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古文字，最重要的是有字感，也就是说对每个字的结构要敏感，如同画家要对色彩有感觉。”每年的五六月，是高校老师非常繁忙的时节，但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黄天树还是抽空赶往济南，给出土文献研究培训班的学员们上课，上午讲甲骨文，下午讲《说文解字》。
讲起课来，黄天树从来都是心平气和，即使是对于一些已经十分简化的汉字，也会画出它最初的样子。他一直都不习惯使用幻灯片，觉得要将一个龟板上的卜辞讲清楚，得进行许多前后对比，只有幻灯片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每次外出上课前，都会询问有没有黑板——而这也是古文字学者们的共同特点。
从战国至三国西晋的数十万枚简牍，相当于一本本当时年代的百科全书
今年5月至6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山东博物馆展开合作，在济南举办了为期约1个月的2015年度出土文献保护、整理、研究培训班。除了黄天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刘绍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李均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等都是授课教师。
刘钊的课培训班学员都很喜欢，他讲的是马王堆帛书中的《相马经》。乍一听，题目甚为生僻，可是学员一听便会上瘾——“我们都知道马踏飞燕。但是研读《相马经》会知道，那时人们说的好马，一等逮鹿，二等逮麋，三等可以袭乌，就是说好的马是可以袭击乌鸦的。所以马踏的不是飞燕。”
下了课，听一听这些学者聚在一起时的聊天，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会说，银雀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位军事家。清华简的主人，有可能是位历史学家，喜欢历史书籍。而郭店那批简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老师。也不知下一次会碰到怎样的一位墓主。对于他们来说，文字符号的背后是文明的密码。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中，我国仅古代简牍的出土总量已达数十万枚之多，所涵盖范围从战国至三国西晋。2002年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的里耶古城遗址一号井出土了3.8万余枚简牍，相当于打开了一本秦代的百科全书。
山东博物馆自然不会浪费这个好机会，利用周末做了4期齐鲁文博讲坛。刘钊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古代的军事软技术——兵阴阳》，他从黄帝战蚩尤以及诸葛亮借东风等传说和故事讲起，自然地进入到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的对比中。比如《易经》中的“师出以律”，一直以来“律”多解释为纪律，实际上从青铜器铭文、银雀山汉简等各种出土文献来看，“律”应该是音律，当时占卜师会从听到的不同声音来判断是否可以出兵，而“宫商角徵羽”对于军队来说意味着不同的吉凶征兆。
山东博物馆的卫松涛是培训班学员之一，“从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到简牍帛书，从战国简到秦简汉简，从玺印到石刻，还有出土文献的保护等，这次来上课的都是顶尖专家，我们有机会学习了解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领域的现状。”
竹简散乱、帛书残损，整理释读往往穷年累月，耗时甚巨
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很辛苦，也是大多数基层博物馆馆员每天必须做的功课，自然是授课的重点。李均明正在参与清华简的释读、研究，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他，还在上学时就参加了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整理，后来又相继参加了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长沙走马楼简牍的整理工作，从他手里过的竹简已有数万枚。
“以共有2388枚的清华简为例，首先要除霉清洗，依次编号后进行各种科学检测，包括碳14、木质的分析，最后要妥帖地放在无菌的水里。当时确定的保护方案是缓脱水、快照相，然后把数码照片放到投影仪上，逐支进行通读，除了看正面还要看反面。竹简早就乱了散了，不通读一遍，就很难了解它的全部内容。彻底读一遍，至少3个月的时间，才会有一个初步的概括。”李均明说，从2010年出版第一辑至今，整理进程还不到一半，以后的释读难度还会不断增大。
2014年，学术界最为瞩目的是《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出版。上世纪70年代，当时还不到40岁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就曾与老一辈学者一起，进行了初次整理，后来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的整理工作一度停滞。如今40年过去了，裘锡圭先生已年近八旬，《集成》才出版，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刘钊是《集成》的整理者之一，“由于各种技术原因，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年的马王堆帛书残损严重，有些小碎片比小指头还小，发现哪一页有空缺，就要到碎片里找相应的图纸，犹如高级拼图游戏。由于长期浸水，粘连在一起的帛书，字迹向上、向下或透过帛向上或向下沾染浸润，产生了倒印文、反印文、渗印文等现象。《相马经》是最典型的，通过反印文认出不少字和拼上不少碎片。”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这句话出自荀子《劝学》，大体意思是说没有精诚专一的志向和埋首苦干，就不会有显著的功绩。这句话，被放在古文字研究者经营的微信公号“古文字微刊”的下面，或许正代表了他们的治学态度。
现在是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的黄金时代，学问也变得更加开放
“所有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就简帛佚籍的研究而言，不限于利用已有的简帛释文去谈学术史，而是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融合在一起。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同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当一个说文解字者，多认得多少字，大家更看重的是它对学术史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说。
现在应该是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的黄金时代，胡平生说，既有李学勤、裘锡圭这样的大家，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中青年研究力量也已形成规模。而由11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建立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更是聚集了国内最优秀的“说文解字”者。“作为一个古文字工作者，我们现在非常知足，这些年出土的文献够大家几代人研究上百年都不止。”胡平生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早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圣人便有此感叹。现在，正是依靠古文字学者们穷年累月地钻研，才能不断将那些出土文献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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