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海已经远去，但他仍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激动人心的力量，并唤起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01
五一节，想谈一点和劳动者尤其是工人有关的话题，想来想去，就想到了1974年拍摄上映的反映炼钢工人火热的劳动、斗争生活的电影《火红的年代》。
几十年过去，仍然记得当年初看这部电影时耳目一新的感觉。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饰演的赵四海，在炼钢炉前激情独白的长镜头，让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并成了学校文艺晚会上的保留节目，甚至他的发型、毛衣和工作服的式样，也都在城市里流行起来。
《火红的年代》讲述了一个炼钢工人力挽狂澜，炼出特殊合金钢的故事。
1962年，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恶性发作，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我国防急需的“舰艇钢”。
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炼钢厂接到了生产国产舰艇钢的任务，但在使用国产原料还是进口原料的问题上，钢厂的“红旗手”、炉长赵四海和厂长白显舟发生了争论，为避免再次被人卡脖子，赵四海主张用国产原料，但白厂长却坚持用进口原料。
经过一系列激烈复杂的斗争和博弈，揪出了暗藏的阶级敌人，赵四海终于取得了胜利，白厂长也转变了思想，最后全厂上下同心协力炼出了“争气钢”，有力支援了人民海军建设。
02
在影片中，作为工人的赵四海表现出了今天已经很难想象的主人翁意识和政治水平，在接受了生产舰艇钢的任务后，他和白厂长有一段发人深省的争论。
白厂长坚持以完成任务为重，他迷信“权威”的意见，认为进口原料虽然贵但稳妥，“现在这个时候，钢就是政治。”
赵四海听了之后思索了一会儿，针锋相对进行了反驳：“厂长，钢就是政治这种说法不对，应该是政治统帅钢，而不是钢统帅政治。”
两人口头上的争论并没有展开，很快就在白厂长“好了，好了”的敷衍声中匆匆结束，但实际上，整部电影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是影片中所说的“政治”?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把建设强大国防的希望建立在依赖外援的基础上;而白厂长的思路，则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原料从哪里来，只要把钢炼出来就行了。
赵、白两人的争论，即便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再看，仍然非常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当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面临“芯片”困局的时候。
令人遗憾是，这一本来在六十年代就已经解决的问题，后来却出现了曲折和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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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四海的力量，来自于对毛泽东的思想的掌握和对毛主席的信仰。
白厂长一开始是很有点瞧不起工人的。他说，“工人毕竟是工人，他们缺少理论。”但是，他低估了赵四海。
赵四海虽不像白厂长迷信的“权威”那样喝过洋墨水，但熟悉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深谙辩证法，无论是遇到技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他都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调查研究、分析比较，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而对毛主席的信仰和感情，更是赵四海决心要用国产原料炼出特殊合金钢的主要动力源。
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经历过当牛做马的旧社会，在翻身得解放后成为国家主人的工人对毛主席的感情。
九十年代，当年饰演赵四海的于洋接受采访时，有过一段深有感触的回忆。他说：
“作为一个演员，什么都可以假，但是感情不能假，要用真正的感情去感染观众，投入到角色之中，这也是演员劳动为人们所尊重的关键所在。”“赵四海是一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和角色有共鸣。”
《火红的年代》中“炉前回忆”一场戏，是影片最大的重头戏，即赵四海要在毛主席视察钢厂四周年的纪念日，炼出争气钢，白厂长却横加阻拦，强令停止，这时赵四海有一大段激情独白。
于洋回忆说：
“我先是尽量抑制感情，‘厂长，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厂长答不上来，‘今天是毛主席视察我们厂四周年啊!’然后是回忆当年的情景，‘毛主席鼓励我们要好好干，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厂长，毛主席的话你忘了吗?’这时，我的情绪一下就上来了，一边批评厂长‘变得离开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一边从怀里取出四年前毛主席视察钢厂时印发的喜报，语调激昂，气势宏大地朗颂：‘四年来，当我困难的时候，它给我力量;顺利的时候，它使我清醒;看到它，天塌下来我不怕;想起它，再大的风浪我敢闯……’”
这段独白，被誉为是“国内电影独白的最高峰，没有之一，放在世界影史上也是难以超的。”而其感人至深的背后，则是工人阶级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04
《火红的年代》在当年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看来，也堪称新中国电影经典。影片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下面两个因素非常重要——
一是体验生活。
于洋回忆说，他接到任务后，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方面到上钢三厂、上钢五厂深入生活，和工人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观察工人们的动作，体验他们的生活。当时正是上海酷暑季节，我们演员五、六个人，我带队，每天在炼钢炉前劳动，汗流浃背，但大家情绪还是很高涨的。”
无疑，有了深厚的生活积累，才能演出角色的情感，乃至灵魂。
二是开门讨论。
在剧本写作阶段，数易其稿，仅专门为电影文学剧本召开的大型讨论会，就有三、四次之多。当年盛行开门讨论，“实行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工农兵的三结合”，工农兵直接参与艺术创作。比如，1973年5月10日晚在上海延安西路200号召开的第三次剧本讨论会，参加者从炼钢厂的书记、厂长到工人，大学教师，工农兵业余作者，市委、电影局、文化局、冶金局的领导以及修改话剧和电影剧本的创作人员等，共七十多人。
于洋回忆说，开门讨论，并不是仅走一个形式，《火红的年代》完成片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在这样的会议上提出并确定的。从剧本的主题思想的阐释等原则问题，到某些细节的处理，无一不在讨论之列。在第三次剧本讨论会上，定下了主题思想：“写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同帝、修、反斗争，建立现代化强国”。对于某些重大情节的安排，也进行了调整，如回忆毛主席视察的桥段，电影文学本原是赵四海做战友友根的思想工作，经过讨论后改为“以教育厂长为好”，结果成为整部影片中最浓墨重彩的经典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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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的年代》塑造了新中国工人的形象，他无疑是理想主义的，但也有深厚的现实基础。赵四海已经远去，但他仍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激动人心的力量，并唤起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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