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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蔡华伟 |
《星星》诗刊于1957年1月1日创刊，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一份诗歌刊物。尽管在四川出版，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星星》一直以开放、包容、接纳的姿态面向全国，站在新诗发展的前沿，成为新中国诗歌繁荣发展的推动者与见证者，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成长。《星星》最早的编辑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白峡以及后来不同时期接过接力棒的高缨、孙静轩、吉狄马加、叶延滨、杨牧、张新泉等，他们的创作和编辑成就相得益彰，逐渐形成了《星星》几十年来秉持的艺术传统。近日，我们与《星星》现任主编梁平进行了一次关于《星星》、关于当代诗歌的对话。
问：上世纪80年代，诗歌被认为是文学的中心。《星星》在当时的诗歌勃兴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答：1979年，复刊的《星星》扉页上写了意味深长的几句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另一颗就是诗歌。”我以为这几句话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在中国诗坛点燃了星星之火，注入了长久的温暖。
当时有读者给编辑部写信说：“如果一个诗人没有在《星星》上发表作品，那他作为诗人的名字将大打折扣。”确实，几十年来，《星星》先后推出了舒婷、杨炼、海子、西川等著名诗人的作品，推动了当代诗歌的长足发展。在中国当代诗坛留下记忆的重大事件或活动，《星星》几乎都参与其中，甚至还成为重要推手。我记得1986年12月，《星星》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万人空巷，那场景让人至今无法忘怀。
问：《星星》秉持的文学宗旨是什么？
答：《星星》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开放包容，激励创新，注重作品与土地血肉相连，与人民息息相关。就艺术方面而言，我们坚守的诗歌理念是：具有健康的审美情趣、深切的人文关怀、丰富的精神境界、真实的情感世界、独特的慧眼观察、勇敢的责任担当。
问：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小说、散文比较热闹，文学评论借助于学术圈也受到关注，唯独诗歌显得有点落寞。但最近两年，诗歌似乎又有了热起来的趋势，你认为个中原因是什么？
答：诗歌现在的热闹似乎有些过头了，不少诗歌事件都演变成了社会关注的文化事件。一些诗歌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率非常高，一首诗的阅读量经常在十万、甚至百万以上，其火热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小说和散文。当然，这种热闹是就文学内部而言的，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诗歌与文学一样依然显得边缘。但是我觉得这种“边缘”恰恰是诗歌应该在的位置。随着社会多元格局的形成，社会文化的多样和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多样和丰富了，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只是诸多选择中的一种。
问：有学者认为，诗歌虽然不引人注目，但这些年成就最大的其实是诗歌。你同意这种观点吗？近些年诗歌创作的成就与不足表现在哪里？
答：这个说法我同意。不论是思想还是文本，诗歌的成就有目共睹。相对于其他文体的写作者来说，诗人最敏感，反应最快，往往能走在文化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最前列。而且诗歌的写作非常丰富多元，早已构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格局、多重审美向度的艺术空间，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然而遗憾也是存在的，从总体上看，平庸的作品很多，同质化严重，真正具有艺术担当、社会责任担当和具有大气象、大气度的诗人太少。比如一些诗人写诗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让人不知所云，受到读者忽略也是情理中事。再比如，一些诗人在社会上的不良行为和怪异举动，使部分公众对诗人产生极大误解，从而远离诗歌。
在我看来，唯有那些与时代和社会保持血肉联系的人，唯有那些真正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人，才能写出优秀诗篇。
问：诗歌理应展现个人的真实情感与生命体验，但又不能沉溺到过于封闭的圈子里去。好的诗歌应能引发更多人的共鸣，与现实世界接通血脉。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诗歌创作似乎有些过于追求晦涩的诗句与复杂的诗艺，喜欢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这是否也是一些诗歌为读者所忽略的一个原因？
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必然导致诗歌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不得不承认，原来熟悉的诗歌写作场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生活、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已经与过去相去甚远。一个诗人不能对这种变化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现实对于创作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诗人应有高度自觉，把为这个时代留下文学记忆视作己任。
问题在于，有些诗歌貌似是现实写作，却把现实标签化、广告化，失去了应有的艺术魅力。另有一些诗人则缺失了对现实的热情关注、缺失了进入现实的书写能力。现实不是一个空泛而虚假的概念，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也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不只是土地和庄稼、城市与霓虹，而是既可细微至生命内核最隐秘的部分，亦可宏大至朗朗乾坤。我觉得，只有当诗歌知冷知暖、知苦知痛，有了人间烟火气，才能落地生根，健康生长。
问：你认为评判诗歌与诗人的标准是什么？
答：这其实是两个问题。首先是诗歌的标准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在我看来，一首好诗，应该在某一个点上，能揭开历史的真相，挖掘事物的本质，写出人心的广阔性、人性的复杂性和精神的丰富性。至于一个诗人的成就，在我看来，与他的身份、地位、财富、名气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看这个人写出了什么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否经得起检验。我很赞同这种说法：诗人不要自恋，因为诗人不是自封的，几十年之后，人们记住的是能够留下来的诗歌，而不是诗人的名字。
问：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时代的诗歌，应该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特征，应该对当下的生活保持敏感。作为《星星》的主编，你认为怎样才能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国度的好诗歌？
答：中国诗歌走到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欣赏与尊重。诗人的创作应更多在文本上下功夫，要有勇气给自己“制造陌生”，拿出令人信服的作品。批评家的批评和研究，也应放下驾轻就熟的上世纪80年代的“榜样文本”，把目光转移到当下诗歌的创作上来，针对诗歌现场的得失发声。尽管我们现在很难以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轰动效应”作标尺来衡量今日诗歌的成就，但是，今日诗歌在技术和思想层面的时代优势已经开始显现。只有创作与批评有效互动，中国新诗的发展才会欣欣向荣。
要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歌，一方面，要真正全身心投入这个时代，去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和心跳；另一方面，又需要与这个时代保持着观察与审视的适度距离。然而知易行难，一个写作者即便知道症结所在，也依然要有穷尽一生的心理准备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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