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 上任之前
陈沂蒙没料到，他刚刚走马上任，就遇到了东钢下岗工人的第二次聚集事件，当省委秘书长张庆国向他汇报，公安部门正在组织干警前往驱散聚众闹事者时，他马上指示停止驱散工人的行动，并顾不得就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匆匆赶往东钢。
在东钢公司办公大楼门口的广场上，陈沂蒙以新任东江省委书记的身份，向聚集群众郑重承诺，省委一定慎重处理东钢和杜克公司的并购项目，并当即让聚集群众推选出若干代表和东钢主要领导，举行了一次现场联席会议。会上，一位叫顾致真的退休工程师的发言给他印象很深，他几乎一句不漏地记在本子上了：
“我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带着老婆孩子从新疆调到东钢的，刚来时，厂区还是一片荒野，连房子都没有，我和工人们都住在窝棚里，一切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好不容易把东钢建设成为为全省最大的钢铁企业。可自从改制后，东钢一年不如一年，我说的是工人，不包括干部，干部们都在改制后富起来了，工人们却一个个下岗了，几十年流血流汗，几千块就被买断了。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高达300万，工人的工资不到他们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后勤服务人员每月才七八百，生产工人一千多，炉前工两千块。就这样还整天提心吊胆担心被下岗呢!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企业效益下滑，管理层从来不在内部找原因，想一卖了之，美其名曰并购，可卖也应该卖个好价钱吧，却放着攀枝花这样的全国大钢铁公司不卖，非要跟那个美国公司并购，而且自己股权只占不到百分之二十，把控股权都让出去了。这样搞，说轻一点是国资流失，说重一点是卖国。干部职工多次提意见，可管理层那些人一句也听不进去，还打击报复，把几个带头提意见的工人弄下岗了，其中就包括我的儿子。大伙并不是闹事，都是把东钢当成自己的家，不忍心被那些败家子败光，提出让工人们自己集资把股份买回来，他们也不同意，还给大家扣上一顶反对改革的帽子，最终闹出了人命案，责任该谁负责?我不说，大家心里都明白。可现在政府只追究闹事工人的责任，抓的抓，判的判，对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不闻不问，跟美国公司的并购项目也没有完全停下来，前不久，杜克公司中国区的总干事还来东钢考察，把真正的责任人当成英雄，又是送花，又是发慰问金。这样混淆是非，回避真正的原因，别说工人们，我这个退休多年的工程师也咽不下这口气……”
顾工程师发言未落，坐在陈沂蒙旁边的东钢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邱栋梁小声说：“陈书记，这个顾致真的儿子是上次骚乱中的头头之一，被判了三年刑。他还有个亲家叫程国军，文革期间，是东钢最大的造反派，当过东钢革委会主任……”
刚才陈沂蒙已经听省委秘书长张庆国介绍过，邱栋梁在上次骚乱中受了重伤，此刻听他话里有话，便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上次骚乱，这个程国军也参加了吗?”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程国军参加过上次的骚乱，”邱栋梁支支吾吾地说，“但也不能排除极左势力暗中作祟呢!”
陈沂蒙瞥了邱栋梁一眼，看见那张肥胖的脸上红光满面，像两只蒸熟的大对虾，他忽然想起自己在北京时听首长说过的话……
从B省到东江省上任之前，陈沂蒙回了一趟北京，一则是中组部领导同志找他谈话，二则是去看望首长。中组部领导的谈话不外乎对他担任B省省长期间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并转达中央领导同志对他即将赴任东江省委书记的殷切期望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高度程序化、规范化的，这么多年，陈沂蒙每调任新职，都会接受一次这样的谈话，毫无新鲜之处。当然，这一次的层级最高，尽管省长和省委书记都是正省级，但二者的区别却非同小可，凡是官场中人都明白，这不仅意味着他将成为真正执掌一省权力牛耳的“封疆大吏”，而且意味着拿到了迈入更高层政治场域的入场券。因此，在刚接到任命通知带来的短暂兴奋之后，陈沂蒙心里多了一层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忐忑。当他跟中组部领导同志谈完话后，去看望自己的老首长时，仿佛学生大考之前去见考官那样，甚至感到有些紧张……
陈沂蒙是乘着中组部安排的一辆黑色红旗轿车去看望老首长的。当车行驶到轱辘把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下时，他叫车停下，并让秘书和司机一起回去，自己一个人往胡同里走去。
对于这条位于景山公园和北海之间的小街巷，陈沂蒙再熟悉不过了。当年他给老首长担任秘书时，三天两头往这儿跑，对胡同里的门牌号码，乃至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有多少根枝条几乎都能数得出来，那时候，胡同两边长着几棵榆树，每逢夏天，树上的枝叶密不透风，天气再热，胡同里也浓荫如盖，凉嗖嗖的;秋天，地上落满铜钱般的榆树叶儿，金灿灿的，把胡同都铺满了。
但现在，陈沂蒙却没有看到那几棵榆树的影子，胡同里像是被洗劫过一样光秃秃的，让他感到十分陌生，仿佛走错了地方。但胡同口的那棵老槐树告诉他，这分明是他来过无数次的轱辘把胡同。
陈沂蒙从小喜欢北京的胡同，他虽然出生在北京，是在北京长大的，可从小跟父母生活在圆明园附近的一座部队大院里，那种封闭单调的军营生活，跟他想象中北京胡同的生活相差太远。他读过老舍描写北京市井生活的小说，在他心目中，从豆汁儿、冰糖葫芦、火烧、焦卷等小吃，到拉洋片、杂耍、吹糖人和像八宝盒一样活色生香的四合院，都能在北京的胡同里找到。那才是他喜欢的生活。小时候，父亲带他去拜访一个老战友，父亲那位老战友住在离景山和北海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叫兵马胡同，全家才三四口人，却住着比后来他见到的首长家还大的一座四合院。
那是陈沂蒙第一次亲眼见识真正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心里羡慕极了。也就是那次，他结识了父亲老战友的儿子洪太行，并成为了好朋友。后来，他们俩又一同去北大荒，在生产建设兵团结下了更深的友谊。有一次，他俩所在的连队去冰天雪地的中苏边境设伏，准备阻击越境之敌，洪太行的双腿被冻得失去了知觉，陈沂蒙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背着他赶到几十里外的兵团医院，医生说，如果晚一点抢救，洪太行那两条腿就保不住了。从那以后，他们俩就成了生死相依的战友。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和他的老战友都已经去世，洪太行也早已不住在兵马胡同了。想到从北大荒回城后的那几年，自己经常骑自行车从圆明园穿过大半个北京城，来到兵马胡同的那座四合院，跟洪太行周围的一帮朋友聚会时高谈阔论的情景，陈沂蒙心里不禁有些恍惚……
从胡同口老槐树，到首长的那座四合院，尽管只有短短不到两百米的距离，但陈沂蒙觉得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轱辘把胡同26号。一看见这个门牌号码，陈沂蒙就觉得眼熟。从外面看，跟北京胡同里普通的四合院没什么两样：灰色的院墙，褪色的朱红门楼，瓦楞上的稀疏的莠草，都跟从前一模一样，仿佛昨天才来过似的，但实际上，陈沂蒙已经很多年没有来过了。
陈沂蒙从首长身边调到C县担任县长头几年，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来轱辘把胡同看看首长，顺便带一点C县的土特产，一式两份，一份送给父亲，一份送给首长。一开始首长没说什么，父亲去世一周年时，他按传统习俗专门从C县回北京，去八宝山公墓父亲的墓前祭拜，顺便又去看了一次首长。
那次，首长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沂蒙，你父母都不在了，以后用不着每年回家探亲，也尽量少来或不要来看我，免得将来有人说你是靠着大树好乘凉。总之，回北京的次数越少越好，能不回尽量不回……”首长像当初陈沂蒙刚到他身边当秘书时交代工作那样，神情严肃，说的话听起来有些不近情理，毕竟，父亲去世才一年呢。“你三天两头往北京跑，当地的干部群众会怎么想?”
陈沂蒙觉得，首长像是在质问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记得自己刚下到C县不久，首长跟他谈话时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不要让人知道你给我当过秘书，也不要让人知道我和你父亲的关系。你记住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干部，不是去镀金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像焦裕禄那样，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
两番谈话联系在一起，陈沂蒙明白了首长的良苦用心。那几年，他回北京次数的确太勤了，每次不外乎探亲访友，光大大小小的饭局就让他应付不过来。从那以后，他就尽量减少了回北京，因为公干实在推不开，也是忙完工作便匆匆赶回C县，连兄弟姐妹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他从C县开始，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职务也一路稳步上升，但心里始终牢记首长的嘱咐，其间，除了偶尔打电话问候一下，再也没来过轱辘把胡同26号……
陈沂蒙按了一下门铃，那扇褪色的朱漆大门开了，一个身穿浅灰色西装便服的年轻人出现在面前，陈沂蒙琢磨这一定是首长的秘书，便自我介绍道：“我是陈……”
没等他说完，年轻人就微笑地说，“知道，您是陈沂蒙同志。首长已经吩咐过了，请进吧!”说罢，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陈沂蒙跟着年轻人穿过整洁的院落，向客厅走去时，觉得这座四合院还是那样宁静，看不到丝毫变化，连前院门脸的雕花窗棂都跟以前一样鲜活生动，仿佛刚涂描上去不久似的，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市井气味儿。这是陈沂蒙从小喜欢的气味儿。
首长坐在客厅中间的一把旧藤椅上，看上去已经等了一阵子了，一见陈沂蒙进去，便颤巍巍地站起身来。陈沂蒙赶紧抢前一步，搀住了首长，“您别起来，坐，坐!”
陈沂蒙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目不转睛地端量着首长。一些年不见，首长真是见老了，不单是头发，连眉毛也比以前稀疏了许多，也难怪，首长比父亲还大两岁，父亲去世都快十年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首长身上那股政治家特有的敏锐并没有随着年老而消退，比如此刻，首长那双长而稀疏的眉毛下的眼睛虽然半睁半闭，他却仍然能感觉到那道洞察入微的目光……
“请原谅这些年我没来看您……”他像从前向首长汇报工作时那样恭恭敬敬地说，挺直着身体，后背离椅背足足有半尺的距离。
“这样好，这样好，只有没长大的孩子，才天天念叨回家看老人……”首长咕哝着，同时睁开半闭的眼睛，朝他身上扫了一遍，“唔，就你一个人来的，没带秘书?”
“哦，在胡同口，我就让他跟司机一起回去了。”陈沂蒙说，正琢磨首长这话的意思，就见他微微点点头，连声说了几声“好”。
这几声“好”，让陈沂蒙不由想起了曾经听首长讲过的一则趣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首长担任东江省委书记时，毛主席到南方视察，中途在东江停留，紧急召见他。他接到通知后，急忙赶到主席的专列上，刚进车厢，主席就劈头盖脸地问道：“你一个人来的，还是带秘书来的?”首长一愣，不知何意，忙答道：“主席，我是一个人来的。”一边想，觐见主席谁敢带秘书呢?毛主席似乎猜透了他的心思，哈哈一笑，指了指面前一摞摊开的纸张说：“现在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写材料、汇报工作，干什么都要秘书代劳，好像他们自己没有手脚和脑子，我很纳闷，除了吃饭睡觉，他们自己还会干什么?看来，我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早被他们忘到九霄云外去咯……’不久，毛主席就在中央全会上做了“大兴调查研究”的报告，明确提出要警惕各级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
在陈沂蒙记忆中，他给首长当秘书的那几年，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全国各地进行考察和调研中度过的，他似乎明白了首长给他讲那段趣事的用意，后来，当他到C县担任县长后，脑子里一直记着首长转述的毛主席那段话，不仅凡事尽量亲力亲为，大部分讲话稿都是自己起草或反复修改的，这种工作作风，一直坚持至今……
此刻，陈沂蒙从首长不经意的一句问话，感受到了某种弦外之音。这也是他专门来轱辘把胡同看首长的真正原因。东江省是首长曾经主政过的地方，当年，就是父亲和首长一起率领部队解放东江省会大江市的。大江解放后，父亲率领部队继续南下，首长则脱下军装，担任了东江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任省长，后来又担任了省委书记，首长对那块土地不仅熟悉，而且有很深的感情。
陈沂蒙没料到，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自己也将就任东江省委书记，无论是作为过去的秘书，还是后任，上任之前他都应该当面聆听一次首长的教诲。
陈沂蒙更没料到的是，他还未来得及开口，首长却抛出了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问题：“沂蒙，你对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件事怎么看?”
也许是这个问题太突兀，或是过于重大，陈沂蒙惊异地望着首长，不敢贸然回答。
允许资本家入党，是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之后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为此，中央党校还专门举办过一次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修班，陈沂蒙对这个理论创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算是吃透了，研修班结业回到B省后，他还对全省干部做过学习辅导报告，回答起来并不难，比如：“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资本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是先进生产力的中坚力量，能否调动和发挥企业家、资本家的积极性，不仅关系到我们党能否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而且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允许资本家入党，正是为了扩大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党的旺盛生命力，体现党作为中国人民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改革大业引向深入的关键一招……”这是党的文件和党校教授们宣讲的标准答案，陈沂蒙差点儿就脱口而出了。可当他看见首长那双花白眉毛下依旧很锐利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自己，他忽然犹豫了，他记得刚到首长身边当秘书时，首长也经常就中央的某个重要政策和理论跟他讨论，首长最忌讳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每逢看到他起草的讲话稿里大段引用中央文件时，便习惯地蹙起眉头，用红铅笔点一下自己的脑门，仿佛在责问他：“你的脑子呢?”相反，只要是经过独立思考发表的见解，哪怕他说错了，首长也从不见怪。
此刻，陈沂蒙见首长那严肃而期待的神情，丝毫不像是闲聊，而像是早已准备好的一场严肃的探讨，便把溜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首长似乎察觉到了陈沂蒙的心思，从面前茶几上拿起一本书递过来，“这上面有几篇文章，你看看吧……”
陈沂蒙接过来一看，是一本白色封面的杂志，他听说过这本杂志，据说是几个离休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办的，为首的是那个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家，他不免有些好奇，翻开扉页，一看到目录上一行行醒目的标题，不由得吃了一惊：《共产党员要在劳动与剥削之间划清界限——谈谈为什么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私营企业主是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我们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评一些地方擅自吸收私企老板加入共产党》，《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不能评选私营企业主当劳动模范》，《资本家不是劳动者》，《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
这些标题像一颗颗炸弹似的投进陈沂蒙的脑子，使他的头皮一阵发麻。他从未见过这样尖锐质疑中央重大决策和精神的文章，而且是在公开出版的杂志上。
“你怎么看这些文章?”首长手里摆弄着一只放大镜问，那是他平时看文件和书刊用的，可见他是认真看了这本杂志上的文章的。
“作为理论问题可以讨论，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公开异议，似乎违反党的纪律……”陈沂蒙斟酌着字眼说，“您认为呢?”
“作为个人，我是尊重这些文章的作者的，他们都是思想理论界的老同志，应该允许他们发表意见。毛主席早就讲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嘛!”首长说着，瞥了他一眼，“关于资本家入党这个问题，一开始党内许多老同志就有不同意见，还有人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表示反对。难道你们这些省部级干部中间就没有吗?”
陈沂蒙觉得，首长这句话明显有一种旁敲侧击的意思，目的也许就是为了引出他的意见。但他踌躇再三，还是缄默着。
“看来，你被头上这顶封疆大吏的乌纱帽压得不敢说话啊!”首长收回目光，似笑非笑地说，同时放下手里的放大镜，“我现在无官一身轻，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吧!”
接着，首长就对陈沂蒙坦然说道：“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件事，之所以引起一些老同志的质疑，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党是否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对这些年理论界流行的‘补课论’的反映。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学者鼓吹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他们的论据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俄、中等国都是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是不满月的‘早产儿’和‘畸形儿’(这话从他们的老祖宗考茨基一直讲到现在)。因此，重新补课作为一个必要的阶段是不可少的。这种‘补课论’在我国广泛流传，决不是偶然的，它其实不过是‘爱资病’患者拒绝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罢了。如果把允许资本家入党写进党章，我们党还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吗?工人阶级还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吗?这一系列问题，不能不让人思考，甚至忧虑。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首先就是从改变指导思想和党员成份开始的。实现共产主义还写在党章上呢，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头两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单凭这一点，补资本主义课这种论调就违背了小平的意愿。我最近重读《邓小平文选》，有不少新的感悟，例如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南巡时他再次强调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初，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共同富裕问题列入党的工作重点呢?……”
这么多年来，陈沂蒙看到或听到的都是那种四平八稳、模棱两可的文件和报告，首长的这一席话义正词严、发人深省，陈沂蒙觉得自己身体内某根堵塞的血管被疏通了，浑身的血液往上涌，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兴奋和激动，从内心里认同首长的这些话，可毕竟，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刚到首长身边的年轻秘书了。“省委书记”的身份像钳子一样卡着他的脖子，使他不得不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强压了回去，以至那张微黑的脸孔都憋红了，从胸腔深处长长吁了一口气。
首长显然察觉到了陈沂蒙微妙的表情，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过于冲动，重新把那只放大镜放回到茶几上，身体往后仰着，靠到椅背上，眼睛闭了约莫一分钟，才睁开一条缝，半睁半闭地看着他问道：“沂蒙，你是不是觉得我思想有点保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哪里话，您一直都是改革的支持者和坚定实践者，连外国媒体都把您视为我们党内的改革派呢!”陈沂蒙毕恭毕敬地说。其实，他这句话并非奉承，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崇。改革开放初期，首长被中央派到那个南方大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全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体制撕开了一条口子，在陈沂蒙眼里，首长跟其他老一辈领导人都对改革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首长刚才那些话，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体现了一位改革元勋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深深忧虑。其实，自己何尝没有过类似的忧虑，只不过由于他身处第一线领导岗位，没有时间和精力集中思考这些宏大命题罢了。
或许是陈沂蒙的话起了作用，首长的神情松弛下来，半睁半闭的眼睛完全睁开了。他忽然发现，首长虽然年逾九旬，但眼睛并没有像这个年纪的老人那样浑浊，依然炯炯有神。
“你就要去东江上任了?”首长问了一句。
“是的，中组部领导同志刚找我谈过话。”陈沂蒙点点头说，“首长，您还有什么指示么?”
“我一个离休的老头子能有什么指示?”首长笑了笑，忽然想起什么似地说，“不过，我还真有件事儿……”
陈沂蒙哦了一声，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掏出本子和笔，“什么事，您说吧!”
“前不久，我从内参上看到消息，东江钢铁公司部分工人聚集滋事，抗议东钢被美国一家公司收购，还死了人，中央领导同志在内参上还作了批示……你听说过这事儿吗?”
“我也听说了，但不是很详细，”陈沂蒙支吾道，“听说东江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调查处理过了……”
“处理过了，怎么还有人写信到处反映情况呢?”首长皱着眉说，“当地政府是怎么调查处理的?我如果年轻十岁，真想回东江看看，顺便做一次实地调查，可现在，出趟门都困难喽!”首长说着，脸上的皱纹缩紧了，举起手在腿上轻轻锤了两下，看着他，“你去东江后，关注一下东钢的事吧。东钢是我从东江调到中央工作之前就开始筹备的一个项目。那里的老工人还记得我，把信写到我这儿来了……”
陈沂蒙一边在本子上记，一边应允：“好的，我一定。”
首长见他那副认真的架势，笑道：“好了，别记了，你现在可不是我的秘书了，你是堂堂的省委书记咯!”
陈沂蒙停下笔，不好意思地笑了。
首长的心情显然比刚才好了许多，脸上的表情不再那么严肃，目光慈祥地注视着陈沂蒙，说：“你父亲要是知道你担任了东江省委书记，心里不定多么高兴呢!”
陈沂蒙知道，首长又回忆起了当年跟父亲和洪虎将军一起解放东江的经历，不禁也想起了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正走神时，听见首长又说，“沂蒙，你就要去东江了，有几件事需要注意……”
这正是陈沂蒙来看望首长的真正目的。他赶紧去掏小本子和笔，但首长摆摆手，指指自己的脑门说：“下面的话只是个人意见，不要记本子上，记这儿就行喽!”
陈沂蒙只好合上了打开的本子。
2. 下马威和马蜂窝
很快，陈沂蒙亲临东钢处理第二次工人聚集事件的消息在大江市民中间流传开来，有的称赞他敢于面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东钢事件，“陈旋风”的绰号果然名不虚传;还有人说他在跟工人代表对话时，当场宣布要叫停东钢和美国杜克公司的并购项目，还有的说他之所以被“空降”到东江担任省委书记，是受中央指示，来“解决”东江问题的，传得有鼻子有眼，让人浮想联翩。
与此同时，另一版本的传言也在东江省干部中间不胫而走，说陈沂蒙连招呼也没打一声就赶往东钢，把罗省长等一群常委们凉在三号楼的小会议室坐了半天冷板凳，这分明是给他们下马威，谁都知道东钢并购项目是罗省长支持，虞副省长负责的一项重大改革，这之前，坊间也一直传言罗省长可能担任省委书记，虞副省长接替他当省长的，现在新任省委书记要叫停东钢项目，不仅是当众打他们的脸，而且等于对东江省的改革踩了一次刹车。这究竟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呢?
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很快也传到了陈沂蒙的耳朵里。上任伊始，他每天轮轴转地召集各种会议，听汇报，看文件，找干部谈话，忙着到全省市州和省直各部委办厅局调研，哪有闲工夫理会人们私下的传言?何况，有些传言压根儿就是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比如把他在东钢召集的干部群众联席会议上听工人意见说成是跟工人“对话”，把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建议暂停东钢合并项目说成是“叫停”，等等，他听了并没有当真，只是一笑了之。
不久，陈沂蒙从距省会最远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调研回来，召集常委会时，发现十五个常委就有六位缺席，几乎占了一半，其中就包括罗省长和虞副省长，两位是主持政府工作的副书记和常委，自然最引人瞩目。
陈沂蒙向省委秘书长张庆国了解了一下，虞副省长要会见一个台商代表团，实在抽不开身，罗省长因病住院了。
张庆国见省委书记面露疑虑，小心翼翼地解释道：“罗省长三高，平时总是药品不离身，最近吃药也不管用，三项指标噌噌往上升，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
陈沂蒙哦了一声，目光再次在会议室扫了一遍，没看见最年轻的常委、宣传部长郎涛，又问道：“郎涛同志怎么也没来?”
张庆国说：“郎部长去凤凰岛检查大众艺术传媒集团股票上市庆典的准备工作，刚才来电话，说赶不回来……”
陈沂蒙没有再说什么，散会后，便给省长罗宝昌打电话，打算去医院看看他，但拨了几次，都无人接听。开常委会偶尔一两个缺席不奇怪，但近半数缺席，而且包括省长和常务副省长，就不大正常了。会不会是因为第一次开常委会让大家等了一上午，对他进行“报复”呢?如果是这样，倒也情有可原，充其量只是有些小孩子气罢了，可当他想到近期传到耳边的那些小道消息，觉得事情也许并不这样简单……
陈沂蒙觉得，这些传言大多数都很离谱，但有一点却没说错，他这个省委书记是“空降”到东江的，既然如此，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都不奇怪。他想起当初自己刚从北京调到C县当县长那会儿，还不满三十岁，由于在处理一家国营企业上访工人时同大多数县委常委们的意见不一致，以至在常委会上无人理睬，整整半年都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后来还不是打开了新局面?这么多年，他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担任县长、市长，还是市委书记、省长，哪次不是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局面的呢?“出水才看两腿泥”，这是小说《红旗谱》中的主人公朱老忠爱说的一句话。现在，陈沂蒙想起这句话，那些着调和不着调的传言也就被他抛到脑后去了……
陈沂蒙年轻时就喜欢看小说，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只要是好小说他都爱读，当年在兵团时，他还曾学习写过小说，投到出版社没被采用，除了一封铅印退稿信，什么意见也没有，他从此就打消了当作家的念头，但读小说的爱好一直保持着，平时工作再忙，身边都带着一两本小说。他还有个爱好：每调到一个新地方，都要抽出空去逛逛旧书店。这是当年给首长当秘书时形成的习惯。逛旧书店其实是首长了解社情民意的一种特殊方式。每到一个地方调研，首长都要他陪着去逛旧书店，每次都能淘到几本新华书店买不到的书，那都是一些反映本地风俗文化的旧书刊，“你要想了解当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逛旧书店买旧书刊是最好的捷径……”首长说。那些旧书店通常都在一些偏僻的小街巷里，所以首长又说，小街巷里才能看到真正的百姓生活。陈沂蒙一直记着首长的话，并且渐渐养成了逛旧书店的习惯。
从市州回来后，最密集的调研工作算是告一段落，难得有一个稍稍清闲的周末，陈沂蒙便想去逛逛旧书店，自打上任以来，他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还没出去逛过一回街呢。于是，陈沂蒙给胡秘书打了个电话，让他陪自己去“逛街”。“逛街”是当年他在首长身边学来的词儿，首长每次只说“逛街”，从来不明说“逛旧书店”。胡秘书有点儿诧异：“逛……街?”
陈沂蒙从电话里听出了胡秘书的诧异，便补充了一句：“哦，我想逛逛……旧书店。”
胡秘书仍然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在一般人看来，逛旧书店是文化人才有的爱好，很显然，他不相信省委书记会有这样的爱好。
更让胡秘书感到意外的是，省委书记去逛旧书店连车也没叫，而是拉着他去挤公共汽车。
“有意思，有意思……”胡秘书跟着陈沂蒙在省委大院门前的马路边等公共汽车时，小声咕哝道。
陈沂蒙听见了，问他“什么有意思?”，胡秘书不好意思地支吾道：“我想起刚刚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
陈沂蒙明白胡秘书的意思，笑着问：“哈哈，你这是表扬我还是批评我呢?”
胡秘书扶了扶快滑到鼻尖的眼镜架，一时回答不上来。
胡秘书是陈沂蒙到东江上任后，省委办公厅给他新配备的秘书。官场上有个约定俗成的惯例，高级干部调动或升迁时，可以带着原来的秘书去履新，理由是秘书和领导的关系最密切，平时从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对领导也最了解，更换如果太频繁，不利于工作。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领导干部变换了几次岗位，秘书却一直没变。对此，干部管理条例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等于认可，至少是默许了。但这种惯例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秘书跟领导时间太长，渐渐介入到领导的工作乃至私人生活，有的甚至缔结起不正常的同盟和附庸关系，实质上变成了腐败的温床，前不久曝出的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和秘书的腐败案，就是突出的一例。
陈沂蒙记得，首长当年不止一次对这种不正常的“惯例”提出过批评，曾经倡议在领导干部的秘书中实行限期制，每任不超过三年，并且从自己开始，结果，陈沂蒙当秘书刚三年，首长就让他离开了。但首长的这项倡议在党内遭到很多领导干部的反对，最终没能施行。后来，陈沂蒙到B省担任省长时，没有把原来的秘书带去，实际上是践行首长当初那项胎死腹中的倡议，这一次来东江就任省委书记也是如此。他觉得，废除领导干部带秘书履职这种“惯例”，除了斩断领导和秘书之间可能造成的腐败温床，还有一个好处，领导就任新职时配备新秘书，能够让他尽快熟悉和融入当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尤其如果这个秘书是当地人，并且有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的话……
这成了陈沂蒙到任后挑选秘书的重要条件。省委秘书长张庆国给他物色的这个胡秘书，名叫胡向洋，东江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曾经做过几年的中学教师，后来又在省报和出版社做过编辑，不久前才调到专门为省委领导人起草会议讲话稿的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是个很过硬的“笔杆子”。
陈沂蒙看中的并不是胡向洋的东江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这个牌子，而是他当过中学教师和出版社编辑的履历。从这段时间跟着他到各市州调研的接触，陈沂蒙对这个新秘书还算比较满意，因此才叫他陪自己去逛旧书店。
省委大院门前的那条街道以前叫翠柳巷，名字听上去很典雅，富有诗意，两边的建筑却比较破旧，市政建设部门出于维护省委大院的形象考虑，找当时的省领导批了一笔专款，对街道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翻新和整修，为了展示与时俱进的开放姿态，设计者不仅把原来的中式建筑改装成欧式风格，还增开了不少时尚的娱乐餐饮和休闲店面，从里到外焕然一新，连名字也改成了“欧式一条街”。以前这条街没有公共汽车站点，现在增设了两路站点，不过，由于行人少，搭乘公共汽车的旅客一直不多。
这会儿，公交站点只有陈沂蒙和胡向洋两个人在候车。趁这工夫，陈沂蒙跟自己的秘书聊起天来。
“胡秘书，你最近听到什么议论没有?”
胡向洋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一看就是那种比较书生气的人，听陈沂蒙这样问，有些懵懂，反问了一句：“哪、哪方面的议论?”
陈沂蒙微微一笑，用提示的语气道：“比如说，关于我，还有东钢……”
胡向洋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习惯地扶了扶眼镜框，似乎觉得省委书记的这个问题比较棘手，琢磨怎么回答才合适。
“你别顾虑，要说真话。”陈沂蒙见状，提醒了一句。很显然，他把同秘书的聊天也当成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径。
“我听说……”胡向洋看了看陈沂蒙，鼓了很大勇气地说，“您一到东江，就给人来了个下马威，捅了个马蜂窝……”
胡向洋的话比较含糊，没有说清楚给谁下马威，捅了什么马蜂窝，但从他那闪烁其词的神情，陈沂蒙还是不由自主地跟近来听到的那些传闻联系起来。他饶有兴趣地哦了一声：“能不能更具体一些……”
但胡向洋没有再说下去，而是躲闪地把目光转到了一边。
这当儿，两个本地市民打扮的人也来候车，其中一个穿休闲夹克衫的青年目光死死地盯着同样穿着休闲夹克衫的陈沂蒙，那神情好像认出他来了。陈沂蒙虽然到任不久，不仅是普通市民，连很多省委大院的干部也不一定能认得他，但也不排除有人从电视上见过他。
也许为了省委书记安全的考虑，也许是为了转移话题，胡向洋对陈沂蒙小声说：“书记，这趟公汽平时就很少，周末更少，有一次我等了两个小时也没等到，要不咱们打的算了吧?”
陈沂蒙看了看手表，见时间不早了，只好同意。
刚过一会儿，一辆蓝色夏利空的士就开过来了，胡向洋叫住车，迅速拉开车门，一只手挡着车门的上部，等陈沂蒙上车后，自己才坐进前面的副驾驶座。当的士开动后，他从后视镜里看见刚才那个穿休闲夹克衫的年轻人，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胡向洋确信，他肯定已经认出了省委书记……
3. 旧书店
陈沂蒙让他的秘书胡向洋陪自己去逛旧书店，算是找对了人。
胡向洋考上东江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之前，在东江师范学院附中教书，为了考研购买复习资料，经常逛书店，有段时间，他差不多把大江市的旧书店都逛遍了，所以，要说谁熟悉旧书店，整个省委大院没有谁能跟他比。其中，尤以师范学院附近的几家旧书店他最熟，他不仅从那儿淘到了自己最需要的考研复习资料，还发现了不少文革甚至解放前的旧书刊。
胡向洋本来就是个文史迷，对旧书情有独钟，知道这类旧书在藏书市场的价值，这下自然是如获至宝，一有空就往旧书店跑，成了那儿的常客。即便考上研究生，当上报社和出版社编辑后，只要有空，他也会来这几家旧书店逛逛。不过，近几年大江市房地产突飞猛进，几乎每天都有旧建筑成片成片地拆除，新楼盘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胡向洋熟悉的那几家旧书店，也在这种大拆大建中消失殆尽，最后只剩下东江师范学院校门旁边的那家“民众书店”……
胡向洋自从调到省委办公厅工作之后，比以前在出版社当编辑时忙了许多，为了给领导写讲话稿，经常加班加点，根本没有闲工夫逛旧书店。因此，当胡向洋接到省委书记陈沂蒙的电话，让自己陪着去逛旧书店时，他最先想到的便是民众书店。
当胡向洋从的士下来，看到那块原木牌匾因朽烂已裂成两半，“民众书店”四个大字也只剩下了“民店”两个字，那副颓败不堪的样貌，简直让他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曾光顾过无数次的那家旧书店。昔日门庭若市的书店里冷冷清清，看不到几个顾客，书架上的旧书也稀稀落落，像遭受过灾害的庄稼地。胡向洋站在门口不敢往里面迈脚，满脸茫然仿佛找错了地方。
这时，陈沂蒙从后面走上来，抬起头打量着那块破败得不成样子的匾额，念出“民店”两个字，嘴就像被卡住一般停住了，转过脸疑惑地问：“……是这家书店吗?”
“是的……”胡向洋迟疑着，用一种不确定的语气，说出了书店的全名：“民众书店。”
“民众书店，唔，这个店名不错。”陈沂蒙重复了一遍店名，抬步往书店里面走去。
书店里没有开灯，光线有些暗淡。陈沂蒙刚走出两步，脚下就绊到了什么东西，发出一阵哐当的响声。
走在后面的胡向洋赶紧走上前去，看清是放在书架之间过道里的一把凳子被绊倒了，便弯腰去扶凳子，但还没扶起来，就从书架后面冒出一个人来，没好气地说：“你这人怎么搞的，长眼睛没?”
陈沂蒙赶忙伸手去扶倒地的凳子，一边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胡向洋觉得那人态度有些粗暴，同时也为了维护被冒犯的省委书记的尊严，不客气地说：“你这店里没开灯，光线太差，凳子放在过道里，谁碰到也会绊倒啊……”
那人听了，似乎更生气了，瞪了胡向洋一眼，“怎么，你们绊倒我的凳子还有理啦?”
胡向洋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觉得他太不讲道理，火气也一下子上来了，眼看着两人就要吵起来，陈沂蒙拉了一下胡向洋，说：“是我没有看清楚，责任全在我……”
听陈沂蒙这样说，那人的态度才缓和下来，不再说什么，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转过身去啪地按了一下墙上的电灯开关，于是，暗淡的书店里倏地亮堂起来。
这动作、这场景，胡向洋觉得十分眼熟，仿佛以前见过一样，同样的一转身，啪地一声响，电灯就亮了。不同的是，那人是个满头白发、身材高大，颇有军人气质的老人，大概有七十多岁了，穿着一件不知是哪个年代的旧军装，一只手拿着鸡毛掸子，胳膊上套着的袖筒沾满了灰尘。老人是旧书店的店主，胡向洋每次来都能见到他，老人对他眼熟了，每次看见他都要点点头，态度十分和蔼。他在这儿买过许多旧书，老人知道他喜欢哪一类，有时还主动给他推荐一两本，价格也比较便宜。有一次，胡向洋意外地在民众书店碰见了王晟，王晟是他读研究生的同学，两人关系一直不错，他在省报当编辑时，经常找王晟约稿，调到出版社后，又找王晟约过一部书稿。那天，胡向洋在民众书店遇见王晟后才知道，那个老人叫骆正，解放前曾经在大江市从事过地下工作，民众书店就是地下党的联络站。王晟的父亲和骆正是战友，当年，就是他俩把第一面五星红旗插上了大江市的海关大楼……
此刻，胡向洋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人，五十多岁的样子，身穿一件皱巴巴的西装，像是二手货市场买来的，手里也拿着一只鸡毛掸子，胳膊上却没有套袖筒。恍惚之间，他脑子里又浮现出以前在书店里见到的那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那时候，店里不像现在这样安静，不时进来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少年，一边在书架上淘书，一边叽叽喳喳地小声说着话，响起一串清脆的笑声。这是东江师院附中的学生，他们经常来这个旧书店淘高考或中考复习资料……
那人见胡向洋在打量自己，有点儿不自在。“您是店主?”胡向洋试探地问了一句，但对方瞥了他一眼，没回答，显得有几分警惕。
“我以前常来这儿淘书，认识以前的老店主。”胡向洋担心对方产生误会，补充道，“不过，我很长时间没来过了，想不到店主换人了……”
但没等说完，那人就冷冷地打断他：“不是换人，是……他不在了。”
“什么，不在了……”胡向阳一愣，一时没明白过来，定定地注视着对方，发现他胳膊上套着一个黑箍，又看了看他脸上突然浮现出的悲伤表情，顿时明白了。尽管他跟那个老人算不上是熟人，心里却掠过一丝难过。
“原来是这样，”他喃喃地问，“老人家啥时候……走的?”
“才走不到两个月。”那人咕哝了一句，“走了也好，免得受罪……”
胡向洋有几分诧异，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暗自捉摸着他跟老人的关系：儿子?徒弟?像，又都不像。正疑惑着，那人显然猜出了他的心思，说：“我不是新店主，只是代管一段时间，等新店主出来后就交给他……”
胡向洋又是一愣：“出来……从哪儿出来?”
“监狱。”那人嘴里冒出两个字。胡向洋听了，越发觉得好奇，正要细问时，陈沂蒙手里拿着一本用牛皮纸做封面的旧书走过来，仿佛淘到了一件稀世珍宝似的：“老板，这本多少钱?”
也许是那纯正的北方口音，亦或是那高大挺拔的身材，那人从陈沂蒙手中接过书时，目光在他脸上停住了，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忽然“啊”地叫了一声，那本旧书也从手里掉到了地上，那人张大嘴巴，一只手指着陈沂蒙说：“你、你是……”
胡向洋意识到，那人显然是认出了陈沂蒙。出于秘书的本能，他走过去挡在陈沂蒙前面，警惕地问：“你想干什么?”
那人并不理睬胡向洋，盯着陈沂蒙继续说：“我认出来了，你是新来的省委书记……”
虽然书店里没有别的顾客，但胡向洋还是担心更多的人认出陈沂蒙，对省委书记的安全构成威胁。保护领导的安全，是秘书的重要职责之一。于是，他对那人冷冷地说：“你认错人了。”拉着陈沂蒙的胳膊要往外走，但陈沂蒙没有动，而是迎着那人的目光，坦然地说：“我是陈沂蒙。”
陈沂蒙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书店里听起来却十分响亮，像是从扩音器里放出来的，有一股嗡嗡的回音。胡向洋看着省委书记那张带着微微笑意的脸孔，有点儿不知所措。他听见陈沂蒙用聊天的口气问：“我有点儿好奇，你是怎么认出我的呢?”
那人一直盯着陈沂蒙的眼睛躲闪了一下，支支吾吾地说：“上次，我在东钢见过你……”
“这么说，你是东钢的?”陈沂蒙哦了一声，“你参加过东钢办公楼前的聚集?”
那人犹豫了一下回答：“是的。”
“那天我召集过一次干部群众的现场联席会议，你参加了吗?”陈沂蒙继续问道。
“没有，我没有那个资格。”那人说着，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亲家参加了，还发了言……”
陈沂蒙眼睛一亮：“你亲家叫什么?”
“他叫顾致真，是东钢的退休工程师。”
陈沂蒙再次哦了一声，脑子里闪现出上次在东钢听到的那位工程师的发言，同时，又想起东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邱栋梁在自己耳边说过的那句话，“他亲家文革时是东钢著名的造反派，当过东钢革委会主任。”他不由多看了那个人一眼。顺口问道：“你赞成顾工的发言吗?”
“当然赞成。顾工的话代表了东钢大多数人，也代表了我。”那人不假思索地说，“不过……”
“不过什么?”陈沂蒙问。
“东钢的问题远不止他讲的那些……”
陈沂蒙见他吞吞吐吐的神情，就说：“还有哪些问题，你能不能具体说说?”并且从夹克衫的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小本子和圆珠笔。
那人显然从省委书记的这个动作得到了鼓舞，稍稍停顿了一下说：“东钢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邱栋梁不仅贪财，还是个大色鬼，我女儿程蕾在文工团，也就是现在的工人艺术团当演员时，就是因为不愿意给他当玩物被开除的。上次骚乱事件中，我女婿把邱栋梁打伤了，律师说是‘过失伤害罪’，法院却以‘报复伤害’罪，给判了三年……”
那人的语速有点快，加上是地方口音，陈沂蒙一边在小本子上记，一边不时停下笔问一句没听懂的方言，两道浓黑的眉毛越蹙越紧。那副专注的神情，似乎忘记了自己是来淘书的顾客，而是信访部门接待来访者的工作人员。“你女儿现在在哪儿工作?”
“我女儿被辞退后，先是在一家酒店夜总会跳舞，我女婿被判刑后，她在酒店干不下去了，又换了个地方，干的还是老本行……”
听完那人的陈述，陈沂蒙合上小本子，伸出手来，那人迟疑了一下，也伸出自己的手。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陈沂蒙握住对方的手时问了一句。
“我叫程国军，邱栋梁可能已经跟你们反映过，我以前坐过牢，是你们常说的三种人……”那人迟疑了一下说，“但请相信我，如果有一句假话，你们可以把我抓起来!”
陈沂蒙点点头说：“你放心吧，省委会慎重解决东钢的问题的，你反映的情况，我也会转给有关部门的。”然后，向书店外面走去。
胡向洋怎么也没料到，来淘书的省委书记，竟然把旧书店当成了信访局的接待窗口，而旧书店的那个中年人也摇身一变成了上访者。这个戏剧性的转换让他目瞪口呆，以至刚才省委书记和程国军之间的对话过程中，他把自己完全当成了一个旁观者。
此刻，如同一出戏剧终于拉上帷幕，胡向洋如梦初醒地从地上捡起陈沂蒙淘的那本旧书，瞥了一眼封面，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1953年潮锋出版社出版，繁体竖排本，定价13600元(旧币)。胡向洋不知道换算成新币是多少钱，这个版本的书价格肯定不菲，但他顾不上细算，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元的人民币放到柜台上，便跟着陈沂蒙出了书店。当他走出旧书店后，程国军还站在门口目送着他们俩……
在马路边等的士时，胡向洋见陈沂蒙若有所思，似乎还没有从刚才跟程国军的那场谈话中摆脱出来，便说了一句：“那个程国军的话您不能全信……”
“你的意思是他以前坐过牢，还是因为他是……三种人?”陈沂蒙似笑非笑地说，“坚持实事求是，既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废人，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
“不完全因为这个，”胡向洋想起以前从同学王晟那本书稿中见到过的一些细节，闪烁其词地说，“程国军的前妻叫宋晓帆，是一位著名女作家。宋晓帆的父亲是宋老，宋乾坤……”
胡向洋像说相声，有点绕。陈沂蒙听到“宋乾坤”这个名字后，轻轻哦了一声。
胡向洋以为他不知道宋乾坤其人，就介绍道：“宋老是咱们省的三朝元老，曾经主持过省委省政府的工作，罗省长还给他当过秘书呢!”
“嗯，我知道，我知道。”陈沂蒙思忖着说，对胡向洋吩咐道，“这段时间太忙，我还没顾得上去拜会这些老同志，等哪天有空，去看看宋老，你通知办公厅安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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