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社会，“阶级身份的合法性消失了，现代化诉求所需要的民族身份取而代之”。在资本主导下的“抗日神剧”消解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把一场中华民族的光辉抗战史变成了一个非政治化的娱乐闹剧。但与此同时，这种以民族身份为导向的“国家意识形态”，又何尝不是在消解中国革命的“政治性”呢？
最近，又一个“抗日神剧”横空出世，再次引起网络热议。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雷”倒众人的地方不再是手撕鬼子式的武侠神功或耍帅装酷的青春偶像，而是连二鬼子都看不下去的浓浓“春”意。刘翔老婆、裤裆、手榴弹、充满挑逗色彩的台词和动作，这些元素集中在一起，简直把残酷艰险的抗日战争演成了一个少儿不宜的爱情动作片。
该片热播后，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已经从多个角度对“裤裆藏雷”的问题进行了全方面的分析、挖掘和解读。广大网友基于严谨、科学的态度，对于手榴弹的型号、大小、诞生年代等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考证，对于裤裆能否藏雷(是横放还是竖放?裤裆能否承受手榴弹的重量?装一颗手榴弹如何走路?)的问题进行了严密的科学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裤裆虽有容，手榴弹乃大”。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编剧和导演以后要进一步提高姿势水平，除了要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外，还需要学习网友这种对真理的无限热忱和勤于动手的实践精神。
作为中国革命史的重要一环，抗日战争一直是新中国影视艺术的核心题材之一。在前改革年代，抗日剧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一直承担着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证明合法性的重要作用，留下了许多妇孺皆知的银屏经典，如《地道战》、《小兵张嘎》等。这种革命意识形态包含着双重意蕴，一方面它反映着在百年屈辱中艰难挣扎的中国人民对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渴望，但与此同时，这种民族革命又包含着明确的阶级指向——它的主体，是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普通劳动者，而不是侠客、乡绅或耍帅装酷的青春偶像。
严肃的抗日剧蜕化成戏谑般的抗日神剧，是近十多年来文化体制逐步资本化、市场化的结果。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正式确立，市场力量开始席卷中国的传媒系统。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变成了电视产业的主导逻辑，收视率成为衡量电视节目质量优劣的最重要指标。市场和资本的渗透必然会在传媒领域滋生出一种娱乐化和非政治化的消费文化，而这种消费文化甚至会渗透进所谓的“主旋律”影片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则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国家是媒体市场化的主要推动力和主导力量，以收视率为中心的非政治化的媒体文化正是“体制”一手塑造的。但是另一方面，试图塑造一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的国家权力，又往往站在一种道德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对收视率带来的“低俗的大众文化”采取一种抵制和压制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大大低估了商业逻辑在消费社会中的压倒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以完全消解掉国家权力的作用。“抗日神剧”就是在这种“市场”与“国家”的博弈过程中，所造就出来的一种畸形产物。
为了加强对文化领域的管理和引导，广电总局对于电视剧设置了很多限制性规范，政治风险是电视剧产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近些年来，一些收视率较高但是又不符合“核心价值观”的题材相继遭到了广电总局的限制，如涉案剧、古装戏、谍战剧等热播题材接连遭受播出限制或无法登陆电视台黄金时段。而抗日剧作为一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受到广电总局鼓励的题材，其管理则要宽松地多，有导演坦承“整个行业创作者把握不住风向的脉，现在只能往抗战剧里躲”。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之后，伴随着中日两国围绕着历史问题、钓鱼岛纠纷等问题上的冲突越来越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越来越高涨，这种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也是影视资本得以“消费”的“商机”。
一方面有广电总局的政策性支持，另一方面有广阔的市场基础和消费群体，风险小、收益大的抗日剧便成为很多民间影视资本青睐的对象。从2005年前后，抗日剧开始爆发性增长。除了由政府宣传部门投资拍摄的一小部分电视剧外，大部分抗日剧是民间资本投资的。这意味着在广电总局的政策性鼓励下，民间资本也开始承接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职能。表面看起来，爆炸性增长的抗日剧可以进一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了对现有体制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因而是一件“资本”和“国家”双赢的大好事情。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以市场、收视率为导向的资本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隔阂和矛盾。主导电视剧拍摄的文化资本，为了保证收视率和足够的市场利润，就必须掺杂一些能够吸引“大众”眼球的消费元素，如武侠、偶像、穿越甚至色情等。这些元素的出现，又以一种娱乐化的方式消解了其题材本身的政治性。题材的严肃性与表现方式的娱乐性构成了强烈的反差，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娱乐效果，形成了全民对“抗日神剧”的消费狂潮。一场中国人民英勇反击侵略者的光辉历史，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资本主导下的消费闹剧。“抗日神剧”虽然屡遭痛批，但是其收视率和市场利润则屡创新高。《抗日奇侠》和《永不磨灭的番号》作为两部经典的“抗日神剧”，其利润率均高达200%—300%。在这场“市场”与“国家”的博弈中，表面上是“国家”压制了“市场”，但实质上是“市场”消解了“国家”。
另外要思考的问题是，构成中共合法性基石的中国革命史，是一场交织着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双重使命的漫长历史。这段历史包含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整整二十八年的时光。中共能够取得革命胜利，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彻底的土地革命动员起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打垮了封建制度在农村的根基。但是在当前的“红色影视剧”中，对以民族革命为核心的抗日战争的宣传成为了主轴，围绕着土地问题所进行的阶级革命则明显受到了冷落。在今天的红色影视剧中，我们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前改革年代所塑造出的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形象(如黄世仁、南霸天等)。在抗日剧中出现的地主，多数都是毁家纾难、捐资抗日的爱国形象，而劳动者则以仆从或家奴的形象出现。这里，已经没有“剥削VS被剥削”的区别，取而代之的只有“爱国VS卖国”的分野。
也就是说，中共对其合法性的构建，已经不再基于“阶级”，而是诉诸于“民族”或“国家”。“爱国/非爱国”已经取代“剥削/非剥削”作为判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首要标准。对历史的重新构建归根结底是要服务现实，联想到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这种“国家意识形态”背后的奥秘(如果电视上天天播放着安源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的电视剧，你让那些在黑煤窑里冒着生命危险挖矿的工人作何感想，让香港的码头工人作何感想?让郭台铭、李嘉城作何感想?地方政府还能不能愉快地招商引资了?)。总而言之，在现代中国社会，“阶级身份的合法性消失了，现代化诉求所需要的民族身份取而代之”。在资本主导下的“抗日神剧”消解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把一场中华民族的光辉抗战史变成了一个非政治化的娱乐闹剧。但与此同时，这种以民族身份为导向的“国家意识形态”，又何尝不是在消解中国革命的“政治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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