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位1946年便认识赵树理的作家记述，当时的《小二黑结婚》编成戏剧，农村到处上演，演到哪里，哪里人都挤得满满的。一次快开戏了，戏院门口的儿童团员拦住了一个其貌不扬，打扮老土的人：“不让进。”“我就是写这个戏的！”儿童团员细细打量：写戏的是何等人物？你这一身穿戴怎么可能会写戏？摇头：不行。
事情惊动了后台。剧团团长赶到：“嘿，这是我们的赵老师呀！你这个娃娃。赶紧的……”剧团的人喜欢把有能力的人叫老师。这个“赵老师”，不但编剧，还导演，连如何配乐，如何演奏他都“管”。剧团上下都认他做可敬的老师。看戏的老乡没有这么文气，一散戏，你也拉，我也叫，争先恐后请“老赵”回家吃烙饼。
一个作家，作品“红”到如此地步，在今天，那稿费、版税定然不菲。1946年时，一个美国作家贝尔登慕名到晋察冀中央局的所在地访问赵树理。知道他的作品如此流行，便按他的国度情形问：你的书行销这样广，得到的版税一定非常多。赵树理回答：不，我不计较报酬。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听到这，贝尔登大为激动：他们剥削了你！如果在我们美国，你早就成富翁了！赵树理笑了：我们国家制度不同，要求作家标准便不同。写作，就是我为百姓大众的一种工作。贝尔登眼睛瞪得老大，显然，按照他生活国度的价值观，这太不可思议了。
1955年，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问世。有作家问他印了多少册，收入一定不少时，赵树理回答：钱这个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我是不计较多少的。要是为收入多，就送人民文学出版社了。我交给通俗读物出版社，是为了发行广。只要广大农民能读得起，我是不顾及稿费多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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