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上午，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会见。当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坐着轮椅入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他是92岁的孙家栋院士，“两弹一星”元勋、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这久久不息的掌声，是人们发自心底的敬意。
作为我国卫星事业和深空探测事业的开拓者，孙家栋被称为中国航天的“大总师”：他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一号”工程、中国探月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从“风云气象”到“北斗导航”，背后都有孙家栋的身影。
“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
2月10日晚，腊月二十九，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环绕火星成功”的消息从这里传出。几乎第一时间，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叶培建院士收到一条短信：祝贺近火制动成功！
短信发送人，是孙家栋。
“无论是嫦娥五号完成取样、成功返回，还是‘天问一号’近火制动，每次任务完成以后，孙老总都一定会给我发个信息。”叶培建告诉记者，之前有重要任务，孙老总都会亲自到发射场，“这些年，他年纪大了，走不了太远的路，就给我发信息，我替他转达祝贺。”
耄耋之年，航天仍是孙家栋最关心的事。就像3年前他在“风云二号”系列最后一颗卫星——“风云二号”H星发射现场说的那样，“搞了一辈子航天，它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1951年，孙家栋应召入伍，获得去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的机会。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当时孙家栋在现场聆听了讲话。
“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一刻，28岁的孙家栋热血沸腾，他下定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
这样想，也这样做。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由此开启了孙家栋为之奉献一生的航天事业。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那一年，孙家栋41岁。
“消息公布以后，我们坐车往天安门广场跑，但根本进不去，人山人海，都在庆祝。”孙家栋回忆道，“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最大的感受是“扬眉吐气”。
扬眉吐气的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那时，中国航天没有资料、没有经验、没有专家，几乎一张白纸。要在“一穷二白”中白手起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现在看简单，但那个年代第一次搞，就连一个满足质量的简单的21芯插头都找不到。工业水平、科技水平都有差距。”孙家栋这样形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国科技工作者创造了里程碑式的奇迹和壮举。
“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站得高、看得远、能提前谋划”
“东方红一号”发射后，中国航天事业继续向更高的目标挺进。
在航天专家黄江川心中，自己从毕业刚入行，到成为“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嫦娥二号”卫星总设计师，孙家栋始终是他的偶像，是领导，更是老师。
1986年，黄江川硕士毕业，一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五院)，就参与了我国第一代传输型地球资源卫星“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研制论证工作，当时的工程总师正是孙家栋。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正式启动，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出任工程总设计师。
很多人不理解，孙家栋早已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孙家栋回答：“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做总师很考验带队伍的能力。孙老总能在多种意见、背景复杂的情况下凝聚共识，也能在争议和困难重重中顶住压力，作出长远的决策。”黄江川告诉记者。
2007年，“嫦娥一号”迈向深空，中华民族终于圆了千年奔月的梦想。当卫星绕月成功的信号传回指挥中心，人们欢呼、拥抱、握手庆祝，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背过身，用手绢擦去眼角的泪水。
“孙老总是我们的老领导、老专家，也是探月工程一期的工程总师，我是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在叶培建眼里，孙老总是一位战略科学家，站得高，看得远，能提前谋划。
“嫦娥二号”与“嫦娥一号”同时研制，原本作为其备份。“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前，孙家栋在发射场跟叶培建说：“老叶，‘嫦娥一号’做得很好，能成功，但成功以后，‘嫦娥二号’怎么用？”
“他当时就提出，能不能去火星？我们一分析，‘嫦娥二号’还真能去火星，但是火星距离太远，当时测控能力达不到，最后就改成了探月二期工程的先导星。”叶培建说，孙老总的提议，让中国航天的目光望向更遥远的宇宙深处，直接引发之后火星探测的立项推进。
当时也有人认为，“嫦娥一号”任务已经成功，没必要再花钱发射备份星。然而事实证明，“嫦娥二号”不仅在探月成果上更进一步，还为后续落月任务奠定了基础，并且成功开展了多项拓展试验。
“这就是长远的战略眼光，不只是为了一次任务圆满成功，也是为后面的探月工程，甚至是行星探测，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孙老总能协调好稳妥和创新的关系，这点令我很钦佩。”黄江川说。
此前，得知孙家栋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叶培建给他写了一条信息：“您永远是我们航天人的大旗”。
“孙老总的贡献，除了众多工程贡献，灵魂是战略方面的领导作用。他几乎经历了航天事业的全部，从‘东方红一号’到现在，是我们航天事业的活字典和榜样。”叶培建说。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原始基因
人类探月活动已达上百次，美国也发射过火星探测器，中国为什么还要做？已经有了美国的GPS，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搞北斗？
面对类似的疑问，孙家栋的回应如出一辙：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自主创新，深深刻印在他的脑海里。
“好比人类逐步要进入深空，人家去过了，回来讲得头头是道，你是坐那儿光听，还是你要有发言权、有看法？人家说那地方不错，你想不想去看一看？人家说那地方有好东西，将来可用，你想不想拿来也用一用？”孙家栋用浅显直白的话语道出了关键。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原始基因，大大小小的航天器从动议之初都继承了这一点。“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最先进的武器是买不来的，军工核心技术、航天尖端产品也是买不来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航天技术。”孙家栋说。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航天人的努力和全社会的支持下，从载人航天，到探月工程，再到火星探测……我国深空探测之路正越走越远。
2020年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升空，开启奔火之旅。
“天问一号”的每一步动向，孙家栋都十分关注。他清楚地知道，“天问一号”的目标——通过一次发射，实现“绕、着、巡”，即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三大目标，在世界航天史上尚属首次，难度极高。
在火星探测史上，全部四十余次探测任务的成功率不到一半。因为着陆时存在“恐怖7分钟”，火星甚至被戏称为“探测器的墓地”。
但是，从艰难困苦中奋起的中国航天人，绝不会因畏惧挑战而止步不前。
当前，“天问一号”已正式踏入环绕火星轨道。后续还将经过多次轨道调整，进入火星停泊轨道，开展预选着陆区探测，计划于2021年5月至6月择机实施火星着陆，开展巡视探测。
着陆，是“天问一号”要闯过的又一个险关。下降时，着陆器进入火星大气层的速度高达每小时18000公里，超高速摩擦会产生超高温度，在经历上千度高温的考验后，将在降落伞的帮助下减速。随后，它将开启全自动驾驶模式，自主完成减速、悬停，避开复杂地形后，缓缓落至火星表面。整个过程只能依靠探测器上的GNC(导航、制导、控制)系统自主执行，惊心动魄，难度极大。
“我们这次火星探测任务最核心、最难的地方，就是探测器进入火星大气层后气动外形和降落伞减速的过程，只有一次机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表示，研制团队做了充分的准备，专门设计了全新气动外形、新型降落伞等。
当地时间2月18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宣布，“毅力”号火星车在火星成功着陆，并已经传回了第一批火星照片。为什么“毅力”号火星车比“天问一号”晚发射，却先到达火星？
“中国是第一次向火星进发，需要完成的任务有很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火星探测器总体主任设计师王闯表示，“目前我们对火星的了解还很有限，从环火到落火，中间这段时间，探测器会对着陆区做一个预探测，让我们着陆的时候更安全、更可控。”
从“一张白纸”的“东方红一号”，到满载黑科技的“天问一号”；从“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到“别人有的我们要做得比他们好，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从孙家栋、王希季、戚发轫等老一辈航天人，到风华正茂的新一代航天人……中国航天正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其中的“秘密武器”，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是勇于探索、协同攻坚的精神。
以国为家矢志牧群星，硕果积栋助梦谱风云。随着中国航天的舞台越来越宽广，中国人探索宇宙的步伐，正越迈越稳。像孙家栋一样为中国航天发展作出贡献的英雄，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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