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电影《特立独行》，感觉还挺好，不过还可以更好。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用超级英雄的喜剧外壳，完成了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酒桌文化、官商勾结、资本侵蚀等现实问题的辛辣批判，这在当下的文艺创作环境中实属难得。
影片的主角，王长海，一个会飞、力大无穷、能发射激光眼并且赶走了外星侵略者的超级英雄，回到县城后最大的敌人居然是办手续、酒局和人情网——这个设定本身就蕴含着浓浓的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应当说，影片的勇气和锐气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其所触及的问题也是真实而深刻的。
这部影片对县城婆罗门的刻画尤为精准。
县长王心灵、矿老板赵金丰以及靠县长姐夫撑腰的“心灵控制超能力者”胡作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权力-资本-裙带关系的铁三角。
王心灵嘴上体恤百姓，姿态亲民，漂亮话那是一套接一套，极其擅长作秀，实则深度掌握整个县城的实际运转，和资本高度勾结，是实打实的土皇帝，是很多官员的真实写照。“企业家”赵金丰，其煤矿企业为追求利润，乱挖滥采，忽视安全，草菅人命，导致事故接二连三，多人丧命，但作为县里主要的GDP政绩来源，政府上报的伤亡数字却总能精准卡在重大事故判定标准之下——这个细节几乎是直接从现实矿难新闻中搬运而来。而片首，县长小舅子胡作昌演绎的“心灵控制”超能力的讽刺效果更是一绝：所谓心灵控制纯粹是依靠县长权势撑腰，大家因为畏惧权力而配合进行的表演——在这里，权力本身成了最可怕的超能力。至于胡作昌这个姓名的谐音更是直接点明了他虽然不是超能力者，但他是权力的伥鬼，在县城他就拥有了不亚于超能力的力量。
这部影片对官商勾结的揭露同样是毫不留情的。
赵金丰干的是煤矿产业，却总穿白色西装，直到最后副市长老爸也要保不住他的那天才换上了黑西装——黑的可以伪装成白的，这个视觉隐喻堪称精妙。县里道路上竖着“发展黑色经济”的标语牌，这里“黑色”既指煤矿产业又指见不得光的权钱交易，可以说是一语双关。而矿难发生后的一整套操作：瞒报矿难死者数字以规避追责、联合各级力量拦截上访群众压制维权、联合律师做局诬陷家属为诈骗犯……这是讽刺的艺术创作还是对现实的照搬呢？相信观众自有答案。电影借矿难，呈现了权力与资本勾结下普通人的无力与绝望。
影片还揭示了资本逻辑对社会主义政权的侵蚀。在接近结尾处，副市长说要来接任的新县长“很有资产”，可以说是全片最细思极恐的伏笔，这似乎暗示着，王长海和金秘书们费尽力气扳倒的，不过是一个资本的走狗，而资本本身早已渗透进权力的选拔机制。当能够成为县长的人首先必须“很有资产”，腐败就从个别官员的堕落，升级为资本对权力的直接掌控——这是对权钱交易本质的深刻批判。正如影片一开始就暗示的，莱茵县的英文名是Lying Town，谎言之城，其中真正的黑暗不在于某些个人，而在于源源不断地滋生着虚伪县长、无良企业、仗势欺人的小舅子、异化所有人的人情世故的土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建立于其上的公权力的私人所有。
以上是肯定影片的优点。
以下，是本片的缺点：整个影片叙事中，群众的缺位。
纵观全片，推动情节发展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王长海的个人觉醒与隐忍调查，来自金秘书的良心未泯和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来自纪委的最终介入。这三股力量——觉醒的个体英雄、体制内的良心发现者、上级权力机关——共同完成了对腐败分子的惩处。这是典型的清官加侠客的叙事模式。那么，那些被矿难夺去亲人的家属呢？那些被诬陷为诈骗犯的上访者呢？那些在县城潜规则中逆来顺受的芸芸众生呢？他们也愤怒，也骂县长，骂赵金丰，但他们在叙事中几乎是被动的、沉默的、等待拯救的对象。
影片描绘了群众的逆来顺受。在莱茵县这个谎言之城，人们早已习惯并默认遵守酒桌文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潜规则。老夏劝王长海学聪明一点，金秘书内心虽不认同却又比谁都自觉遵守着这套逻辑活着，每个人看到刚来镇上的王长海率直而为，不懂人情世故的行为时都在嘲笑他。那只被铁链锁在会所里的石狮，正是所有群众的写照——空有力量，却被规则和人情的锁链锁死——而且是自愿的。影片对这一状态的呈现是准确的，问题在于，影片似乎止步于此。群众的麻木被呈现为一种既成事实，却没有被进一步追问：这种麻木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它又该如何被打破？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毛主席反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被中国革命反复证明的真理。当我们将这一真理与影片进行对照时就会发现其叙事的局限：这部讽刺影片看到了问题所在，却指错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影片同情群众，却不相信群众的力量。
试想一下，如果电影里那六个被诬陷为诈骗犯的矿难家属们能串联其他受害者家庭，搜集证据，用集体的力量对抗权力和资本的压制；如果莱茵县那些被“驯化”的百姓在某个临界点终于集体觉醒，不再逆来顺受——英雄的个人，靠着群众的磅礴伟力扳倒了贪官、污吏、资本家和黑社会，这样的叙事是否会更有力量？是否更能揭示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呢？
影片中纪委的介入固然体现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法治精神，这无疑是很重要和很值得肯定的。但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监督，能否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呢？影片中提到的“很有资产”的新县长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只要权力的运行始终缺乏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只要经济基础仍然是私有制经济，腐败就会像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真正的反腐败，不可能仅仅依靠上级查下级、英雄救群众来实现，而必须让群众成为监督的主体，成为权力的主人。这需要群众自身的组织化，需要真正的群众运动。
所谓群众运动，绝非无秩序的代言词，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有组织地参与社会治理、行使作为国家主人公的民主权利。群众运动与法治并不对立，恰恰相反，离开了群众运动的土壤，是不可能培育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当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当群众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可以由自己来掌握，当群众拥有了组织和发声的渠道，当群众认识到自身拥有着磅礴的伟力，那些官商勾结的暗箱操作就无所遁形，那些“很有资产”的代理人就难以轻易上位。
回到影片本身，金秘书这个角色是全片最接近群众中的英雄的存在。他身处体制内，虽然一举一动都维护着县城法权的形式，但却始终良心未泯，坚守住了底线，最终在关键时刻交出了自己暗中收集的县长罪证，给予其团伙在法律上的关键一击。他的反转令人动容，值得肯定。但金秘书终究是一个人，是孤勇者。他的行动方式是体制内部的暗中搜集证据与关键时刻的奋力举报，而非发动和组织群众，这个设置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精英主义的情愫：英雄与群众是分离的，英雄为群众牺牲，群众靠英雄拯救。
如果让这部影片完成一次真正的主题升华，或许可以这样修改剧情：王长海的以身入局和金秘书的秘密搜集证据，最终都功亏一篑，未能真正扳倒县长一伙人，但此刻觉醒的矿难家属、被诬陷的受害者和莱茵县所有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终于同孤勇者们形成了一股合力，完成了最后的绝地反击。这样一来，群众的觉醒和集体行动，与个体的英雄主义相呼应，形成一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反腐风暴，使腐败分子和资本家的倒台不再仅仅是“上面”单方面惩处的功劳，而是群众运动的力量使然，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呢？在这样的力量下，即使“很有资产”的新县长上位，也必须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如履薄冰——或者说，在群众真正拥有监督权的制度下，“很有资产”的人就根本没有机会成为新县长。
我想，这才是《特立独行》这类电影真正应该指向的命题：在一个被资本逻辑和权力腐败异化的社会里，坚守原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是最“特立独行”的选择。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讴歌农民运动“好得很”，正是因为他看到了群众中蕴藏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今天，当我们面对腐败、不公和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剥削时，同样需要这样一种信念：群众不是问题，群众就是答案，发动群众不仅仅是手段，发动群众就是目的本身。
最终总结一下，个人觉得《特立独行》是一部好电影，好在它敢于揭露，敢于讽刺，敢于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疼痛。但它本可以更好，它本可以在指出病灶的同时，也指出治疗的方向，它本可以在塑造英雄个体的同时，也塑造群众的力量，它本可以在叩问怎么办的时候，给出一个不那么精英主义、不那么依赖青天大老爷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了：“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所谓绝大多数人，不就是那些在矿难中失去亲人却维权无门的家属，那些被诬陷为诈骗犯的无辜百姓，那些在所谓规矩和人情中苦苦挣扎却敢怒不敢言的普通人吗？
让群众不再是银幕上沉默的背景板，让群众成为砸碎锁链的主体，让敢于特立独行的人不再是特立独行，让超级英雄成为群众的一员，让群众成为真正的英雄，这或许是《特立独行》最值得去往的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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