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追梦》
第一部分——《长在红旗下》
目录
序幕——豫东平原小村庄
一、走进童话般的新时代
二、心灵要画最真最美图画
三、青春在阳光和雾霾中穿行
四、飞翔吧，红色的鹰
序幕——豫东平原小村庄
出河南省商丘市东北九公里，有个隶属虞城县古王集乡的郑新庄自然村。村北里许是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仓颉墓和仓颉祠。墓、祠始建于汉，扩建于唐，清康熙九年重修。仓颉被誉为汉字始祖，仓颉造字的传说在九州大地千古传颂。
郑新庄村建于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3年）。初始为郑文升（1824－1915 排行老三）五兄弟，携家带口，由东北吕关庙村迁来。一说族谱因战乱失传，系商丘道口郑堂一带郑氏始迁祖（公元前496年）75世孙（桓公88世孙）。经清末、民国至1949年解放，又传二世忠友（1858－1939），三世元勋（1874－1941、弟凝勋），四世邦君（1900－1960、兄邦顺、弟邦安），五世贵恩（1917－1989），到六世玄华加其它脉系共13家70余口。另一说是我亲耳听祖父、母说：“我们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老鹳窝。”少时不解其意，后来才知道山西确有此地，元末明初（公元1350年前后）确有源于此地的人口大迁移，再查古郑国衰亡，确有郑姓一脉北迁韩赵（今山西河北南部），这应是我村的始迁祖，六百多年前经历二迁，逐渐融入古宋国郑氏后裔之中。
也许是郑氏族系“诗书传家、尊师重教”的传统，也许是沾了仓颉汉字始祖的灵气，该村读书求知的风气特浓。前已无考，郑邦君念过私塾，中式珠算口诀、技法烂熟于心。其妻李要俭（1896－1969）出自贾寨名门大户，见多识广，心灵手巧，尤其崇尚读书。丈夫伤残后，家境贫困，她靠当佣人、做针线活供儿子读书。其子贵恩，村中最早接受西式教育，三十年代中期商丘简易师范肄业。回乡与邻村蔡慕华先生一道创办仓颉小学。使普通农家子弟能够就近入学，接受启蒙教育。
郑贵恩1948年参加革命，从事过土改工作。1953年起任贾寨区（现贾寨镇）中心小学教导主任。1958年初基层反右运动，没见有任何书面结论处分材料，枉受降职降薪处分20余年，仍回仓颉学校任教，至八十年代离休。他一生勤劳俭朴，为人正直善良，工作敬业奉献，待人热情真诚。人品业绩，享誉乡里。去世时，十里八乡，男女老少，前往吊唁。邻村劳力，争相抬棺，为他送行。“生来就象一头牛，辛勤耕耘不停休，嚼咽干草送出奶，只讲奉献不求酬”，就是他人品的写照。从教40多年，“开乡村教育之先河，建桃李满天之功业”，正是他人生的概括。他的孩子皆自幼读书，刻苦用功。其中翠华（女）、玄华姐弟同时升入初中、高中和大学，成为该村第一代大学生被传为佳话。
郑翠华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数学系，分到北京第十九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郑玄华同年毕业于焦作矿院（现河南理工大学）地质系，分到江西工作。文革期间任萍乡矿务局革委会副主任，全局职工、家属、学生在革委会主任李开禄同志带领下，用“鞍钢宪法”办企业，萍矿一业为主、产量翻番、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成为全国煤炭战线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矿山的一面旗帜。期间，他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七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九十年代任萍乡煤矿职工大学（教育部备案）副教授，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阿尔及利亚西米迪加项目经理，阿中工业、建筑和贸易公司董事长。使一个低价中标、预计亏损又经历特大政治风险的工程项目赢利千万美元，创中建公司海外承包史上一个奇迹，受到到访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
在这一家庭带动下，该村读书的多。男女成人，争相识字扫盲；适龄儿童，无不读书上学。读书成才的多。解放五十年，仅大中专毕业生就近30人，占全村人口的20％。其中本科以上13人，还有博士毕业生2人。郑贵伦先生现为虞城第一高中数学特级教师，膝下子女3人，九十年代以来全部考入重点大学。女儿郑袆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留美物理学博士；长子秋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留美物理学博士；次子江华已从天津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任职于中建国际工程公司。郑贵恩先生一门三代中有五个本科大学生，八名教师；五名子女中，除德华务农外，翠华、玄华、建华、红华皆为教师。玄华之子予东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任教于北京市十九中，算是连续三代的教师世家；其女豫青及德华之子光亮皆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
知识就是力量，教育塑造人生，学习开阔视野，读书增长智慧，科学躯除蒙昧，信仰铸造灵魂。郑新庄村发生的一切，就是对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诗书传家、尊师重教已成为该村的传统和优势。郑新庄村是豫东名副其实的教育村。
(作者注：资料截止于2006年)
一、走进童话般的新时代
随着1943年春天的到来，我出生于河南省虞城县郑新庄村一户贫农家庭。家乡于1948年秋解放，因父亲是仓颉小学教师，我从小便跟到学校玩耍，夏天困了就在祠堂门外两侧石碑的底座上睡觉。我5岁半的那年秋天，就稀里糊涂开始了小学生涯。我就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把身翻并培养教育成长为大学生的那一代人。
我的记忆，正是由黑暗的中国转向光明的中国开始的。黑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压顶，战乱兵燹匪患连绵不断，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抓丁抓夫、强征暴敛，封建官僚资本压迫剥削深重，封建迷信文盲愚昧落后不堪，贫富悬殊朱门山珍海味穷无隔夜活命粮，农村缺医少药、巫婆神汉治病、盲肠炎破伤风抢食泡都会死人，人均寿命低儿童死亡率极高，妇女三从四德、包办婚姻、禁锢家中、毫无社会地位人身权利生活在最底层，农民靠天吃饭、凭经验种田、不懂科学产量低下，农民土坯墙、茅草房勉强遮风避雨，土豪富户才有砖墙瓦房，土烟叶、打火石、手纺车、土织机、熬硝盐、石磨、石碾、铁犁、铁齿木耙、木轮手推车、木轮太平车……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洋烟、洋火、洋胰子、洋布、洋油、洋车、洋米、洋面……工业品尽带洋字农民望洋兴叹，牛拉犁、驴拉磨、耕田种地全靠人力畜力……。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革命高潮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的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马列主义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马列主义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相结合就是威力无比无坚不摧的原子弹。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是人民大众中最先觉悟最有觉悟的部分，是马列主义联系劳苦大众的桥梁纽带，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先锋队领路人组织者。共产党认为人民的解放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从来不以救世主恩赐的态度对待群众。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学说，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群众创造历史群众路线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本质都是相通的。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扎根群众、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干部接受群众监督、大搞群众运动，以至于实行大众民主、全民皆兵、群众专政、人民战争，是共产党的本能和专利，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修正主义政党绝然不敢做也做不到的。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这一显著鲜明特点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发挥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建立新中国、巩固人民政权的那几年，是我们亲身切实感受到了的。
解放啦！一首歌唱得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史无前例的一页，告别黑暗的旧中国，走进光明的新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中华大地，朗朗乾坤，洋溢着朝气蓬勃盎然生机。革命就是一次“清零”，旧的政权坍塌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取消了，官僚资本没收了。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房屋、牲畜、农具，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也给剥削者留下了自食其力改造为劳动者的机会和条件。解放军以解放天下穷人为己任，官兵平等，官民平等、军民一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为穷苦百姓办好事，千古少有百年未闻呀！所到之处，剿匪反霸驱邪，农民再不受恶霸欺压，再没有土匪抢劫，再不用躲反逃难，再不见绑票勒索，天下终归太平百姓终能安居乐业啊！市场买卖公平，再无囤积居奇、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短斤少两、坑蒙拐骗，黄赌毒黑一扫而光，社会风清气正。走进新中国，一片新气象，就如走进童话般的新时代、新世界啊！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场革命带给农民的不只是政治经济上翻身，而且头脑思想精神文化上打碎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传统枷锁，获得了世界上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大解放。
农民都懂得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压迫有罪、剥削无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劳动光荣！土地改革运动划分阶级成分的依据就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有无剥削、剥削程度的大小，自己是否参加生产劳动，劳动收入的比例。地主成分者，占有丰厚的生产资料，自己基本不参加生产劳动，其生活（包括家属子女）来源靠收租或雇工剥削；富农者，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在家庭主要成员参加生产劳动的条件下，年剥削收入超过家庭总收入25%以上；富裕中农者，占有多余的生产资料，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有剥削行为，剥削量占总收入的25%以下；中农者，占有一定生产资料，基本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下中农者，占有不足的生产资料，自己劳动创造绝大部分归己，受轻微剥削；贫农者，缺少部分生产资料，自己劳动创造大部分归己，受部分剥削；雇农者，基本不占有生产资料，靠租地或当长工维持生计。土改中，少不了的一场大辩论是“谁养活谁？”六、七十年后人们头脑中纠缠不清的“工人与资本家谁养活谁”的问题，早在那时就有了定论。
破除封建迷信，不信天命信革命，不信鬼神信科学！那时小学语文课本中就有一篇歌谣，开头是“泥胎，泥胎，你别见怪！”说的是农民信菩萨，消灾避祸、送子送福、保佑平安；信财神，保佑发财致富；信龙王，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信了几千年，天灾人祸不断，绝大多数老百姓该病病，该穷穷，家不发，福不至，财不来，一代又一代在死亡线上挣扎。只是来了毛主席解放军共产党，劳苦大众得解放。不是说农民最讲实际吗？农民正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幡然醒悟，毅然决然搬掉泥胎，送走鬼神，信仰毛主席和共产党，把毛主席肖像端正贴在过去供奉菩萨的堂屋正墙上。
妇女解放名列世界前列。那时也有一首歌谣，“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解放啦，千年的哑巴会说话，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人民政府真正倡导、认真落实男女平等，把妇女从“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农村也可看到解放军里有女战士，土改工作队里有女队员，学堂里有女教师，村子里有妇女主任，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和男人一样享有同等政治经济权利。政府颁布婚姻法，提倡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婚姻登记，结婚自愿，离婚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取消童养媳，废除一夫多妻制，规定结婚年龄，规定夫妻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开展扫盲运动，家中的小学生都成了扫盲老师，农村男女老少学识字、写字。很多妇女生下来没有名字，过去都是把夫家姓娘家姓合起来加个女性特征的氏，这时都争先恐后地取了学名。我奶奶50多岁娘家李姓，自己给自己起名李要俭，寓意一辈子勤俭持家，大家拍手赞好。那时候，每天都闻新名词都见新鲜事，人人精神振奋个个意气风发，尤其广大妇女，从历史的沉睡中唤醒，从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热烈欢迎解放军，热烈欢呼新社会，热烈拥护毛主席共产党，除了自己的名字，她们第一个学认学写的就是毛主席、就是毛主席万岁！新中国的半边天觉醒了，给推动新中国历史车轮的前进增加了多么伟大的力量！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败美帝野心狼，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站起来了！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唇亡齿寒的兄弟邻邦朝鲜遭受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侵略。是可忍？孰不可忍！翻身农民踊跃报名参军，我父亲的姨兄弟高俊杰就是那时参军的一名志愿军战士。全国人民慷慨捐献，买飞机大炮支援。那时虽穷，普通农民哪户不是万二八千（旧币），河南省有名的豫剧演员常香玉一人捐了一架飞机呢！政府给参军青年披红戴花，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农民男女老少敲锣打鼓热烈欢送。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几次战役，便把美帝及其走狗赶回三八线，打出了军威国威，戳穿了美帝不败的纸老虎神话，雪了中华民族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奴役欺辱之耻。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广大工农劳动者阶级的盛大节日，也是儿童们的盛大节日。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人民的翻身、妇女的解放、社会的安定、世风的剧变、人们精神面貌的焕发，无不感染熏陶着少年儿童一代。教育免费，适龄和超龄儿童、文盲的青少年纷纷入学，同一个班级里，会有年龄相差一倍甚至两倍的学生，为的是不当睁眼瞎呀！政府重视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家门口的仓颉小学，寒冷的冬季都设有带烟筒的煤火炉，学校有篮球场，青年教师、高年级学生组织有篮球队，周末必有四周相邻学校的赛事，引来大批农民围观。各学校都有秧歌队、腰鼓队，中心小学还有洋鼓洋号组成的西洋乐队，区（乡）地方文艺爱好者组成的高跷队，每逢节假日、村镇集市或配合政府中心工作，都能看到他们表演或比赛，吸引几百上千的群众眼球。土改高潮时，区里的高跷队彩妆乡村巡游，有扮恶霸地主的，扮账房管家的，扮妻妾的，扮民兵的，扮贫雇农民的……，一米多高的高跷，边走、边舞、边演、还翻筋头，一个个村庄走遍。儿童们非常喜欢的一项集体活动是拉歌。邻近的村子，不同年级的学生，晚饭后不约而同一聚合几十人，与稍远村庄的另一批人，在春天正待分蘖的麦地里，在夏日小麦刚刚收获后的田野上，在金秋等待播种的黄土地中，在寒气袭人内心火热节日气氛笼罩的冰雪原野上，你方一首、我方一首，比赛唱歌。纯粹的红色革命歌曲，比谁方唱得响、唱得多、唱得齐、唱得好听。大家都是歌手，又是裁判，那么用心投入，那么激情似火，最后往往不分胜负，几十首罢大家仍似余兴未尽而归。政府重视农村文化工作，各县都有专业剧团（豫剧、曲艺），临县互相交流，定期下乡巡演。我记得有两名漂亮的女演员郝瑞芝、郝瑞英二姐妹，演《穆桂英挂帅》，很受农民欢迎。虞城县剧团的唐艺成，商丘市剧团的马金凤（女）都是河南豫剧的名角。列宁说过“电影是大众化的艺术”，刚一解放，县里就成立了电影放映队，巡回到区乡或小学放映，把大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的艺术迅速推广普及到农村。农村无电，放映队自带柴油发电机，还得提前抵达，选择地点，利用大树或栽竹竿挂好银幕，待天黑放映。每每放映，附近村民倾村出动，十数里之外不乏来者。我最早观看的电影是张平主演的《钢铁战士》，为张连长坚强不屈、宁折不弯的英雄气概而感动，大家讨论最多的是银幕上会动会跑会哭会笑的“真人”到底藏在哪里？上边的人划火柴抽烟，火光闪烁居然没烧着幕布？有些老汉竟直去幕布后查看却一无所获，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少年儿童天真无邪，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的渴望，头脑像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出身社会底层的孩子，天性就有平等、民主、正义、自由、共富的诉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土改斗争地主的诉苦会，让我们幼稚的头脑里留下阶级意识的印记。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为谁而学”的讨论，我记得在作文里写了“我们读书不是为个人发财致富，也不能为了光宗耀祖，应当为建设新中国而学”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学校建立青年团和少先队组织，姐姐品学兼优总是第一批加入。记得我是五年级参加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很隆重，远在六、七里外的王集中心小学派出西洋乐队，敲着洋鼓、吹着洋号、穿村过店徒步前来助阵。在“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鼓乐声中，辅导员为我们戴上鲜艳的红领巾。那一刻，幸福得不得了，光荣得不得了，似乎肩上的责任也多了几分。
“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理所当然“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理所当然地向社会主义阵营开放。毛主席为改革开放制订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正确方针。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接受苏联的援助，引进苏联的技术装备。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东欧援建我国一百五十六个大型项目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面包、就香肠、喝牛奶”，就是苏联带给我们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憧憬。那时也有一首歌：“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吼声地动山摇，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走向路一条，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自由和平，代表人类的希望、正义、光明、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大势！
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好，新中国新社会新生活好，平等、民主、自由、共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更美好！这就是少年儿童进入童话般的新时代在我幼稚的心灵里烙上的火红底色梦。
二、心灵要画最真最美图画
1954年秋小升初，那时“同等条件下，贫、下中农子女优先，教师子女优先”，两条都占了，我和姐姐同时升入虞城县第一初中。姐姐本来先我一年读书，一次玩耍，雨后地滑，我在她背后突然用力推了一下，使她摔倒地上，右腿股骨骨折，用中医土法治疗，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耽误一年，这是我终生的悔恨和无法弥补的遗憾。那时虞城、谷熟两县尚未合并，一个县只有一所初中，设在县城利民镇，距家35里。农村的学生一律住校，周六下午回家周一不能耽误功课。吃饭在校搭大伙，每周带面粉（收麦后白面其它时间高粱面）交食堂换馍票，每月一点五元菜金，中晚餐六人一小盆炖炒豆腐蔬菜，早餐一点咸菜，三餐都有糊涂稀饭，一个月有次肉，比农民更温饱一些。
从恋栈到自立。读初中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独立生活，年龄最小，身高132公分。每每离家，肩上扛七、八斤面粉，村上男女老少齐聚村头，依依不舍目送我们离开，三爷家里养的黑狗“大猫”跟着送行三、五里路不肯回头。35里路，要不停地走上四个小时，太阳下山了，才到学校，已是鸟归巢、鸡进窝的时分，心里失落之感顿生，思乡之情骤至，忍不住大哭起来。之后三天两头哭，就盼快过星期五，周六下午则归心似箭，仿佛插上了翅膀飞回小村庄，“大猫”也心有灵犀，总是出村几里外迎候我们。家里爷爷、奶奶、母亲担心我们在校吃不好，总是利用星期天力所能及地做些可口饭菜。长辈的大爱，亲情、乡情的温馨反倒成了求学路上的“羁绊”。
为了在家里多呆一会，返校时间由周日下午改为周一凌晨。冬春季节，都是鸡叫三遍起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好由三爷和“大猫”送我们一程，直到路上有同学结伴而止。有一次走到半途，天空飘起雪花，我那恋家的情结再也压抑不住，终于大哭起来。姐姐和同行的几位同学劝不住我，最后建议姐姐陪我返回家里，算是干了一件蠢事，铸就了一个大错！爷爷善良，母亲文盲，都没责怪我们，读还是不读？任我自选。可却过不了奶奶这一关。奶奶虽没读过书，深知“好”难学，读书才能改变穷人的命运，见我们毫无原因半途而废，脸色大变，气得不说话、不吃饭、卧床不起。父亲在外教书，是奶奶承担着教育我们的责任。她疼爱人，生活上照顾我们无微不至，她严厉而有威信，批评惩戒我们的错误毫不留情，她懂儿童心理，采取表扬鼓励引导为主的教育方法。她是我人生第一个导师，有着“唯她独尊”的地位。这次没有打我骂我，但无声的责备，像抽打灵魂的钢鞭。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家雀才总恋屋檐。长辈的大爱，亲情、乡情的温暖，蕴含着厚重的期盼。我当破解“恋家”情结，接受陌生环境的挑战，迎难而上，去广阔天地磨练。当夜纷纷扬扬的大雪使豫东平原变成冰雪的世界，举目眺望四处白雪皑皑纵想返校也没有“路眼”，更使我悔恨不已。解铃还须系鈴人，早饭时，母亲要我喊奶奶起来吃饭。我忐忑不安地站到奶奶床前，从轻到重连喊几声奶奶，奶奶突然坐起依然怒发冲冠，我立刻双膝跪地：“奶奶，我错啦，我回去上学！回去上学！！”奶奶原谅了我，大雪连下数天放晴。由前院的贵宾叔套了一辆双牛拖车（雪上滑行）送我姐弟俩返校。那时田野路边挖了不少灌溉用井，都被厚雪掩埋，时有人员牲畜不慎跌入水井的传闻。牛拉拖车，小心翼翼前行，上午九点出发直到下午太阳只有一竹竿高，进了城南门才下拖车，走进不远的学校。后来奶奶告诉我们，贵宾叔返回村里时已是下半夜了，中间粒米滴水未进，家里人掂记得不得了！常说学习如爬山，爬山必有难，这“难”不是苦和累或物质条件，而是性格内向、善良腼腆、较难融入陌生环境。坏事转化成好事，在我人生面临选择犹豫踌躇之际，多亏了祖母这一鞭。
打这以后，精神面貌大变，成为初中生活乃至人生旅途的重要转折点。从小学到初一，学语文算术，带有很大盲目性、局限性，以为读书就是多认识几个字、会算数而已，是家长、老师“要我学”，成绩平平。初一就有植物，初二开设代数、物理、动物，初三增设几何、化学、人体生理解剖。代数讲未知数、解方程，使昔日算术中的难题变得轻而易举。平面几何讲点线关系、构成的各种图形，讲平行、垂直、相似、勾股定理，讲周长、面积和圆周率，激起我学习探索的无穷乐趣。物理讲力、声、热、电、光，展现出自然界的幻化神奇。化学讲单质、化合、分解，讲离子、原子、分子、催化剂，生活生命离不开的水，原来是氢二氧一，犹如迈进科学的大门，面前是科学的广阔天地。历史讲神州古往今来的发展变化，地理介绍祖国四面八方聚集着的各类信息，我们身边的植物、动物连同人类自己都是科学研究的课题。学习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的素质，给了我们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武器。从此“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头上的脑袋开了窍。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复习、作业、预习，阶段、期中、期末考试，不再是负担，压力变动力。学习成为我的第一乐趣，学习成绩跃升班上前几，学习面前似乎没有解不了的难题，学生时代个人鉴定老师评语“学习成绩优秀”再没和我分离。
那年冬春格外冷，地上的积雪经久不化。初春连续几个好天气把道路田间的积雪消融了多半。周六下午，乘着暖融融的太阳，我们邻村几个同学（东北小陈庄王忠庭，西南回族陈庄杨振华）兴致勃勃踏上归途。一出城关，却发现阳关道上尽是溶化的雪水，大家只好沿着路边地头稍高处行走，结果落入另一种“陷阱”。地面是粘土地，看似细密平实，踩上去陷进半鞋深，鞋底鞋帮黏上大坨大坨的泥巴，非得用力才勉强甩掉。新问题接踵而至，我的棉鞋是捡姐姐去年穿过的，穷人家姊妹多，没条件都做新的，姐姐穿着略小，我穿又略大不跟脚，也没缀鞋带，黏上泥巴轻甩甩不掉，用力吧，鞋子与泥巴一起甩出老远。折腾来折腾去，逃不出老天设下的“魔咒”，速度不是一般的慢，简直是寸步难行，时间无谓的流失，自己焦急无奈，大家也无计可施帮不上忙，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我任性的犟牛脾气上来了，顾不得什么后果，干脆脱掉鞋袜拿在手中，略略卷起裤腿，赤脚在冰雪泥水中行走。心急火燎又在泥泞中行走已被折腾得满头冒汗，甩掉了包袱走起来爽快多了。动生阳，开始不觉得凉，血液循环加快，双脚红彤彤的，随着太阳热力减弱，气温慢慢下降至冰点，脚有麻木感，又有如蚂蚁撕咬或乱针刺扎感。太阳落山大地重回冰封，地上的水变成了冰，雪和泥变硬了，相对之前路好走了，脚面上的泥巴冻结在脚上像穿着双泥巴鞋，双脚除了还听腿指挥外已无任何感觉了。那时昼短夜长，原以为天黑可以到家，结果走了十几里“黑路”。农村人休息早，四周一片漆黑，自然界一片静寂。到家啦，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正好大舅父来串亲戚，因道路泥泞改翌日凌晨折返才留宿我家。爷爷为我们生了一堆火，大舅用温水布巾为我擦去脚上的冻泥土，还解开大棉袍，将我的双脚放到他怀中抱住温暖，使我的脚慢慢恢复知觉，母亲为我烧了热水，大舅给我慢慢地热脚直到一切正常。不过从此每年冬天都会冻脚，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到南方为止。那时年少不更事，也许太亲的缘故，乡下没形成习惯，我很感激大舅，竟没当面说一声谢谢。
少年不知愁滋味，初中的生活是艰苦的，却丰富多彩，充满自由、祥和、快乐和青春的蓬勃朝气。生活很规律，无论冬夏，早上集体早操，一节早读，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周六除外），下午两节课外活动雷打不动，晚上两节自习，每天睡足九个小时（夏季有午睡），每年寒暑假外另有一周麦忙假、秋忙假，回乡参加农业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是自然而然的。植物学里讲了雌花雄花异体须要授粉，立即在自家种的南瓜上做实验，果然一用就灵，迅速在农民中普及。那时县城没有电，夜自习使用一种把汽油雾化燃烧发光的“汽灯”，有年龄大、个子高的男生领送和悬挂。学校有图书馆，街上有说书场、旧书摊，我们如饥似渴把古典名著、武侠小说、当代小说、苏联红色间谍小说尽可能读遍。年龄小、记性好、阅读快，能把喜欢的人物、情节互相讨论，绘声绘色地传播。只有《红楼梦》，觉得书中人物、场景、生活离得太远，辞藻华丽、蕴意费解，小男孩多不喜欢。学校每周放映一次电影成为学生最喜爱的文化大餐，没有礼堂露天放映有时受雨水捣乱。学校争取部分资金动员老师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建起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建筑用的河沙，就是我们到黄河故道扛过来的。距校十几里绵延数百里的黄河故道是天然的沙场，没有运输工具，就把长裤裤脚一扎，里面装上河沙，再把裤腰扎紧，挎在肩上、揹在背上或驮在颈上，肩揹颈驮保证了礼堂施工。有了礼堂就有了会所和舞台，此后放电影、开大会、体育课、学生就餐、文体演出不再惧风雨雪，不再怕暑和寒。美丽富饶的黄河故道让人大开眼界，一望无际波浪般起伏的黄沙土，竟是苹果和花生的天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一望无际的苹果林，鲜艳的苹果果实累累挂满枝头，压弯了枝头。地面上绿油油的花生枝蔓铺地像是给黄沙铺上一片片绿色地毯。你选择一棵花生的兜部，双掌五指相向插入兜底，再向上捧起，一棵结满果实的花生轻而易举地和沙土分离，干干净净一沙不染。剥开外壳便露出饱满略呈粉色的花生颗粒，扔进嘴里，果实桨满嘎嘣脆，清香爽口淡淡甜。有一些学哥、学姐在这里扎根落户，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学校位于县城西南角，西侧、南侧以城墙为界，界外便是水面开阔的护城河，内周河水碧绿清澈，外围河底长满了水草，盘根错节、密实如织，人在上面行走不见塌陷，水色幽暗神秘莫测。五六年春荒漫延，校食堂捞取护城河里的杂草，剁碎和面做成菜团，里面竟有小蝌蚪、小青蛙的肢体碎片，水腥气刺鼻，难以下咽，接连几天，后在政府的关怀下，调集粮食度过难关。护城河成就了青蛙多，每到春夏，青蛙大量繁殖，护城河内圈河畔一丈多宽，一行行、一列列、一个紧挨一个的青蛙头，千万亿万数不清，仿佛接受人类和大自然的检阅，蔚为壮观。有时候街道上，大大小小无数只青蛙，自西北向东南进发，人走路不要低头抬脚避它，那样反而脚脚都会伤害到它，我曾亲眼看到青蛙陆地上抱团成球直径六、七十厘米大，同学们取名“青蛙演习搬家”，构成当地一道独特的生态风景线。除了五香浓郁营养丰富的八宝“油茶”之外，青蛙成就了虞城县又一著名小吃——“水鸡”，就是油炸青蛙腿，五分钱十二只（双）。
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包括个性和共性。初中生活挺适合少年个性自由发展的，每个学生，父母遗传、家庭环境、社会生活等不同特点形成了不同的个性，各有所长又有其短，适应了社会丰富多彩的需求，使学生时代的生活也丰富多彩。学校有个“笛子王”陈得润，文弱书生的样子，却吹得一手好笛子，笛声清脆嘹亮婉转多变，滑音颤音口舌手技花样翻新幻化神奇，每逢演出聚会少不了他一曲几曲，有音乐天赋，未来演奏家的料子。同级女生马凤兰，俊俏的模样、苗条的身段、优美的曲线，擅长独舞、民族舞、古典舞，是校花，是舞蹈仙子，只要文艺表演，少不了她的阿娜多姿。我们班的王玉坤，是乒乓球王子，据说是县和专区的少年冠军，在校里球技鹤立鸡群，打出的高旋球，落下弹起突然变向，令对手措手不及，我悟出奥秘，在弹起变向前的瞬息，快速拍击，反打他个措手不及，我不是他的对手，就他这招对我不再敢使。学校组建体操队，全县的唯一，我们班五、六名队员，几乎占了一半。体操王子——最矮的同学徐步青，身材瘦削、骨密度高、肌肉不缺，就是为体操而生。玩起跳马、单双杠、翻筋头，身轻如燕水起风生。那时办学理念“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早操、课间操、体育课、课外活动雷打不动。少年爱活动，初生之犊不怕虎，课间操常把教师乒乓球休息室抢占，体育课学操练、学田径、学体操、学球类、学舞蹈，没谁怕出事故也没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故。课外活动我们痴迷篮球运动，熟能生巧十三、四岁打篮球说不上动作多规范规则多标准，投篮几乎百发百中,同学中有多位这样的小球星。同学张云仙，个性张扬、就是出得众，开大会，登舞台，脸不红、心不跳，声音洪亮普通话溜溜的，主持人的料。同学李宝玺，白净净、廋条条，喜欢幽默、口齿清晰，崇拜侯宝林，穿上长袍马褂，就是侯门相声弟子。同桌的赵广坤，城里小康人家，衣着整齐，皮肤光洁，小城文化熏陶，喜欢听说书和看书，字也写得漂亮。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选为范文当众朗读评讲，我听得津津有味，觉得与白纸黑字正规印刷的书报上没有两样，我就奇了怪了，他的脑袋咋那么会想，形象思维能力咋那么强。我也知道，每当考数理化，他会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我，看我做试卷如进入无障碍通道，考试成绩一定名列前茅。后来我才理解，我是理工男，他天生的作家坯子、记者的料。
那时还没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没有分数挂帅、智育第一，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是学生的道德品质，秉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书育人的理念，弘扬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时时刻刻都在对学生潜移默化如春风化雨。自然科学蕴含唯物论辩证法，学了力的传递，同学就会表演魔法功力，胳臂放长凳上，上面放一摞砖，找人抡大锤猛力砸下，砖断了，胳臂无损。学了化学，就能识破巫婆神汉驱邪杀鬼黄表纸上留下血渍的把戏。语文课更是蕴含高尚的品德、革命的情操、人生的哲理。那时民风淳朴、学风地道，考试没有抄袭，没谁递纸条，大家以此为耻。同学胡某脾气暴躁性格偏执，竟朝没搭伙自带干粮的吴景仁同学篮子里的馍下手，偷得干净叩底，查出来后受到大家的鄙视。再发现家中是继母，生活受虐待系环境所逼，大家疾恶如仇，为他抱不平，把他那继母痛斥，原谅他的不屑，为他挣得生存的权利。学生不是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校领导定期的时事政治报告：过渡时期总路线、农村合作化、统购统销、胡风集团、高饶反党、东欧波兰、匈牙利事件……，把我们与社会、国家、世界风云相连。
少年淳朴的心灵，拒绝为“好处”入团，要画最真最美的图画。初三年级，班主任李东海老师，给我留下一生的记忆。我们班一批十三、四岁的青少年，到了入团的年纪。就是这个班主任给我们作入团动员报告，大讲入团的“好处”，入团的容易。“今后一切都讲政治条件，先看是否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入团对你们升学、参军、参加工作、提拔干部大有好处，入了团接着就可以入党，前途无量！”“你们只要写申请，我一个星期批准。”班主任没有唱高调、打官腔，说的是实话；没有想一套、说一套，说的是真话；是他的人生解读，说的是大白话。
那时大家不懂政治是什么，不懂为什么要共青团，要共产党，要马列主义，只知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国家需要科学家、工程师，我们要好好学习，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将来为建设祖国出力。如果入团、入党为了得“好处”谋取私利，那么目的有点肮脏，行动有点投机，手段有点卑鄙。青少年思想单纯，追求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没有贫富两极，各人自由发展，集体充满民主空气，社会处处公平正义。青少年缺乏经验，没有想得那么深，看得那么远，天真地拒绝自私自利，幼稚地不要心灵污染，自然而然地心理逆反。大家私下达成共识，不信那个说教，不写那个申请，不入那个团。我们宁学郭沫若，当个和平民主人士（其实郭沫若双重身份），摈弃党派私见。
其实少年那纯洁的心灵正是培养共产主义信仰的处女地。组织上入团入党，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经历三大革命运动的磨练，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自己从“自在”变成“自为”的阶级，逐步成长为思想上入党的共产主义战士。如果是白心的萝卜，纯粹为那些“好处”组织上入团入党，等于过早地戴上了荣誉的桂冠，穿上了红色的套装，之后白心不能变成红心，入党当官，以权谋私，必然成为贪官污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我拒绝为了那些“好处”入团入党，但没拒绝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不怕流血牺牲，入团入党为了向敌人冲锋陷阵做先锋榜样，解放啦，成为掌权的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继续革命工作多、困难多、艰苦多、重任在肩，但打江山、坐江山的荣誉多多，执政的“好处”多多，构成了对另类人性的巨大诱惑，才有了革命与建设前进过程中优点与缺点、成绩与失误、光明面与阴暗面的并存交错，才有了成长着的青少年头脑中两种世界观的碰撞缠搏，有时大步前进，有时几分困惑，直到有一天豁然开窍，再不是为“好处”入团入党，而是为人类社会的真理，对共产主义信仰无怨无悔地选择和忠贞不二执著地捍卫。
三、青春在阳光和雾霾中穿行
（一）
1957年夏天初中毕业，身高145公分，体重36公斤，年龄小、学习好，通过升学考试顺理成章的升入商丘第一高中。那时商丘地区十来个县市，800万人口，没一所大学，只有一所独立高级中学，三个年级18个班，学生近千人。校园解放后新建，位于市区西南郊、商丘市（现梁园区）与商丘县（归德府现睢阳区）中间、连接市县的公路西侧。占地宽广，北部为大操场，南部为大礼堂、食堂、锅炉房及园林，中部中央是露天广场，两侧对称排列着教室、宿舍、办公室，校舍一色平房，坐北朝南，错落有致，青砖红瓦，掩映在绿树青篱之中。除去学校西邻规模不大的商丘地区（初中）教师进修学校外，周围全是农田。几十年过去，现已面貌全非，为商丘师范学院校址。
高中开始，粮食户口关系拨入学校，已实行统购统销，学生每月粮食定量36斤，半斤油，伙食费七元二角，学校有助学金，各人多少视家庭条件而定，我只记得自己是三元六角，等于伙食费减半。那时学生明显男多女少，只有一、二、三班有约五分之一的女生，我是四班，四、五、六班全为男生。学生年龄差别不小，大的学生不少已结婚成家，同学李厚民、一米八以上的大个，看着我一边笑、一边用手比划，说我还不及他的胸脯高，他的儿子都快该读书了。高一那年，吃的全是白面，虽然量少些，但质量大大好于农民，星期天还可以回家蹭饭吃，吃不饱的问题不怎么突出。我们从高中开始学习外语，一、三、五班学英语，二、四、六班学俄语，那时讲中苏友好，俄语“吃香”。
高中时期学校推荐下，同学们普遍阅读了作家杨沫新作小说《青春之歌》。书中以作者自己的经历为原型，描写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个青年学生、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由对社会、人生的绝望，在共产党的影响教育下，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改造世界观，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小说在同学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时光跨过四分之一世纪，时代不同了，但青年成长之路是共通的。我们的高中生活，似乎耦合了林道静的成长之路。
1957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的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遇到了新的困难，这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化解社会矛盾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却遇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挑战，从而转化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1958年春节刚过，就接到学校通知，寒假延长一个月，老师集中整训。开学报到时，看到学校贴了不少大字报，学校小广场上正开着辩论会，一个年轻的陈姓老师站在一张桌子上耷拉着脑袋接受批判，周围是发言的老师和围观的学生。陈老师教高年级历史课，出身贫农家庭，本人是中共党员，按理说应是反右积极分子，却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发言批他者正数落他右派罪状，批判他翻身忘本。上课后才知道教我们代数的姜绍望老师、教物理的刘永清老师等都被划了右派，从我们面前消失了身影，他们可是知识底蕴深厚、教学经验丰富、学生公认的好老师啊。之后更知道其他班、其他年级、整个学校有一批这样的老师被划成右派从讲台上消失了。
潘复生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省委对反右运动曾有一个决定，县以下机关不开展反右派斗争。吴芝圃实际主持省委工作后批判并收回这个决定。反右运动向全省县以下基层推开，全省打成右派分子6万人，居全国各省之首。致使原初中时期、原小学时期许多这样的老师都被划为右派。读高中只有半年，许多老师不认识、不了解，可初中三年、小学六年，熟悉的老师一串串地变成右派分子。初中的副校长胡志敏、团委书记刘兰青、教导主任窦老师、总务主任鹿尚修、初一班主任王爱民、植物老师陈鹤鸣……，苦口婆心劝我们入团的初三班主任李东海，曾为黄埔军校末期学员的语文老师崔翰臣都被打成了右派。而曾在家乡仓颉小学任教的教师，凡出身剥削家庭的几乎无一幸免，我祖母娘家远房亲戚我称之为表叔的李永华、李福华（品卿）、李昌华三兄弟，刘庆玺、刘庆兰兄弟，曾任校长的王华一老师，语文杨芳君老师，算术李永明、陈保哲老师都成了右派，他们都是我父亲的同事。就连我父亲的学生、仅有小学文化、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东边王新庄村的袁进才、东北小陈庄的陈忠舜、东孙楼的孙云参、前边李大夫庄的宋福庆等都没能幸免。我的四舅朱慈蕴，商丘县人，中农成分，他亲眼看到麦收刚过农民缺吃，没牙的老太太啃食尚未成熟的玉米，说了一句“统购统销好，就是农民吃不饱”，被划成右派（1961年甄别平反后选择离职）。而我们郑新庄村四名小学教师，我父亲贫农出身，1948年参加革命，反右前任贾寨小学教导主任，运动初期还被作为积极分子，运动中因不乐意抄写教师鸣放大字报上的“右派言论”被指责为同情右派、立场不稳，运动结束头一天领导谈话去王集小学任原职，第二天改口受降职降薪处分（工资从50元降为38·0元）回仓颉小学教书。79年平反改正右派时查阅档案，竟没有任何材料和批复文件，蒙受二十余年不白之冤。有关人回忆，当时有人想划他右派，到当地调查，担任支部书记的潘永年拒绝证伪，说他出身贫农，十里八村有名的老实人、大好人，怎么会是右派呢？结果不了了之。我本家的叔叔郑贵琦， 1950年参加教育工作，后到商丘师范带薪学习三年，反右时没有右派言论，划不成右派分子，因地主出身，硬给戴了个坏分子帽子，接受管制继续教书（反“潘、杨、王”后惧怕运动提出辞职，被开除公职回乡劳动，1960年跑到兰州窑街矿务局找了个井下办事员工作，1968年文革清队被强迫遣返，1980年落实政策收回，1993年退休，工龄连续计算）。另一本家爷爷郑邦治，中农成分，被划成右派，三年灾荒期间曾逃荒东北辽宁，甄别平反后恢复工作。只有郑贵珍叔，反右中属积极分子，运动后提拔为贾寨小学教导主任，运动中动手打了连带有作风问题的右派分子叔叔郑邦治几个耳光，两人结下一辈子不睦的梁子。后三人是我父亲的同辈或长辈，又都曾是我父亲的学生。当时隶属虞城县的贾寨区有50多名小学教师，竟百分之九十被打成右派。据经历者回忆，教师集训、领导动员、向党交心、要讲“真话实话”，我舅舅就是讲了一句真话实话变成了右派。对出身剥削家庭的教师，要你讲对土改的态度，你说土改好就质问你“分了你家的地还好？”，说你没说真话、没交真心，继续交，这不是明摆着的“请君入瓮”吗？最糟糕的就是沿袭几千年的逼供信，骂人、打人、侮辱人，精神上折磨人，肉体上摧残人，让右派分子喝尿，往右派身上抹屎泼粪，体罚是家常便饭，私刑有五花八门，严肃的政治思想斗争掺杂尽个人私心杂念、利害得失，泄私愤图报复、投机取巧、争权夺利、排除异己、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形左实右、机会主义。说实话，这些在我们高中，我没看到过也没听说过，但越往基层，愈演愈烈，这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啊。
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大局看，中国的反右斗争毁灭性地打击了党外资产阶级右派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粉碎了帝国主义寄希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平演变新中国的幻想，中国没有发生东欧波兰、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诚然当时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从整体看，他们的世界观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是需要逐步改造的。但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并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反右斗争中的极左或形左实右，违反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当然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内的争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争鸣就不容易分清是非，所以要批判从严。但处理必须实事求是、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尽量从宽、宁宽勿严，把大量思想认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做敌我矛盾处理，就会产生严重的恶果。它压制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对领导不满意，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谈社会的阴暗面，就是反社会主义，基本上取消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批评监督权利，上下级关系、党群关系、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少了鱼水关系多了油水猫鼠关系。党的整风运动严重走样变形。本来是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三风”，运动中却“三风”横行，运动后“三风”更泛滥成灾，为大跃进公社化时期“五风”肆虐拉开了序幕。
就像天空中既有阳光也有雾霾一样，1958年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进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一年，也是头脑发热、左倾盲动、“五风”劲吹的一年。那年夏粮大丰收，我们一、二年级的学生被专区派往太康县参加夏收夏种。一个班一部解放牌大卡车，十几部大卡车拉开距离似一字长蛇阵威风凛凛地奔驰在麦浪滚滚的田野上。途径民权县见识大风黄沙漫天，晴天太阳竟如一个黄色气球般挂在天空。当地店铺住家门上都悬挂着棉被似的门帘遮挡风沙。途中用餐，吃自带的干粮，饮当地百姓准备好的白开水。动作稍慢，即便是室内盛水的碗边上就会积一圈尘土。老百姓告诉我们，不要看那“土”，越看土越多就没法喝了，他们喝粥就是这样，天长日久习惯了，同学们也体会到什么叫“环境艰苦”。过睢县到太康县城北边的杨庙——我们帮助“双抢”的地方。这里是黄泛区，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寇进攻扒开黄河花园口使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四个县被大水淹没，滚滚泥沙厚厚地覆盖了千里沃野，二十多年前栽植的大柳树几乎看不到树干只看到枝繁叶茂就是明证。大量人口死亡或逃荒迁徙，这里人少田多，土地经过耕耘疏松肥沃，农村已是高级社，农民圈养的几乎都是膘肥体壮的大马大骡，农民主要耕种两季，小麦与绿豆换茬交错，收获的小麦装入清一色的黄麻袋，运输普遍是胶轮大马车。我们大多来自农村，劳动热情如团团烈火，社员为我们准备锋利的长柄铲，铲起麦垄一路小跑。男女老少社员跟在后面聚捆打结，装车拉回村里场上，翻晒、碾轧、脱粒、扬场、装袋归仓。我们日没出而作，日落后才息，社员们百分之百满意。学生集体自带钱粮交当地，实际的伙食也是放开肚皮吃，主食是豌豆全麦面的馒头，菜肴离不开绿豆做的豆芽、粉皮。短短十日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太康诠释的就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小康和富裕。离别时农民夹道相送依依不舍，学生们和农民们建立了朴实深厚的友谊。
待我回到老家，才知道农村从高级社转为人民公社了，农民吃集体食堂，好面卷子随便吃，还说从此以后吃饭不要钱了。说吃食堂，村子里一家一户哪有用做食堂的地方，只是选户人家，集中几名妇女做馒头罢了。吃饭时，各家派人去领馒头，不限量，各家自己搞点咸菜、菜汤之类就着吃。中青年劳动力被抽出开挖沟渠大搞农田水利吃住都在工地。农民既喜且忧，不要钱，白面馒头随便吃，农民心中就是共产主义了，谁不高兴？忧的是虽然大丰收，敞开肚皮吃，不可能长久，天上不会掉馅饼，到时公社、政府会管吗？自打解放以来，农民心中就信任毛主席、共产党有一个底线共识：“无论怎么样，共产党不兴饿死人，不许饿死人！”而从反右以后，农村基层也流行一句话：“毛主席的经是好经，多让歪脖和尚念歪了。”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果不出所料，短暂的一段“好日子”过后，先人祸后天灾，人祸天灾、天灾人祸交织接踵而至。反右出“左”，本应防“左”，那年夏天正式接替潘复生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被政治思想领域斗争的“胜利”陶醉了，也许太想大跃进超英越美赶苏联了，也许太想提前进入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也许太想在全国各省中争先进出风头了，严重患上了列宁批评过的“左派”幼稚病，更加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从头脑发热视正为右到发胀发昏，“左”上加“左”，在河南全省轰轰烈烈地开展反“潘、杨、王”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头脑清醒、思维正常的潘复生、杨珏、王庭栋是从前平原省撤省调入河南省的，反被左倾病入膏肓的吴芝圃戴上右倾反党宗派集团的大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几个月时间，受株连者数以万计，致死者逾百人。河南省的领导干部、党员、群众只能讲大话、空话、假话，不能讲实话、真话，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凌冽，水灾、旱灾、蝗灾、灾灾连环，有的是七分人祸引来三分天灾，有的是七分天灾加重三分人祸，折磨着农民，折腾着农村，祸害着农业，严重影响着城镇居民生活。
期间毛主席当面对浮夸风、共产风多次提醒和批评，吴芝圃皆不以为然。连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针对性极强写给全国六级干部（省、地、县、社、大队、生产队）的信并明确要求直接念给生产队长听，河南也不认真传达贯彻落实，有的根本就没有传达。58～59年冬春豫东（商丘）和豫北地区发生饥荒饿死人的现象（省委上报饿死5000人，有人说加个零也许有些夸大）。母亲娘家是商丘县崔楼乡油坊庄村，中农成分，解放后家道兴旺，合作化、公社化后那里干部“左”风更盛，大舅朱慈失37岁、三舅朱慈封31岁，都正值壮年、都是棒劳力，曾为大跃进兴修水利出过大力，却经不起“五风”折腾不幸相继离世。吴芝圃仍不思悔改、不接受教训。这年秋季庐山八届八中全会后，在河南全省继续大反右倾机会主义，大插“红旗”、大拔“白旗”。反右运动“左”，反“潘、杨、王”更“左”，庐山会议后“拔白旗”再“左”，不到两年三“左”层叠连环，害苦河南，以致59～60年冬春出现了震惊中央、震撼全国的“信阳事件”。好大喜功浮夸虚报沽名钓誉欺上瞒下，强迫命令高征购瞎指挥的“五风”，招致了产粮大区的信阳地区守着粮仓发生大饥荒，对敢讲真话、实话和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干部群众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饿死、迫害死等非正常死亡32万多人（有说上百万人）。中央多次派人调查后定性“反革命阶级报复”、“民主革命不彻底”、“地主阶级复辟”。信阳地区小麦高产卫星亩产7320斤、大办钢铁放卫星、人民公社化放卫星在河南独占鳌头，是吴芝圃刮“五风”树立的“先进典型”，吴芝圃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DXP、农业副总理谭震林是后台，毛泽东主席也有察而不严的领导责任。事发后，吴芝圃文过饰非脸皮三尺厚，先极力捂盖子，后玩弄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花招，牺牲地、县和基层干部保自己过关，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以致文化大革命中河南造反派斗走资派去广州揪斗他时不得不承认在河南主政三年，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即使判处极刑，也当引颈受戮”。1961年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经过几年努力，河南的农业才缓过劲来，难怪河南农民（我祖母就是其一）后来在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中，说罢旧社会解放前，还要说说六零年。这时，聪明的大队支书就会端给你一杯茶水，明里要你喝口水、歇歇气，实际要你不要继续讲了。
（二）
1959年春节，我是回家度过的。当我走到离家约二、三里路的汪大楼村时，发现村西的旧水沟修成了大水渠，只有渠底有股细细的水流，我家前院的大爷爷在那里等着我：“不要回郑新庄了，咱们几家已搬到汪大楼村。”大爷领我来到新的住处，一幢三间的砖墙瓦房挤进两户人家，我家和三爷爷一家。大爷爷一家住不远处另一个地方。公社化后我们村子小，被征用改为营（大队）部，十三户人家分别被安置在东边王新庄、前边李大夫庄和西南汪大楼村。“共产风”把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剥夺得一干二净，完全丧失了生存自救的能力，听命只会搞浮夸、说假话、强迫命令、瞎指挥的各级干部任意摆弄。军事化集体生活把农户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切割得支离破碎，我家八口人，姐姐在县城读高中，户口仍在农村，夏收时一次性把全年的口粮拨入学校，算是逃过一劫；祖父从合作化起就是模范饲养员，公社化后牲畜更是集中喂养，人随牲畜走，留在大队部；父亲是公办教师，粮油由公社供应，在校吃住，春节也没放假；大弟读初中，集中公社中学吃住；家里只有奶奶、母亲和上小学的弟弟。同住的三爷一家四口，其子贵霖叔叔被培养为乡村医生（赤脚医生前身），吃住在大队部；家里只有三爷和带着个不到入学年龄儿子的婶婶。那时青壮年劳力，冬天也在水利工地。大办钢铁，平原农村没有条件，但农家所有沾边金属的物件，包括锅碗盆勺、门环锁扣、箱柜包角、五金工具……都被搜刮而去（农民会偷偷藏起一些），贡献给钢铁元帅升帐，真是得不偿失呀！大办农业、大搞积肥运动，一反常态把农民的锅灶扒掉，把室内、庭院的地皮铲起一层，把庭院的墙脚挖掉任其坍塌，只要带点褐色或黑色的土就搜罗起来充当肥料，真是荒唐啊！大搞深翻土地，青年突击队不顾老农劝说硬是把一块地普遍翻了一丈多深，熟土沃土翻到下面，生土寒土翻到上面，栽上的番薯秧就是不长，慢慢变黄枯萎，多么愚蠢呀！那年秋天，引黄灌溉，只考虑缺水，没考虑水患，上游水急量大，下游沟渠容纳不下，黄河水挟着泥沙漫过沟渠铺天盖地而来，平原上的村庄一时成了一座座孤岛。我们村年轻善良的“傻聚”叔，因患有精神病，在这次大水中失踪。大水过后，原本肥沃的良田蒙上一层厚厚的黄沙，土地肥力大减，为五九年夏粮大大减产埋下伏笔（村东三里外的碱庄一带却因祸得福，黄水冲洗走了盐碱，带来西北高原的黄土，两年后盐碱地变成良田）。集体食堂缺少烧柴，水利工地需要木材，农村庭院、村头、路边树木几乎砍光；除四害、讲卫生，鸟类遭殃麻雀死光，破坏了生态平衡，为蝗虫肆虐创造了条件。这都是人为造成的“天灾”呀！我村西南有两个回民村庄：勒马陈庄和刘庄。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大势下，竟把千年形成的民族习惯当做“迷信”破除。回民出身的大队书记召开大会，动员回民吃猪肉，他自己在会上带头吃，违犯了党的民族政策，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极“左”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呀！
五九年公社化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是“五风”祸害豫东农民最严重的一个春节。原本家家四合院式的农村院墙几乎全部坍塌，六畜兴旺、鸡鸭成群的景象成往日黄花，农村凋零破败了无生气。最严重的是夏季丰收高征购、秋季丰产不丰收，集体缺粮，农民家中无粮，春季大饥荒已经来临，各级官员还陶醉在“大丰收”、”大跃进”、”全国先进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幻梦中。
冬季生产队的食堂一日一餐，其它自理，社员家里搭建有简易锅灶。当我端着一个面盆代家人领餐时，食堂的景象让我震惊。一间大白天需要点灯却无灯油可点的屋子里支着一口大铁锅，那种农村往年用来烧开水烫褪猪毛的大锅。锅里没有一粒米、一丝面，煮着半锅黑乎乎的干红薯叶。打饭人是我小学时的同学，担任生产队会计，手里拿着一把浅浅的还没半握拳手掌大的铁勺，按在家人数一人一勺。为了平等每挖一勺，都用一根筷子沿勺边刮平一下。一小平勺干涩难咽的盐水煮干红薯叶，这就是社员的一顿饭啊！比起来，我们学校学生每月36斤定量，即便吃不饱也算共产主义了。同学相见，沉默无语，心照不宣，普通百姓，无力回天，这都是反右倾刮“五风”惹得祸呀！
领回这点红薯叶老年人没牙齿无法吃，拿回家用刀剁碎再吃。好在是解放后第一次饥荒，不少农民有点老底；敞开肚皮吃饭时大多领的多吃不完切成片晒干备用；去年秋收不干净田里残留特别是胡萝卜甚多，埋在土中冬春干旱无雨雪不会冻坏，无人管理也不允许社员去刨，但对妇女儿童却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们背着干部“偷偷摸摸”去刨总有斩获，成为那段时间的救命主食。两个弟弟寒假回家随社员人头领吃，好在我回家带有定量三个星期25斤粮票，母亲、婶婶和大爷专门去商丘市粮店买回米、面，我家多些他们两家少些凑合着往前熬。三个人一起去是因为营养不良体力不支怕拿不动，还因为人少了怕人家抢夺。过春节集体也不是不管，配给每个社员一斤白面，一斤胡萝卜让社员春节吃一顿饺子。
那年的春节，没听喊破四旧，老风俗却一扫而光。农民没见谁家按传统贴对联、放鞭炮，没见谁家叠糖、做肉、炸丸子、蒸馒头，没见谁家烧香、迷信、敬菩萨，没见谁家团年、守岁、互相拜年，也没见谁家走亲戚串门访友。普遍贫穷，去者无礼物带，留你没法管饭，空耗体力精力。当叫花子讨饭？谁家会给你？想给也没有呀！这个寒假，让我尝够了吃胡萝卜的滋味，不挡饥呀，吃饱了洒几泡尿肚子瘪了；晚上睡觉，还没入睡，尿又急了，基本上半个小时一泡尿，直到胡萝卜消化完为止，尿出的尿都散发着胡萝卜气。
那时我还以为大家都一个样，多少年后听到当年曾是家乡大队妇女干部的贵轩婶婶讲，那年头干部没饿着，白天不吃，晚上背着社员偷偷地烙油饼、擀面条吃，“五风”中的“干部特殊化风”有说“铺张浪费风”由此可见“一斑”。那时一哄而起的社队基层干部，年纪轻、少文化、缺实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易跟风，最易左倾盲动，最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喜欢一平二调三浮夸、生活作风特殊化，干部的成长成熟也需要正反两方面的锻炼和教育，“不吃一堑难长一智”啊！庆幸的是当时农村尚没见饿死人的现象，不过没多久这种现象还是发生了。
寒假后开学，同学们私下交谈，类似的寒假见闻并不算少。开学典礼大会上，年轻气盛的校团委书记陈传坤做寒假见闻报告，说他从与同学的交谈中总结出今年春节比往年有“十个大不同”：蒸馍最多，有的可吃一两个月;猪肉、鸡肉、牛羊肉吃得最多；熬糖叠糖做菓子最多；油炸各种丸子最多；酒喝得最多；抽纸烟的最多（农民过去吸土制卷烟）；还有什么对联贴得最多，鞭炮放得最多，走亲串友拜年的最多，孩子们的压岁钱最多。偏偏不说三面红旗执行过程出的偏差多，“五风”肆虐祸害多。如果真是他的亲身经历也罢，偏偏说成是与同学们交谈得出的结论，我们这么多同学没听讲他与谁交谈过。同学们联系自己的实际觉得他真话反着说，大话、假话、空话滔滔不绝，越听越气愤，一个个摩拳擦掌、恨得牙痒痒，恨不得冲上主席台，打他个屁滚尿流。党团组织的诚信，领导干部的诚信，政治工作的诚信，被他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1959年4月初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吃午饭，一位工友找到我，问清我的名字后说，外边有人找你。“谁会找我呀？”连忙狼吞虎咽地吃完剩余的饭，随他走出来。一看是奶奶来了，已经六十三岁的人，一副旧社会裹得四个脚趾头窝到脚掌下的小脚，走这么二十来里路，多么不容易啊！还有更令人惊讶难言的是，她哽哽咽咽说要出去逃荒，家里没啥吃，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边说两眼泪如泉涌。我连忙回到吃饭的地方，与生活委员交涉，当然不能如实告知，只说来了家人，再给我一份饭，以后扣我的定量。那天我们的中饭是两个一两粮食一个的混合面馍、一碗稀饭、一两面做六个油炸的发面丸子。稀饭不好拿，生活委员特地给换成一个馍。我带着三个馍、六个小丸子交给奶奶。他边吃边说，开封有她娘家一个亲戚算是个“官”，兴许能给她一碗饭吃。我知道她以前坐火车去过郑州，她心灵手巧又勤劳，会做饭、会做家务、会做人、有活动能力，坐火车去开封应没问题。我看她手里的东西舍不得吃，劝她吃下去，她才道出送她来的大爷爷还等在校门外，也饿了几天了，得留给他一半。我后悔刚才没问清楚，应该多拿一份，现在来不及了。她的娘家亲戚名叫窦雨润，论辈分该叫她姑姑，在开封市的政协部门工作，待人热情，留她住了两个来月直到麦收时节，离开时要给她发工钱，人家收留算是救她一命，她咋说也不要，临走送给她一张狗皮褥子要她冬天垫在身下防寒保暖。遗憾的是与大爷爷一别，却是永诀，那年青黄不接中离世，终年六十六岁。
奶奶走时告诉我家又搬回原地郑新庄了，能回家看看就回家看看，家里人见一次是一次，说不定哪一天就见不到了。星期天我还是回了趟家，进到村头就看到一棵光秃秃的柳树枝杈上趴着一个邻村面黄肌瘦的中年长者李群大伯，看那有气无力的样子，我怀疑他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一手抱住大胯枝杈，一手伸向远处枝条，去捋枝条远端刚生出不久的嫩芽，树下部、枝杈下部、枝条近端的叶芽已被别人捋光。我担心他摇摇晃晃的瘦弱身躯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数米高的地面，他是经不起这一摔的。我觉得他不该冒这样的风险，树上的柳絮既少且高，捋不到多少，得不偿失啊！只是饥饿逼得人无可奈何呀！走进村子，喂牲口的社屋前墙根，排满坐着老少爷们，个个无精打采，面带菜色甚或浮肿，眯缝着双眼“享受”这春天免费的阳光。要是往常我回家，都是热情如火亲情似水的招呼唠叨，当下一个个麻木不仁，视我如同陌路，也许耳朵听到了脚步声，沉重的眼皮勉强翻开一下马上又合上了，有点气力的会说上一句“回来了”。就是这趟回家，我才知道70多口人的早餐竟是只有四斤面粉的稀粥；知道村东头的雪爷爷去集上打酱油掺水喝用来充饥，半路上低血糖一头栽在路边沟里，被邻村人发现报信拖回家捡条性命；知道家中连父亲的一条旧牛皮带煮吃了。爷爷还在喂牲口，只母亲一人在家，有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榆树皮粉，有用脱粒后的玉米棒子骨朵捣碎而成的糁子，有把麦秸炕焦揉碎的灰烬，几样东西混合起来，煮成糊、做成粑，说不清有什么营养，聊以解除生理饥饿感而已。人们的生存欲望多么强烈？人们的生存能力多么强大！即便到这种程度，集体喂养的几条瘦弱的耕畜没有宰杀，大田里的麦苗没有毁坏，春播作物的种子得以保存，人们的忍耐力也是了不起的，这些都是农民未来生存的希望啊！好在豫东地处几省交界之地，人民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了基层实情，政府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灾民陆续得到国家救助，从开始的人均几两粮到后来的人均一斤粮直到夏粮收割。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由于五九年春天饥荒的教训，加上人为和自然灾害导致夏秋两季粮食减产，浮夸风刮不起来了，强迫命令高征购没有底气了，人们生存自救的观念大大增强了，六零年冬春引爆的“信阳事件”没有在商丘地区重复发生。但豫东地区农民的日子依然艰难竭蹶，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上徘徊挣扎。高三的寒假在学校度过，紧张地补习、复习耽误的功课，迎接夏季的高考。三月的一个周末，我还是回了趟家，集体食堂不复存在，政府已经开始不定期发放救济粮。从家人口中得知，当年的春节吃到了猪肉，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个社员斤半肉。农民辛苦煎熬了一年，就这一次见了腥味。分肉那天，社员一个个馋得呀急不可耐，哪等得领回家做熟？恨不得立马就在猪身上咬它一口。过了年，社员就断顿了。农民没粮，还可以找些瓜菜草根树皮，七拼八凑熬一阵子，苦就苦了我姐姐，户口在农村，无粮可带，怎么过啊？正巧政府开始发救济粮，有高粱、黄豆，磨成杂面，母亲缝了一个小口袋，盛了五斤杂面，要我带到商丘乘火车给姐姐送去，否则得专人来回步行70里路，爷爷腿有残疾，奶奶、母亲缠足小脚，家里没人呀！那时，天黑的早，家里却迟迟未做晚饭，说好了等在公社中学读书的弟弟德华回来。一直等到晚上大约九点，村里的几个学生黑咕隆咚中总算回到家里。公社到家只有八里路，怎么这么晚才回？原来放学后他们去了黄河故道捞河里的杂草，每个人都揹回一大捆杂草当主食吃。当晚，母亲把一缕杂草洗净剁碎，用少许面粉做粘合剂，做成菜团子蒸熟，一家人算吃了晚饭。
第二天下午我回校了，临行时母亲又用小手绢包了两个黑乎乎的窝头带给姐姐。这是用未收净冻坏在地里的烂红薯做成的，认为总比杂草菜团子要好些，家人舍不得吃，我也未尝是啥滋味。到了学校正逢吃晚饭，我便喝下一碗稀饭，省下一两面一个的三个混合面馍换吃一个姐姐的窝头。一入口，那种冻坏的烂红薯的苦味差点使我喷吐，这根本不能为食呀！从学校到车站有五六里路，商丘到虞城三十里，火车票两角钱。我向班里请个假，没上晚自习，去给姐姐送面。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中间还停了一个张阁小站，下火车一条大道朝南十来分钟便找到姐姐的学校和教室，她们正上夜自习。姐姐出来见我，几个月未见姐的变化太大了。健康的肤色、丰腴的面庞和体型不见了，整个人消瘦了一大圈。脖颈细长，顽强地支撑着瘦削的头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须言语，我已明白这就是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差异，知道是饥饿惹的祸，严重营养不良啊！高一年级，她还有粮可带；高二年级，恰遇五八年丰收和公社化，一次拨入学校一年的口粮；进入高三好景不在，秋冬学期饥寒交迫凑合着度过，当下一个多月，无粮可带，日子怎么熬过来的？像一个谜埋在我心里。姐姐班里有不少是我初中同窗学友，两年多分别未见，闻听我的到来，纷纷出来热情招呼，有人议论“他是商丘一高的高材生！”既让我奇怪，这里的学生怎么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好呢？也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不是党、团员的学生学习好还被认为走白专道路呢！也许农家的孩子天生能吃苦耐劳忍饥挨饿，也许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支撑着，姐姐表现得很坚强，她没有向我诉苦，非要送我到车站，看着我上车离去。姐姐那消瘦的身影一辈子定格在我脑海里，一路上我思索着，换上是我能坚持得下来吗？车到商丘，出乎意料遇到站台上售卖稀饭，一角钱一大碗，不要粮票，这才感到一天多没吃什么东西，肚子空空的，连忙买了一碗，五香浓稠咸粥，放了很多粉皮、豆腐干，马上狼吞虎咽起来，真是雪中送炭啊！后来，姐姐考上了郑州大学数学系，全家都为她高兴，我为她办理户口迁移，公社粮管所要生产队交半年定量180斤粮食，生产队有人目光短浅，认为会减少社员口粮，还是队长郑瑞祥大伯开明坚决支持，批了180斤高粱，姐姐才算跳出农门。还是后来，奶奶告诉我，姐姐那段时间靠每天买点红萝卜熬过来的，有条件好的热心同学看不过去省下些支援她；女孩家进入青春期，饿得月经都不来了，到大学经医生用中药帮助调理，一年多才完全恢复了健康。
（三）
学校开展教育革命，实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劳动对于农村出来的孩子不是问题。我从八岁起，就扛起比我人高的锄头跟着右腿残疾的爷爷下田锄地。锄棉花地时，前边刚刚锄松，随后又被自己的脚踩平了，索性倒退着锄。跟爷爷锄豆苗地，天气炎热，汗多口渴，干不几下就要喝水，地未锄一垄，却把爷爷一瓦罐茶水喝光了。除了冬天，春夏秋孩子能干的活多了去了。犁地，我插不上手。耙地，我压耙；牲口力弱，大人站上去拉不动，就换上我，我体重太轻，耙上加一粪箕土加重；压耙需要点平衡技巧，要把重心放后边脚上；耙齿上钩挂的异物（俗称耙脚）多了，需要调整重心，让后（或前）排的耙齿猛地提起、离地悬空，异物因惯性自动脱落，再快速放下。播种，我牵牲口前边走，三爷爷在后边摇耧。高粱地里放秫秸叶，红薯栽培、管理翻红薯秧，雨后天晴庄稼地锄地保墒……夏秋最多的是割青草做牲口的饲料。不是劳力，也顶大半个劳力。“付出劳动，才有回报”,“有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农民的勤劳和朴实的品格烙在我的心坎上。
去太康参加夏收后，秋收秋种又去了商丘县王楼公社，干农村最重的体力活——拉犁耕地。解放后我没见过人拉犁现象，合作化、公社化过程中处置不当损失了部分耕畜，只好“牛不够，人来凑”。一部普通步犁要十几个人用力拉，绳子拴在犁上、搭过肩膀、绕过小臂、挽在手上，弯腰弓背、脚踏实地、倾力前行，地头换向，才直起腰来，松口大气，比牲畜快些。拉一趟不咋的，拉一天没问题，拉它七天、十天，个个精疲力竭，毛巾缠手臂，衣物垫肩头，挡不住腿酸腰酸肩臂疼。好在学校粮食定量之外，农民的红薯可以敞开肚皮吃，虽然劳动苦些累些，肚子没有亏屈。
进入高二年级，学校增设了劳动课，每周安排一天。学校办了个土法烧结、球磨机粉碎、人工过筛的小水泥厂，成为高二年级六个班轮流劳动的主战场。分备料、烧结、破碎、过筛几道工序。用汽车运来生石灰，在一个大池子里加水变成熟石灰，运来的煤炭粉碎过筛去除杂质留下粉煤。捞出熟石灰按比例混合粉煤制成薄饼，切成几公分见方的小块，晒干后投入立式水泥窑里烧结，要好几天或个把礼拜才能出窑，每窑一、两吨。我个头小，常常被派筛水泥。原教高三数学的徐锡九老师，年近五十，个子矮小精干，被打成右派后，离开讲台，这时天天被安排筛水泥，轮到我班就叫我监督他劳动。筛水泥如同北方磨麦子手工筛面粉相似，只是箩眼更小密度更大粉尘更细。筛出的即为水泥成品，筛上的渣子重回球磨机破碎。密封的室内粉尘弥漫，人要戴上双层口罩，挡不住粉尘进入口鼻。体力劳动强度不算大，劳动环境太恶劣，几箩下来，人已变成“粉”人，干个几十分钟就出来透透新鲜空气。班劳动委员王振武农民出身，体格健壮却双手残疾，左手腕以下没了，右手大拇指缺失一截，但几乎没影响他的劳动和生活能力，社会经验丰富能吃苦耐劳为人忠厚，来检查时看我和右派分子一起干得认真起劲对我说：“喔，你这样干？本来是要你看着他干就行了。”“那怎么行呢?”我心里想，自己闲着，让别人干，我从小还没有这样的思维和习惯。他默然无语，也帮我们筛了几筛，体会到筛水泥的苦辛。水泥对人体皮肤有腐蚀性，干一天就会有粗糙异样的感觉。徐老师连轴转，手上裂了不少口子，缠贴着胶布。下班时我们一块去锅炉房用热水洗头泡手，一位工友见了，说我对右派分子挺有“感情”。徐老师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不苟言笑，规规矩矩地做人，任劳任怨地劳动，这样的右派也是人呀。据化验，土法生产的水泥200#，不知合不合格，能不能用，划算不划算？没搞几窑就寿终正寝了。
最有意义的劳动应数种小麦试验田。1958年，毛主席提出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上生物课，我们学习了小麦栽培。农民靠经验种田，农家肥尽可能多，水是靠天吃饭，土犁七寸也就20几公分深，种是籽粒饱满，“密”凭经验每亩麦子十来斤足矣。大跃进放高产卫星河南遂平亩产7320斤，后来青海亩产8400斤，相信者不多，可连人民日报都登了呀！商丘亩产4000多斤，老百姓去看了知道是造假。那时有干劲缺科学，主观感觉土翻得越深越好但不要破坏表土层，肥施得越多越好，密植越密越好，哪怕一粒种子变成两粒麦子，撒它1000斤，也能收2000斤啊！学校北部大操场有很多空闲荒地辟成学生的试验田，分班包干每班三分田（200㎡）。同学们积极性很高，劳动课时间不够就利用课外活动或其它休息时间，没有农具就用铁锹䦆头，先把表土层移开，翻松下面一层，再把表土层回填上面，土壤疏松度高于农村通常标准。为了增强肥力，纵横一米间隔用大木桩打出半米到一米深的大孔，里面灌满人粪尿。播种时不知道学校弄来多少麦种，先播的种子用得多，麦粒密密麻麻几乎排满一地。我班排在最后，只剩下十几斤种子了，有意见也无法挽回，只好将就着种下去。麦子发芽、出苗、分蘖，过度密植的田块绿油油的麦苗像一层绿色的地毯，我们的田块倒像土色的地毯上绣满了绿色的斑纹。春天小麦拔节，问题来了。我班田块上麦苗油绿挺拔粗壮；其它田块外围的长相看好，里面的拨开查看，因为过度密植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苗如丝线，密不透风缺乏空气阳光色似韭黄，离开相互簇拥单棵麦苗的茎根本无法直立，发展下去秧苗必烂无疑。无奈之下只有间苗，撒播按条播间苗等于去掉一半的苗，远远不够。留下的苗倒伏严重，继续间苗，还给麦苗搭架子防止倒伏。那段时间，他们伤透了脑筋，后悔莫及，都是缺乏科学态度过度密植惹的祸呀。我们班恰巧因祸得福，不存在倒伏的问题，小麦的返青水、拔节水、灌浆水“三水”及时、适中，田间管理省事多了。收获时，我们班单产最高，折合亩产732斤，为当地农民平均水平的五倍，种子与果实约一比二十五。真是吃一堑长一智，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
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要数开挖人工湖。商丘地、市委领导收取民意认为偌大一个市，没有一处公园不行。便在北郊选址，仿照杭州西湖的样子，开挖人工湖，挖出的土堆成假山，公园内广植花草树木，建起亭台楼阁，这便是以后的人民公园。挖湖堆山是基础，土方工程浩大，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居民被动员起来，学校当然不能例外。我们进入高三，秋忙假安排为挖湖劳动。那时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鼓干劲、拔白旗、插红旗，开展各种内容的竞赛活动。没有大型施工机械，全凭人挖肩扛。工地上彩旗招展，人山人海，各单位划分了任务，按质按量包干完成。学校按班划分任务，相互开展劳动竞赛，专门组织了宣传鼓动组，由普通话标准擅长播音的校花谢馨领衔，评比劳动进度，表扬好人好事。从学校到工地约有十里路，往返要两个小时。大家天亮起床，吃过早饭出发，上午干一个小时休息十分钟，中午吃饭、休息一个小时，下午五点半收工。干泥巴活鞋子碍事，索性赤脚上阵，挖土有点技巧，抬筐需要气力，表土、黄土层易挖，深部胶泥层硬而韧得用䦆头钢钎，一筐泥土一、两百斤，挖土的手磨水泡、血泡成茧，抬筐者肩膀压疼压红压肿长腱。政府关心学生，每天每人补助半斤粮，加进原来标准等于煤矿工人的定量。劳动强度大，一顿或半斤或六两这么高的定量根本不够吃，我个头小吃起来还没品出滋味就没了，大个同学说吃完饭就像还没吃饭一样，主要是没肉、没油、没蛋、没副食、少蔬菜。那时大家都羡慕嫉妒商业系统职工，市冷冻厂给职工送来的饭菜少不了大块大块的肉和卤好的动物内脏，大家虽然不说出口，可心知肚明眼里馋呀！当时天气已经转冷，下午收工太阳落山洗脚时，水面始结薄冰如针刺肌肤透心的凉啊！就这样一连干了十多天，开始斗志昂扬排队进场，中间平平常常自觉不自觉前往，结束时饿、累交加拖拖拉拉几乎溃不成军了。大跃进的年代沸腾的热血，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光荣红的象征，再苦再累也得咬紧牙关顶住，气可鼓而不可泄，谁也不甘当懒汉、懦夫、逃兵。就如作为一单个的人，要你选择，谁也不会去干这种苦累活。当你溶入集体，成为社会人，你变成奔腾咆哮江河的一滴水，只有随波逐流了。古人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就是这样获得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这样凝结的，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商丘市人民公园和杭州西湖比显然不是一个层次，但却是从无到有，是商丘市人民大跃进中的一个创造。虽然我们的劳动和浩大的工程比起来微不足道，那也是六零年高三毕业班级留给家乡人民一份永恒的纪念。
（四）
高中三年是政治挂帅的三年，政治统帅一切、统帅社会、统帅教育，渗透进社会各个角落，渗透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社会和学校都是一个红色大染缸，不管你想或不想、乐意还是不乐意，就是要把你染成红色。政治课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使我们懂得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人类的这种生产能力，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工具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原始社会是人类智力和生产力低下的公有制社会，又叫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必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公有共富），人类能够自觉改造自己、改造世界，又叫高级共产主义社会；自从私有制产生以后，社会就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前进的社会动力；第一次私有制取代公有制是历史的进步，私有制社会的每次演变都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也把人类社会简化为资产和无产两个阶级，为所有制的第二次转变即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奠定了物质基础、准备了掘墓人；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是资产阶级推崇的“普世价值”，在资本主导一切的经济不平等下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遮羞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是不能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暴力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绝大多数对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差别，消灭产生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实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历史课搞教育改革，教我们历史课的是位复旦大学毕业的上海人杨力行老师。尽管他力求用普通话讲课，但仍然压不住那浓重的上海口音。他讲的中国近现代史内容撇开了课本，同学们只有记笔记，既要专心听讲，又要快速记录，心、脑、耳、手并用，上课如上战场打仗一样。我们没学过速记，除加快书写速度外，本能地尽量缩减写字数，以字代词或词组，以自己能看懂为准，课后补充完整。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先驱们救国救民的探索到“五·四”运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以俄为师中国共产党成立，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到蒋介石背叛革命，从南昌“八·一”起义到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会师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从“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到共产党领导的八年抗战，从国共“重庆谈判”、三年解放战争到新中国诞生。老师讲得滔滔不绝，旗帜鲜明、理论透彻、深入浅出、逻辑周密、文采飞扬，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共产党代表工农劳动大众和全国人民，代表真理、正义、平等、民主、进步。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顺理成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理论系统彻底，能够说服人。后来，系统地学习了毛选四卷，才知道历史老师讲授内容就是来自毛泽东的著作，使我们从心里认识到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伟大。
学校里同学们的集体生活带有半军事化半共产主义性质，班级里充满平等、民主、互助的氛围。生活上衣食住行除了衣着、年龄、助学金份额、个性差异，大家学习、劳动、生活的环境条件完全相同。特别是伙食，同样的定量和供给，同样的伙食标准，同样的饭菜花样，平均的数量分配，病号经生活委员认定可以去吃二两白面的葱花香油面条，其它没有个性化选择。有一段时间，早中晚三餐，餐餐四两定量，三个馒头或包子，一两一碗的大米或小米稀饭。馒头掺些菜或葱花做成咸味，包子馅放菜或红薯，稀饭与干粮咸淡搭配，省却菜肴。稀饭里放胡萝卜吃得最多，也最受同学欢迎。吃饭时干粮容易分配，稀饭则由生活委员掌勺，按组依次序进行。生活委员徐华亭为大家服务热情、细心、公平、公正，一轮后有多，也按次序按勺加给大家，循环往复。吃萝卜稀饭时，总有些同学盛满了还要再加，非得萝卜堆成小山才肯罢休。弄得稀粥外溢、烫着手指，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手抹嘴吮、狼狈不堪、有失风度。有人开了头，有人不甘吃亏便跟着学样，影响就餐进度，弄得生活委员犯难。也有王福祥同学不屑跟样，宁愿吃稀的，显得文雅大度,使我打心眼里赞赏。那年月，批判过“资产阶级思想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名声不好，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上不了台面。不久有化名小字报在板报栏贴出，批评讽刺想多吃一口的自私、沾光、贪便宜风气。小字报触犯了“众怒”，团支部调查谁写的小字报，王福祥坦然站出来承认他写的。支部开班会辩论这件事，有人质疑王同学自命清高，王福祥的回答出乎所料。他所以喜欢吃稀的是认为稀的粥里米多，营养比萝卜丰富，看是吃亏，实际捡了便宜。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原来众人是“傻子”，他才真“精明”，人皆有私心，彼此无不同，众人算是讨回了些许“颜面”。那时高中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少部分来自城镇，农村学生讲究实际，选食品量先于质，城镇学生讲究风度，选食品质优于量。受几千年小农经济思想影响，大家的世界观总体讲属于小资产阶级。平等不等于平均，十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般长，绝对的平均是不存在的。在平等的氛围中，依然表现出个人想比别人“多吃一点”、“吃好一点”吃亏或占便宜的小资产阶级利己思想。此事没有输赢，“傻”点也好，“精”点也好，感性点也好，理性点也好，大家仍同在一个起跑线上。不过这件事后，同学们确实检点自觉了很多。
政治运动、政治教育的目的，往往因为脱离实际且手段的简单、粗暴、强迫，使效果减小、打折甚或适得其反。你说反右斗争好，可那么多有经验的教师离开讲台，有的学校宁可缺科免修，也不愿发挥“右派分子”的一技之长；你要拥护三面红旗，可下面“五风”肆虐；你要反右倾、鼓干劲，可许多农民饥寒交迫，肚里无食，劲从何来？政治说教理论与实际脱节，矛盾得不到合理解释，大道理不能包容小道理，政治工作便苍白无力。民以食为天，那时最突出最现实的问题是“吃”、“吃不饱”。学生在校伙食细粮供应减少了，杂粮增多了，有时就是四斤红薯代替一斤主粮，普遍反映吃不饱，但又不能抱怨。学校食堂也绞尽脑汁，不做馒头改做发糕增加体积，学生说不挡饥；一大两做一个馒头改成一小两做一个增加数量，学生说精神胜利法。政治工作思维“非友即敌 ”、“非红即白”、走极端。你说实话吃不饱，就是污蔑大好形势，就是给“三面红旗”抹黑，就是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无限上纲上线，谁受得了啊？学校开展又红又专反对白专道路的大辩论，怎么算红？劳动好，做得到；思想好，怎么着？思想好的不讲真话，讲真话的思想不好。最后只有看你是不是党团员，是不是积极要求加入党团组织。那时就有当组织的“驯服工具”一说，我心里接受不了，难道领导搞浮夸、讲假话，你也跟着讲吗？我从小就有逆向思维的性格，你说东，我偏说西，你正着说，我反着说，你反着说，我偏找论据正着驳斥你，家人说我“好抬杠”。小学时班主任李永明老师讲学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要和他打赌“看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有牛奶面包?”小孩子的调皮任性噎得他一时无语。我最讨厌那种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说假话、打小报告的屑小作为，加上逆反任性的犟倔脾气，只有被“白专”一条道了。
（五）
学习如爬山，学后而知不足。读到高中，便觉得小学如扫盲，人在山脚盘桓，初中若启蒙，人在山腰间浏览，高中夯实人生文化基础头脑豁然开窍如同站在一个经典理论的山包上却是攀登的新起点，远眺满目苍翠、层峦叠嶂、科学之巅一山高过一山。“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学生中流行的观念。我喜欢逻辑思维，高中持续了理工男的倾向。整个三年我都是物理课代表，代数、几何、三角、化学、俄语都是我的最爱，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生物也有浓厚兴趣，这些都是强项、成绩名列前茅。在我面前教材没有攻克不下的难点；习题没有解不出的难题。要知道，物理老师马宇星、化学老师王自清和曹清源、代数老师孙志远、几何老师谢锡三、三角老师沈学尔、俄语老师王树春都是知识丰富、经验老道的教学高手，他们课堂提问凡有同学答不出时，我一定是他们手中的最后一件武器。王树春老师原是洛阳拖拉机厂苏联专家的翻译，教我们的俄语是小菜一碟，那时兴老师与同学“三同”，他带着被窝住到我们宿舍。搞教改，他把我们参加制造水泥的劳动过程编成俄语教材打印发给大家。单元复习课，测试接受、领会、掌握的程度，提问几个同学背诵第一段课文，有的不会，有的结结巴巴……，班级里，数我年龄小、个头矮，排座位总是坐第一排左或右两角上，老师的目光立即转向了我：“达瓦里希--郑玄华！”我立即站起来，像一台电子计算机调出储存，课文立马映在脑海的屏幕上，口齿清晰、内容准确地复述出来，王老师拿起粉笔，快速流利地书写在黑板上，不止一段课文，一段接着一段，写满擦掉接着写，全篇课文写了整整三大黑板。中间一个字母写错了，我和老师几乎同时发现纠正。写完了，可能也出乎他的意料，老师露出十分满意的笑容，挥舞教鞭用俄语连赞三声：“哈拉少！哈拉少！！欧琴哈拉少！！！”（好，好，非常好！）。教室里鸦雀无声，年青的脑瓜像一架复印机，不少同学也惊呆了。其实，我也没刻意把精力多用在俄语上，也是每天的早读课必读外语，年纪轻记性好。我的初、高中同班同学吴景仁，年龄身高相仿，他擅长短跑有速度，我擅长长跑有耐力，我们是好朋友，学习上也是班里前几名之一。他是几何课代表，一次谢老师布置的立体几何作业里有一道难题，我开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逆向思维，假定要证明的结果成立反推过去，中间作一条辅助线过渡，找出与已知条件的关联，用平面几何的定理解决了问题。自习课做作业有先有后，大家都很自觉，保持室内安静，这道几何题把大家难住了，最后汇集给课代表，他也正在苦思冥想，准备等老师来辅导。我俩左右角对称坐，他突然想到我，我提示他作一条辅助线，聪明的同学一点就明，问题马上解决。班里我最尊重的同学是闫家杰，虞城、谷熟合并后的同县人，年长我几岁，已婚，不胖不瘦中等个，相貌端庄给人亲切感，团支部和班上的学习委员，文理全才学习好，热情、朴实、宽厚、包容品行好，我们把他看做“老大哥”、好朋友，常在一起探讨学习中的疑难问题。一次，他以吴景仁同学做好人好事为题材的作文被老师当做范文宣读，引起大家的共鸣和赞叹。我学习的短板是语文，成绩中上，作文又是短板中的短板。语文课摊上两位老师，一名开封师院中文系毕业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袁德业，一名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赖清林，都是教学新手，教学经验积累不够。语文课按照朗读课文、介绍作者和时代背景、解释生字生词、划分段落大意、概括主题思想、总结写作技巧通用模式讲授，平铺直叙、平淡无味。赖老师是广东人，普通话不像普通话，广东话不像广东话，咬字吐词不清晰，常常分辨不清字音词义，同学们有意见，他对学生渐生疏离感、恐惧感，上课铃最后一声进教室，下课铃响第一声，大步流星出教室，尽量缩短与学生在一起的时间。他是党员，担任高三我们班的班主任。后来我们溜进他的卧室兼办公室，发现老师教书一大秘密，手中都有教学参考书，每篇课文、每堂课怎么教授写得清清楚楚，与其老师上课，还不如把参考书发给我们阅读。但是，一堂示范课改变了我的看法。一次外校领导和老师来听语文课，选在我们班上“示范课”，由学校语文老教师李正华讲授诗人臧克家的“老马”。李老师刚进中年，是我祖母的娘家侄子，我该叫表叔。他并不魁梧，却精力充沛、中气十足。他其貌不扬，却才华横溢，颇具人格魅力。他只有初中学历，却能教初中、高中继而大学语文课，是商丘地区教师界的“权威”。课堂上，他自己全身心地溶入作者作品的场景之中，也把我们带进作品的意境里。一匹勤劳善良、风烛残年、体弱多病、忍辱负重、困惑无奈、渴望解放的老马形象闪现面前。“老马”就是贫苦农民的真实写照，中国农民的苦难与不幸、勤劳与艰辛，剥削阶级的贪婪与残忍，作者的同情与愤懑，都通过“老马”这雕塑一般的形象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上课像听故事，又像看电影，老师口齿清晰、声音宏亮、声调高低顿挫、声情并茂娓娓道来，同学聚精会神、声声入耳、心潮起伏。上这样的语文课，真是一种享受。我有点缺少自知之明了：“摊上这样的老师，我的语文可能不是短板了。”
高中的文体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学校有支排球队，主力是高三学生，一位上了年纪、高大魁梧、时尚幽默、风趣威严的体育老师领队兼教练。节假日、星期天经常安排排球比赛，多是各县市的排球队到学校来，商高队是地区的冠军，队中有一对扣球手与二传手的最佳组合，扣球者高大威猛、拳力千钧、球路刁钻，二传手接球送球、配合默契、恰到好处，往往令对手防不胜防。初中时喜欢篮球，入高中个太矮插不进去，转而喜欢排球运动。遗憾地是反右运动把那位老师打成右派，教练没有了，学生毕业了，排球队消失了。那时中学推行“劳卫制”，制定有学生体育锻炼标准，必须达标才能毕业。学生全部住校，每周两节体育课，每天早操和两节课外活动得到保证。我的百米短跑速度不合格，但我耐力好，就选择1500米负重跑过了关。我喜欢打乒乓球，没受过正规训练，纯粹锻炼娱乐自我体验。有一次在校乒乓球室竟坐起庄来，一时无有对手。校团委书记陈传坤来了，一盘论输赢，他输了，同学碍于情面，让他接着打，接连几盘，盘盘皆输。我也不知道怎么啦，对方球过来，本能地回过去，对方厉害的抽球，我也不经意的反抽过去，视乎想输都输不了，这是我平生玩乒乓球的巅峰状态。只能说有点基础，人的心态、体态都在状态，发挥的好吧。后来学校举行乒乓球比赛，他向体育老师点名要我参加。
57年入学时，社会和学校时兴舞会。学校舞会，都是比较活跃的老师参加，一个个脚穿皮鞋，打扮得体，男的绅士，女的优雅，男女共舞，踏着节拍，移动旋转，如醉如痴。农村出来的学生不惜逃自习课去看热闹，感到好新鲜、好神秘，也疑惑大庭广众面前怎么好意思呢？我们学校附近有陆军第六步兵学校，是培训部队基层军官的。商丘市舞厅少不了六步校的军官们，一个个皮鞋擦得铮亮，胡须刮得净光，军装笔挺，肩章耀眼，大盖帽威风，对城市的姑娘们极具吸引力。好奇的同学前往观看，那是凭票才能进入的地方，舞厅封闭式管理，外面看不到里面，只得扫兴而归。有些知情者透露，舞到尽兴时，舞厅常常灭灯几分钟，让舞者表达爱意。人民日报有个笔名“辣椒”的记者，以此类题材画了幅排队找对象的漫画登在报纸上，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舞会后来停了两年，被批为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60年又恢复。高一时的班主任李保国，从洛阳拖拉机厂翻译室调入，教授俄语，年纪轻是党员，爱人是农村妇女有一个孩子。他很能和同学打成一片，大家印象颇好。反右后以调干生身份被学校保送人民大学进修工业管理，走之前与农村妻子离婚，与学校高三级一位漂亮韩姓女生热恋，大家闻之，认为他是陈世美，多为那农村妇女报不平。大跃进时期，提倡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为工农兵服务，河南省歌舞团到商丘市剧院演出，有一场给我校送来不少票。班主任李保国动员同学去观看，很多同学不愿跑这几里路，为了凑数我也跟了去。座位挺靠前的，平生第一次欣赏省级文艺团体演出，有民族乐器、西洋乐器演奏，有独唱、合唱歌曲，有汉族和少数民族歌舞，算是土包子开了洋荤，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演出结束仍意犹未尽。河南省杂技团直接到校礼堂演出，给师生们带来健康、技巧、力量和美丽结合的视觉大餐。学校组织高三年级班级歌咏比赛，主题歌“飞翔吧，红色的鹰！”要求全体参加、认真排练、着装整齐、专人指挥、整队进场、歌声嘹亮、准确流畅、声情并茂、遵守纪律。歌词有三段，只有前半阙不同。第一段“伟大的人民光荣的祖先，古老的文明光辉灿烂，马列（的）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们勇敢飞向前”。第二段“火红的年代艰苦的考验，我们在斗争中千锤百炼，革命的精神英雄的榜样，鼓舞着我们勇敢飞向前。”第三段“壮丽的河山辽阔的蓝天，我们的前途宽广无边，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召唤着我们勇敢飞向前。”后半阙共用“飞翔吧，啊红色的鹰，飞翔吧，啊红色的鹰，张开翅膀，挺起胸膛，乘着东风，迎着朝阳，向着社会主义飞翔，向着共产主义飞翔。＂一段时间，这首洋溢着青春激情、旋律优美的红色歌曲在高三流行传唱，整个校园充满着勃勃生机。比赛结果，三·三班夺冠。他们赢在优秀的导演和指挥上，一个吴姓学生据说初中曾是西洋乐队的指挥，比赛时穿着乐队的礼服，挥舞着专用的指挥棒，风度翩翩。班里的女同学统一着白衬衣、蓝筒裤，整齐惹眼，冠军志在必得、水到渠成。
（六）
那时的高中也有升学率的问题，但不到片面追求升学率甚至“发疯”的程度，主流是顺其自然。不像改革开放后文理从高二开始分科，理科放弃史地，文科放弃理化，使高中基础知识教育变成瘸腿教育。虽然搞教育革命，增加劳动时间，并没严重影响教学大纲和计划的执行。迎接高考，也只留一个多月复习时间。发展国民经济工业化需要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越陌生越高精尖的专业越具有吸引力，理工类主导学生的升学取向。全科优秀的学生都报理工科，喜欢理工的就不必说了。不喜欢数理化的才报文科。我们从农村出来，医生要终身与病人打交道，大家不大喜欢医农类。觉得一辈子当老师，有点单调乏味，不大愿意师范院校。六零年撤销商丘专区，划归开封地区。高考前几次地区统考，次次成绩不错，对高考没什么紧张压力感。高中毕业空军招飞行员，市人武部组织，我们班七人通过初审，学校组织集体住宿，预防感染疾病。第二次健康体检更严格，由省里派医生进行，第一关测体重身高就被淘汰了。17周岁、身高150厘米、体重40公斤，不知什么原因我发育晚，三年后便蹿升至168厘米。武装部一位领导喜欢我，很为我惋惜。后来，班上其他六人无一人合格。设在郑州的解放军测绘学院内部招生，不需要高考，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班里就有崔文光、王福祥、李任海、李伯仲、秦广俊几位同学穿上军装提前离校了，只听同学议论说，崔同学父亲不知是地区还是市委的组织部长，其实崔同学也很优秀，平常看不出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几十年后才知李伯仲毕业留校晋升了教授。
毕业前学校建立学生档案，要填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的政治面貌让我纠结不已。在我心目中，父亲勤劳、善良、忠厚、简朴、与世无争，农民眼里他是文化人，知识分子眼里他更像农民。解放时一位叫郑华（八十年代任新华社驻香港办事处副主任，许家屯为主任）的解放军首长动员他随军南下，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走不开呀。反右斗争受冤屈，他心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既不申辩也不诉说默默忍受，我不愿再戳他的伤疤。但建档案的表要填呀，拖得不能再拖了，我只好鼓足勇气去问他。他如对我实话实说是受了冤屈吧，又解释不清受冤屈的原因；说应该受到处分吧，既不合乎实际，还可能影响我的前程。父子俩长时间相对无语，我知道他心里的纠结和煎熬。许久他才下定决心，接受被强加处分的现实。从旧社会出来的人，想与那个社会不沾边也难。1947年夏天，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曾经过虞城附近。全县的中、小学教师正在县城集训，国民党反动派如惊弓之鸟闭关守城，惶惶不可终日。刘邓大军过后，集训人员解散。反右斗争审干，父亲竟被污蔑参加过国民党。没提过申请，没通知过批准，没交过党费，没参加过组织活动，咋粘上了国民党呢？后来对质，才知道是集训队负责人付建华自作主张把集训人员集体填名加入国民党，后来才知道当时这种做派很普遍。从此（被）集体填名加入国民党，反右斗争受降职降薪处分（后来查文件才知道只对部分右派分子有此处分）作为历史问题伴随父亲二十多年，也终生留在我的档案里。建档案还要写思想总结，对反右运动、三面红旗啥认识？好思想不能天生而来，阴暗面不能实说，只好先说开始有什么错误认识，后来通过运动教育又如何提高的，这本来合情合理。但文革因是造反派被公布档案，粉碎“四人帮”后算总账追根溯源，说郑某舅舅是“大右派”，其父是“漏网右派”、“反动国民党员”，读高中时就有“右派言论”。文革初期的刘邓资反路线，华国锋上台后的抓纲治国 ，那种“极左”、“形左实右”、“极右”的路线本质由此可见一斑。
高考在7月上旬末进行。之前就填报志愿，往届毕业升入高校的校友会寄来本校介绍供大家参阅。每人三个志愿，那时崇拜郭沫若，他是新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便填为第一志愿；家乡一位上届校友王新立录取北京邮电学院，给我寄来海报，便填为第二志愿；看到西北工业大学有数学力学专业，便填为第三志愿。那时填志愿没讲分层次，有招生广告的都是名校，差的学校没有介绍。志愿的说明栏千篇一律填写“服从组织分配”。我们学校是原商丘地区学生高考唯一考场。理工类考语、政、外、数、理、化，全为百分制。考试纵向隔排坐，没见舞弊现象。那是三年困难时期，预考试卷纸质虽然低劣泛黄并无洇纸现象。高考时纸质加厚貌似提高了质量，用钢笔书写明显洇纸，对此我毫无准备，立时把我的情绪打乱，奇怪的是教室里却只我一人反映报告监考老师，老师拿出一只原子笔给我，发现用惯了钢笔的手握原子笔不习惯，更可气的是原子笔有写不出字的“断墨”现象，就如战场上遇到敌人发生子弹卡壳。我只有听天由命，忽而用钢笔“速写”，忽而用原子笔“刻划”，卷面很难整洁。就这样，我既有后悔，又有抱怨，还有无奈，更有任性赌气，度过决定人生命运的高考。高考题目难度低，不公布高考成绩，没见录取分数线，未见谁提出查分，幸运的是录取率高，令人吃惊的是“政治挂帅式”录取。录取的日子到了，同学等候在学校里，教导主任孙志远老师坐在办公室靠窗口的地方，喊一声名字，报一个校名，有应者，随即递出一叠材料，录取通知书、粮油转移关系，都由学校代办好了。毕业典礼高考前举行过了，接下来有书读就好，有饭吃就行，没人不满，没人询问，没有聚会，没有告别，结束了三年激情燃烧、困惑满满的高中生活。后来老同学见面，获得些信息，才知道班团支部书记、入学时已是共产党员的李照远录取西北工业大学，因文化成绩跟不上，一年后退学。团支部组织委员郭云凯，学习成绩中上，录取上海交大。初中的校友、高中校学生会体育委员刘育兴，学习成绩中上，录取北京工业学院。文理全才的闫家杰录取郑州大学数学系，后至郑州工业大学教授、副校长、河南省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团支部宣传委员刘尚武，学习成绩中上，录取学校不明，后官至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班体育委员李厚民录取郑州体育学院，实现了他当体育教师的愿望。初、高中同班学友陈效堂录取开封师专（今河南大学），八十年代任商丘地区高招办主任。入学时曾任班团支部书记的周其武，身体欠佳，录取河南医学院，后成为商丘专区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原籍邻乡、初中同班、高中邻班的刘金城录取黄河水利学院，八十年代为虞城县副县长、后为商丘地区招商引资办主任。小学、初中同班、高中邻班的王忠庭录取郑州科技学院，后精简停办回乡，后任乡信用合作社主任。而我班几个年龄相仿成绩优秀的理工男均被扫进本省大跃进新升级的本、专科学校。后来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不少学校精简撤销，一部分学生回乡务农。我校属能源矿山基础重工业，不在精简之列，才铸成了我后来的人生。
在校一个星期拿到录取通知回家，才知道爷爷去世了，享年六十岁。爷爷年轻时，身材魁伟、皮肤白皙，是个英俊后生。三十年代，家乡遭受战乱祸及百姓，爷爷不幸右腿中了枪伤。在归德府北关加拿大圣公会开办的圣保罗教会医院里治愈并留下后遗症。右腿短了十多公分，膝盖不能弯曲，走路一颠一跛。治疗时变卖部分田地，祖母去医院附近帮佣顺带照料爷爷。从此残疾伴随爷爷一生，犁田耙地的活不能干了，挑担不能重了，走路不爽快了。善良、勤劳、俭朴、忠厚是我家的遗传品格。从我记事起，父亲教书在外，家里就爷爷一个劳力，打扫收拾庭院、打水挑水、饲养牲畜、田里农作，都落在爷爷身上，这也是我很小就参加劳动帮爷爷干活的原因。那时农村吃水用水，都是从一两丈深的水井里提上来挑回家。打水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一丈多长、直径寸粗的井绳，钩住水桶提绊放进井里，左右摇动或上下颠动，使水桶倒扣盛水而不脱钩，再用力提出地面。共用的木水桶常年浸泡湿水，一担空桶也有二、三十斤，装满水上百斤，井离家一百几十米远，每天四五担水。对健康的成年人不算什么，对残疾的爷爷就不那么轻而易举了。父亲每次回家，最先干的活，就是打水挑水，离家时总是把两口水缸装满。村上成年人包括58年失踪神经痴呆的傻聚叔，只要碰到爷爷挑水，总是抢着接过扁担，足见那个时代村民天性善良民风淳朴。爷爷小时候读过私塾，学过子乎者也，但不会写字；学过珠算，但不会运用，我奶奶笑称他“黑算盘”。我初中接触古文，回家说起，爷爷皆能背诵，令我赞叹。从七岁起，爷爷教我打算盘，“九归”、“三遍九”、“九遍九”、“狮子滚绣球”，他珠算口诀烂熟，边做事，边指导我，好像他脑袋里也有一个算盘，我报出算盘上一个数，他能立即递出一句口诀，告诉我在算盘上如何操作。靠死记硬背，我也学会了“黑算盘”。后来我才悟出，“九归”主要练的就是乘除法，“三遍九”、“九遍九”练的是加减法，“狮子滚绣球练的是多位乘除法，随着科技的进步，算盘这一古老的运算工具已作古多年了。农民种田离不开牲畜，夜里也需要喂养。从我记事起，爷爷一张床放在牲口房。合作化、公社化，最适合爷爷做的事就是耕畜饲养员。他爱社如家，住在“牛棚”里，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喂养的牛驴上。高级社评比，把自己饲养的牲畜牵出来，看牲畜的膘和精气神，立马比出优劣，爷爷就是模范饲养员，他是那种让领导和社员放心的人，我亲眼看到爷爷领奖，为爷爷的人品感动，为爷爷的成绩骄傲。在我的感觉里，奶奶教育孩子恩威并施、情理交融，爷爷却少言寡语，从不责怪或打骂孩子，有时被奶奶逼急了，也是巴掌高高举起、轻轻在孩子的屁股上抚摸一下，惹得奶奶哭笑不得。一家人中，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风霜雨雪，爷爷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白天手不拾闲，忍辱负重、辛勤劳作、默默奉献。他唯一的享受就是有空时抽一袋旱烟，那种二十公分长的空心杆加一个铜锅头，锅头里装一小撮烟丝，用火点燃后嘶啦嘶啦地抽吸起来。烟丝在农村集市上有卖，奶奶也常常把买来的烟丝再加工，就是放进铁锅里炒制一下，加上些芝麻香油，连烟锅一起装进一个松紧口的小黑布袋里，抽起来方便，既有烟草味又有芝麻香，这也成了老人晚年爱的象征。吃饭时爷爷总是最后一个端碗，孩子不爱吃的或吃剩下的都是爷爷收底。困难时期，爷爷奶奶教我们“舔碗”，既避免了浪费，也方便了洗碗。饭碗里吃得干干净净，这成了我们终生的习惯。饭菜有优劣，爷爷总是捡差的吃；粮食不够吃，爷爷总是让着吃；该他吃的定量，他总是省着吃，多给孩子们吃。他是饲养员，钉是钉、铆是铆，人不够吃也从不打耕畜精饲料的主意；集体的农作物，不是分给自己的，他绝不会去染指。爷爷的倔强脾气，在经历五九、六零年两个春荒后，身体渐渐瘦弱下去，去世时是夏秋之交，吃的不缺但已经吃不下去了。爷爷生性善良、终生勤劳、生活俭朴、为人忠厚，是个只做不说的人。他用老黄牛般的躬身力行，潜移默化到我们后代身上，成为我们终生享用的精神财富。
四、飞翔吧，红色的鹰
（一）
大学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段。大跃进探索的狂飙势微，“五风”左祸的典型产物河南“信阳事件”暴露，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呼之欲出，我就是这种形势下走进了郑州煤炭工业学院矿山测量专业，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本专科毕业生才2.1万人；1952年高校招生规模已达到6.6万人，1957年高校在校生达到44万多；大跃进高教大发展，58年在校生规模达到66万，60年达到80多万。61年调整后维持在55万人左右。我的学校前身是56年成立的郑州煤田地质学校，58年升格为专科，60年升格为本科。学校位于郑州市大学北路郑州大学（老校区）南侧，61年学院撤消，地质系合并至焦作矿业学院，国家煤炭系统仅在北京和焦作矿院两所院校保留矿山测量本科专业。原址几度变迁，八十年代改为郑州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我是升学时沾了文教大跃进的“光”，国民经济调整享了煤炭行业的“福”。
进大学报到，我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穿着最土，自纺自织的土布，大裤腰裤子，第二性征没有发育，一副农村学生简单朴素憨厚娃的模样。在郑州火车站，学校接站的人员听我报出专业班级时有点吃惊，他以为我是学校中专部的学生呢。学校门口，耸立着导师列宁的语录“煤炭是工业的真正食粮”，煤炭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我的人生注定与煤炭结缘了。进入学校，想小解，却遍寻厕所不到。经询问，皆说厕所在大楼里，既新鲜又好奇。果不然，每层楼都有男女分用、个人空间半封闭的水冲式卫生间，有马桶、有蹲位，自由选择。厕所清洁卫生，代表着文明进步，使我这样的农家出身的土包子开了眼界。宽敞明亮的教室，摆放着数排木质、油漆、光洁、厚重的联体桌椅，两人一副。椅子有靠背，封闭式分隔桌斗，倾斜15度角的桌面为盖。全班34人，学习地点以教室为主，阅览室、宿舍为辅，一间宿舍五张双人床睡八个人。教室、宿舍装有暖气，冬天没有寒冷的感觉。那时读大学免费，学校包吃、包住、包分配，不收学、杂费。伙食每月11元，定量32斤，一律白面、大米，每月一斤肉、半斤油、半斤糕点（自费）。周一至周六按三、四、三两定量三顿饭，周日九点、下午四点两顿饭。余粮发馍票，自行支配。寒暑假生活费照发。毕业分配后视路程远近发派遣费，路费、差旅费实报实销。半军事化、半共产主义生活培养的是平等、民主理念和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
大跃进中急功近利的左倾（形左实右）官僚们大刮“五风”的恶果已经充分显现，毛主席、党中央痛下决心着手纠正错误，带领人民克服国民经济困难，“民以食为天”，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解决农村、农民和人民的吃饭问题、生活问题，让农民和全国人民休养生息。毛主席亲自组织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针对“一哄而起”的公社化造成“一平二调”“共产风”的左倾恶果，主持起草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定位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一大小公”阶段并承诺长期不变。解散公共食堂，恢复自留地，恢复农民家庭副业，恢复城乡集贸市场。对“共产风”给农民造成的损失开展退赔或赔偿，春荒季节按人头日均一斤粮免费救济社员，对因营养不良导致月经不调、子宫下垂或浮肿、老弱妇女分批疗养，增补肉、蛋、糖等副食品……。农村经济走出低谷，农民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农民的健康和体力得到恢复改善。学校劳动课取消了，作业减负了，粮不够、瓜菜代。每周22节课，其余为自习和自由活动，比起中学时代学习和升学压力、生活压力、环境和社会压力轻松多了。为了吃饱，学校也千方百计组织菜源，红薯叶子、萝卜樱子都上了餐桌，同学们也组织去郊区采摘野菜或能食用的东西。农民不要的南瓜叶、南瓜花、嫩南瓜藤，采回来用开水焯后包包子，薄皮大馅好吃极了。同学王大成，其叔叔是驻古巴使馆参赞，本人有胃病，初食野菜，尤其是干红薯叶，很不习惯。经过一年“饥饿疗法”的磨练，胃病没有看医生、没有用药竟奇迹般地好了。学校并到焦作后，更接“地气”。郊区农民种白萝卜，菜土看似不肥，土壤里含不少沙粒石子，但适宜白萝卜生长，产量极高。品种也与家乡的不同，很浅的根须，不算茂盛的萝卜樱子，中间粗大如圆柱体般的萝卜几乎全部裸露地面。向菜田望去，一个个萝卜仿佛像一个个白嫩肥壮的猪仔带着小绿帽坐立着接受人们检阅。三、四斤重者为小，五、六斤重者居多，七、八斤重者有之。收获时不用刨挖，用脚轻轻横踢一下，萝卜就倒地离土了。农民并不小气，同学们郊游，免不了带回几个，用面盆煤火煮之，放点盐，吃起来粉粉面面的，解馋又挡饥。同学们家里时有寄点零花钱的，也有家在城市的寄点粮票过来，大家便三、五结伴去“打牙祭”。无非是吃上一个“增福轩火烧”或“靳贤书烧饼”，两角钱二两粮票一个。那是焦作有名的小吃，尤其是火烧，外焦里嫩、喷香可口，也是豫剧名演员常香玉最喜欢吃的。那年头国家也增加食品进口，我们吃了不少加拿大精面粉，还有古巴的蔗糖、伊拉克蜜枣等。打从国民经济调整算起，虽然物质依然匮乏，但人民生活不缺营养，家乡农村与我同龄或略小的伙伴个个发育比我早就是明证。再看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生活物资丰富了（假冒伪劣食品众多），国人暴饮暴食、海吃海喝、肥甘厚味、垃圾食品、抽烟酗酒，以致“三高”泛滥，糖尿病、尿毒症、心脑血管病、各种癌症爆发，戕害了多少人？反而每餐七、八分饱，多食蔬果野菜倒成了健康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群众同甘共苦，毛主席带头几个月不吃肉，国家级、省部级、司局级干部的特供也不过多几斤肉、几斤蛋、一两斤白糖而已，而且重点照顾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在焦作的集市上，我亲眼目睹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的儿子采买菜蔬，中等偏上的个头，工人打扮，衣着破旧，朴素谦和，与普通劳动群众并无二致。古人曰，从来国人“不患贫而患不均”是有道理的，领导与群众风雨同舟、甘苦与共，是战胜经济困难的最好法宝。
1961年7月，河南省“五风”祸首吴芝圃调离，刘建勋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全省人民拍手称快。河南全省进入认真纠正“左倾”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国民经济进一步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阶段。1962年，相继为遭受吴芝圃迫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等同志平反、恢复名誉，为受株连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平反，为反右斗争扩大化被错打成右派分子的部分同志甄别平反并做善后处理，极大地缓和了以党群、干群、领导和群众关系为主导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初步形成了宽松、民主、和谐的政治社会气氛。
其实在提前一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从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是调动举国上下四面八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大搞群众运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而有益的探索，国民经济各条战线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鞍钢宪法》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大跃进中的的伟大创造；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最好的组织形式，是中国农民创造的伟大新生事物。由于缺乏经验，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党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滋长了骄傲自满和急于求成思想，片面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这场运动和探索呈现了成绩和错误、新生事物和“五风”人祸交织共存的状况。一开始，五八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就出现了“高指标”。那时刘少奇、DXP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分管农业，周总理主持国务院与陈云分管工业，唯独处于二线的毛主席对“高指标”持怀疑态度，反复提出计划要留有余地，未引起大家的重视和警惕，仍提出要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当农业大放高产卫星“浮夸风”刮起来时，包括中央在内的高级领导有几个不是信以为真，头脑发热、信口开河、推波助澜？我们高二语文课本就有陈毅同志的《广东番禺行》，看到农民的番薯亩产十万斤。而农民出身种过田的毛泽东根本不信，一再告诫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不要吹牛说假话，要实事求是。当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大刮“共产风”时，又是毛主席批评“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的急躁冒进思想，很早就提出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应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反复告诫不能取消商品经济、价值法则，不能剥夺、“抢劫”农民，一定要坚持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原则，要求各级干部不要虚报粮食产量，报多了拿不出，对做计划、搞供应很危险，指示“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社员）自留地”。毛主席研读过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既借鉴其经验，又对其缺陷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毛主席写作了《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光辉文献。毛主席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们，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不在一个层次。毛主席的头脑最清醒，既肯定和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首创精神，赞扬和支持新生事物，又对运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高度警惕，随时提醒各级领导和群众。1958年3月5日批示责成山东省委处理群众反映的灾情。10月2日，根据群众来信，责成安徽省委处理自然灾害、基层虚报产量、干部强迫命令、饿死人的问题。从58年冬开始，更是一直努力领导全党纠正“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这从199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可以得到证明。毛泽东在1958年至1960年的文章、讲话、信函、批示等69篇，其中经济方面的或涉及经济工作的29篇。我们从其中没有发现一个字能显示出来毛主席在“大跃进”期间是“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相反，每一篇都充满了理性，都是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利益着想的，都是批评和纠正领导干部乱刮“五风”左倾错误的。其中尤推1959年4月29日刊于《党内通信》的给全国六级干部的信，一竿子插到底，直达农村生产小队长。指出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还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我们正读高二，亲耳聆听了传达，大家为之感动，鼓掌称快！你再查看同年出版的《刘少奇选集》、《DXP文集》（经本人审阅），这些著作集不是全集，即不是他们那一时期所有文字的集合，所以哪些文章收入选集，哪些不收入选集，一定很有讲究。因为特色主流的基调是批判毛泽东的所谓错误，肯定刘周邓陈等人为纠正这些错误做的努力。可是在他们的文集里大跃进三年基本空白，那么重要的时期，那么多严重的问题，高居国家一线领导岗位上，他们难道不讲一句话、不表一个态、不做一个指示？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此一时期的讲话、文章基本上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而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一篇没有。“五风”泛滥的风口来自哪里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河南省第二书记吴芝圃本来就是被反右斗争掩盖下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利用宗派主义和“左”的貌似革命的言辞欺上骗下，排挤掉实事求是的第一书记潘复生，掌控了省委领导大权。他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好大喜功、沽名钓誉、独断专行、主观蛮干，不顾毛主席的多次提醒和教诲，违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五风”迅速泛起。当“五风”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时，他忘掉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依然固执己见、我行我素、冷漠处之，不调查研究，听不进甚或打压不同意见，变成冷血的官僚主义者。当“信阳事件”曝光后，他讳疾忌医、推卸罪责、企图蒙混过关，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光荣传统丢得一干二净，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说他“左倾”错误，是轻饶了他。他不单是“认识问题，缺乏经验的问题，只有革命精神没有科学态度的问题”。他媚上欺下、追名逐利、投机取巧，是个动机不纯的机会主义者；他当官做老爷，视劳动人民为草芥，一派封建官僚资产阶级作风；他打着“三面红旗”做幌子，玩弄修正主义两面派手法，大刮“五风”，行破坏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之实。他是“极左”，是“形左实右”，是死官僚主义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激起河南人民极大义愤。文革风暴来临，河南的造反派首先造了他的反。他不得不承认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组织怎么严肃处理他都不为过，就是“处以极刑，也当引颈就戮”。还揭发刘少奇在1958年和他的几次谈话，导致河南“高指标、浮夸风”，“大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共产风”，“重细粮、轻粗粮，秋季丰产不丰收”。“信阳事件”暴露前，吴将这些情况，书面报送过党中央和毛主席。后来河北刘子厚告诉他，被刘少奇压下了。中央七千人大会，吴又写了自我检讨涉及这些谈话送大会秘书处，据刘子厚说也没报毛主席，被总书记DXP压下了，交给刘少奇了。与会期间刘少奇曾找吴私下谈话，转弯抹角说“周总理不该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压他刘少奇的”，“毛主席不该支持总理越权搞大跃进，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搞的大跃进谁负责”。还告诉吴他“58年对河南大跃进的那些讲话收回，就当做没说算了”。吴对此有些情绪，专门向毛主席写信反映，信交给了胡乔木。后来是DXP找吴芝圃谈话，说刘主席（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吴听后就意识到是刘少奇自己不出面，变着说法向他敲警钟。难怪这样一个对河南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却在1979年非毛反毛的大环境、大气候下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1月24日下午，DXP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为吴芝圃等人平反昭雪。他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却偷天换日将大跃进搞极左的帽子反扣在毛主席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面红旗”与“五风”不能划等号，驱除“五风”雾霾，三面红旗更鲜艳。大刮“五风”的官僚主义者们与毛主席和党中央不能划等号，也与“一吹二压三许愿”逼迫下犯有“左倾”错误的广大基层干部不能划等号。毛主席是马列主义大师，唯物辩证法大师，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反对和克服“左”、右错误倾向的大师。从53年起，毛主席有意退居二线，集中主要精力研究国际形势、国际共运和意识形态工作。将刘少奇、DXP推向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毛泽东像伟大母亲看到呱呱坠地的婴儿，是渴望的、兴奋的、赞美和支持的。毛主席的头脑也是清醒的，他知道任何新生事物都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完善。他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倾向保持着高度警惕，几乎不停顿地提醒他的“战友”和各级领导们。可以说，毛主席最早察觉“五风”的干扰，一直战斗在反对“五风”左倾错误的第一线，不断提出纠正左倾错误的措施。矛盾和问题的暴露需要一个过程，人们过热的头脑冷静下来需要一段时间，人们认识的提高需要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矛盾的复杂和特殊性以及大刮“五风”的官僚主义者欺上压下的干扰拖延了纠错的时间。最终还是毛主席痛下决心、亲自动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纠正了这一给国民经济造成“马鞍形”挫折，给国人特别是农民造成重大伤害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巩固了大跃进的积极成果，完善了人民公社新生事物，教育了广大干部，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摸索出一系列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原则方针。充分说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为人民的利益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成熟的、郑重的党。
（二）
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不劳而获、享乐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会自发产生，抵制和克服它要靠斗争。先公后私、集体主义、劳动光荣、勤俭节约的无产阶级思想不会自发产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靠灌输和实践磨练。大学阶段，虽然物质生活不太丰富，学生们的精神生活却是自由宽松又昂扬向上的。大一时的团支部书记邢文俊政治上强势，几乎每周都组织选读毛主席著作，出乎意料的是竟找出我来忆苦思甜，作为普通学生，不是共青团员，对同学们的政治面貌不大关心且知之了了，大概是因为我家庭出身贫农，普通家庭出了两个大学生或者想激发我的阶级觉悟鼓励我奋起吧。我性格内向，不善沟通和表达，对家史了解不多，只听祖母时不时的讲点，自觉不那么典型，便不太在意，推脱不掉只好滥竽充数。我感知的旧中国兵荒马乱，老百姓整天考虑避开战祸“躲反”逃难，民不聊生。淮海战役期间，我的家乡离陇海铁路八里路属战场边缘，一次父亲带着我给在外逃难的家人送吃的，半路上听到飞机的嗡嗡声，父亲连忙带我跑进地里，趴在地埫沟中，看着老鹰似的飞机从我们头上掠过，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飞机，那是国民党反动派侦察或轰炸解放军的，他们的飞机大炮也没能挽回覆灭的命运。蒋介石的部队和解放军本质不同，是靠抓丁抓夫维持的。有一次蒋军抓不到人，竟把当教书匠守校的父亲抓走替他们当挑夫，几天后才回到家里，饥寒交加、疲惫不堪、累得吐血，可怀里揣回两个自己舍不得吃的白面蒸馍，只因家里还有幼小的孩子和缺少母奶、嗷嗷待哺的婴儿。再往前朔及，民国16年农历3月18日，当地村民不知得罪哪里的军阀土匪势力，涉及附近好几个村庄夜里遭受袭击报复，我的家乡郑新庄村被付之一炬，烧个净光。幸运的是村人事前得人通风报信撤离了村落，人员幸免于难。三十年代中原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大战，战祸、匪患连绵，殃及百姓，爷爷血气方刚之年，被兵匪流弹击中右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乡村中医无计可施，只好举债卖地送归德府（商丘古称）北关加拿大圣公会1912年开办的圣保罗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不少是美国或英国人（当时加拿大是英国的自治领），应是利用侵略中国掠取的战争赔款，打着宗教慈善名义开办的教会医院。经过急救和手术，总算保住了性命和那条断腿。康复后膝关节失去屈伸功能，右腿短了十来公分，留下终身瘸行的残疾。为了伺候爷爷，祖母在医院附近的富人家当帮佣，正在读书的父亲中断学业。祖母虽不识字，但心灵手巧、见多识广、熟谙世事，纺花织布、裁剪缝纫、剪纸绣花、美食家常、家务卫生，都是行家里手。她对“知识改变穷人命运”深信不疑。爷爷基本康复后，她靠帮佣力挺父亲继续读书。那时读书人大都是富家子弟，像父亲一样的穷人子弟少见。西式学堂，读书要穿校服，没钱咋办？这难不倒祖母，她仔细看了别人家学生穿的校服，就用土布染色仿制，依样画葫芦，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读书缺钱买课本，她就想方设法求用往届学生用过的课本。缺钱买笔墨纸砚等文具用品，她就鼓励父亲捡拾别人丢弃的物品。父亲读书很用功争气，物质条件不与人比，学习成绩却名列前茅。就这样，读到简易师范肄业，成为那个时代乡村少有的“文化人”。解放前的旧中国，农村格外落后、缺医少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尤其婴幼儿童成活率低。祖母告诉我，我一两岁时生病，连续数日高烧不退，几度昏迷难醒，家人想方设法、山穷水尽，邻里相劝没希望了，家人舍不得丢弃，最后抱到贾寨附近一座寺庙里，烧香磕头许愿、拜佛求菩萨、讨仙水喝。真是天不绝命、神仙显灵，使我逃过一劫、转危为安。七、八岁大时，家人为我举行还愿“扫寺”仪式。在家里把堂屋和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请来寺庙神灵，点上香火，奉上供品，家人让我跪拜磕头后跳出堂屋门闸，飞跑出庭院大门，千万不要回头。记得祖母从屋内抓起一把笤帚向我背上扔来，笤帚哪有我跑得快？那天上午，我便可以像过节似的自由自在玩上半天。到后来才知道，哪有什么神灵，只是人的自我免疫功能在起作用，我的病不过是重度伤风感冒而已，免疫力强的人，没有并发症，一般七天可以自愈。话说回来，“信则有，不信则无”，人们无奈时，神灵可起到些许心理安慰。解放后，破除迷信，讲究卫生，推行“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普遍接种牛痘，打预防针，很快消灭天花、霍乱等传染性疾病，没要几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便达到60多岁，儿童死亡率大大降低，绝大多数家庭成为多子女家庭。解放后，翻了身，分了些许田地，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国家实行义务教育，读大学免费，优先录取劳动人民子弟，工农为主的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武器，劳动人民出身的我没有理由不选择跟毛主席共产党走，没有理由不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理由不选择信仰共产主义并为之奋斗终生。朴素的阶级感情为我走出困惑，选择信仰奠定了基础。
大学阶段是青年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中小学时期，国家把我们当孩子或未成年人看待，大学时期，国家把我们当做成年人、公民、知识分子或预备干部看待。政治课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做必修课，大一周五下午两节课学习毛主席著作，院长鲍振宇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干部，经常作辅导报告，系统地讲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选“四卷”就是最好的教材，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紧密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那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那博古通今的文化底蕴，那丰富多彩的实践经历，那深刻透彻的理论概括，那思维缜密的辩证逻辑，那简洁明快、通俗生动的叙事风格，配上“真信、真学、真懂、真用”的院领导合理编排和声音洪亮、吐字清晰的宣讲，打动人、说服人、吸引人、潜移默化人，使我们非政治专业的学生也十分喜欢。大二开设政治经济学，选用苏星、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大三开设哲学课，选用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课老师相貌不巨，一张幽默喜剧演员似的面孔，教学经验丰富，马列主义理论素养高，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概念把握准确，内容层次分明，语言通俗易懂，叙述生动流畅，有讲稿但不用讲稿，是难得难遇的好老师，大大增加了我们对政治课的喜爱和兴趣。至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对我们完成了系统地教育、训练和武装。我们站在了人类文化的哲学高地，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自己的主观世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的细胞——商品，揭示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资本的两句名言给我留下一生的记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残酷与血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强盗般的侵略、扩张、掠夺、殖民和奴役，帝国主义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垄断、战争、霸权和欺骗伪装，证明了这两段话对于资本主义演变的任何时期来说，永远都不会过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不会过时。资本全球扩张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灭亡准备好了物质条件。我笃信唯物论、无神论，不信迷信，不信鬼神，不信天命，不求宗教的心里安慰。我不信资本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货真价实的“平等、民主、自由、博爱”，信仰和力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些是大学阶段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学说馈赠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从此“雷锋”，这个响亮的名字、感人的事迹、光辉的形象，传遍神州千家万户，震撼陶冶亿万中华儿女的心灵，历久弥新。“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活着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奋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一个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孤儿，人民革命使他翻身解放，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思想哺育他成长为毛泽东时代自觉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他种过田、做过工、当上了解放军战士，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农兵。他的生命年轻而短暂，却浓缩凝聚着中华民族悠久思想文化的精华，他的事迹平凡细微，平凡中蕴含着伟大，见微知著愈发高尚。他不是位高权重，他没有物质财富，他是那个时代独有的精神富翁、精神“高富帅”。雷锋精神就是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力行者心灵是相通的，无独有偶，三十年代的苏联工农兵中涌现出一位杰出代表奥斯特洛夫斯基，以他自己为原型的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改编成的电影解放后传入中国，成为中国青少年和广大群众学习的楷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被我们那代人当做自己的座右铭。雷锋就是中国版的生活在大家身边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被他们脚踏实地、从“我”做起、躬身力行的事迹所感动，被他们胸怀远大理想、信仰坚定、斗志昂扬、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所折服。物质富有不等于精神高尚，位高权重不等于品德高贵，明星大腕的外在不等于心灵美丽，那些人格和灵魂资本化了的资产阶级富豪们，吸附他们的官僚或依附他们的“公知”们，崇尚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笃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信条，迷恋“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游戏规则，追逐钱权名利享乐奢靡的疯狂贪婪，对他们讲学雷锋，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们视共产主义为恶魔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有的慑于领袖的威望或工农大众的义愤，口头上喊着学雷锋，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子，行动上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大干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共产主义往往有许多误解。过分看重物质而轻视精神就是突出的一种。一提共产主义，就想到按需分配，表现得十分向往。却少想到各尽所能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站在个人利己主义立场上，甚至会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幻想。不错，人类社会再次进入到共产主义需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充分涌流，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成功，一国难建成共产主义。然而，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生活方式与物质财富的充裕程度并非必然相关。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生存条件极端恶劣，不得不采取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私有制产生，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出现，仍然伴随有“大同”思想的产生和空想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实践试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以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都实行过战时军事共产主义，军民一致、官兵平等、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锻炼培育出许多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志士。旧社会“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饥寒交迫的穷人，接受革命教育，跟着共产党，不怕流血牺牲，为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也有很多地主、资本家阶级出身的人，背叛自己的剥削阶级和家庭，把自己的巨额财产捐献给革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制高点。单从物质的角度看共产主义那是庸俗的唯物论，历代的剥削阶级：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他们的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都达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峰值，他们那个时代分别是他们那个阶级的天堂，却是被他们剥削的阶级的地狱。在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共产主义不会成为“富人”的旗帜。受剥削受压迫的穷人最容易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一旦革命成功，单纯为了改变物质贫困地位而参加革命的“小生产者”们，就会对“富人”们说：“过去你们捞了一把，享受了一回，现在该轮到我了。”革命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又制造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这就形成一个难于破解的周期律。穷则革命，穷人也不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觉悟不会自发产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应当理直气壮的宣传弘扬。政府不能强制群众信仰共产主义，但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应当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力行者）为核心和主体，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政府公务员应当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力行者，并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之中。信仰并愿意力行的，可以进来，不信或不力行者请出去或不要来。军队应是共产主义大学校，学校应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共产主义就在自己身边，共产主义就在“我”心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力行者应当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壮大，社会中共产主义因素越来越多，尽管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经不住愚公移山般的日积月累，数千年来压在人们心灵上的“私”字大山，一定能够搬掉。不积跬步，何以行千里？莽莽昆仑、山高雪多，“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三）
中苏论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胜利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斗争风暴席卷全球，帝国主义国家节节败退，资本主义世界风雨飘摇。福兮祸所伏，在革命历史最久的苏联，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后，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形势、新内容、新特点。社会主义政权力量的强大暂时绝了帝国主义武力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梦想，转而采取“和平演变”这种狡猾隐蔽的策略。国内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切断了社会上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形式上已经进入坟墓的资产阶级却可以利用残存的意识形态优势和资产阶级法权在党内借尸还魂。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部分大权在握的党政官员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经不住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诱惑会逐渐蜕化变质，形成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挂着共产党员招牌，实际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的官僚主义者，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是一伙修正主义分子，是中国后来称之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这就是中国称之为“历史周期律”的苏联版。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防修防变就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生死攸关的课题。斯大林晚年看到社会存在矛盾，来不及加深认识和解决便溘然而逝，思考和解决这一课题的责任便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落在她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肩上。
苏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利用军人政变上台，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抛出臭名昭著的“秘密报告”，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幌子，站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的立场上，采取片面夸大、歪曲和捏造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卑鄙手法，大反斯大林，把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污蔑成“大独裁者、专制暴君、法西斯魔鬼”，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思想混乱，引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彩，为它们反苏、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找到了突破口，当年就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赫鲁晓夫打着“改革创新”的旗号，继续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赫鲁晓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必要的”。他热衷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赫鲁晓夫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就是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也是当时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焦点。赫鲁晓夫以为核武器的出现，战争会毁灭整个人类和地球，一切战争都失去了正义性，人类要追求“无核武器、无军队、无战争”的“三无”和谐世界。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理论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提出“全面建成共产主义”的假共产主义纲领，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出笼时，既看到其破除“个人迷信”，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的一面，也存在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倾向的一面，及时指导发表了《关于》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章，表达了中共正确评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原则立场。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后公开中苏分歧，指挥其追随者围攻我们党时，毛主席、党中央专门成立了“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本着“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先后组织发表了“七篇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谬论，也触到他的一些积极追随者的痛处。1963年，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写信，特别提出“三和”、“两全”、“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毛主席针锋相对组织起草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二十五条）回复，系统阐述我们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提出什么是国际共运应当采取的总路线。这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组织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发表后三个月，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和他的秀才们，用如椽之笔，把一时张牙舞爪的赫鲁晓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中苏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场严重的、鲜活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是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和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命运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无畏精神，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起来造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反，捍卫和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尽管没能倒转修正主义的车轮，却大大延缓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剧变的脚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团直接领导并参与了这场论战，全党、全国人民激情满怀地卷入论战的大潮，在斗争中学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和根据地，理所当然的转移到社会主义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论战也是国际共运中的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国共产党都是一个战斗队，许多党重新组成新的战斗队，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报纸电台广播）、大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个阶段），有“保皇派”和“造反派”。大论战也是一场波及全球的马列主义大学习、大教育、大普及的革命群众运动，各国的共产党人在同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经受考验、得到锻炼。作为大学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特别是《参考消息》提供大量正反面信息资料，成为关心时事者每日首选和必读，大家自觉地争相阅读、分析、比较、辩论、扬弃。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理论自信、路线自信、道路自信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彻底的群众路线。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革命人民心里明镜似的。是否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两个彻底决裂”是判断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大论战绝不是后来DXP会见戈尔巴乔夫所说“彼此都说了些空话和废话”。大论战时DXP曾受命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会谈，讨论《六评》时DXP提出，要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想同美国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DXP也算经受了反修斗争的洗礼，可是后来怎样呢？是表里不一，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论战成为后来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动因和铺垫。
对于信仰，有的人，先理解，后信仰，在理解的过程中选择、确定、加深信仰。有的人，先信仰，后理解，选择信仰，接受教育，加深理解，坚定信仰。我属于前者，我的姐姐属于后者，她小学毕业就入了团，我大学毕业也不是团员。我喜欢独立思考，有平等、自由、公正的意识追求，推崇辩证思维，喜欢正方反方在头脑中打架，在同学们辩论中，我愿意做正方，希望有反方，都是一方时，我可以做对方，谁的道理抓住事物的根本，理论彻底，就服谁。即使是领导、老师、长者的意见也要在心里问个“为什么”，理解了才好真正统一思想去做，一时不理解的，碍于情面，不会贸然顶撞，仍会把问题留在心里，慢慢思考化解。共产主义信仰不是共产党或共青团组织的“专利”，一般地说，要求入党或入团是要求进步的表现，党团组织也会给加入者、要求加入者更多更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也并不纯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组织中来，党团组织内部必然存在这些斗争。初中时，班主任动员学生为谋取多种“好处”而入团，实际就是后来批判的“入党做官论”，在我们幼稚纯洁的心灵留下了阴影。我们天真地拒绝为谋取好处而入团，却错过了最佳且最易入团的年龄。还对党团员们产生一种说不清是对还是错的认识，我鄙视那些为“好处”而入党入团的人，不屑于把是否党团员作为进步与落后的标准。到高中、再到大学，青年入团变困难啦，党团组织被一些老党员、老团员把持着，党团员组成了一个事实政治上“高人一等”的小圈子，进入的门把得很严，里面神神秘秘，负责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学习成绩、团结人的胸怀、生活作风，显示不出足够的影响力、凝聚力、领导力，他们自觉不自觉流露出“群众落后论”思想很难让非组织的学生“臣服”。这些实际上是党群关系、干群矛盾在学生层面的反应。每每涉及政治鉴定，不论你如何关心国家大事，思想品质怎样，都因为不是党团员就要揹上“政治上不要求上进”或“要求进步不够”的评语。初中班主任的话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天真地我们没听班主任的话结果付出了政治代价。为此事我给在郑州大学读书的姐姐写信进行讨论，他肯定我的认识有正确的一面，也指出了我的片面性。他是个老团员，肯定初中班主任的做法不会是普遍现象，为谋取“好处”而入团也不是主流。入党入团首先得端正动机，动机不纯也会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如经不起考验时热时冷，如采用庸俗的吹吹拍拍、阿谀奉承、打小报告之类在同学中过不了关，团员也不会通过。即使一时偶然过了关，如不改正，总有露出尾巴的一天。党团组织内部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光明面占主导；党团员有不如普通群众的，总体看还是先进集体；切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初中班主任给我留下的这个“心结”在大学毕业季终于到了解开的时候，我不再那么天真，经历大学四年的政治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建立起来，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仰毛泽东和他创建并领导的共产党，这就是我的选择。
（四）
学而后知不足。读完高中，在自然科学方面，只是达到了“经典”（古典）科学的高度，到大学学习完基础课，就知道你站到了现代科学的高地，学完专业课，就知道你登上了某个专业理论知识的山峰。学习的乐趣来自于求知的渴望，对新的知识的渴望，变未知为已知的渴望，探索、解释、改造事物乃至世界的渴望。求知欲的养成来自家庭的教育、社会的影响，与自己的天分和爱好密切相关。同学之间的竞赛，老师的引导鼓励十分重要。当你的渴望实现或达到了，受到家庭、同学和老师的鼓励，你会很快乐并获得更大的学习动力。幸运的是，这种学习的快乐和动力从初中起伴随我到高中又到大学乃至终身。我喜欢数理化，喜欢逻辑思维，大一、大二我都是高等物理课代表，大三又是电工学课代表。工科没有语文，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都是全优，五计分制全五分，ABC计分制全A,百分制绝大多数满分，被扣几分的情形很少。头两年时兴“减负”，老师减少作业，我自己不减少，习题集里作业无论难易全部做完，容易的只需过目而已。高等数学的微积分、解析几何、线性规划、概率论、球面三角、微分几何都是测绘专业的基础课，老师陈庭骥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讲师，数学理论掌握深透，讲课深入浅出，喜欢引经据典，语言充满哲理睿智，全是小班教学，深得同学喜爱。所留作业，减少数量，易多难少。一次有位学习甚好的同学偶然发现习题集里一道题做不出来，询问坐班辅导的“高数”助教邢凤林，竟把老师难住。一时无奈，便要那同学去找坐在前排的我，他知道习题集里尚没有能难倒郑玄华的题目。班级政治辅导员史老师在总结班会上点名表扬我学习优秀，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大学三年里仍修俄语，培养目标是使同学们能阅读俄文专业技术资料。那时苏联是煤炭大国、强国，苏东矿山测量技术尤其“三下”（水体、铁路、建筑物）采煤位居世界前列，解放后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在北京矿院培养一批矿测专业研究生，成为中国该专业的领军人物，我院的矿测专业学科带头人胡昌炽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俄语老师尉瑞星，身材挺拔、皮肤白皙、轮廓分明，相貌衣着很像个俄罗斯人。我喜欢外语，它打开了知识的另一个窗口。中文的语法学得早，很多语法知识还是通过学习俄语加深的。但毕竟只有六年，大学里积累大量行业、专业词汇，借助词典阅读专业技术资料还是可以的。大三学校举行俄语竞赛，由吴姓俄语老教授主持，两个小时俄翻中约1000汉字，选了列宁论煤炭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俄文原版。那时大三学生，近乎半数高中学习英语，在大学改学俄语，编入“慢班”，他们觉得俄语较之英语要难学一些，当然无法和我们相比，但为了学习提高仍积极参与。我最年轻，脑瓜灵活、反应快，记忆力、理解力强，允许用词典或翻书，我基本不需要。包括检查修改用了57分钟，得了98分。我不教条，在充分理解原意的前提下，用中文的习惯翻译表达出来，受到吴老教授的夸奖：“郑玄华，你又得了个第一！”奖励是一部俄汉词典。第二名是我班俄语课代表李国顺，73分钟，91分，一个比我成熟、稳重，字写得漂亮，班学习委员，毕业后留校，后来对我帮助很大却英年早逝的学友。
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老师们给我的印象总的来说都不错。他们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大都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国内重点大学毕业生，当过几年助教才登台授课，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和投入，对学生平等相待，谆谆善诱、教书育人。大一物理王励老师，讲授力、热、电磁学，对我们班同学的学习和成绩以及我这个课代表很满意。大二物理钟老师，讲近代物理学，比较抽象。他是马来西亚华侨，经济困难时期，经常收到国外寄来的食品包裹，新婚妻子是内地人，做他的助教，两人恩爱甜蜜。他办公室门锁上有个小孔没有密封，有时去那儿办事敲门不应，从小孔看一下可知人在不在。后来索性先窥一下，人在再敲门。有次就看到两人都在，各人手里一颗奶糖相互喂食，立即产生一种偷窥别人私密的负罪感，不好意思马上敲门，在外边转了几分钟才进去。电工学老师郑均忠高挑的个头，喜欢篮球运动，是校篮球队员，强电的发、变、输、配、用、量测，电工理论透彻，懂得实践，课讲得好。电子学部分结束前一再征询同学们的意见，有什么要求？那时半导体科技兴起没几年，我们提出详细讲解半导体收音机原理、构造、组装与维修，老师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可惜我们没有物质条件完成动手实践，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矿山机械讲解矿井提升、运输、通风、排水四大系统。机械制图（画法几何）是技术基础课目，学过立体几何的学起来不算困难，只是有许多画法规则，课程以独立绘制管道阀门的正、侧、俯三视图结业。授课老师姓闫，其夫人姓严，音同字异，校图书馆工作。两人均身材高挑，性格廻异，女严庄重，不苟言笑，男闫活跃，相貌俊朗，与演艺明星混搭不分伯仲。测量是矿山的基础、眼睛和监督，必须熟悉采矿技术，故把井巷开拓、采矿方法、矿井通风与安全、企业管理与劳动组织作为必修课。前两门讲授老师为黄永刚夫妇，两人同姓黄，一对帅男靓女、男主女助，两人皆喜欢文艺又外向性格，热情、直率、坦诚、幽默，采矿理论与实践知识掌握熟练，课堂上讲、写、画基本功过硬，使我们对未来的服务对象有了透彻形象的了解。测绘是地质的载体，地质是矿测的孪生兄弟。普通地质讲地球生成演化历史，地质年代分期，地质构造和运动，沉积岩、火成岩、变质岩形成，生物进化，各种矿物、矿石生成和赋存条件……。煤田地质和勘探专门讲煤的形成，煤炭的赋存条件，煤田地质构造，勘探技术手段方法，基本上沿用前苏联的理论技术结合中国实际套用。再进入矿井地质和水文地质，直接为采矿采煤服务。这些归入技术基础课，从煤田地质开始是李宝林老师讲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兄弟专业的面目呈现我们面前。李老师还算高大威猛，有一位温婉、美丽、时髦有文采的太太，据说是院领导的秘书，那年头她穿起丝绸旗袍和高跟鞋，阿娜多姿，要身材有身材，要曲线有曲线，要模样有模样，着实令女生们羡慕，令男生们赞叹。测量学是我们专业的技术基础课，由唯一的女讲师蒋斐尹老师授课，实践是新鲜的，理论是高中数学物理知识的运用，老师应近中年，平易近人、敦厚善良、敬业。大地测量选用武汉测绘学院王之卓教授编写教材，授课严平老师是工程师，有学者风度。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变，凡有所学，皆成性格”。测量控制网“从整体到局部，从高级到低级”的布网原则，测绘工作的“事事有记载，处处有检核”的严谨要求对学员性格、思维和作风有深刻影响。辅导员孙庆堂老师是军事测绘学院毕业生，带来军测系统传承的学习风格，强调书写、绘画基本功，十个阿拉伯数字书写统一字形，反反复复练习，不符合者不及格，对大家触动很大，显示军人军容整齐划一的风格。测量平差或称最小二乘法是专业基础课，授课老师季振邦个子不高却非常干练，专业理论精湛、实践娴熟、口若悬河、快嘴快手、板书准确流畅，那时矩阵知识没列入高数，矩阵演算尚未引入测量平差中来，平差公式推导沿用传统手段，高斯方程列式求解、演算步骤、重点突出、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一堂课要写几大黑板，脑想、口述、手写，绝少卡壳或差错，是难得的好老师。以胡昌炽老师为领军人物的青年团队讲授矿山测量专业课，团队里面都是1960年前后北京矿院同专业的优秀毕业生。胡老师高高的个子，外柔内刚、博学睿智，人尚青年却德高望重，熟俄语、懂德文，站在学科前沿高地，关注国内外专业理论和技术的发展进步，为我们讲授《岩层移动和“三下”开采》《陀螺经纬仪原理和应用》，介绍苏联最新最权威的专业学术论文，后任学校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是大学阶段同学们最尊敬的老师。张大学老师，团队里的佼佼者，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脚踏实地、敬业奉献，担任《建井测量》《生产矿井测量与精度分析》《露天矿测量》《矿图》等课程，毕业后我们仍有联系，多次见面，文革后我技术归队走上教学岗位得到他的重要帮助，是我最怀念的老师。张凤举老师是团队里的帅哥，精明强干、勤学上进、后来居上、沟通协调组织见长，为我们讲授《测量仪器学》，应是学科带头人的接班人选。夏俊杰老师，个子不高，身体孱弱，性格内向，北京矿院的高材生，不善言辞，教授《矿体几何学》，用几何的方法描绘各种矿体的形状、构造、品位，解决开采中的各种几何问题，为煤炭资源管理和金属、非金属矿山资源管理提供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夏老师的课谈不上精彩，能满足基本要求。我喜欢这门课程，那时也已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借阅苏联专家编写并译成中文的教科书，弥补了课堂学习的不足。后来得知夏老师健康不佳、爱情婚姻不顺，也是英年早逝，是最令我们同情的老师。
大学里的文体活动是丰富多彩的。下午两节自习、两节课外活动以及晚上两节自习基本上自由掌握。体育方面学校有篮球队技术水平不错常常与外来球队举行比赛，队员人高马大、体格强健，有一个左撇子，只要进入篮下，每球必进，对手防不胜防，给人印象深刻。大学我喜欢排球，教学楼不远处有排球场地，常常被我们班占据，十几个爱好者不约而同，上午课间操时间也不放过，尽管很少有人能跳起扣球，但接、发、传、击球趣味无穷，我还算其中的佼佼者。由于个子长高，弹跳力好，也玩篮球，初中那种百发百中的感觉已荡然无存，班级内小组比赛还是能赢。打乒乓球我喜欢短平快的风格，快速推挡抽球，在班级里可排前列。我的尅星是丁卓，一位来自开封的铁路员工子弟，爱拉小提琴，常著铁路制服，十分注重外在形象，与不修边幅的我恰成两极。他是削球手，必用海绵拍，打出的球沉稳有力带旋，常让我回球不过网，必须用力抬起，他以韧对硬、用柔克刚，两人对垒，我败多胜少。那几年，电影是最大众化的艺术，影院大量放映三十年代进步电影、港澳电影、苏联东欧电影，每周都有几部未看过的“新片”。我们逢新必看，要好的同学三五成群，你请我、我请你，场场不落。市场上的胡萝卜一元一斤，一场电影一角五分，学生们更选择和喜欢精神食粮，不稀罕那物不副值的一口两口萝卜。三十年代的《桃李劫》悲情恸人，香港的《寸草心》亲情感人，《小月亮》美丽动人，匈牙利电影《昨天》给出反革命复辟后猖狂进行阶级报复惨状惊人，苏联电影《共产党员》那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不说空话、多做实事的优秀品质感化和吸引许许多多普通的人。红色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和国产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堪称经典。相比阅读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可能是民族和地域的差异或者不了解那个时代苏联哥萨克的复杂生活，个人感觉内容和文字庞杂拖沓，我是硬着头皮读完的。舞会是当时一项时髦的娱乐交友活动，学校差不多每周都会举行，跳的是交谊舞，男舞女伴，男士多西装革履，女士多旗袍裙装，气氛欢快，乐曲悠扬，人人陶醉其中。参与者多为性格开朗、有模有样的人，更能体现舞场、舞曲、舞姿的和谐之美。我们从农村出来的学生，大多秉性憨厚，衣着朴素，时尚浪漫可望而不可及，有时看看热闹，实际并不参与。学校有一批喜欢文艺、男帅女靓的教师，排演大型革命历史话剧《东进序曲》名噪省城。本专业同学王乃中、陈修武、余冬至（女）、牛怀正、程道华（女）、孙士杰等排演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活报剧《群魔乱舞》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大二时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来校慰问演出，里面有电影院张贴的全国著名影星庞学勤、张园，青年演员还有歌剧《刘三姐》中阿牛的扮演者刘世龙，风靡一时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中达吉的扮演者陈学洁等，名老演员有浦克、黄玲等。师生员工免费观看他们主演、郭沫若编剧的话剧《孔雀胆》。演出结束，同学们人山人海聚集剧院门口，等候再次目睹电影明星的风采，那是平生第一次与心中崇拜而又神秘莫测从诗画般银屏上走下来的电影明星面对面啊！剧团的青年演员们还特意与青年教师和全校同学举行联欢会，演员没有化妆，由学校年轻教职工中的帅男靓女陪伴坐在主席台上。演员表演小品、朗诵、歌舞，刘世龙就演唱了电影《刘三姐》中的几个唱段，展示他们艺术人生的基本功，也介绍电影拍摄中的趣闻轶事，为观众解疑释惑。同学们组有啦啦队，为他们的表演鼓掌、喝彩，“逼”他们一次次加演节目，会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那是一次真正的狂欢。
（五）
工科专业除了课堂实习、实验外，还有接触实践、接触生产、接触社会的机会。测量学实习在校外的郊区进行，外业布设测图需要的图根点，用经纬仪或平板仪测量地形地物特征点，内业勾绘等高线，完成地形图。采矿和矿井地质实习实际是现场参观，听技术人员现场介绍示范。我们到了焦作局的朱村矿，是一个小型矿井，年产15万吨。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立井开拓，上山开采，长壁法采煤，中央边界式通风，优质无烟煤，超级瓦斯矿井，瓦斯和水患是必须突出预防的自然灾害。那时的矿工粮食月定量52斤，全部白面或大米，有副食品特供，井下冬暖夏凉，地面有两堂一舍（澡堂、食堂、宿舍），地位高、收入高、生活好，井下作业虽傻大黑粗苦累脏险，心里却也平衡。我记得夏季炎热，晚上我们到广场露天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被单上薄薄一层粉尘，白被单变成灰被单，应是箕斗提升卸载、煤仓储存、装车外运扬起的煤尘所致，那时尚没有环保防尘措施。生产矿井测量实习到平顶山矿务局，我们有几个组分在五矿，那是大局大矿，当时年产90万吨以上的矿井即为大矿。主要是接触专业，体验井下测量作业特点。矿上为我们提供尚未投入生产使用的巷道，让我们练习。虽然是浅尝辄止，但体会到黑暗、有风、狭窄、恶劣的环境条件以及与生产的关系都增加了测绘工作的难度，必须练好基本功，去适应井下工作的实际情况。实习就会发现，理论学习好不一定实践应用好。有的同学，学习努力，成绩不错，实践操作，头脑“教条”，“笨手笨脚”。有的同学，理论不追求高分，动起手来，反映敏捷，很快能适应新的环境。这就是人们所谓的“高分低能、低分高能”现象。其实人各有所长，有的擅长理论，有的擅长实践，似乎都有点偏才；而既善于理论学习又善于动手实践的才是全才。读书是学习，学习是为了应用，使用也是学习，某种意义上说是更重要的学习。刚从校门出来走进某个特定岗位，常觉得学校理论学得多，实际用得少，便以为所学多为空洞的理论，脱离了实际，浪费了时间。殊不知在校着重培养了同学们的学习能力，为走向社会从事专业或非专业岗位提供了宽泛的理论基础知识。有了理论文化基础，有了学习能力，善于向实践学习，善于在实践中学习，无论从事专业或非专业的多种岗位，你都会很快适应和上手。相反,没有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光靠实践中学习，你可能成为某个岗位的佼佼者，但缺乏进一步学习提高的潜能和拓展事业的大视野，尤其解决技术难题、变换岗位甚至变换专业时更需要这些。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度过难关，农贸市场蔬菜水果相当丰富，农民种的桃子每斤五分或一角钱，肉不黏核、新鲜脆甜，大家尽情享用。矿工食堂花样繁多、赏心悦目，我喜欢豆沙包，发面皮，入口筋道，绿豆馅，又甜又沙，一斤粮票四个，吃了又买，曾经一餐吃了八个，创下平生吃饭记录。那时学生实习，有钱粮补助，过了一段惬意的日子。奇异的是矿区或周边望去，山比高不大，山头却都是平顶，不愧平顶山称号。只有地质人员能给出科学的解释，大概与基岩构造变化不大产状平缓以及后来的风化剥蚀和沉积有关。周日从五矿出发，向南走上大约一个小时，有一座古老的香山寺，被称为中华观音文化的“根”。我们到访时，尚存八角九层的宝塔，一座破旧的大殿，都是锈锁把门。还有几处断壁残垣，大殿前青石砌筑的多段台阶依然，满目衰微破败的景象。一位家住附近在此割草的削发尼姑给我们介绍寺庙香火旺盛时的情形，为全国南来北往的香客必朝必拜之地。解放前的兵荒马乱，解放后的破除封建迷信，政府无意、群众无力去管，自然而然就这幅景象了。
毕业实习同专业两个班60多人分赴焦作、平顶山、徐州和淮南，都是国内著名的产煤大局，我们去了淮南矿务局。那是中华历史“淝水之战”古战场的地方，公元383年，北方前秦政权与南方的东晋在八公山下、淝水之滨展开决战，东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击败前秦，留下了“投鞭断水”、“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历史典故，奠定了中华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格局。由于南有长江，北毗淮河，属南北交汇之地，农业既产小麦又产稻米，职工主食白面大米并行，南北菜肴杂陈，花样繁多，选不胜选。淮南一行19人，由张大学老师带队，每2～3人组成一组，分到一个个矿井。淮南局矿井多，且多是大型矿井，我和本班同学陈修武分到谢家集二矿，矿测量负责人黄敏、上海人、二级技术员，有实践经验，也有一定理论水平，科里的工人师傅不少是上海人。毕业实习是专业理论和技能的总复习、总应用，是为毕业前的总考试——毕业设计打基础的。那段时光是紧张的、收获颇丰的，生活愉快而有意义。陈修武同学开封市人，高挑挺拔，是个帅哥，喜欢文艺歌舞，是班级文体委员，学习也不错，特别是钢笔字字如其人，结构匀称、清晰流畅。而我虽快却草，跟得上记录，只有自己看得懂。我俩搭配，正好巧绌互补。有关测量方面的实习跟着工人师傅下井，出井查看图纸资料，听黄敏老师介绍，测绘图纸资料的收集相对容易。测量是基础、服务、监督性质的专业，必须对采矿、地质资料有充分的了解掌握。同住一个宿舍里有位毕姓技术员，是采煤专业，待人诚恳热情，得知我们的需要后，极力为我们引荐他的朋友、主管采矿设计的陈姓技术员。一位干练、聪明、敬业、理论透彻、熟悉实际的棒小伙子，是位华侨，前几年北京矿院毕业，我们背后称他“华侨陈”。在工作十分忙碌的情况下，专门抽出两个晚上，为我俩授课，概括地介绍了淮南煤田、谢二矿井田地质情况、开采条件，重点介绍了谢二矿矿井开拓系统、井巷布置、开采程序，采区划分、采煤系统，回采布置、采煤方法，矿井运输、提升、通风、排水系统及自然灾害防治。他的头脑像台计算机，储存着矿山开采相关的所有资料，随心所欲、信手掂来。他口齿清晰、用词准确、条理分明、逻辑周密、不讲废话。我发挥自创的速记功能，边听边记，脑记手写，紧随其后。课后俩人我来复述，他来手写，随即成文。那时的人勤奋、朴实、厚道，矿山接受实习，技术人员介绍情况，提供图纸资料，视为应尽的义务，根本不计报酬。就这样我们圆满顺利结束了一个多月的毕业实习。返校在徐州换车，大家游览了云龙山公园，并合影留念。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在四年学习和毕业实习的基础上，毕业设计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毕业设计贯穿着“从整体到局部、从高级到低级逐级控制”，“技术经济合理、测量精度适中”，“服务和监督‘热情、及时、周到’，测量‘安全、准确、快捷’”，“测绘工作‘事事有记载、时时有检核、确保无差错’”，“坚持技术革新和推广新技术”等几项基本原则。以质量标准化、操作科学化、图纸规范化、管理制度化为目标，从地面到井下，从建井到生产，从开拓掘进到回采，从外业到内业，从计算到图纸绘制，从技术到管理，从组织到实施，从人员到仪器装备，从岗位责任制到科学操作规程和各项管理制度全面谋划。并从矿区控制、井上下联系测量、大型巷道贯通测量、“三下”开采引起岩层与地表移动的预计和观测、矿井最远点误差预计等方面选择专题做重点具体设计。我和陈修武同学共一个题目，以谢家集二矿为样本，规划设计一座大型煤矿的测量工程，选择矿井最远点误差预计为专题。那时，由地面向井下打竖直钻孔救灾，一百米深度误差可以做到不超过一米，约等于巷道宽度的一半，在没有其它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测量工作把保证钻孔打通巷道作为矿井最远点的极限误差。毕业答辩分院系两级进行，各专业都有一人参加院里组织主持的答辩，矿测专业是我班的宋铁山同学，他是开封人，人高马大、魁梧精干，学习成绩优秀，在徐州矿务局大黄山矿进行毕业实习，设计专题是“矿区控制网”，他介绍完后，平顶山矿务局张姓老总工程师提问：“国家控制网没有布设到矿区缺乏起始数据怎么办？”即便那个时代，这种问题只会发生在解放初期或国家偏僻边远之地，难不住学习测量专业的人。他毕业留校，是当教师的好材料，教授《测量平差》，与本专业下一届一位高挑健美漂亮女生王文坤恋爱结婚。我的毕业答辩在系里是第一个，由胡昌炽老师主持。我是那种没见过世面，上不得台面，出不得众的人，别看在下面和同学中间，无拘无束，夸夸其谈，到正式场合，看着那么多人，熟悉的，陌生的，领导师长，同学同事，男生女性，思前想后，心慌意乱，怯场拘谨，手足无措，典型的缺乏锻炼、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好在老师熟悉我，图纸挂在黑板上，设计书在主持人手里，答辩时间不长，简单概述过后，也不记得老师提了什么问题，只记得设计和答辩评语为A。
毕业分配，矿测毕业两个班，原有68人，大三时有两名同学留级，班团支部组织委员徐国彦来自农村，结婚生子，家庭负担重，留级再读不堪重负，无奈只好退学，令人扼腕叹息，大一的助教邢凤林原是专科学历，大二插班读本，故仍有66名毕业生。接收毕业生单位40多个，有二机部的铀矿山，有金属非金属矿山，有测绘单位，有教学单位，主要是中央部属煤炭企业，其次是省属煤炭生产建设单位，遍布全国各地。除湖南省煤炭厅和大西北（西安）先集中再二次分配有几个人以外，每个单位多为1人，两人者寡。所有接收单位写在黑板上，每人可选三个自愿，那时学生青春激情，有点不知天高地后，可能有私下向老师表达个人意向，但都会把服从祖国分配作为共同的第四自愿。大学四年，我选定了理想信仰，科学和技术为理想插上了翅膀，才感到自己真正像高中毕业时唱的歌“飞翔吧，红色的鹰”，目光坚定、羽翼丰满，展翅待飞，单等一声令下，振翅高飞，直刺苍穹，在伟大祖国辽阔的蓝天自由翱翔。我的三个自愿都是边陲，分别是云南昆明、辽宁丹东（安东）和大西北（西安）。那段时间，系里负责我们分配的李忠义老师找人谈话，征询意见，告知结果，揭开一个个谜底。我们班四位女生，最漂亮、字如其人的朱慧敏独自分到河北涞源石棉厂（矿），后来调回河南省煤炭厅，在统计处长职位退休。开朗健美的余冬至独自分到内蒙乌达矿务局，估计与她在北京钢铁学院的男友分到包钢有关。另两人均与本班同学恋爱，善良温婉的任学英与第一任团支书邢文俊比翼齐飞去西北，最让人同情、弱势的刘绿叶与测量课代表、帅哥周子纬莲花并蒂去了昆明勘察设计院。我先后两个同桌学友，苗留根诚实厚道善良，像个大哥哥，班生活委员，分到淮南局新庄孜矿，文革被武斗的弹片炸伤，后调回河南新郑家乡，在后勤矿长职位上退休；王乃中，开封市城里人，家庭与我极相似，有祖母，父亲小学教师，一弟一妹，分到湖南省煤炭厅再二次分配至杨梅山矿；报到时我们按约同行至长沙分手，他后来任中学教师；文革后期华国锋抓捕“文革派”上挂下联，我被抄家入狱，殃及我的全部科学技术书籍，不顾我的反复要求和提醒，全部当做“废品”送到造纸厂销毁，我技术归队向学兄求援，他便把所有书籍转寄给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八十年代他调回开封黄河水利学校，在高级讲师岗位退休。毕业实习伙伴陈修武分到徐州矿务局大黄山矿，后调回开封。班团支书张五洲，分到武汉设计院。班长魏厚东、擅长书画的陈万林分到二机部属广东不同的铀矿山。我高中、大学皆同窗的俩同县老乡，窦修勤分到山东淄博局夏庄矿，李传标分到新汶局，八十年代豫东永城煤矿（神火集团）建设，两人调回，窦从集团机关纪委书记岗位退休，李从集团生产处主任工程师岗位退休，九十年代见面，谈及文革时他们告诉我是地富家庭出身，作为学生中“要求进步不够”的我，从来不关心、不询问、不知道同学的出身，也不以此分优劣、定亲疏。刘应聘是我的小组长、夏邑人算邻县老乡，分到淮北基建指挥部，后任淮北局地测处长，九十年代萍乡局的人员去淮北局出差，他专门打听我的近况，记得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学习成绩最好，我留给他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话说回来，毕业分配时，不少单位派员到校要人，萍乡局测量负责人陈志超技师就是其一。陈先生旧社会是国民党军队测绘技术人员，军衔少校，解放前夕进入萍矿，解放后留用。他代表萍乡局向校方要地质勘探、矿山测量专业各一名毕业生，还特意说明“要学习最好的”。此事当时我一无所知，二十多年后编写“局志”在一次老技术人员座谈会上，当众从陈老口中听到的。分配时李忠义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想去哪儿？我说自愿填的是“三边”（云南、东北安东和大西北），想到外面开开眼界见见世面。老师说：这样吧，到江西萍乡矿务局，在江南，山清水秀，鱼米之乡，是江南煤炭的大企业，历史上安源煤矿大罢工的地方。我二话没说，领取报到介绍信，办理粮油户口手续，领取50元路费，八月上半月报到领取全薪，下半月报到领取半薪。后来才知道，报到按出差规定，计算差旅费、生活补贴，行李托运费实报实销，与发那50元没任何关系。离校前，全班合影留念，学校组织毕业生会餐。分别时既高兴又留恋、失落。高兴的是结束学业，走上工作岗位，终于可以自食其力，养家糊口，大展宏图壮志。留恋的是熟悉的校园、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学友，熟悉的生活，都将成为过去，岂能轻易割舍？失落的是大家天南地北，人各一方，开始新的漫漫人生，十年、二十年、几十年后，各人又会走过怎样的路，还能相见吗，那时会是什么模样？
（2016年1月31日）
【文/安源山，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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