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年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而言，抗日战争是一场非全民族团结不能战胜甚至不能坚持的战争。早在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东北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联就尽可能联合感化原来的绺子（liǔ·zi，即土匪），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都纳入到抗日救亡的大旗下。
然而从过去到现在，总有一种阴恻恻的声音缭绕耳边，说日本军队的入侵给了中共喘息之机；说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游而不击；说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消极避战谋求自身发展；说中共军队抗战的时候尽干破坏国军的事……其证据之一就是所谓“日军从未进攻延安”……这些谣言形式多样，出现时并不“言之凿凿”，比如：
几年了，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懂：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可是，日本人为什么没有重点轰炸延安？不明白日本飞机可以越过高山去轰炸诸如重庆等城市，却没有轰炸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从山西到延安的距离，肯定比从武汉到重庆的距离要近呀。
另一个不明白的地点是秦晋大峡谷。这里有黄河流过，形成所谓黄河天堑，可是在战国时期，秦晋两国经常还越过黄河去争夺土地，发生战争，那么两千年后的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天堑是绝对挡不住日本鬼子的侵略步伐的，可是，日本人就是没有越过黄河进攻延安。翻阅所有资料，都没有发现战争的痕迹，不说大的激烈的战斗，就是小的冲突好象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发生过。奇迹真是奇迹。还有更奇怪的事，就是这里好象不设防，共产党的军队由这里进入山西，然后再进入敌后，轻轻松松。不象抗战前，红军初到延安后，曾东渡黄河，东征山西，可是不太顺利，还付出了包括象刘志丹等许多将士宝贵生命的代价。
真是奇怪，难道日本鬼子真象电影中那样愚蠢，不知道八路军，要从这地方出发去打他们日本鬼子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延安的守军不到一万人吗？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吗？
这和中国的另一个城市重庆相比，太有说服力了。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国民党党部所在地，也是蒋委员长统战部所在地，却因此而遭到了日本鬼子毁灭性的轰炸，连续多年的野蛮轰炸，造成数万人的死伤。
毛主席发出过许多声明，写过无数抗日的文章，作过无数次抗日的报告，号召人民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日本人不冒犯毛主席？
好一个“翻阅所有资料，都没有”，当真是虚心求教的网络帖呢！这个疑问帖堪称“日军从未进攻延安”说法之代表。造谣水平的确破表——
装作无辜地表态：这不是传谣哦！只是求知哦！
心里却在冷笑：反正常人知道的细节不多，播种一个怀疑的种子，收获一棵谣言的大树。谣言受众心里的怀疑是自己产生的，就算追责也不能归咎到自己头上。
日军空袭后的延安城（1938/吴印咸摄）
延安挨的轰炸还少吗？
正如观察者网“抗战十大谣言”系列之一《飞虎队神话》文中所述，中国空军在抗战初期英勇抵抗中消耗殆尽，此后难有飞行员与飞机的补充，飞虎队展现了中国空中力量抵抗日军入侵的意志，却只能彰显存在，无力反攻。在抗战初期，日本空中力量主宰了华夏大地的天空。
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在当时并非大城市，日寇却从空中集结重兵多次空袭延安。中共作为中国大地上先进的军政力量，对战争形势的把握与梳理颇具先见之明——自1937年始，延安即着手采取措施，准备应付日军之空袭。
据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由魏久明主编《烽火忆抗战1945-1995》中第25页至28页记载，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曹慕尧回忆，该校在“1938年窑洞挖好之后，逐渐向外迁移，搬到北门外和东门外的几个山沟里……上级一再提醒，要注意防空。”
日军空袭后的延安城内情景
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前，曾派飞机到延安上空侦查。据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陈学昭所著《延安访问记》第175页记载，当时延安百姓尚以为是中国飞机，有的拍手大呼：“我们自家飞机，蒋委员长送钱来！”但是中共很快从飞机的飞行高度做判明，来的应该是敌机。
1938年11月20日上午，曹慕尧等正在抗大开会，听到外面有声响，他们“赶到室外的高坡上了望，第一批日本飞机15架，自东向西，直扑延安城，接着就看见飞机抛下一连串的炸弹，形状像黑色的棒槌，临空而降落。”此即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
曹慕尧回忆说，“第一批飞机刚投完炸弹，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每批都是15架，持续轰炸没有喘息和救护的机会。延安缺乏防空火力，只有用步兵作战的重机枪来对付成群结队的大批飞机。日本人有恃无恐，飞机飞得很低，投弹的命中率很高，数十枚重磅炸弹，小小的延安城里，顷刻间房屋倒塌，四处起火，到处断垣残壁，尸横街头。伤者乱爬乱喊，哀声震天，惨不忍睹。”
1939年，日军轰炸洛川
据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所著的《中国纪事》第259页记载，延安损失极为惨重。中共初到延安时，“城内有几百座相当漂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946年学术社出版了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中国解放区见闻》就有描述，在轰炸之后，“昔时的延安便成了一座瓦砾堆的废墟了”。
据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第99页记载，边区政府在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急电中说，延安“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百五十九枚，死伤军民一百五十二人，毁房屋三百八十间……”请求中央政府予以援助。
张宣在《日寇轰炸延安亲历记》中描述，当时他从成都到延安开会，也目睹了11月20日延安遭日军轰炸后的惨状，“延安经此一炸，部分街道成了瓦砾场，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到山上的窑洞中。城内尚存的房屋，有的拆迁到北部，大部分迁到南郊。”（《红岩春秋》1995年第5期）
而郑洪轩在《延河愤——1938年日机轰炸延安历闻》描述，此后“敌机又来延安轰炸几次，但由于延安平民均住窑洞，并提高了防空警惕性。日本飞机第二次来只炸伤几人和几匹马。”
延安城被轰炸，但街上石牌坊依然耸立着
日机空袭的重点是凤凰山，因为那里是中共领导人的居住地。毛泽东借住的李建堂家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30多名八路军干部、士兵阵亡。有一枚300公斤的炸弹就落在陈云窑洞旁，所幸没有爆炸。延安人推测“一定有特务测绘了中央首长在延安城的居住地。”正是因为日军的轰炸，毛泽东被迫从延安城内凤凰山麓迁至延安城外杨家岭。此后，为防空袭，毛泽东长期住在杨家岭。杨家岭这个地名也从此载入史册。
日军多次轰炸延安，比如在第一次轰炸的次日（1938年11月21日），日军再次轰炸延安；同年12月12日，日军第三次轰炸延安；1939年9月8日，日机43架次猛烈轰炸延安，投弹200余枚，炸死炸伤58人，延安城内房屋150间被毁；1939年10月15日，日机71架次，分四批轮番疯狂轰炸延安，延安城内房屋大部分被毁；1941年10月26日，日军飞机最后一次轰炸延安。几乎与此同时，日本空中力量也停止大规模轰炸重庆，其航空兵主力被调离中国，前往太平洋战场与美军作战。
日军空袭后的延安城内基本被炸毁
据亲历者描述，日军空中力量对延安的轰炸超过二十次，但是在中共领导下，边区作好了防空准备，遭受的损失并不大。据李耀宇在《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中讲述，当年延安人对未爆之炸弹的处理也很有趣。他回忆说，“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凤凰山，用马车运走。以后，这些炸药当做染料，染出黄色的布匹，缝制军衣。炸弹壳敲成碎块儿，打造了开荒用的镬和锄。”染料与炸药的化学成分很相近，故能将炸药当染料使用。这两种对炸弹的处理方法，同曹慕尧的回忆相一致。后来，甚至有延安军民希望日本多来轰炸，因为日军的炸弹用的钢铁质量好，能做很多事情——旧中国没有工业的苦楚与先辈的乐观主义精神令笔者大为感慨。
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的官方统计，抗战期间，日机共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造成 214人死亡、184人受伤；毁坏建筑：公共房产1176间、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另有基督教礼拜堂一座、房室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牲畜伤亡：197头；毁坏粮食：34.4万斤。
被炸后将材料运到三关外重建
日军屡次试图进犯延安，都被八路军挫败
除了轰炸，日寇还试图从地面上进攻延安。日军可以实施进攻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从西安由南向北入侵。西安是大西南门户，若西安有失，四川与陪都重庆都会危险。因此国军胡宗南部有40万重兵驻守此地，严防死守。日军若从此路进攻，首先是兵力不足，其次是后勤补给线漫长，要经过多个国共两军的游击区，所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另一条就是从山西由东向西进攻。在抗战初期，日军在国军主力尚未在黄河设防之际（经过山西、上海等战事，国军主力集中在华中防守武汉等地），曾经以一个旅团的兵力试图迅速渡过黄河攻击陕北，消灭共产党。
中共方面对此很是重视，部署其河防部队与日军进行对峙。更重要的是日军该旅团孤军深入，已进入山西的八路军部队立即全面袭击其后勤补给线，利用山地地形，不断以伏击方式歼灭其运输部队，基本上切断了日军补给线，造成日军粮弹极度匮乏，迫使该旅团不得不从黄河边后撤到山西山地之外，并在后撤中屡遭袭扰伏击，伤亡人数达2000多人。
延安新市场 （1939年）
作战实录：日军26师团主力在1938年2月开始进攻军渡，和边区仅一河之隔，直接威胁陕北边区。3月13日，日军一部2000人，携带火炮20门开始向神府河防轰击，在十余架飞机支援下，尝试第一次渡过黄河袭击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密集渡河之际，突然以猛烈的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同时分兵一部，乘日军混乱之时，迂回河东，袭击敌之侧背，迫使进犯日军溃退。
1938年4月，日军约一个旅团兵力附大炮30余门在离石一带集结，5月初经大武向军渡进犯，企图截断陕甘宁边区与晋绥之交通线，并强渡占领吴堡宋家川，突破河防阵地。八路军留守兵团识破了敌之企图，以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黄河，设伏于汾（阳）离（石）公路翼侧，10日夜在离石城西北之王老婆山地区，突然袭击日军先头1个大队。遭到打击的日军未抵达黄河岸边即行撤退。
1938年12月下旬，侵占河东大宁、吉县、永和的日军分兵3路，每路约1000余人，携带火炮10余门向黄河沿岸推进。1939年1月1日，日军攻占河东马斗关、凉水岩、圪针滩渡口，随之以火炮、机枪猛烈轰击八路军河西边区河防阵地，并以10余架飞机投掷毒气弹。守备河防的警备第五团部分指战员中毒晕倒，多处工事被毁。日军乘机于河东集结，准备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顽强坚守阵地，在敌军渡至河心时，突然以密集火力予以猛烈打击，迫使敌军退回东岸后撤。
屡次受挫的日军恼羞成怒，又于1939年6月初向边区河防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6月4日至6日，日军第一〇九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以1.5万余人进占军渡和孟门、碛口，于黄河东岸各山头构筑工事，以飞机、火炮向河西宋家川、枣林坪、李家沟一线河防阵地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也以 2000余人，分别占领了东马斗关和圪针滩渡口，以炮火向西岸河防阵地进行猛烈地轰击，施放毒气弹，掩护步兵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的支援下，沉着镇定，坚守阵地，以火力封锁河面，使敌难以越过河心。河东的八路军也猛烈袭击敌之侧后，使日军腹背受击，狼狈逃窜。9日，进犯之敌全部撤退。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河东我军的积极配合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日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部返回陕北绥德，加强河防力量。在调回359旅之前，延安有留守兵团一部，兵力原约9000人，后增到一万多人，边区保安部队（准军事力量）5000余人，抗日自卫军（民兵）7万人，但正规军兵力兵力严重不足，在调回359旅后，边区有1旅、10团、10个保安基干大队、1个独立营，正规军兵力共15514人。
1939年11月2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以近万人的兵力携带火炮30多门，分4路进占碛口、孟门和克虎寨后，一面猛烈炮击八路军留守兵团河西阵地，一面大举“扫荡”河东八路军游击部队。碛口之敌20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集结河滩，放船强渡，第三五九旅一部和警备第一、八团，以机枪对敌猛烈射击，使敌强渡不成。边区河防部队又以一部从右翼东渡，袭击敌之侧后，敌无奈分路撤退。
1940年6月，日军又出动1万余人，企图摧毁八路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威胁陕甘宁边区河防。第三五九旅除加强河防守备外，于6月17日以第七一八团一营东渡黄河，向进攻碛口、三交、临县的敌人进行侧击，截断敌前后方的交通联络。该月底和7月13日，又以两个营东渡，配合第一二〇师主力，彻底破坏大武至三交的公路，切断敌交通运输线。日军后方不宁，自顾不暇，不得不缩小规模，以至最后放弃对陕甘宁边区河防的进犯。
造谣者大概以国军的水平来揣测八路军的，对他们而言这些史实的确是匪夷所思了点——最多时有两个师团进攻延安，竟然会被共军挡住？共军竟然敢主动出击？共军还能从侧后不停袭击日军挫败其攻势？
日军空袭延安后新建的市场沟大众戏楼
笔者所罗列的史实，来自各个历史时期、国共双方、海内外人士，足以证明日军对共军之重视，与日军试图消灭中共抗日武装的极大努力。但是笔者深知，伴随着2005年国粉暗流的兴起，“讲战争不看战果，死伤多就是贡献大”这种奇怪的逻辑流毒网络。延安遭受了攻击又如何？死伤才那么点，损失才那么点，怎么能比得上国民党方面的“贡献”？既然造谣者认为“死人多就是贡献大”、“丢国土多就是抗战主力”，那么延安在这两方面的确不够“给力”。
依照这种逻辑，延安大概得把人员与物资摆在外面让日军炸得爽，防守部队密集列阵让日军杀伤才算抗日有功。面对日寇的空袭，中共方面疏散、防卫有道；应对日寇的地面进攻，共军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主动出击打击日军。相比重庆防空洞各种可怕的黑幕，国民党军指挥层让军队死守阵地白白浪费军人的忠诚与热血，共军的损失当然比较小。
只是详实史实也填不平某些人胸中的“阴沟沟”，一两句貌似忠厚实诚的所谓“疑问”，利用大众并不了解的历史细节罗列个把“史实”，就可以捕风捉影地把中共描述为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邪恶势力。以这种思维，自然可以把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投敌另立伪国民政府粉饰为“曲线救国”。这等翻手为云覆手雨的精妙，实在是令笔者自叹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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