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我们一上大学，就去学高深的文艺理论，主要是西方的，一进大学就读克罗齐，从《拉奥孔》开始一路读下来。我现在觉得很多人是歧路亡羊，在小道上奔跑，奔跑奔跑就忘了这个大道。到了90年代，万流归海。发现老毛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说一千道一万，他又总结回来，由于他是面对那些人，对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来讲啊，他们不可能采取那种学术研讨会的方式。他这个“讲话”本身就是简洁明了的。我们不能说这个“讲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很多细节，他讲的比较简单，但是这个大问题，我觉得是有一个当下针对性的。我也不断地反思这个大问题。一个就是立场问题，就是重提我们今天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讲的是文艺，我想可以扩大到文化工作。我们做的整个文化工作，包括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毛强调四种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没有忘记知识分子，没有忘记市民。我们今天这个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今天这个环境有什么变化？今天我们的文化工作，总体上不是为工农兵的，已经明显发生了偏差。所以我，在我的工作实践中，我努力地调试，调整。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底层的劳动者。我也的确有一部分的工农兵读者，的确有。最近有一个北大保安，叫做张进京，他天天看我的博客。他现在开始读书，读正经书。解放军的基层官兵，我也接触一些，他们读我的一些书。但是我反思，总体上仍然未能改变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我还是过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基本倾向和情趣还是这样的。但是我愿意向讲话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地靠拢。在这个讲话里边，毛泽东也说过了，他自己也有个转变过程，别人的衣服，如果是知识分子的，他可以穿，如果是劳动人民的，他觉得别扭，他不能穿，人总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也有一个过程，努力地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触。我倒是一直是这样的，没有改变过。我从小就觉得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没什么劲，从小就是和坏孩子打交道。我现在也喜欢在小饭馆里吃饭，跟一些民工说话等等。但是我现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的立场仍然是一个士大夫的立场，仍然是带着我的趣味，好像有一个东西是不可改变的。这是一个困惑。我就想，我们以前大量知识分子被改造后，为什么产生了怨恨、抗拒，然后到今天反攻倒算。我昨天看了范曾的回忆录，他说他到五七干校去劳动，他看成是一个迫害。但是范曾对毛泽东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还喜欢毛泽东的诗词，但是对那段生活，大部分那些人都有一种抗拒。
所以我想这个立场改造，是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到底改造到什么程度。这就像儒家所说的无限的自我修养，这个无限的自我修养，对人要求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讲话用了很大的篇幅，掰开揉碎地讲要为什么人，为工农兵，为什么？这个讲话有一个环境，当时是抗日战争这个情况，我觉得中国今天的这个状况，现在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都空前尖锐，实质上的尖锐。但是在文化层面，没有得到显扬，人们群众意识不到。从文化工作角度来说呢，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
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这两者相比，应该更倾向于哪个？我觉得我们目前策略上应该更倾向于民族斗争。其实正是我们这些人，在努力地团结最大多数的同胞，宽容一切可以宽容的人。我觉得不宽容的，恰恰是那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是非常不宽容的。毛泽东讲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标准第一。政治标准这一条，压迫者统治者利益集团，他们是做得最好的。从国家来说，美国是做得最好的。我在多年的观察思考中发现，美国是最讲政治的，都讲到每个人的骨子里。美国人基本上都有这个政治嗅觉。你一旦流露出对毛泽东的好感，他立刻整个身体都变化了。他就把你挂到一个文件夹里去了，他对这个文件夹敬而远之。他们这个政治工作是做得这么好，实际上他这是政治挂帅。但是他给你扣的帽子是你讲政治。政治那个东西，它是一个制高点，天王山一样的，他是要打掉你的政治意识，他却老要保持政治意识。这是一个必须要争夺的问题。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比较糊涂的。包括我自己，因为我在文学方面有士大夫的情趣，我有时候也会忽略掉一些问题。比如说前两年的那个《色戒》，一开始我没注意，后来是黄纪苏提醒我，我赶快去看，原来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政治标准。我觉得现在尤其要强调这点。因为政治标准讲的，不是一个口号的问题，而是一个对谁有利的问题。对哪些人有利，对哪些人利益大，对哪些人利益小，我觉得目前在国内，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向人民讲清楚，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但是对谁有利对谁有弊，这个利益的大小，要讲清楚。
现在民族矛盾是一个重点，但是我们心里要非常明白，根源还是阶级问题。不解决这个阶级问题或者不缓和矛盾，是不可能解决民族矛盾的。
这个“讲话”还谈了普及和提高问题。这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整个的文化机制就是打压向着工农群众的普及。我们的网络媒体大量地充斥着粗俗的色情的，直接刺激你欲望的东西。那个不是“普及”，那恰恰是迷魂药。普及不是说形式上的普及，它的内容应该是高尚的、高级的，应该包括着深刻的思想，而不是那些注了水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貌似为底层人民服务的，其实那些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对他们有利的。我前天在海峡卫视谈深阅读和浅阅读的问题。有一位嘉宾是南方周末的，他说人就应该浅阅读，人就应该读网络上的东西。因为这是人性的，大家都需要的等等。但是他说的需要呢，其实是被制造的消费欲望，包括消费文字的欲望，是把人们群众变成没有头脑的没有自制能力的人，推销什么，他就买什么。而我们所说的这个普及，它的骨子里应该是一种不谋商业利益的，为人民长远利益考虑的，形式上要容易懂的。在我们学术界这么做，是有非常大阻碍的，需要非常强大的意志力来这样做。因为我们实际上的第一读者是文化界的人，是文化界的同行。文化界的同行呢，有很深的阳春白雪情结，他会觉得你这种东西像通俗文艺，像郭德纲、赵本山啊。
这几年我为什么要高度评价郭德纲和赵本山呢？因为我的文艺观念是不分类别的，不存在哪种类别是天然低俗的。任何一种类别，都可以有杰作，有巨著，有经典。看他是雅还是俗，最后还是要用延安讲话的标准，首先看政治标准。我们把赵本山演的小品重新看一遍，赵本山始终在坚持着人民立场，在非常严酷的审查制度下，坚持为老百姓说几句话。他的节目被枪毙那么多次，到最后播出的时候还带着锋芒，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郭德纲也是，他上不了春晚，他就是要坚持上不了春晚那些东西，他就是要讽刺权贵，他就是要讽刺歌功颂德的，讽刺以姜昆为代表的那些图解政策歌功颂德的又不会说相声的人。我觉得就要鼓励他。他们可能也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们有时候还是从商业角度来考虑。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些这样的鼓励，使他们知道你是代表着人民说话的，努力地讲出官民矛盾、民不聊生的。你把他们和其他的小品相声演员作品一对比，这个情况就很鲜明。
我觉得今天是格外复杂的时代，比鲁迅的时代还复杂，有些问题是毛泽东“讲话”所不能解决的。毛泽东讲话主要是针对延安地区的，他没有讲在白区应该怎么样工作。我们现在就在“白区”工作，我们现在就相当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你说国民党不抗战吗？国民党也抗战啊，是吧？所以情况是异常复杂的，所以我有时候挺同情白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后来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批判他们，我们要为他们设身处地，考虑到他们的不容易，他们不能够把所有的话说出来。有时候要团结中产阶级，有时候要团结大资产阶级。只要他在某个问题上是有民族国家立场的。比如说，有人不理解我。说老孔你怎么赞扬厉以宁啊、你怎么说茅于轼的话是对的啊？我说你仔细看我赞扬他的是什么，我只赞扬他的那一句话，我赞扬他的那一句话不等于同意他别的观点，同意他别的立场。我有时候也引用国家领导人的话，并不等于完全肯定他。我是抓住你这一句话，挟天子之言以令天子，你是说过这么一句话吧？好，我就抓住你这句话，是这样一个策略。所以我们应该一方面实践，同时在实践中摸索。怎么样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进行文化斗争的策略。
毛泽东还是相信人性善良的，他的改造论啊，就是相信人通过改造可以走向光明。因为他选择了人性善，所以他对恶的进行打击，他搏斗。我们每个人修养的过程也是在跟自己人性里面不好的东西斗争，一辈子在斗争，有不好的想法，你怎么去遏制，去调整。所以毛泽东在根本上跟儒家的观点是有联系的。
教育必须往这个方面转，包括一些话剧，总体上我觉得要学习“讲话”，要认识到在这个时代文艺还是斗争，文艺界充满了斗争，要有这个斗争的意识。要斗争你就要讲立场、讲策略。去团结谁，把谁团结到什么程度，然后做到要怎么样让人民群众相信你，人民群众现在大部分还是像鲁迅讲的很愚昧，分不清谁是自己的朋友，谁是自己的敌人，很容易被分化瓦解。我前几天在博客上写，我坐飞机延误六个小时的事情，我早就判断出要延误这么长时间，但我开始说的时候，周围的乘客都反对我。他们都说你这个乌鸦嘴，闭上不许说，到最后当他们知道延误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他们又说你怎么不早说。
要怎么去跟群众沟通，要怎么去应付文艺界，还有学术界，的确很困难，所以我觉得对批评界，哪怕有一点儿正义的声音，我们都要去团结他，去支持他。比如也有李建军这样的批评家，这样的批评家是很难得的，他就敢于去批评贾平凹，他是不谋私利，非常公正的批评。从这几个方面入手，云雷开始讲的我们现在还能不能有人民文艺？我觉得是有希望的，因为生活逼迫得必须要有了，现在不是光工农群众活得不好了，小资现在也活得不好。我判断现在中国形势是，少数利益集团，他光吃穷人已经不够吃了，他现在要把一部分中产阶级打入贫困，然后他们也要把你们变成他的肉，现在是一个小资也有反抗情绪的时代。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民文艺还是大有可为的。
孔庆东：最近习近平同志讲话强调要端正文风问题，我觉得这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的一部分领导人认识到，党的很多问题集中体现在文风上，其实当年延安整风，最成功的是文风，因为文是人的思想的体现。你看现在网上经常批判一些官员说话不对，整理了那么多最牛的什么什么话，已经恶劣到这种程度，党风不正，直接体现在文风上，一个是文件上的那种文风，另一个是官员说话的那个文风，这个文风是一个突破口。风气正了，风成了风雅颂的风，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了。
本文摘自2010年5月23日孔庆东《“新人民文艺”的可能性——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8周年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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