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左）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递交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的投降书（资料照片）。
１９３８年９月的秋风冷雨中，２５岁的光未然由壶口渡黄河，奔赴吕梁山抗日根据地。
岸边拉纤的船工逆着狂风浊浪，佝偻着，匍匐着，低吼着，身躯贴着黄土地。
目睹此情此景，壮怀激烈的年轻人创作了组诗《黄河吟》。
音乐人冼星海得闻此诗，乐思如涌，把自己关在延安一座土窑里６天，一气呵成８个乐章——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黄河大合唱》由此响彻神州。
当此生死存亡之际，古老的中华民族抗争意志澎湃汹涌，四万万华夏子孙的力量汇成浩浩荡荡的全面抗战洪流。
人不分党派，地不分南北，有死无退，毁家纾难。如磐黑暗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旌旗猎猎，全体中华儿女以血肉筑就钢铁长城。
正是那“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抗争战胜了凶残的侵略者，正是那万众一心、百折不回的民族精神在黑暗的岁月燃起希望之火。
“中国同胞联合起来”——在同一面旗帜下，兄弟同仇
你从没有看见
敌人的残暴
如同今天这般；
也从来没有看见
黄帝的子孙
像今天这样
开始了全国动员。
——《黄河大合唱》
“国势危殆至此，舍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１９３８年８月２日，郭沫若在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的欢迎宴会上，含泪朗诵《又当投笔请缨时》。
５天前，他离开日本回国。２０天后，他出任淞沪抗战爆发后新成立的《救亡日报》社长。这份爱国抗日报刊由国共两党共同出资、共同派员经营，影响力一时无二，上海沦陷后仍坚持发刊，鼓舞国人斗志。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发动的民族统一战线将各种爱国力量汇聚成强大的抗日洪流。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此时，中国工农红军仍在长征途中，遭受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当年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中，走在西安游行队伍前排的东北大学学生哭喊：“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３日，《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发表，向世人宣告，由中国共产党倡导、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从此，士农工商、男女老幼，中国一切阶层都聚集在同一面抗战旗帜之下。
在铁道与全国不同轨的山西，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和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共同发起忻口战役、太原战役，面对日寇并肩血战。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向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议提出这件１１字电报提案，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全面抗战八年间，尽管也曾有波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牢牢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根基。
“各党各派均忘其以往之参商，已联合成一坚强战线，一致抗战。”宋庆龄当年曾经赞叹，“吾人觉悟我大中国为一不可分离之国家，日本阴谋对之将失其力量。”
“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在同一片土地上，血沃中华
千百万民族英雄，
为了保卫祖国
洒尽他们的热血；
英雄的故事，
像黄河怒涛，
山岳般地壮烈！
——《黄河大合唱》
家住湖南芷江的１０１岁老人张正国，是一名抗战老兵。在他的记忆里，那些岁月是山河破碎、家破人亡的苦难史，更是烽火连天、艰苦卓绝的斗争史。
“那个淞沪会战呀，双方投入的兵力有一百万，伤亡很残酷啊。”老人絮絮自语。
在上海战事之初，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狂言：３个月解决中国问题。西方世界也普遍认为，中国无法对日抵抗，因为彼此的军力别如霄壤。
淞沪会战一役令世界惊诧。英国驻军总司令史摩莱少将感慨：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员更英勇、更壮烈的。
战争狂魔发现，速亡中国的迷梦渐成泡影。
就在日军长驱直入时，八路军１１５师因地设伏，击毙日军千余人，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打破。
今年９８岁的老兵胡利东回忆，“七七事变”时，一个连只有两挺机关枪、二十多支步枪，步枪还是晚清时期的“汉阳造”。“剩下的人全拿着大刀片。”他当时是新兵，拿的就是大刀。
尽管中国军队连最基本的枪炮都难以保障，但军器之缺乏“为人民之愤怒所填补，伊等均准备为防守祖国而牺牲”。
１９４０年，抗战进入异常艰难的阶段。日本一面企图诱降，一面对成都、重庆的狂轰滥炸以逼和。“东方慕尼黑”的乌云笼罩中国。
当此之时，八路军、新四军毅然发起“百团大战”，凭借“小米加步枪”的简陋装备，投入２０余万兵力，鏖战三个半月，毙伤日伪军２５８００余人，俘获日伪军１８６００余人。
在那难觅光明的无边暗夜里，此战犹如点亮了一支火炬，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
抗战相持阶段，战斗更为激烈。老兵吴淞对被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的常德保卫战记忆犹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３日，“从德山老码头到孤峰岭，不到一公里就死了１４００多人。”
苦战６天，中国军队收复常德，固守核心阵地的虎贲部队（５７师）八千余人仅８３人生还，吴淞所在的营只剩３人。
侵略者越来越举步维艰，中华民族的地平线亮起了正义压倒邪恶的曙光。
当欧洲与太平洋战场的英美盟军与苏军向德意日法西斯发起战略反攻时，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军人也拉开了对日反攻的大幕。
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根据地周边展开反攻，并进军中原、湘粤、苏浙，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一年间，共作战１１０００多次，解放上万村庄，歼灭日伪军近２０万人。
在滇西、缅北战场，中国驻印两个师全面反攻，连败日军第十八师团。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中印公路。
淞沪抗战期间，中国军人与日军在上海街头激烈巷战（翻拍照片）。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同一场危难前，众志成城
怒吼吧！怒吼吧！怒吼吧！
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
发出战斗的警号！
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
发出战斗的警号！
——《黄河大合唱》
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将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
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５个孩子送上抗日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华北平原上一个庄户人家贴出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抗战到底”。
最平凡的中国民众，吼出了最庄严的誓言。
在战时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师生们冒着战火坚持教学研究，全部８０００多热血学子中，有１１００多人投笔从戎，其中包括１８岁的诗人缪弘。
就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他牺牲在湖南芷江一次攻击作战中，死前留下令后人扼腕的诗句：“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在北京，满族将领佟麟阁壮烈殉国；在华北，回族健儿马本斋率部向日军奋勇进攻；在内蒙古，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转战茫茫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政权；在云南，２０万汉、白、傣、黎各族人民开山劈岭，修建滇缅公路“抗战生命线”……
将士浴血沙场，民众举家赴难，侨胞全力支援，中华大地上的抗日之火风起云涌。
当年《新闻报》上一则征募救国捐宣言，至今读来回肠荡气：“五千年至祖宗庐墓，亿万年之子孙命运，均将于此最后关头崛起荣辱……敌人一日不去，抗战一日不停，抗战一日不停，捐款一日不止。”
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２日的《申报》报道：广西宫城县西岭乡乡民何焕三，近感国难已极，义愤填膺，特将所有田业，尽其每年收入租谷之３００担，捐作抗日军粮，且决定抗战到底，捐助到底，自己另谋生活。
前方与后方，军人与百姓，国内与海外，凡有华人处，即有抗日声。
轰轰烈烈的捐赠飞机、车辆、药品、衣物等活动高潮迭起。仅新疆地区１９４３年就捐了飞机１４４架，拉卜楞藏区所捐财物可购飞机３０架。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在这首《告别南洋》的歌声中，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每一个角落。
南侨机工，一个风华正茂的英雄群体。在陈嘉庚等华侨领袖号召下，４０００余华侨青年回国开车、修车，冒着日军的轰炸，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送往前线。其中近半数人牺牲、失踪，没有看到抗战胜利。
“回国那天清晨，父亲长跪在祖母房前，他是瞒着老人家回来的。”南侨机工汤耀荣之女汤晓梅流着泪说。
许多机工从未在祖国生活，感召他们回来的，是一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
向来以写儿女情长著称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此时著成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大江东去》。一句“书生顿首高声唤，国如用我何妨死”，激励了多少读书人！
宜昌，长江中上游分界点。１９３８年，一场被称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壮举在这里上演。武汉失守后，大量人员和珍贵物资滞留于此，成为日机轰炸的靶子。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创办者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昼夜兼程地抢运。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奋战４０天，终于将人员物资全部抢运到安全地带，保留了抗战的珍贵“火种”。
只因不屈的火种珍藏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胜利的希望从未熄灭。
“中国已经兴起了一种精神”——在同一根血脉里，浩气长存
你一泻万丈，
浩浩荡荡，
向南北两岸
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
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将要在你的哺育下
发扬滋长！
——《黄河大合唱》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了！
９３岁的老兵王楚英那时正在昆明，他至今仍清楚记得：“伴随着欢呼声与叫喊声，全场的帽子都飞上天了！”
“我从来不喝酒，但那天也被人灌醉了。在昆明街头，哭喊着拥抱，敲锣打鼓狂欢。”王楚英说，“城里的老百姓原本都在睡觉，后来也都被我们吵起来跟着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
八年的艰难与企盼，都在这一刻尽情宣泄。
９月９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迎来了最光荣的时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这里向中国政府呈交投降书。
曾亲历南京受降仪式的赵振英回忆：“塔楼上代表胜利的巨幅‘Ｖ’字格外醒目。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５０米竖着一根旗杆，挂着中、美、英、法、苏五面国旗。每根旗杆下，中国士兵精神抖擞。”
老人还记得这样一幕：冈村宁次在投降书写上自己的名字，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盖于名下。因为紧张，印章盖歪了，他面露难色，又无可奈何。
世人惊讶，在那场极度不对称战争中，落后的农业国中国，何以能战胜穷兵黩武的发达工业国日本？
亲历抗战的著名记者曹聚仁曾回顾：“我们在抗战初期，也曾用血肉躯体来和敌人的飞机大炮相抗拒；也曾从肉搏中争取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也曾临到失败的边沿上，坚忍支持，兀立不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受敌人摧残、破毁的程度，远过于这次世界大战中任何国家。”
毛泽东洞幽烛微：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中国的武器固然不如日本，“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
全面抗战八年，中华儿女付出了重大牺牲，累计伤亡３５００万人，占二战中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
全面抗战八年，中华民族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磨砺和锤炼，一种更加强健的民族精神呼之欲出。
那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那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那义无反顾、舍家为国的奉献精神，那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愈发彰显。
靠着这样的精神，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敌；靠着这样的精神，中国人民凝聚起不竭的抗战动力，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这精神，注定光耀千秋，鉴往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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