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中，县长谷新民的篇幅不算多，但作者以白描笔法，将他的思想、作风、人品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小说第一部第四十五章，区委书记王友清和县长谷新民谈论高大泉写给县领导的反映村长张金发虚报春耕情况问题的信，王友清说高大泉这是在与张金发“闹矛盾，搞不团结” 、“争地位”，谷新民却通过头头是道的“推理”，告诉王友清这封信反映的不是高大泉的“品行”问题，而是受了“压制农民奔日子积极性”的思潮影响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应该通过“教育”使他“克服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谈论过程中，谷新民“点着一支烟，把椅子往王友清身边拉拉，坐下”，有时“用手指嗑打着烟卷灰，慢慢地说”，有时“忽然笑了一下，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站起身，围着写字台走了半圈，又微笑地望着那个收住半句话、略微有点发楞的王友清说”，时而“很有兴趣地听着”，时而“笑了，拍着王友清的肩膀说”，一会儿“从王友清手里拿过信纸，掂了掂，又说”，一会儿“两手往后一背，挺着胸脯，眼睛望着窗外的蓝天，拉着长音，进一步阐述自已的看法”，最后“从柜橱里提出一瓶酒，招呼王友清吃喝”，这一系列举动和他的“推理”，生动地展现出谷新民的“一副有修养的老干部的姿态”、“体贴自己的干部”、具有“敏锐而又准确的判断力”的“高水平”领导形象，而王友清听了谷新民的“推理”后“恍然大悟，不住地笑着点头，暗想，在这样一位领导下边工作真能提高”，则体现了这形象对某些部下的迷惑力量。
同时，这段文本还埋下一个伏笔：谷新民嘴上“推理”否定王友清的看法，说高大泉写信不是“品行”问题，但在以后的故事情节中，他总是不自觉地预先带着对尚未见过面的高大泉“不服从领导、不讲究团结、专门跟上边的号召顶牛”的“很不好”的印象，去判断高大泉的言行，这反映出他内心实际上认可王友清的看法，嘴上说的那些“推理”更多地是习惯性地要显示自己比老部下“水平高”。以故事中人物自身言行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表里不一，笔法高超。
第二部第二十一章，富裕中农、“小算盘”秦富因为趁火打劫购买贫农刘祥的宅基地被高大泉制止，在反动富农冯少怀挑唆下找到县政府，向谷新民诬告高大泉“专找老实人使威风，专挑软和的脑瓜子捏，硬是跟我做对头，欺负我”，“带着一伙人闯进我的家，不让我买，不让刘祥卖，看样子，他想要那块地方，好盖棚子、养牲口用，我不答应他，他就动了手”，“摔了我的碗，还抢走我一瓶子酒.....”。“小算盘”的话，与谷新民“记忆里”对高大泉“不服从领导、不讲究团结、专门跟上边的号召顶牛”的“很不好”的印象合上了拍，他“越听越皱眉头，忍不住气愤地想：‘违法乱纪，真是岂有此理!难怪上级一些政策贯彻不下去，全是这些人作梗!’……他仰面望着顶棚上一只嗡嗡飞舞的蛾子，用手轻轻拍着椅子扶背，心里无限感慨地想：‘惊心动魄，惊心动魄，这些遗风旧习不扫荡，新中国的建设谈何容易呀!’” 他还“用哲学观点，从人的意识和传统观念上”，给属下干部“分析”了秦富所表现的“农民的怯弱”，和高大泉所代表的“基层干部的专横”，“郑重”地表态说“对今天这个老农反映的情况，我倾向于相信”。
这段描写里，谷新民的“气愤”与“分析”都是发自内心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因为先入为主的对高大泉“很不好”的印象而偏听偏信“小算盘”的说辞，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教条地用书本上读的“哲学”理论判定一件还未调查核实的事件。一个“真诚”地用错误思想看待事物的谷新民形象由此进一步深化了。
第二部第四十章，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高大泉因为处理村里的工作迟到了，正独自在大会秘书处看会议文件，谷新民走进来，问话中得知他就是高大泉，发现“面前这个外表英俊、透着内在淳朴和精明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他脑袋里边那个凭印象凑成的‘高大泉’合为一体”，并立刻想到因为高大泉对抗自己推行的农民个人“发家致富竞赛”政策、率先成立互助组，“书记梁海山一再拿这个农民高大泉当正面的例子，来批评他谷新民的错误思想”，这个“使他感情受刺激的事”，“他想，现在看来，高大泉都做对了。那么，高大泉做出这样的奇迹，是因为有罗旭光的指导呢，还是他自己偶然‘碰’上的，或者他真有这样的政治思想水平呢? ”于是，“谷新民朝前凑了一步，问:‘这文件你看怎么样啊?’高大泉回答说：‘好!’谷新民又问：‘怎么好呢?’高大泉又回答：‘这上边字字句句说的都是我们翻身农民的心里话。’‘你说，整个文件的精神是什么呢?’‘告诉我们应当走什么道，还有，怎么一步一步地走到社会主义去。’‘没读到文件之前，比如说在两年前，你就有这样的认识吗?’‘不，我是一点点认识到的。’‘怎么个认识过程呢?’‘我们都是从社会的苦海里爬出来的，土改以后没有多久， 就又尝到了苦头，有点发蒙，不知道怎么走才好。这时候，我们读到毛主席的书《组织起来》，得到县委的指示，两下一结合眼晴才亮堂了。实实在在的事儿摆下了，认识到，要是迷迷糊糊地照着闹个人发家的路走下去，就会顺着苦头，爬回苦海里去，我们决不能干这号傻事!’‘啊，啊……你抽烟吗?’‘我这儿有。’谷新民点上了一支香烟，大口地吸着，烟雾在他的面前混乱地盘旋。……就在这个时候，徐萌拿着一摞文章剪报本子推门进来。谷新民唯恐徐萌给他们作介绍，闹得彼此都不好意思，就赶快抓起刚放在桌子上的文件，说：‘小徐，来，来，我有个急事要跟你谈谈。’徐萌……跟着谷新民进了里屋。”
这段，细致地描摹谷新民以“有理论修养的领导干部”自居的意识，“受刺激”的“感情”，暗怀质疑、拷问式的问话，“不好意思”在自己不利状态下面对高大泉的掩饰回避举动，刻画出他把个人面子、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不能坦荡反省自身，对高大泉这样“村子里的普通党员”有蔑视也有嫉妒的复杂内心。
第三部第十四章、十五章，芳草地农业社因为挖排水渠道需要与“小算盘”秦富换地，秦富先是答应，后又反悔拒绝，大儿媳赵玉娥对秦富的作法表示不满，被丈夫打了一巴掌，赵玉娥因此离开秦家并提出离婚。谷新民听了坏人添油加醋的汇报后，就认定这是高大泉为了农业社而“指使”赵玉娥离婚，是“违法乱纪、不符合人道主义”，立刻带着区委书记和区长赶到芳草地村，要借此“把高大泉彻底地整治一顿”，结果自己却被事实“整治”了。
整个过程描写得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扣人心弦，而谷新民的言行表情尤其活灵活现：与高大泉一见面，谷新民就“冷冷地朝他看一眼”;高大泉要去倒水，“谷新民使劲一摆手：‘不用!’”然后“气哼哼地”“请”高大泉汇报情况;高大泉汇报过程中，谷新民时而“板着面孔”插话、“拉着长声质问”、“打断他的话喊一声”、“用手指头使劲儿敲着桌子”，时而“压了压怒气，慢慢站起身，来回踱几步”、“瞪起眼睛高声说”、“冲着高大泉声色俱厉地说”，时而又“得意地嘿嘿笑两声，说”、“点燃一支烟”“用一种宽大为怀的语气对高大泉说”。总之，谷新民摆尽了对下级干部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姿态，使尽了软硬兼施压人的手段。
当赵玉娥含泪诉说了自己在秦家受气的痛苦时，谷新民只是“预感到形势不妙”、“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惶恐不安”，丝毫也没有产生平常挂在嘴边的“同情农民”和“人道主义”的感情。
事情过后，谷新民把它作为“不愉快的事情”，“不愿意宣扬”，“他离开那个村之后，除了有时候想起来，心里边闪现出一丝别扭情绪之外，再没有跟别人提过”。但是，在不动声色之下，县里“本来拨给他们那个区的生产贷款是不少的，谷县长回来就给砍下一半，拨给春水河区了”。
这两章，深刻展现了谷新民掩藏在内心的嫉刻，以及由此在工作中借用权力进行报复的习性。
谷新民是个“被革命洪流卷进大时代海洋里”的人。他常常顺溜地讲出“建设社会主义”的话，但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他也常常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情农民，了解农民”挂在嘴边，但“群众”、“农民”实际上只是他实现个人利益的垫脚石。这个文学人物生动、鲜活、真实，从他的言行故事，还能看到“历史转折”后某些人的影子(例如那位先在安徽后到北京，被包装成“同情农民”、“关心农民利益”的、极力推行“分田单干”的万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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