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 “势”与“能”
郎涛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非典型官员”。所谓“非典型”，当然是指他的学者出身，1980年代，官场上像郎涛这样从大学教授和海归博士改行从政的人还不多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组织部门任用干部的标准也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特别是拥有海外学历的，简直成了一块金字招牌，有学历和无学历，高学历和低学历，乃至国产高校学历与海外大学学历，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对仕途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学历和学位越高，意味着晋升的可能性越大，实际工作能力和成绩似乎可以忽略不计，至少变得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如此一来，花钱买学历和学位在官场上蔚然成风。郎涛在这种氛围下进入官场，可以说生逢其时，他身上的大学教授和海归博士身份，使他从东大一进入官场，就深受组织部门青睐，被纳入了后备干部培养对象。下基层任职，是组织部门考察和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所以没多久，郎涛就被派到基层挂职了。
起初，组织部门本来打算安排郎涛到一所省属高校任职的，省高校工委的一位领导，同时兼任省委组织部分管青年干部的副部长，是宋乾坤以前的部下，提前把这个意向透露给了老上级。宋乾坤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很少过问前下属们的工作，但这次例外，当即提出了异议：“郎涛本来就是从高校出来的，再派到高校任职，起不到锻炼和培养干部的效果。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最缺少的是实际工作经验，还是派他去基层吧!”就这样，郎涛被改派到娘子区政府担任了分管文化的副区长。
这是郎涛后来才从父亲郎永良那儿听说的。他打心眼里感谢宋老，同时又为自己靠父亲和宋乾坤的“世交”走上仕途有点不安。从高中到大学，再从海外留学回到东大任教，郎涛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全凭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如今到了官场，反而要靠父辈的荫庇来获得晋升机会，这是打小志存高远的郎涛所不能接受的。他相信，自己能在学术上取得让人羡慕的成就，在官场上同样也能得到。所以，下派到娘子区后，他一头扎到了工作之中，几年工夫，便在娘子区开创出了一片新天地，其中，在他一手指导下建成的凤凰旅游岛，还成了全省文化旅游改革的先行试验区，他本人也被提拔当了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这回可不是靠宋乾坤“打招呼”，而是凭自己的工作成绩……
自尊清高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郎涛也不例外。即使他在官场上已经浸润多年，身上的书卷气被磨掉了不少，但那种似乎与生俱来的自尊清高仍然保留在内心深处，挥之不去，比如他很少提到自己跟省老领导宋乾坤的世交，这一点，同杜威恰恰相反，经常把“宋老”挂在嘴边，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跟宋乾坤的关系似的。但也正是这种清高，使郎涛跟同事和领导相处时总有些格格不入，平时待人接物和处理事情时，也不像那些职业官僚出身的人循规蹈矩，无懈可击，比如他跟杜威的关系，按说，以自己的级别，他们俩的来往完全可以不必那么频繁，以免有人说闲话。实际上已经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说他越过文联领导，违反工作程序等等，甚至还有更难听的话，当然，有的也是善意提醒，让他小心提防杜威这号人，但郎涛不大以为然，打在娘子区担任副区长时，他就跟杜威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郎涛觉得，这种关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从凤凰旅游岛到大众艺术传媒集团，他指导和分管的哪一件工作离得开杜威呢?不错，这个人身上有不少毛病，虚荣、吹嘘、投机、名利心等等，身上的江湖气也太重，某些习气甚至让人难以忍受，但这有什么呢?领导干部难道不应该学习同各种人打交道吗?有一次他去看望宋乾坤，宋老说：“社会是一个大江湖，官场是小江湖，一个人如果想生存下来并有所作为，必须把这一大一小两个江湖吃透，否则将寸步难行。革命时期如此，改革时期也是如此……”郎涛觉得，这应该是宋老一辈子政治生涯的经验乃至教训的总结。况且，杜威的确有本事，否则，他也不可能几年工夫就将省文联一个负债累累的杂志社发展成传媒集团，在娘子区投资旅游文化产业，也体现出一般人没有的经济眼光，凤凰旅游岛能有今天的局面，杜威功不可没。这大概就是报纸电视上常说的那种“改革能人”吧?作为领导干部，跟这样的能人多一些来往有什么过错呢?
但不管怎样，郎涛都觉得无法把自己磨砺成官场老油条，就像无法变成杜威一样。他只能成为他自己。“成为你自己”，这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著名定义。郎涛想起自己从前研究的海德格尔，忽然感到一种自嘲和自信。至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是如何产生的，他并没有细想。自从跻身官场后，他已经很少思考这类形而上的问题了。但郎涛并不是一介书生，从来不是，否则也不可能实现从一名学者到高级干部的成功转型。这并不奇怪，海德格尔当年也有过辉煌而短暂的政治生涯……
郎涛儒雅的外表后面，也隐藏着过人的盘算，只不过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一点，很像他的父亲郎永良，当年，如果不是被划为右派，郎永良在仕途上本来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现在看来，作为父亲，他当初竭力让儿子弃教从政，并非不得已而为之，而是提前发现了儿子身上潜伏的才能。当然，这里面也有机遇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势”和“能”，有了这两点，一个人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郎涛的这种“能”，也体现在他和杜威的关系上。郎涛心里清楚，他和杜威之间，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倚重关系，就像他从未完全信任过杜威一样。作为领导，他有时固然要表现出一点对下属的信任，但那更多是一种姿态，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下属和上级之间也是如此。在官场上，完美的上下级关系也就是互相利用，谈不上任何私人感情，当一个下属愿意为你赴汤蹈火时，往往意味着他从你这儿得到了同等的回报，否则，他对你的付出必然不会长久，甚至可能潜藏着某种危险。所以，郎涛这些年跟杜威相处得并不轻松。一方面，他要让杜威感到自己对他的倚重和信任，愿意“赴汤蹈火”，但又要让这种关系保持在工作范围内，别突破私人界限。这个度很难把握，正如私和公的界限很难界定，一不小心就容易越线。他和杜威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他们的关系好像突破了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变成了朋友，比如杜威经常帮他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有些事情连郎涛都不知道，杜威办完后才告诉他，例如儿子上市里的外国语学校，杜威就是背着他不声不响帮的忙，如果不是事后妻子何丽说，他还蒙在鼓里呢。再比如杜威每次出国，都要带一些礼品如名表名酒之类送给他，有的价值不菲。他受之不妥、却之不恭，只得接受下来。起初他还想拿出点什么回赠，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如果太认真，可能适得其反，水清则无鱼，古人这话还是有道理的。
尽管如此，郎涛脑子里的那根弦并没有放松，特别是当他晋升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不单是对杜威，跟所有人打交道都变得更加小小翼翼，正应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就职时说的那句话：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那次，当杜威问凤凰岛艺术村别墅的产权人写谁时，郎涛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能写自己的名字。尽管杜威说是花钱买的，但一套市场价值三百多万元的别墅，十几万就能买下全部产权，如果被追究起来，无论如何是过不了关的。所以，郎涛一开始让杜威写何丽的名字，但没过几天他又觉得不妥，何丽是自己的妻子，写她的名字跟写自己的名字没什么区别，而且有掩耳盗铃之嫌，于是，他又让杜威把产权人改成了父亲郎永良的名字。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觉得不妥。父子和夫妻都属于近亲关系，这样做未免弄巧成拙。思前想后，郎涛决定把别墅的产权人换成栗红，做出这个决定后，他仿佛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长舒了口气。也就是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以前对杜威的防范，不知不觉“破防”了。可郎涛没有别的选择，除非他不要凤凰岛那套别墅。如果他不要，而其他领导想要呢?艺术村立项时，不止一个省领导对郎涛透露过这层意思。
然而，他真的只是想要一套别墅吗?郎涛无法面对这个问题，就像他一直不敢面对许可或栗红那样。
郎涛知道，他迟早要面对许可或栗红，像一个老派的德国绅士那样，面对他俩的过去，以及现在。这是一笔历史和情感的债务，他一天不还清，心里一天也不会安宁下来。但对郎涛来说，当他还清欠下栗红的债务时，也意味着对妻子何丽以及去世的岳父何首乌欠下新的债务，二者必居其一。因此，这么多年他一直处于某种拉锯式的犹豫和矛盾状态，仿佛被两股力量互相撕扯着，整个人被分成了两半。而现在，凤凰岛别墅给他提供了一次还债的机会……
2. 债务
自从梦菲离职后，凤凰岛度假村酒店艺术团的表演越来越差强人意，郎涛坐在包厢里看了几个节目，就想打瞌睡，如果不是接下来的《荷花仙子》，他可能真睡着了。
《荷花仙子》，一直是度假村酒店艺术团的保留节目。说是梦菲自编自导，其实是省歌舞团的一个原创作品，梦菲经过一番改编后，变成了度假村酒店艺术团的保留节目，还曾拿到省电视台播放过。前几年，省歌舞团以剽窃为名，把度假村酒店艺术团告上了法庭，还是郎涛出面摆平的。以前《荷花仙子》都是梦菲主演的，但自从她离职后，这个节目就停演了，今天上场扮演荷花仙子的，是一位陌生的青年女演员，穿着一身藕荷色长裙，面若桃花，身似杨柳，像天上下凡的仙女，扮相和表演丝毫不输梦菲。
“她叫程蕾，以前是东钢工人艺术团的……”杜威在旁边介绍道。郎涛漫不经心地嗯嗯着，眼睛半睁半闭，似乎对节目和演员没什么兴趣。杜威见状，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部长，我已经让黑三通知许可了，她七点半过来。”同时抬起手腕看一下表，“还有半个小时……”
郎涛没有吭声，半闭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包厢里光线很暗淡，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舞台上色彩斑斓的灯光照进来，让人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正如郎涛此时的心情。
“你确定……她会来吗?”
“肯定会来。”杜威说，“我给我干爹打电话了，她不可能不来……”
听到杜威笃定的口气，郎涛心里似乎踏实了不少。度假村酒店歌舞厅除了一个能容纳三到五百人的演出厅，还有几个专门用来接待领导的包厢，虽然每间包厢不足5平米，但都布置得很豪华，私密性也较强，里面除了沙发茶几，还有冰箱酒柜，专门配有服务员。郎涛每次来观看酒店艺术团的演出都在包厢里，这一次也不例外。跟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没有配备专门的服务员，如果说有，就是杜威。
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就是郎涛的大服务员。这一切都是他吩咐凤凰岛管委会主任兼度假村酒店总经理黑三安排的。杜威知道郎涛在德国留过学，喜欢喝雷司令，就悄悄记在心里，前两年去欧洲时买回来整整一箱，每次陪郎涛出行便在后备箱放两瓶。此刻，茶几上就放着一瓶尚未打开的雷司令。之所以没有打开，是因为今天的真正主角还没有到场。
杜威的安排几乎滴水不漏，而且事先并没有向郎涛请示过。在这一点上，杜威比郎涛的秘书肖立强多了，跟他之间有一种高度的默契;岂止是默契，很多事情不需要他说出口，哪怕只是一点暗示，杜威就能心领神会，从躺在他皮包里的别墅产权证到茶几上的这瓶雷司令……简直像是钻进自己肚子里的一条蛔虫，郎涛忍不住想，我是不是有点太依赖杜威啦?他脑子里突然飘过这个念头，并隐隐掠过一丝不安，但也只是倏地一闪就消失了。
此刻，郎涛思绪飘忽，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的东江大学，在第四教学楼那间能容纳五百多人的阶梯式教室，他给大学生们讲海德格尔，满口“自我、本我、超我”，“遮蔽”“存在的被遗忘”等存在主义的词汇。那时他从德国回到东大任教不久，普通话中还夹杂着一些洋腔洋调及英语或者德语单词。他记得，讲座即将结束时，大学生们递上一大摞纸条，提的问题五花八门，但有一张纸条印象很深，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郎教授：你能否讲一下海德格尔赞美法西斯，抛弃对他忠贞不二的女学生阿仑特的光彩经历呢?”
郎涛不记得自己回答了这个学生没有。唯一记得的是，那天晚上的讲座结束后，他和一位女生随着往外拥挤的人群走出教室，一边走一边继续讨论海德格尔。这个女生面如满月，身材高挑，像个模特儿，普通话讲得格外标准，音色也很好听，讲座时就坐在离讲台最近的位置上。那天，他们一边谈一边走，不知不觉穿过一片树林，走到了桂园女生宿舍。他感到惊讶，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自己陪一个并不熟识的女生谈了这么多，走了这么远。分手时，他才知道女生叫栗红，是中文系学生，浪淘沙文学社社长和《浪淘沙》的主编，还当过校广播台的播音员。难怪普通话讲得那么好的。
“瞧，郎老师，您把我送到宿舍啦!”女生欢快而嘹亮的笑声，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欣喜。
黑暗中，他脸有些红。“哦，我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似乎是在解释什么，听起来有些此地无银的味道。那时，他为了集中精力翻译《海德格尔传》，没住在家，而是住在学校分配的一间单身宿舍。
从那天起，郎涛就和栗红恋爱了。尽管在德国留学时，他曾和一位意大利女孩相处过一段时间，但并没有找到恋爱的感觉。只有在和栗红相识后，他才体会到恋爱的滋味。
一位诗人说过，真正的爱情是火焰，是雷电，是燃烧，是交融，是灵与肉的结合，生与死的升华，就像海德格尔和阿伦特，萨特和波伏娃那样。他甚至觉得，栗红长得也有几分像阿伦特，而他曾经多么羡慕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爱情，尽管后来他俩的结局都那么不幸，但在他心目中，他们的爱情依然那样纯洁，美轮美奂，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和品质。
一开始，郎涛和栗红的相爱是秘密的，很少有人知道他俩的关系，包括父母。后来，父亲逼着他和老朋友、东大校长何首乌的女儿何丽订婚，他和栗红的关系才公之于众;而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和栗红不久便分手了。为此，他和父母的关系闹得很僵，差不多半年没有回过家。他觉得万念俱灰，每次走在校园里，脑子里都映满了他和栗红在情人林留下的足迹和做爱时的气味儿。这是一种无法面对的痛苦，就像无法面对自己的尸体那样。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当岳父何首乌校长说省委正准备物色一批高校青年教师进入“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培养序列，老省长宋乾坤问他是否愿意“弃教从政”时，他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调离东大后才听说，栗红由于父亲的贪腐问题，毕业时被好几个中央和省级单位拒收，最后竟然去了没有正式编制的经济管理学院。想到曾经在东大校园像明星一样出类拔萃的栗红，竟然落到这样不堪的地步，他就感到愈发痛苦不安，仿佛栗红的遭遇跟自己有关。他和栗红恋爱关系的突然终结，不啻于落井下石，雪上加霜。郎涛反复问自己，如果早知这样，他还会跟栗红分手，同意和何丽定亲吗?他回答不上来，而越是回答不上来，他越是觉得自己欠下了栗红的一笔债。后来，郎涛曾经去那所民办院校打听，栗红没过多久便辞了职，不知所终，仿佛从这座城市里消失了一般……
“部长，她来了。”郎涛听见杜威在耳边说，随即站起身，离开了包厢。大约过了两分钟，包厢的门开了，有人走了进来，脚步很轻，仿佛进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影子。包厢里光线很暗，看不清来人的面目和衣着，但郎涛知道是谁。即使闭着眼睛，他也能够感觉到是谁。十多年了，他仍然熟悉那股曾经让他心旌荡漾、意乱神迷的气息……
“你终于……来了。”郎涛喃喃道，心里想说却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却是：为了今天这一刻的到来，他差不多等了十多年。
“我可是经常见到你，不是在报纸，就是在电视上……”她的音色像当年在东大广播台当播音员时那样，带着一丝磁性和弹性，别有韵味，语气却有一种讥讽和揶揄的味道。
“不只是在报纸电视上吧，我们上次还在一起吃过饭，可你像不认识我似的。”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在解释，“栗红，这些年我经常来凤凰岛，光武公祠，我就去过多次……”
“别叫我栗红，郎部长。”她冷冷地说，“我叫许可，是武大师的助理兼元极文化研究会的秘书长。”
听到这冷冰冰的声音，郎涛不由打了个寒颤。他抬起目光，看见栗红像往常那样一袭黑色的职业套裙，那张白皙而美丽的脸庞上仿佛蒙着一层冰冷的霜花，让他感到一股冷飕飕的气息扑面而来。
“好吧，许可、许秘书长，”他苦笑了一下，“感谢你今天赏光，我以为你会像以前那样拒绝见我……”
“武大师发话了，我不敢不来。”
“这么说，我还要感谢武……大师喽?”他不无醋意地说，刚说完又觉得有点儿荒唐：我一个堂堂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怎么会跟已然七十多岁的武伯仲吃醋?
但事实的确如此，这么些年，许可形影不离地陪伴在武大师身边，自己想单独见她一面都难乎其难，这难道不让他羡慕嫉妒恨吗?
“十多年了，总不能一见面就争争吵吵……”郎涛换了一副口气说，并欠起身，拿过茶几上的那瓶雷司令，“坐下吧，雷司令，还记得吗，咱们第一次约会时，就是喝的这个酒……”他一边说，一边往早已准备好的两只高脚玻璃杯里斟酒。
她犹豫了片刻，终于在对面坐下了。
“我知道你一直在恨我……”郎涛充满痛惜地注视着她，“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是爱你的，不仅过去，现在也是……”
“爱?这个词从你嘴里说出来可真轻巧!”她忽然冷笑了一声，“当我父亲出事后，我被学校和那些用人单位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原来那些像苍蝇一样围着我的人一个个突然离我而去时，你却为了自己的前途，像对待一床用过的旧棉絮那样毫不犹豫地扔下我，跟你的校长千金订了亲。那会儿，你可曾想到你刚才说过的那个词儿，部长大人?”
面对栗红的诘问，郎涛像欠了一屁股债的赌徒那样，无言以对，“是的，我欠你的……”他喃喃道。
“你今天见我，是不是觉得可以还清欠我的债务了?”
听到这讥讽的口气，郎涛像心底的某个秘密被人窥破了那样，脸微微一红。似乎是为了掩饰什么，他举起酒杯，喝了一口，但并没有马上咽下去，而是习惯地含在嘴里。他在犹豫，是否把别墅产权证拿出来。此刻，那本产权证仿佛变成了债务本身，沉甸甸低压在身上，让他喘不过气来。恍惚间，他觉得坐在对面的许可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十多年前的东江大学，那种冰与火、冷与热、爱与恨的缠绕，穿过茫茫时空，像利箭一样刺向他的心扉……
这当儿，郎涛听见栗红低声吟诵道：
“亲爱的汉娜，我着了魔了。你可爱的双手默默的祈祷和你明媚的额头使我的心安息在女性的妩媚之中。我从未有过如此的体验。我们在暴雨中返回的途中，你显得更加美丽非凡。我真希望能够陪你一直走到天亮……”
这是郎涛翻译的海德格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一封信。十多年了，连他自己都忘记了，栗红却还能够准确无误地背诵出来!
郎涛中了魔怔似地眼神发痴，身体突然像筛糠一般颤抖起来。透过从歌舞厅照射进来的扑朔迷离的舞台灯光，他看见栗红那张依然美丽的面孔，像大理石一样苍白、冰凉……
3. 三号楼
第二天早上，郎涛就接到了让他回去参加省委常委会议的通知。
电话是省委秘书长张庆国打来的。由于昨夜喝多了酒，郎涛的脑子还有些昏昏沉沉，秘书长亲自打电话来，肯定有重大事情，他条件反射般地问：“老张，能透露一下会议内容吗?”
张庆国和他年龄差不多，从省委副秘书长任上晋升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不久，两人平时关系不错，说话比较随便。“新书记走马上任了。”张庆国简要地回答。
尽管新书记上任的消息半年多前就传开了，但具体人选一直没有确定，郎涛忍不住强烈的好奇心问：“既然新书记已经到任，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你可以告知他尊姓大名了吧?”
张庆国似乎早已猜到他会问，哈哈一笑，嘴里吐出三个字来：“陈沂蒙。”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合符他平素干净利索的风格，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郎涛听到手机的滴滴声，顾不得多想，便从度假村酒店房间那张宽大的席梦思上翻身起床，匆忙地洗漱完毕，连早餐都顾不上吃，打电话叫杜威开车送自己回省城。
“这么急啥事呀部长，不是说下午才回去吗?”杜威显然还没有起床，打着哈欠问。
“新书记走马上任了!”郎涛把刚才张庆国的话重复了一遍。
杜威“啊”地一声，睁开了惺忪的睡眼。
几分钟后，郎涛便像来时那样坐着杜威的奔驰，离开了凤凰岛。在车上，杜威几次想问什么，但一见郎涛眉头紧锁的严肃神情，只好把快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直到奔驰驶进省委大院，两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在车上，郎涛满脑子都是“陈沂蒙”这三个字。对于新任省委书记的名字，他并不陌生。当他还在东江大学任教时，陈沂蒙就已经是政坛上一颗引人注目的新星。将军后代，兵团知青和北大工农兵学员出身，当过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八十年代下派到华北某个贫困县当县委书记，一直到某沿海城市的市长，素以“敢吃螃蟹”“啃硬骨头”著称，后来调任他当知青时那个北方大省的省长，短短几年工夫，就使陷入困境的老工业基地重获生机，为此，《人民日报》曾刊登过一篇专访，称赞陈沂蒙“有魄力、有担当”，给他取了个绰号“陈旋风”。有位作家以他为原型写了部小说，轰动一时，被改编成了电影……
郎涛让杜威把车直接开到三号楼，车还没停稳，秘书肖立就从楼里小跑着出来，打开了车门。参加常委会议的常委都要带秘书，这是规定。所以郎涛刚才在路上已经给肖立打电话，让他在三号楼等自己。
三号楼是省委大院唯一有武警战士站岗的一栋楼，在这里办公的除了省委书记和副书记，还有省委办公厅和政策研究室，堪称省委的权力中枢。
十几年前，郎涛刚从东江大学调到省委时，在政策研究室待过一段时间。政研室在二楼办公，省委书记在三楼办公，尽管只隔着一层楼，但他从未上过三楼，以至在省委工作了大半年，都没见过省委书记。
有一天晚上下班时，郎涛刚走到楼梯口，就看见从三楼下来一个老者，约莫六十岁左右，微胖，穿一件灰色制服，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花白的头发整齐地往后竖起，头也微微扬着，步履缓慢，神态从容，那样子不像是下楼梯，而是走进会场似的。朗涛觉得有些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出于对老同志的尊敬，他赶紧退后半步，让对方先走。老者对他微微颔首，便下楼去了。一个穿着夹克衫的年轻人紧随其后，看上去像是秘书或司机。郎涛愣怔片刻才认出来，那个老者就是在报纸和电视上见过的省委书记……
从外面看，三号楼跟省委大院里其他办公楼没什么区别，灰色的砖墙，长方形的苏式门窗，典型的五六十年代建筑风格，大门外两排迎客松枝叶虬劲，四季常青，树冠呈宝塔状，使这栋看上去平淡无奇的建筑增添了一种庄重森严的气象。
郎涛下车时看了看表，距通知开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十分钟了。
“新书记……到了吗?”他一边往三号楼里走，一边问迎上来的秘书肖立。
“还没……”肖立支吾了一下回答，“不过，罗省长和其他常委都到了。”
郎涛原本担心自己迟到，此刻听了肖立的话，不由松了口气。可当他走进小会议室时，刚刚放松的心情又忐忑起来。
小会议室是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的地方，省委书记的办公室和小会议室隔着一间小休息室，常委们开会时，秘书们就在这间休息室里休息，挨着省委书记的办公室，还有一间面积差不多大的办公室，那是省长罗宝昌的，他兼任着省委副书记，有时也来这间办公室办公，但主要还是在省政府那边，这间办公室大部分时间都空着。老书记卸任后，由于新书记迟迟没有到任，由罗省长代理书记职务，他就把主要办公地点搬到这间办公室来了。
郎涛一走进小会议室，就看见罗省长和虞副省长及其他几个常委坐在会议桌边，正低声说着什么，一见他进去，便不约而同地住了口，像行注目礼那样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他。
“郎涛同志，坐这边吧!”罗省长亲切地对郎涛招了招手，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挨着罗宝昌身边的空位子坐下了。
罗宝昌省长今年五十八岁，戴一副金边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像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作为正省级领导，这个年纪并不大，何况，他已经在省长的位置上干了五六年，在任期间，东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势头，特别是在国企改制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得到过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按照惯例，前任省委书记卸任后，理所应当地应该由他接替，现任常务副省长兼省委常委的虞副省长同罗省长是多年的搭档，工作上配合得一直不错，由他接任省长也是顺理成章。
前段时间，关于罗省长接任省委书记的传闻也不少，可中央最终还是从外面派来了一位新书记，很多人都觉得很意外和失落，并为罗省长感到不平。郎涛心里也这样想。这除了他觉得以罗省长的经验和能力，足以胜任省委书记一职外，还因为他和罗省长的关系。罗省长以前当过宋乾坤的秘书，宋老离休前，把他从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下派到一个地级市任副市长，在基层做了好几年的实际工作，一步一步爬到了副省长、省长这个位子上。
在现任的省委领导中，能算得上宋老“嫡系”的人，大概只有罗省长和郎涛了。而郎涛能够从娘子湖区副区长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直到前不久升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也离不开罗省长的提携。实际上，在省委大院的干部们眼里，也都把他看成是罗省长的人……
“郎涛同志，瞧你眼角的血丝，昨晚肯定没睡好，”罗省长打量了郎涛一眼，关心地说，“要注意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郎涛本来想说自己刚从凤凰岛回来，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一句：“罗省长，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尽管还不到开会时间，但作为资历最浅，年龄最轻，也是排名最后的一名常委，郎涛觉得自己比其他常委晚到哪怕一分钟，也算是迟到了。因此，他这句话不只是对罗省长，还是对所有人说的。
“你没有迟到，沂蒙书记还没有到嘛!”罗省长漫不经心地说，同时把目光向会议室扫了一遍，所有到会的常委们都没有说话，有的在喝茶，有的在抽烟，有的望着天花板，脸上一副木呆呆的神情。这使会议室的气氛有点儿诡异，不像是等待一位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像什么呢……郎涛一时想不出来，便诧异地问了一句：“沂……蒙书记还……没到?”
罗省长像没听见似的，或者听见了不愿意回答，那张保养得很好的脸上显出捉摸不定的表情。
“昨天下午，东钢又发生了非法聚集事件，沂蒙书记听说后，亲自带着庆国秘书长赶过去了……”坐在罗省长旁边的虞副省长接过郎涛的话，“我也是刚听说不久。把一大屋子常委撂在会议室，新书记却不见影子，这算啥事嘛!”
虞副省长话里不加掩饰的抱怨，显然引起了在场常委们的共鸣，不约而同地点头附和，刚才还寂静无声的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交头接耳的嗡嗡声。
“虞副省长，不要发牢骚，沂蒙书记刚上任就深入基层，了解民情，符合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这样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嘛!”
罗省长的话听上去是对虞副省长的委婉批评，又像是对所有人的提醒。但郎涛却听出了一丝言不由衷的味道。
东钢是东江省最早完成改制的国企，也是罗省长从下面调任常务副省长后主持的重点项目。罗省长升任省长后，接替他的虞副省长又主持了东钢和杜克公司的并购项目。东钢这些年的改革发展都离不开省政府这一二把手。如果不是前不久发生的骚乱事件，东钢和杜克公司的并购项目说不定已经顺利完成了。现在新书记尚未正式上任，就盯上了东钢，罗省长和虞副省长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虞副省长是基层干部出身，性子比较直率，心里的不快已经从那张刀条脸和刚才的话里暴露无遗，与虞副省长相比，秘书出身的罗省长则内敛沉稳得多，说话像他那张白白胖胖的脸庞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郎涛细细品味着罗省长的话，脑子里浮现出几个月前他和虞副省长接待杜克公司中国区总干事白文的情景，当初，是他按照洪太行的要求，把杜克公司向罗省长和虞副省长推荐的，并购项目本来进行得顺风顺水，可自从那场致多人伤亡的骚乱后，东钢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新书记刚上任就被卷了进去，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郎涛的心头掠过一丝阴影。
4. 常委会
一直等到快中午十二点时，常委们沉不住气了，不满地大发牢骚，虞副省长带头，有几个常委索性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向会议室门口走去，嚷着要去吃午饭。郎涛心里也有些焦虑，他早晨只吃了一个面包，这时早有点饿了，但一看见省长罗宝昌像和尚打坐似的，坐在那儿微闭双目，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只好也坐着不动，心里却无法淡定，寻思这样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呢?
郎涛正心猿意马时，看见那几个已经走到门口的常委突然站住了，走在最前头的虞副省长踅转身，三步并作两步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坐下了。
郎涛正觉得疑惑时，就看见几个人快步走进了会议室，走在前面的那人约莫五十挂零，个头很高，约莫一米八左右，面孔黑而瘦，颧骨有点高，轮廓分明，一双眼睛不大，像刀刃一样闪闪发亮，显得十分锐利。
郎涛知道，这就是新任省委书记陈沂蒙，他不由自主地从座位站起身来。
大概是走路走热了，陈沂蒙一进会议室，便脱下身上的夹克衫，交给身后一个秘书模样的年轻人，并利索地解开了衬衫的风纪扣，然后由省委秘书长张庆国陪同着，同会议室的常委挨个儿握手。每走到一位常委面前，张庆国便介绍对方的职务和姓名。当走到罗省长面前时，陈沂蒙紧握他的双手摇晃了两下，亲热地说：“罗省长就不用介绍了，我们以前在中央全会上见过面，是老熟人喽!”
他们俩都是中央候补委员。但陈沂蒙任东江省委书记之后，由候补委员晋升为中央委员就顺理成章了。
罗宝昌的笑容有些勉强，脸颊上的肌肉下垂着，这使他就看上去比陈沂蒙苍老得多，其实他两人相差不了几岁。郎涛见罗宝昌握着陈沂蒙的双手也显得很无力，那样子与其说是握手，还不如说是被握，郎涛心里忽然对罗省长产生了一丝同情……
当张庆国把郎涛介绍给陈沂蒙时，他“哦”了一声说：“你就是郎涛同志?你不仅在常委中最年轻，而且学历最高，博士、海归，你可是百分之百专家型领导干部啊!”他一边说，一边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郎涛，“听说东江省的文化旅游产业工作在你领导下取得了突出的政绩……回头咱们好好唠唠?”
同常委们握过手后，陈沂蒙走到了长方形的会议桌尽头。墙壁上刻着一行醒目的标语：“永远代表先进生产力，永远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永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陈沂蒙背对着标语坐下，见旁边还空着一个座位，便朝罗宝昌招手喊道：“罗省长，你过来坐吧!”
以前开常委会，罗宝昌都是坐在那儿的，新书记一上任，他却跑到常委们中间坐下了，现在陈沂蒙叫他过去坐，在场的常委们纷纷把目光投过来，会议室的中心一下子从新任省委书记转向了罗宝昌。
陈沂蒙又叫了一声，罗宝昌仍然没有动身。郎涛觉得，会议室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看样子，宝昌同志是要让我唱独角戏啊!”陈沂蒙风趣地笑着说，但从他改称罗省长的名字看出内心的不悦甚至尴尬。
这一点，不仅是郎涛，其他常委们都感觉到了。
郎涛刚晋升不久，没参加过几次常委会，因此心里有点儿紧张。好在罗宝昌没让这种尴尬气氛持续下去。“沂蒙书记，我刚才坐的时间太长，腿有点儿麻，现在好了……”
他一边说，一边锤了几下自己的双腿，缓慢地站起身，一瘸一拐地朝陈沂蒙旁边的位子上走去。
郎涛暗自佩服罗省长的心机：这个举动，既给了新任省委书记一点颜色，算是替大家等了一上午出了口气，但又不至于让局面失控得不可收拾，时机和火候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真不愧生姜还是老的辣。
直到这时，常委会才算真正开始了。
“同志们，原定上午十点钟召开的常委会，拖到现在，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哦，都快下午一点了，我要向大家赔礼道歉!”陈沂蒙抬腕看下手表说，站起身来，郑重其事地鞠了一个躬，但并没有坐下来，而是双目扫了一遍会场，用纯正的北方味儿的普通话继续说：
“我知道大家肚子都饿了，我已经让庆国秘书长通知食堂准备午饭了，在盒饭送来之前，我向同志们通报一下有关情况。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就在今天早上，东钢又发生了聚集事件，几百上千名工人群众包围了东钢办公大楼，同样的事件半年多前发生过一次，而且导致了数人死伤的严重后果，原因大家比我清楚，就是因为东钢和美国杜克公司的并购项目。为什么这个并购项目遭到东钢工人如此强烈的反对，以至骚乱平息这么久，相关肇事者和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刑之后，还有这么多人盯着这个项目不放呢?老实说我很疑惑。今天上午，我在聚集现场召集几位工人代表座谈，其中一位叫顾致真的退休工程师说的一番话，使我明白了个中原因。他告诉我，东钢改制后，近三分之二的工人被分流下岗，每个人的补偿金每月不到三百元，而留岗的干部从科长、处长一直到公司副总和总经理级干部，年薪从三十万、五十万到一百多万，比改制以前涨了数十倍甚至百倍以上，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工资并不是来自企业效益，而是从那些工人下岗后‘结余’下来的。也就是说，东钢之所以连连亏损，以至不得不同国外大企业并购重组，并非因为经营原因，而是这些干部坐享高薪、坐吃山空的结果……我不敢相信是真的，当场叫来东钢财务负责人了解了一下，遗憾的是，这位工程师说的全是真话!”
说到这儿，陈沂蒙停顿下来，脖子上的喉结蠕动了一下，似乎很吃力地往下咽什么东西，继续说：
“同志们，东钢的事情，使我想到一位经济学家提出的‘吐痰理论’，他把国有资产比做一只碗，碗干净大家都想要，但如果你往碗里吐一口痰，大家嫌碗脏，不要了，你就可以堂而皇之把这只碗据为己有了。最近几年，这个观点在经济学界很流行，依我看，东钢的改制就是这种‘吐痰理论’的一次活生生的实践。我不知道同志们怎么想，老实说，我身上冒了一层冷汗。如果国有企业改制，都像东钢这样把大多数工人的财富装到少数干部的腰包里，我们的改革就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真的走上邪路了，那样的话，我们岂不是违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第三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
陈沂蒙说着，把脸转向身后墙壁上那副标语，两道浓黑的眉毛蹙得紧紧的，在眉宇间挤出几道显眼的皱纹，张大嘴巴呼吸，像是喘不过气来似的，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转过身来，上半截身体微微前倾着，两只手撑着会议桌，放缓语气说：
“当然，我不是要全部否定东钢的改制。国企改制是整个改革的重要步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但我们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不能将最广大人民群众当成包袱扔掉，这个观点，八十年代我刚从中央机关到基层工作时就说过，现在也不变。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所以，我建议省委对东钢并购项目以及引起的相关问题进行一次专题讨论，在形成新的决议之前，并购项目暂时不要重启……”
陈沂蒙的一席话，像宁静的水池里扔下一块石头，溅起了无数的水花，会议室里嘤嘤嗡嗡，议论纷纷起来。
在场的常委们都知道，东钢的改制和并购工作是罗省长和虞副省长亲自负责的，新任省委书记的话，无异于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到了他们身上。
郎涛看见罗省长和虞副省长的脸上阴云密布，十分难看，使人感到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他不由暗暗捏了一把汗。
但就在这当儿，省委秘书长张庆国突然推开会议室紧闭的大门(也不知他是啥时候离开会议室的)，走到陈沂蒙面前，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然后大声宣布道：“同志们，盒饭送上来了，暂时休会，先解决肚子问题，再继续开会吧!”
郎涛听了，不由舒了口气。但他的心里却无法轻松下来，他想到大众艺术传媒集团上市的事儿，按照那天杜威向自己汇报的计划，准备举行一个隆重的上市庆典，除了在全国邀请一批知名艺术家，还准备邀请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出席，但现在听了陈沂蒙的话，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妥，于是，趁工作人员分发盒饭的空隙，悄悄走出会议室，在外面的走廊上给杜威打电话，让他暂停庆典的各项筹备工作。
杜威显然感到很突然，在电话里喂喂着问为什么，但郎涛一声不吭地挂掉手机，回到了小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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