币)。观看此片的人数，按当时北京常住人口计算，全市城乡人均看片1.1次以上。
电影界的反应甚为热烈而巨大。资深影评家钟惦棐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赞：“它毫不夸张地把中囯人民所走过的艰难路程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用宝贵的生命换得了今天的胜利。它证明了，我们是一个不可侮、不能屈的伟大民族!今天，我们正需要努力去发掘、描写二十多年来革命斗争历史的题材，《中华女儿》正是这样一个作品。它的确足以教育广大中国人民认识自己民族的真实面貌。”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直到晚年还对该片保持深刻印象，曾记忆犹新而充满钦佩地回忆说：“上海刚解放不久，我就看了凌子风在长影拍摄的《中华女儿》。尽管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初次拍摄故事片的导演，手法上还显生疏，但通篇洋溢着的气概征服了我。那八位青年女性臂膀挽着臂膀向滔滔江水中走去的情景，给了我极大的震动。那滚滚江涛、年轻女战士们义无反顾的神情，至今还在我眼前跳动，成为我所看过的影片中最难忘的场面之一。当然，至今我也还能感受到影片导演在拍摄这部影片时的火热的心的搏动。”影片独具匠心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更是为后来的电影创作和拍摄起了示范作用。与凌子风同为“第三代”导演的谢晋，曾直言是看着《中华女儿》学拍电影的，其代表作《红色娘子军》女主人公琼花形象的塑造，就暗合胡秀芝“封建小媳妇─—抗联女战士─—中国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成长线索，娘子军连队战斗、生活场景的表现亦近乎师承。而运用青松、白云、高山等富有象征寓意的“空镜头”，以烘托八女投江行为壮烈与精神伟大，几乎是后来影片英雄人物牺牲场面的通用方式，全景加特写两极镜头并用，到了“第五代”导演成为标志性影像语言。
◆《中华女儿》连环画
作为新中国首批对外输出的影片之一，《中华女儿》也在国际范围赢得赞赏。首先对该片予以关注的，是根据斯大林指示派来中国的苏联作协副总书记、著名军事作家西蒙诺夫和莫斯科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导演格拉西莫夫、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导演瓦尔拉莫夫。他们分別担负采写记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报告文学《战斗的中国》、与中国合拍《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彩色纪录片的任务，在《中华女儿》送审时看到影片，感到很为震撼和振奋，当即向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副部长周扬提出，将该片带回苏联放映，故有文化部将其作为庆祝苏联电影三十周年纪念节礼物送给苏方之举。影片在苏联放映时，格拉西莫夫、瓦尔拉莫夫均在《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予以高度评价：“从东北电影制片厂所摄制的《中华女儿》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伟大革命斗争的情景”，“影片摄制得朴素而明了，具有深刻的信念，毫无虚假掩饰。在影片里用毫无人为的纯朴和真实显示了中国游击队的生活、劳动和日常战斗生活”，“片中主人翁所表现的甘苦共尝，善于克服一切困难和英勇果敢的性格，就是为争取人权，为历史的前途而斗争的革命人民典型的特征”，并对新中国电影发出热情欢呼“新的、前进的人民电影艺术降临了!”
由于片中出现的八名女战士有来自朝鲜的安大姐和小金，这是对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联历史的真实具体反映，表明日本法西斯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敌人。影片发行至朝鲜及东南亚地区，反响同样十分强烈。朝鲜各报都在显著位置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影片的艺术成就，有的还介绍了故事梗概，称赞“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抗联英雄，不惜牺牲一切。为祖国、为人民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英勇的抗联战士是中国优秀儿女，是中国人民的好榜样”。在印度尼西亚放映时曾以《游击女儿》作为片名，放映创造了空前的纪录，不仅受到华侨欢迎，而且许多印尼人也非常喜欢它，印尼共机关报《红星》杂志发表文章说：“《游击女儿》是革命英雄主义的示范，是人民英雄无比力量的证明。”
《中华女儿》在国际最具影响的，是荣获1950年第五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自由斗争奖”，这是新中国电影首次摘得国际大奖。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是世界上历史最久的电影节之一，其主旨是为和平、为人类幸福、为各国自由而斗争，同不道德影片作斗争。《中华女儿》在电影节上很受瞩目，虽然它在艺术和技术上并非最为完美，但所展现出来的中国人民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令评委大为感动，因而被授予5项主要奖之一的“自由斗争奖”，另有同时送去参赛的故事片《赵一曼》主要演员石联星获演员优胜奖，《百万雄师下江南》《红旗漫卷西风》《大西南凯歌》《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踏上生路》分別获得纪录片荣誉奖、短片荣誉奖。
当《中华女儿》获得国际大奖消息传出，正值该片经译制配音后在苏联隆重上映，激起强烈而巨大反响。恰随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团赴苏参观的陈波儿，亲眼看到这一情景很受鼓舞，在给电影局领导的信中写道：“我们代表团的住地每天不断有人前来祝贺……我们在莫斯科大街上走的时候，老太太们拥抱着我们，两眼含泪，伸着大拇指说：‘中国人，伟大!’”后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亲自审看过此片的周恩来总理，特意将与会的颜一烟找到身边，向毛泽东主席介绍说：“这是影片《中华女儿》的作者!”毛主席向她微笑点头，亲切地和她握手，并一起坐在前排合影。1957年，该片再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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