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国粉”圈中广为流行：“民国的‘黄金十年’间，中国工业实力迅速进步，为八年抗战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有的说：“抗战中，国军多次研制飞机和多种轻武器、火炮，抗战后还研制了喷气式战斗机，还研究过原子弹。其军工科技研究方面不比‘1949年后’差……”此外，一篇网络热贴《民国留给‘新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此文的用心从其标题引号位置可见一斑)也被广为转发。该文称，现行教科书里称“洋钉、洋火、洋灰”之类说法都是“谎言”，民国早已“研制出火柴、铁钉和水泥”，而且还能“制造万吨轮”。作者最后问道：“试问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有多少在世界领先的科技能压倒欧美和日本?上海新楼倒掉的时候，1910年代马牌水泥建造的上海邮政总局迄今不倒，这是为什么?”——换句话来说，此文作者认为“水泥、铁钉和火柴、万吨轮”就是“压倒欧美和日本的世界领先的科技”，认为施工质量正常的钢筋水泥建筑应该和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比寿命。
不过光是从这个角度来辩驳的话，实在不必单独成文。我们这个系列文章，不仅仅是要辟谣，更希望能带读者细读历史，不要被片面的“真相”引入歧途。金庸借韦小宝之口说他造谣的秘诀是“九句真话里夹一句假话”，上述谣言制造者更高明一些，他们说的全都是“真话”，只是隐去了那些他们不希望别人了解的东西罢了。
国民政府1947年制造的“蜂鸟”乙型直升机，几乎没有实用价值
“黄金十年”忘了钢
首先，我们要来谈谈民国的“黄金十年”，看看它是否为八年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的“黄金十年”指1927年“东北易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这十年。根据百度百科“黄金十年”条目引用据称是台湾的说法描述道：“1930年-1936年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清朝末期、民国肇建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的起端，并以官僚资本及引进新组织新技术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经济成果……十年建国时期中国重化工业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1936年3月……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奠定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锑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的1937年起，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并陆续大量增兵入侵中国。据统计，1930年代末期-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此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至少6000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
上面这段文字，乍一看简直令人扼腕叹息啊，好像民国已经站到了现代化的边缘，要不是日本鬼子，要不是……但细一追究，这些说法简直令人笑掉大牙。我们且不说这“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是不是未卜先知——1937年的20年后，差不多就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之际，中国倒真是走上了现代化进程，只不过，和国民政府毫无关系。也且不说那少得可怜的发电量、煤炭产量、铜产量和电台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就说说工业的骨骼，钢铁的产量——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为何在这里没有提到钢铁产量?
我们只好去搜索一下答案，一上来就有一个说法很引人注意。“1913年，中国粗钢产量为4.3万吨，而到了1930年，就只有1.5万吨了，‘黄金十年’还不如晚清!”不过这个说法也是在“选择性陈述事实”，因为在“黄金十年”期间，中国出现了一个钢产量的低谷，原因与汉冶萍公司倒闭有关，产量从1927年的3万吨降低到了1931年的1.5万吨，此后回升到1934年的5万吨。随后，好像民国政府突然发威，1935年，中国全国钢铁产量一下子上升到25.7万吨，然后又在两年内翻倍，到1937年达到55.6万吨!
“国粉”们，你们看，我帮你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民国的钢铁产量在短短3年里增加了11.5倍!这数据，太惊人了……可为啥这么厉害的数据“台湾学者”们都羞于启齿?原因很简单，增加的粗钢产量来自于鞍山钢铁厂，属于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和蒋记国民政府实在是毫无瓜葛，就算脸皮再厚也无法把这归入民国“黄金十年”的成就里。
晋造16式105毫米山炮，这是旧中国制造的比较先进的一种火炮，产量仅30门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导致1935年后国内钢铁产量上升：中原大战后，多地军阀为抗蒋需要，开始大搞兵工生产，其中四川的刘湘整理四川钢铁厂，到1936年将其产量扩大到年产一万吨钢的水平。山西的阎锡山为了扩大军工生产，也搞了不少钢铁生产，具体钢产量不详，但从他能年产数百门山炮来看，产量可能也不小。
换句话说，南京国民政府手头真正掌握的钢铁产量，反而比清末少得多了。就这点而言，那个“反谣言”只是没把话说完整，因为那1.5万吨钢，差不多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真正掌握的钢产量。
但是国民政府此时也确实有不少军工项目，尤其是引进德国技术制造步枪、机枪、反坦克炮、野战炮等等，从其产量来看，这1.5万吨粗钢肯定不能满足钢铁的需求。那么这钢是哪来的呢?
民国巩县兵工厂历史中一份1935年1月的材料来源列表报告称：“枪管钢17158.1公斤，来自德奥，枪件钢20867.3公斤，来自德奥，熟铁3446.1公斤，来自德英奥，无烟药3922.16公斤，来自德美奥。其他金属，包括铅铜和所有钢料，油料及化学品，大多进口自外国。” ——几大强国伺候您一个厂，真是倍儿有面子。
这就毫不奇怪。抗战爆发后，诸如37毫米战防炮(反坦克炮)等武器生产因为德国进口的炮钢用尽而难以为继。
那为何会有人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决策呢?原因很简单：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民国啊……关于你的话题为什么总是绕回到这上面来?
哦，关于“黄金十年”，也不能忘了说一下，有人以为：民国重工业固然不行，那么轻工业发展应该很好……你们错了。
我们看看民国著名实业家荣氏兄弟旗下面粉企业的故事：荣宗敬和他的弟弟荣德生从1902年投资面粉业开始，资本积累非常迅速，1906年又开始插足于纺纱业。一时间被称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然而，与他们旗下工厂数目和设备增加的同时，工厂的负债也在迅速增加。到1933年，除了3家面粉厂以外，荣氏兄弟旗下其余各厂都有抵押借款，而资本2200万元的9家纱厂所积欠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债务，在1934年就达到2100多万元，其中二、五两厂，在1936年不得不交给债权团接管。
如果有人不理解上述这件事，可以翻上去看看那段“黄金十年”的功绩，其中有一句话“并以官僚资本及引进新组织新技术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经济成果”，相信现在大家可以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了吧?
据民国自己的《上海市年鉴》统计资料，从1928年起，历年注册工厂，无论是厂数(除少数一两年外)或资本额，都在逐年下降，资本额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就是说，一方面新设工厂的数目减少了，另一方面，数目日趋减少的新设工厂的规模，也更加小了。
上海市这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源都面临这种情况，“黄金十年”里民国的“建设成就”让人还能说什么好呢?
那么，“黄金十年”到底是怎么取得“7.7%的工农业产值增长”的呢?
以下同样出自前面吹嘘“黄金十年”文章里的话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其一：“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其二：“国府随即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这关税、法币这两大财源，是国民政府“黄金”进项的真正所在。而这其中，“关税”是帝国主义国家赐予忠实买办的，“法币”则是仗着枪杆子强行推广的。我都不想在这里评论什么了，读者们自己想吧。
至于“黄金十年”和解放后十年的比较嘛……有点不公平，我们就列举中国1949年到1952年的部分工业产品数据吧：发电量，43.1亿度到73亿度;粗钢，15.8万吨到135万吨;煤炭，24.6万吨到193万吨;水泥，66万吨到286万吨……
如果说民国那主要工业品产量停滞、乃至到退的十年可以用“黄金”形容，那1949年到1952年之间的这种增长，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来比喻了——顺便说一下，今天中国在上述这些领域的产量全是世界第一。
太原兵工厂内生产的山炮，随着太原陷落，这一兵工基地也荡然无存
民国军工的“黑科技”
说过“黄金十年”，我们正经说一下抗战，说一下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兵工科技到底有多厉害，以及抗战期间军工生产的一些事情。
抗战期间，中国的军工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十分低下。更令人奇怪的是国民政府对于作为军工生产的基础设施的态度：1943年，重庆18家铁厂中14家倒闭，4家钢厂中也倒闭了一家。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称，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这种景象与中国当时缺枪少炮的环境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有人说，之所以不能利用国内的工业开工生产枪炮，是因为国军重视枪炮质量，因为当时国内无法冶炼出合适的枪炮钢材，也只有少数兵工厂拥有制造优质枪炮所需的设备。这种说法实在不值一驳，当时设备远比重庆这些工厂简陋的中共黄崖洞兵工厂还自行研制了“无名式步枪”、“八一式步枪”(与现在的81式不是一回事)，甚至用铁轨钢制造了大批掷弹筒甚至仿92式步兵炮。就算这些武器性能难堪大用，那也总比赤手空拳强得多。
更何况，军阀阎锡山曾在山西建设起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可观的火炮工厂，每年可生产200多门山炮。尽管由于设计、材料等原因，大部分火炮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水平，且“经常打几百甚至几十炮就出问题”。但忻口战役中，在当时中国属于“超豪华”水平的晋绥军炮兵也算是打出了“百炮齐发，弹如雨落”的效果。据称此役中晋绥军“炮兵有八个团参加，发射炮弹四万余发”。可惜的是，随着太原陷落，失去后勤基地的晋绥军炮兵也就成了废物。
相比之下，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巩县兵工厂从技术水平上看要比“阎老西”高级多了，采用的是全套的进口设备和原材料，除了生产枪械和火炮，甚至还有一个年产120吨毒气的化学战剂工厂(能生产催泪、呕吐、喷嚏等非致命毒剂，以及光气等致命性毒剂)。不过由于它的附属防毒面具厂产能不足，中国军队无法有效使用化学毒气(风向一变就变成熏自己了)。
1937年抗战一开始，巩县兵工厂就受命搬迁，结果在混乱中丢失不少设备，其生产步枪的分厂被炸毁，失去生产能力。逃到湘西的一个分厂只能保持每年几百挺机枪的生产能力。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多大改善，最后该厂位于武昌的分厂由解放军接管，另一个工厂逃亡台湾，并入“联勤44厂”。从此这座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从袁世凯手上创办起来的兵工厂就这么消失了。
国民政府的另一个主要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在1937年后也展开西撤，仅16天就将大部分设备和材料搬迁完毕，不久后开始复工。此后的八年抗战中，这个搬迁到重庆的兵工厂成为了当时“国军”主要的国产武器来源。
汉阳铁厂，旧中国最重要的钢铁厂就在民国时期倒闭关厂
21兵工厂到1943年时每月可生产7000把“中正式”步枪，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武器。不过该厂生产的24式重机枪和捷克式轻机枪直到1943、44年才实现“零件可互换”……这在当时的军工大国眼中或许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却是无奈的现实。
与巩县兵工厂相比，该厂幸运之处在于有一位叫李承干的兵工奇才担任厂长。他除了亲自参加武器研制，最重要的是经营有方，勤奋实干，硬是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还为厂子赚到了“黑暗社会中一个光明之点”的美誉。
不过这位奇才，先是拒绝加入国民党，又在1947年拒绝为内战生产武器，辞职赴美“考察”。此时他已是“国军”中将，却只带走了几个装衣服和书籍的旧肥皂箱。1948年，受化学家候德榜之邀才回国，担任南京永利化工铵厂厂长。南京解放前夕，他积极组织职工展开护厂斗争，拒绝将工厂迁往台湾……听到这，读者您大概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承干成为我国首任国家计量局局长。那位力邀他回国的候德榜——前面提到的一则谣言中将他形容为“民国大师”，他在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很值得一说。侯先生当时因重庆条件困难，创新开发新型制碱法，并将其推进到“半工业化”生产阶段，却因国民政府不予支持未能投入生产——三酸两碱是制造重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尤其是制造炸药——但国民政府对候德榜先生的这些努力，似乎没什么感觉。对国府心灰意冷的候先生1947年内战爆发后远走印度。1949年，他听说了新中国建设现代化工业的热情，拒绝了印度塔塔公司十万美元年薪之邀，毅然回国，为新中国的化学工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化学家，把他和那些做着“鸳鸯蝴蝶梦”的“大师”混为一谈，真的好吗?
民国到底有多重视本国军事工业，从抗战最要紧关头对军工人才的态度就可见一斑。
民国政府研制的“研驱一号”战斗机模型，该机由美国人主持研制，使用美制发动机，仅制造2架原型机便无下文
民国在抗战期间，也取得了一些“军工科技成就”，比如“研驱-0”“研驱-1”型战斗机、共轴旋翼轻型直升机;抗战后，委托英国设计了XP-1001喷气式战斗机;在“黄金十年”之前，还造过“万吨轮”。
这些“成就”若是细究，几乎每一个都可以看到技术人员的一腔热血和民国官僚们的白眼。这些设计中，大部分由于技术缺陷只能算是试作品，要么是利用剩余产品“攒货”，在国民政府不予重视的前提下，无一例外只能成为绝唱。至于“万吨轮”，连船体钢板都要从美国购买，只是在江南厂进行了组装而已——要不你以为这船为啥只此四艘再无下文?
文及于此，笔者想以这些工人后来的一个故事结束：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缴获美军90毫米火箭和57毫米无后坐力炮。半年后，国产同类武器仿制成功，1951年下半年，朝鲜前线部队得到4800具国产51式火箭筒及20万发火箭弹，数千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和21万发炮弹。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志愿军依靠新获得的反坦克装备，共击毁击伤敌坦克100多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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