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 厌倦或冲动
那天，王晟本来不想去参加晚宴的，但严奎打电话通知时说，杜总反复强调了，今天是给北京来的重要客人接风洗尘，省委宣传部郎副部长亲自出席，我们仨都要参加，一个也不能缺席!
严奎所说的“我们仨”指王晟、张昕和他自己。总编辑欧阳培德明年就到退休年龄了，身体又不大好，很少来上班，因此，大众艺术传媒集团的核心管理层实际上就是他们三个人了。严奎是副总经理，分管发行和行政，跟董事长兼总经理杜威关系甚笃，实际上负责集团的日常管理工作，平时说话行事总喜欢以“杜总”的代言人自居，颇有些颐指气使的味道，王晟一直不大感冒，那会儿又听他拿出杜威的令牌来发号施令，心里很反感，便冷淡地嗯嗯两声，没答应去，也没说不去，就把电话撂下了。中午吃饭时，他刚到食堂门口就碰上了张昕。两个人现在同为副总编辑，办公室也是互相挨着，低头不见抬头见，他没有跟张昕打招呼，正要擦肩而过，不料对方却叫住了他：“哎，凤凰岛的晚宴你去吗?”
王晟只好站住了，含糊地说：“这期的稿子还没看完，我恐怕抽不出时间。”
张昕左右看了看没人，小声说：“我建议你还是去参加……”
王晟问：“为、为什么?”
“你呀，真是个书呆子，这么大的事儿都不知道。”张昕嗤地笑了一下，“听严奎说杜总从北京请了尊大神，帮咱们集团运作上市，这次把人家两口子都请到凤凰岛来游玩……”
有关集团股改的消息，王晟早有耳闻，但他平时除了编辑部的业务，对经营方面的事情很少关心，漫不经心地瞥了张昕一眼，“这跟你我有啥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啦!”张昕拖长声调说，“按照国家规定，上市公司的高管可以按比例持有一定份额的原始股，一旦上市，股票价通常都要翻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我有个同学在北京中关村一家高科技公司当高管，去年公司股票在深圳上市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翻了一百多倍，他手中的一万股原始股，购买时股价才几块钱，现在涨到了一百多元。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王晟茫然地望着张昕，机械地重复了一句。他对股票的知识近乎于零。
“意味着……”张昕用充满舞台味儿的半片子京腔说，“他一下子成了百万富翁!”
但王晟还是想不出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张昕被他那副懵懂的神情逼得没办法了，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咱们集团股票能够顺利上市，管理层的人都能分配到原始股，理论上讲，我们也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如果真是这样，你也只能叫富婆，而不是富翁。”王晟纠正道。
“好好，富婆也行，”张昕被他那迂腐的书生气逗乐了，打趣道，“反正……我如果有一百万，就去买一套大房子，最好是别墅，单位那间又窄又破的房子我是住够了!你呢，富翁?”
“我?”王晟一愣，旋即摇了摇头“我可从来没想过。”
“难道你就愿意一辈子单身，住单位的单身宿舍?”
面对张昕的追问，王晟既不能点头，也不能摇头，只好沉默下来。张昕一脸同情地看着他，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吧，老欧阳原本就要办退休手续，现在都停下了，就是希望公司股票上市后，能分到原始股。他是总编辑，分的股票肯定比我们多……”
王晟哦了一声，想起前不久，严奎突然跑到自己办公室说过的那些话，“欧阳总编退休后，文联本来想从外面调一个新总编来，但杜总不同意，希望选拔熟悉的人来当这个总编，坚持要从你和张昕之间提拔。”严奎说，“你和杜总是老朋友，你到杂志社还是杜总请来的，这个总编应该非你莫属……”
王晟平时很少跟这位主管经营发行的副总经理打交道，更不用说扯这类涉及到人事的敏感话题，因此没接他的话茬。
严奎似乎揣摩到了他的心思，“我知道你这人清高，平时心思都放在编辑业务和写文章上面，对升迁没啥兴趣，可你不感兴趣，别人感兴趣呢!”
王晟觉得他话里有话，问了一句：“别人……是谁?”
严奎朝与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张昕办公室撇了撇嘴：“还有谁，你那位女邻居呗。你难道没有注意吗，她现在比以前爱打扮多了，每天上午穿的衣服跟下午的衣服都不一样，口红越抹越浓，还是进口的……”
王晟觉得严奎的语气越来越暧昧，不由皱了皱眉。
严奎没有察觉，继续说下去：“我还听说，她主动向杜总投怀送抱，被姜黎黎撞上了，把她骂得狗血喷头……”
王晟知道严副总一向有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毛病，此刻听了更是半信半疑。杜威的妻子姜黎黎前两年才从楚州调来，在公司当出纳。姜黎黎的办公室就挨着杜威的办公室，杜威即使想拈花惹草，也犯不着冒这种风险。何况，张昕一贯自视清高，孤芳自赏，到现在还单身，也多半因为这种性格，以前当着他还对杜威不屑一顾呢。不过，严奎的话也许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最近几年，张昕和杜威的关系的确比以前亲密了许多，相比之下，跟他的老领导欧阳总编越来越疏远，以前一口一个“欧阳老师”，现在却改称“老欧阳”了。有几次，王晟去杜威办公室汇报事情，都碰见张昕在那儿。杜威的办公室是杂志社改成集团公司后扩建的，不仅比欧阳总编的办公室大了一倍多，还有卫生间和午休室。有一次，王晟进杜威办公室后，说了一阵子话，忽然发现张昕从卫生间里出来，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是从自家的卫生间出来似的。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王晟胡思乱想着，严奎离开时撂下一句话：“王副总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你怎么一点也无动于衷呢?”张昕似乎有点生气地说，“省委宣传部把咱们集团的股改当作全省文化产业的试点，由郎副部长亲自抓，杜总最近更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上面了。按照规定，股改后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长不能一个人担任。董事长肯定还是杜总，总经理要另外任命……我还听说严奎向杜总提议，要任命姜黎黎当集团财务总监呢，如果是这样，姜黎黎作为集团管理层高管，就有资格分到股票了。严奎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拍杜总和姜黎黎的马屁，想接替总经理的位置……”
王晟越听脑子越乱。食堂门口人来人往，张昕在公开场所谈论这样敏感的话题显然不大合适。他不想听下去了，对张昕扬了扬手里的饭盒，说：“我还没打饭呢，回头再聊吧。”然后朝食堂里走去。
“你还没说到底去不去凤凰岛呢!”张昕在后面哎了一声，但王晟只当没听见，加快步子走进了食堂。
王晟最终还是去了凤凰岛，但并不是因为那天中午听了张昕的话，而是下午杜威专门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说，从北京请来的客人是巴东。“你们是发小，好多年没见面了吧，于公于私，晚上的宴会你都要参加哦!”
杜威的口气虽然随和，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
在东大读研究生时，王晟的确曾经把做编辑当成自己最喜欢的职业之一，可现在，他越来越厌倦。这种厌倦感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呢?他说不清楚。刚进杂志社时，王晟对这份工作还充满了兴趣。《大众艺术》刊发的内容虽然不少是明星轶闻之类，但毕竟跟艺术有关，况且，他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选发一些严肃的文艺评论文章。但自从《大众艺术》和《东江画报》《中华故事》合并为大众艺术传媒集团后，三份杂志从发行到广告经营都开始实行全面的市场运作，为了追求发行量，不仅一味地迎合读者的低俗口味，还大幅度增加收费和广告版面。每期刊物出来后，王晟自己都觉得不堪入目，他不止一次向总编辑欧阳培德提过意见，但老欧阳每次都冲他双手一摊说：“我何尝不想把刊物办出点品味来?可现在的办刊方针都是董事长确立的，连发稿选题都要经过他审定，我这个总编辑还不如管发行的严副总说话管用……”
老欧阳的话尽管不无牢骚，却是事实。严奎虽然是分管广告发行的副总经理，但每次开编前会确定选题，董事长杜威都指定让他参加，严奎也不客气，经常喧宾夺主，把总编辑定下来的稿件给撤下来，理由只有两个：“好看”和“不好看”。老欧阳和严奎为此争执不下时，便诉诸投票表决。参加投票的四个人：老欧阳、严奎和王晟、张昕。结果为二比二。王晟肯定是支持老欧阳的，但张昕投票支持严奎，却让王晟颇感意外。不说老欧阳是她的老领导，即便在文化品味上，张昕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的毕业生，也不应该跟小学文化程度的严奎站到一起吧?何况她以前对严奎一直很反感，经常在背后议论严奎呢?王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编前会上的尖锐对立，最后只好由董事长兼总经理杜威出面裁决，不出所料的是，杜威毫不含糊地支持严奎。为了强调说服力，杜威打了个比方：我们办杂志跟开餐馆一样，编辑好比厨子，做菜是为了更多人吃，如果做出来只图外表光鲜，没人吃，餐馆肯定开不了几天就关张。听罢此言，原本还想为老欧阳据理力争的王晟也哑口无言了。这个结果，也让王晟明白了张昕投票支持严奎的原因。在集团管理上，严奎一直是杜威的得力助手，支持严奎就等于是支持杜威，这是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而自从张昕和王晟一起提升为集团副总编辑后，她对杜威的态度就同以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以至于还传出了两个人的绯闻……
王晟觉得，身边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杂志社改成集团后，实行了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杜威不仅给严奎每年定下了广告发行任务指标，还给总编辑欧阳培德、副总编辑王晟和张昕也下了指标，完成考核任务才有年终奖。严奎的工作本来就是抓经营，社会关系广泛，完成广告发行指标不成问题，欧阳培德和王晟一介文人，两眼一抹黑，如何能完成广告发行指标呢?两个人已经连续两年扣发年终奖了。
张昕倒是每年都能顺利地完成广告发行指标，有一年年终评比，张昕以业务和经营双优，毫无争议地被推选上了集团的先进工作者。老欧阳气得老毛病发作，又住进了医院。王晟提了一网兜水果去看他。老欧阳情绪还不大稳定，一提起这事儿就气愤：“王晟，你晓得张昕的广告经营任务是怎么完成的吗?”
王晟正在给他削苹果，听了这话有些不明就里，“怎、怎么完成的?”
“是杜威把自己的指标让给她了。”老欧阳说，“以前我听说他俩关系暧昧，还不大相信，现在不得不信啦!”
这是王晟第一次听老欧阳私下议论张昕，而且是这种庸俗的“绯闻”。他第一次感到人心的叵测。他开始怀念在娘子师范时那种单纯的工作环境，并对自己的这份职业乃至整个生活，都产生了强烈的厌倦，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和无聊感袭来，使他的心里变得灰暗起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里的主人公那样，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又仿佛小时候在长满芦苇和荆棘的河滩上迷了路，心里一阵迷惘、彷徨。
有一阵子，王晟想去东江大学读在职博士。为此，他去东大拜访了自己从前的导师郎永良，郎教授已经退休了，但还在带博士生。对于这位过去的得意门生，他当然愿意招收。郎教授还关心地问王晟《宗达传》写的怎么样了。在娘子湖师范时，这部书稿本来已接近尾声了，可自从调回省城后，繁复紧张的编辑工作，使他一直抽不出空来写作。如果能读郎教授的在职博士，倒是可以集中时间写这部书。王晟想。
可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他上班时听老欧阳说，杜威也在东大读在职博士。“杜威的导师也是郎教授，听说是郎副部长向他爹推荐的，毕业论文都准备好了，是张昕帮他写的……”老欧阳故作轻描淡写地说，王晟仿佛被什么刺伤了似的，突然失去了在职读博士的兴趣。
从那时候起，王晟对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勤奋投入。每天不分上班下班甚至节假日都在看稿。现在呢，一到下班时间，他就离开办公室，回到文联分给他的那间小居室里，翻开《宗达传》的书稿，像重逢了一位久别的朋友，王晟觉得格外亲切。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他想，抚摸着面前那叠粗糙泛黄的稿纸，心里忽然产生了尽快写完这本书的冲动……
2. “木马计划”(1)
对王晟来说，《宗达传》之所以迟迟没有完稿，除了编务繁忙，还有一个长期以来困扰着他的原因：宗达究竟是主动投敌，还是被国民党绑架的呢?
这绝非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关系到对宗达的历史评价。如果是主动投敌，宗达的叛变就成了铁案;如果是被绑架，就意味着目前中共党史乃至现代文学史上对宗达的定论需要推倒重写……如此重大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王晟早在东大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爬梳过当时能够查找到的所有资料，并从中发现了若干疑点，他和导师郎永良教授也倾向于宗达不是主动投敌，而是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在娘子湖师范时，王晟开始动笔写作《宗达传》。他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对宗达那篇“自白书”和宗达以前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再次佐证了自己的观点。可当他把这部分内容整理成单篇文章投到《新文学史料》，却被编辑部退稿了，理由是：“缺少基本的事实依据，仅凭所谓语言风格推导出这种结论，无异于在政治上为宗达翻案……”
“翻案”这个词把王晟吓了一跳，以至他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提笔写作《宗达传》。但他心里仍然不甘心，时时刻刻没忘记捕捉与宗达那段历史有关的任何讯息，有一阵子，他甚至希望从宗天一那儿打听到一点宗达的蛛丝马迹，可每次一提起这件事，宗天一就不耐烦地把话题岔开了。“祖父宗达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叛徒”， 这个结论在宗天一心目中已经生了根，他把自己以及父母遭受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这个“结论”，最大的愿望就是忘掉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叛徒”祖父。“现在可以确定，那个旧箱子里的信件，是安娜·路易写给你父亲的，写这些信时，你祖母还在监狱里……”王晟告诉宗天一，并反复提示道，“你再想想，你父亲留下的旧箱子里，除了那些信件，还有什么……”宗天一抱着头，一言不发。“你有没有想过，你祖父也许不是主动投敌，而是被敌人绑架的呢!”王晟索性把话挑明了。但宗天一突然抬起头，瞪着他喊道，“他是投敌，还是被绑架，都无法让我父母重新活过来了，我现在的生活全是靠我自己奋斗得来的，跟他投敌还是被绑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老弟，你就别拿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打搅我了，行不?”
从那以后，王晟再也没有当着宗天一提过他祖父的事儿。但他并没有放弃努力。后来，他从《宋乾坤回忆录》和骆正的讲述中似乎发现了一些线索，他觉得，骆正叔叔和宋乾坤长达数十年的恩恩怨怨，与宗达的“投敌”或“被绑架”存在某种隐秘的联系。至于这种联系具体是什么，他又说不上来。在这样的疑惑中，《宗达传》的写作便拖延下来，直到他重新拿起笔……
就在这时，王晟意外地在“世纪中国”网站读到一篇文章，心头豁然一亮，觉得长期压在心头的疑惑迎刃而解了。
“世纪中国”是一家著名的网站，在海内外华人中颇有影响，注册用户高达百万人，分为“时事政治”“思想文化”“历史钩沉”等几大板块，那篇文章由一个叫“外婆的澎湖湾”的网友贴在“历史钩沉”栏目，题为《“木马计划”始末——我的军统岁月》，全文为繁体字，转自台湾“解密网”，作者署名“中华民国国防部退役中将白寿和”。“白寿和”其人以及“木马计划”这个词，王晟以前在《宋乾坤回忆录》和骆正的讲述中见到过。他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1938年，我在軍統三處任上校處長。其時，國民政府已經撤離首都南京，遷往位於華中的東江省首府大江市。是年夏，日軍在攻陷南京後，糾集重兵沿江而上，對大江市形成合圍之勢。作為戰時首都的大江市風雨飄搖、人心惶惶，一方面是軍方加緊備戰，包括《中央日報》、《大江報》在內的各大報紙高調宣傳“保衛大江，保衛華中，保衛中國”以及加強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等口號，另一方面許多軍政要員私下卻認定敵我力量懸殊，且大江跟南京一樣無險可守，遲早也要淪入敵手。據可靠消息，蔣委員長也做好了將重慶作為陪都的計畫，隨時準備撤離大江。所謂“保衛大江、保衛華中、保衛中國”，只不過是一種鼓舞和穩定民心軍心的權宜之計。
大約在八月中旬，軍統局戴笠局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親自向我下達了秘密逮捕宗達的任務。我有點不解，宗達是中共東江局負責人，在共黨中央的地位舉足輕重，值此國共合作時期，逮捕這樣一位中共要人，是否對抗戰大局不利?看完計畫內容，我方才明白上峰的真實意圖。
逮捕宗達的計畫是“木馬計劃”的組成部分之一。“木馬計劃”分為一期和二期，逮捕宗達是計畫的第一部分。起初我不大理解為何叫“木馬計劃”，並當面向戴局長問起過，戴笠顯得諱莫如深，只說“木馬計劃”是戴和毛人鳳一起制定，並呈報蔣委員長批准的，屬於國家最高機密，該讓我知道的時候自然會讓我知道。
逮捕宗達的計畫是在絕密狀態下進行的。之前，軍統已獲悉宗達在中共高層會議上遭受嚴厲批評，宗達早年與共產國際的密切聯繫和在上海領導左翼文化工作時，曾被認為有“託派”思想，宗達擔任中共東江局負責人之後，工作上又同延安的中共中央發生過矛盾，經過周密分析，我們為他制定了一套完美的“變節”和“叛逃”計畫。
宗達從延安回到大江不久，我利用機會接觸了一次他的警衛參謀宋乾坤，地點在民眾樂園附近的一家茶樓。宋乾坤的父親黃耀祖曾經是軍統前身藍衣社的成員，民國二十四年被紅軍遊擊隊槍殺，出賣黃耀祖的正是他的小兒子黃鶴，也就是當時擔任宗達警衛參謀的宋乾坤。
其時，根據軍統在東江局安插的內線提供的情報，我們已經對宗達的行動，包括他每天的工作安排和日常起居都瞭若指掌，在東江局所在的枇杷山附近，佈滿了軍統的密探。我和宋乾坤的那次接觸，並沒有取得具體的情報，實際上，我們也並不指望從他那兒獲得什麼。我甚至覺得跟宋乾坤接觸毫無必要。後來我才知道，我的想法是錯誤的。接觸宋乾坤不僅不是多此一舉，而是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是整個“木馬計劃”的關鍵一環。
中秋節前一天的傍晚，我率領一個特別行動小組在東江局辦公地通往枇杷山的路口設伏，對宗達實施了抓捕。宗達每天吃過晚飯後，都要和他的夫人安娜在這條江邊小路上散步，通常由兩名警衛員陪護。那天，安娜去八路軍辦事處辦事，沒有趕回家，那兩名警衛員護送東江局另一位領導人去機場，因此，宗達那天散步是獨自一人。這都是我們事先掌握好的情報。抓捕宗達的行動十分順利，兩名特工坐在路邊一個茶寮裡喝茶，當宗達像往日那樣經過時，他們出其不意地沖了出去，沒等宗達反應過來，就被塞進停在不遠處竹林裡的一輛吉普車，一溜煙地開走了。
宗達被捕後，秘密關押在大江市北郊軍用機場附近的曹家營，那是軍統的一個秘密基地。鑒於宗達的身份，我們沒有對他實施任何刑罰。其間，我曾去看望過他兩次，我知道上峰逮捕宗達，並非想通過他獲取共產黨的情報，而有更深的政治考量，所以見面後只是禮節性的寒暄，但宗達始終一言不發。他甚至對我送去的兩罐牛奶連正眼都沒有瞧一下。宗達早年在西方生活過很長時間，習慣吃西餐。
其間，戴局長也見過兩次宗達，目的自然是勸降。以宗達在中共黨內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他能夠脫離中共，投向國民黨，對分化和瓦解中共陣營，將具有不可估量的示範作用。戴和宗是單獨見面，我不在場，每次離開曹家營時，戴的臉上都烏雲密佈，可見他對宗達的勸降並不順利。後來，蔣委員長在離開大江，赴陪都重慶前，親自到曹家營見了一次宗達。如此屈降尊駕見一個共党囚犯，這對蔣委員長是絕無僅有的，可見宗達其人的重要性。那天，陪同委員長見宗達的除了戴局長，還有委員長侍從室主任陳佈雷。以我的猜測，委員長之所以讓陳佈雷先生陪同，大概因為陳、宗都是文人，自古文人惺惺相惜，溝通起來會容易一些吧?但從事後的反應看，這次見面仍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我是職業特工出身，習慣用刑具說話。在我眼裡，凡是被軍統抓捕的人，不管職務高低都是囚犯，對冥頑不化的宗達，我早就不耐煩了。有一天，我跑到戴局長的辦公室發了一通牢騷，提出對宗達用刑，“實在不行槍斃算了。向忠發、瞿秋白這樣比宗達更高級別的共黨領導人，我們不也斃了嗎?”但我還沒說完，戴局長就狠狠訓斥了我一通：“你懂個屁!從那時到現在，我們殺了多少共党要人，可還是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長出來一茬，而且越來越強大。必須從根子上想辦法解決才行!”我問：“怎麼從根子上解、解決?”戴局長笑了笑說：“共產黨人不是總說他們有信仰嘛，我們就從瓦解他們的信仰入手。殺掉十個像宗達這樣的共黨，還不如讓一個宗達背叛他們信仰的共產主義。”我還是不大明白，吞吞吐吐地說：“可宗達跟茅缸裡的石頭一樣，又臭又硬……”戴局長冷笑一聲說：“他又臭又硬，難道我們就沒有辦法了麼?”
“記住，我們不僅不能殺他，還要像對待一尊神那樣好生伺候他……”我從戴這句話裡感覺他有了對付宗達的辦法，也明白了“木馬計劃”的真正含義。
果然，沒過多久，戴局長就請陳佈雷先生以宗達的名義寫了一篇《我的自白書》，發表在《中央日報》和《大江報》上，同時還刊登了一條“蔣委員長親自為宗達頒授國防部高級參議和中將軍銜”的消息。由於陳佈雷對宗達的文章風格十分熟悉，這篇“自白”模仿得惟妙惟肖，達到了以假亂真的效果，發表後在共產黨陣營乃至國內外引發了一場地震，不久，便從延安傳來消息，中共中央宣佈開除了“叛徒”宗達的黨籍……
與此同時，宗達也隨軍統總部遷往陪都重慶，秘密關押在離歌樂山不遠的一棟別墅裡，直到抗戰結束，國共內戰爆發後，又被押往香港。整整十年的時間，宗達都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態。1948年3月，由於國共內戰越來越向對我不利的情勢發展，為了防止偽造宗達“自白書”的秘密洩露，以便順利實施第二期的“木馬計劃”，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派人執行了蔣總裁親自下達的處決宗達的手令。
宗達被密裁後，各大報章刊出了一則簡短的消息：
“×月×日，國民政府國防部高級參議宗達中將因車禍罹難，終年51歲。宗達系原中共東江局負責人，後主動脫離中共，改信三民主義。”
……
3. “木马计划”(2)
《“木马计划”始末》只贴出了上篇，文末注明“未完待续”。但仅凭已经贴出的内容，就足以让王晟惊呆了，如果文中所述是真的，就证实了他以前对宗达叛变投敌的怀疑。网络上的信息经常良莠不分，真假难辨，王晟有点不敢相信。出于慎重起见，他在“世纪中国”网站注册了一个账号，向“外婆的澎湖湾”发送了一条私信，求证《“木马计划”始末》是否真是白寿和将军本人撰写以及具体的出版信息。私信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外婆的澎湖湾”的贴文也停止了更新。其间，王晟去外地组稿，没有机会上网，一个多星期后才回来。那时，互联网刚进入中国不久，许多人只能在办公室上网。王晟走进编辑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登录“世纪中国”网站。他刚登入账户，就看见了一条私信，是“外婆的澎湖湾”的回信。信中说，《“木马计划”始末》选自白寿和将军回忆录《我的军统岁月》，该书由台南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只印了300册，且发行范围仅限于港台地区。“外婆的澎湖湾”还发了几幅《我的军统岁月》的书影佐证，并说，白寿和将军已于八十年代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这本书是在台湾“解禁”后，白将军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的，云云。
看完“外婆的澎湖湾”的回信，王晟的心情很复杂。他无法想象一个人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是什么感受。也许，宗达到死时都不知道，军统替他伪造的“自白书”，使他背上了终身不能洗刷的“叛徒”罪名。王晟心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喘不过气来。同时，他感到好奇的是，白寿和所说的“木马计划”第二期是什么呢?
那几天，王晟每天都要登陆“世纪中国”网站几次，看《“木马计划”始末》下篇贴出来没有。第四天是周末，王晟本来不上班的，但因急于了解“木马计划”第二期，他还是去了一趟办公室，刚打开电脑，便看见了“外婆的澎湖湾”更新的《“木马计划”始末》下篇——
1947年冬，由於東北戰場的失利，國軍對共軍的戰略態勢也由攻勢轉為守勢。蔣委員長將軍事力量大幅度收縮，試圖在華東和中原重整旗鼓，與共軍作殊死一搏。如此一來，中南首府大江市就成為了中原逐鹿的戰略要衝。為了加強該地區的軍情力量，國防部在大江特設了國防部中南區，負責協調保密局和黨通局的情治工作，以清除匪患共諜。我被委任為中南區少將主任。
離開南京赴任前，二廳廳長鄭介民中將召見了我。一進鄭廳長的官邸，我就發現氣氛有點異常，我的老上司，保密局局長毛人鳳也在場。兩個人臉上的表情都十分嚴肅，絲毫不像是一次例行會見。果然，寒暄幾句後，鄭、毛二人變向我下達了一個絕密的任務。
這個絕密任務就是第二期的“木馬計劃”。
“木馬計劃”分為兩期，是戴老闆制定的，並親自組織實施了第一期的行動，即共產黨東江局領導人宗達的“變節叛逃”，這齣戲得到了蔣委員長的嘉獎。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前夕，戴老闆因飛機失事罹難後，“木馬計劃”第二期就沒了下文，除了少數幾個軍統老人，很少有人再記得這檔子事，至於“木馬計劃”第二期的具體內容，更是鮮有人知道了。鄭、毛二人此刻突然提起來，著實讓我吃了一驚。
作為新任保密局長，毛人鳳的行事作風同戴笠都有很大不同，說話很少直來直去，總喜歡拐彎抹角。他明知我最迫切知道“木馬計劃”第二期的具體內容，卻避而不談，提出了一個貌似風馬牛不相干的問題：“壽和，你記得黃鶴這個人麼?”
我一愣。“黃鶴”這個名字我並不陌生，是共党原東江局警衛參謀宋乾坤小時候用過的名字，我在執行秘密抓捕宗達時，曾與他接觸過。當時我覺得，宋乾坤在“木馬計劃”中沒有任何作用，同他“接觸”純屬多餘，曾建議戴老闆把他抓捕或暗殺算了。
“你此次去大江，首先要對付的就是黃鶴。”毛人鳳並不理會我的疑惑，慢條斯理地說，“黃鶴現在是共產黨在東江省的秘密情報機關最高領導人。大江市的地下共黨都歸他領導……”
“局座放心，上次沒有逮捕他太可惜，但這一次我不會讓他跑了!”我把握十足地說，“抓了他，大江的共黨地下組織也就……”
“不、不，”毛人鳳擺擺手，打斷我的話，肥胖的臉上浮起一縷狡黠的笑意，“不是讓你逮捕黃鶴，而是讓你跟他接觸。”
“又是……接觸?”我不解其意，“莫非黃鶴是我們的人?”
“他過去和現在都不是我們的人，但保不住將來不是我們的人……”毛人鳳模棱兩可地說，一副諱莫如深的神情。
我完全被毛人鳳的話繞糊塗了，不知如何回答。這時，一直坐在沙發上抽雪茄，很少說話的鄭介民放下蹺著的二郎腿，似笑非笑地對毛人鳳說：“毛局長，你就不要再難為白主任嘍。”接著，他收斂笑容，表情變得嚴肅起來。“一個特工眼裡，除了同志就是敵人。但在政治家眼裡，還有第三種人，即剛才毛局長說的那一類人。具體說，在共黨那邊，有不少黃鶴這樣出身於官宦鄉紳世家，目前已位居高層的幹部，這些人當初投奔共黨，只不過是受了馬克思列寧那套異端邪說的蠱惑，他們骨子裡其實並不相信共產主義，而是信奉民主自由和三民主義的。對於這類人，黨國的方略是不求一時之功利，如誘逼他們公開叛變自首、出賣情報等等、而是圖長遠之計，通過各種手段離間其跟共黨的關係，拉近並喚醒他們同本黨的血肉之情，用馬克思那套理論說，也叫階級感情。”
說到這兒，鄭介民站起身，來回踱了幾步，在我面前站住，循循善誘地說：“古希臘神話裡有一個特洛伊木馬的故事，也叫木馬計。傳說希臘人遠征特洛伊城，九年圍攻不下。後來造了一匹巨大的木馬，在馬肚子裡藏下精兵，假裝撤退。特洛伊人把木馬作為戰利品拖進城去。當夜希臘伏兵出來，打開城門，裡應外合，攻下了特洛伊。後來，‘木馬計劃’便被比喻為潛伏在內部，暗中進行破壞活動的敵人——這就是戴老闆生前制定並呈報蔣總統批准的‘木馬計劃’第二期的任務……”
聽了鄭介民廳長的話，我恍然大悟。儘管國軍和共軍的較量尚未到最後關頭，但東北一戰後，國軍元氣大傷，敗局已定，所謂中原逐鹿不過是空中樓閣，“木馬計劃”第二期的推出，意味著上峰開始為共產黨接管大陸政權的局勢進行善後。這種“善後”圖的絕非眼前成敗，而是幾年、幾十年之後的棋局。意識到這一點後，我心裡升起了一股悲壯乃至悲愴的情緒，同時也明白了我就任中南區少將主任的真正使命……
我到大江後，即調閱了保密局和黨通局掌握的中共地下黨全部資料。日本人佔領期間，大江的共黨地下組織雖損失嚴重，但畢竟是東江局經營過的地盤，儘管屢遭破壞，國共內戰爆發之後，很快死灰復燃，逐漸活躍起來，近期，又派出東江省委城工部負責人宋乾坤統一領導大江地下黨的工作。自從第一期“木馬計劃”之後，宋乾坤就一直在我們的視線範圍之內，因此，他剛潛入大江，就被保密局和黨通局盯牢了。宋乾坤化名“黃鶴”，公開身份是《大江報》主筆。很快，我們就通過跟蹤，偵查到了他直接領導的一個秘密聯絡站——民眾書店，這也是他召集大江地下工委開會的重要據點。宋乾坤同共黨東江省委的聯繫，就是通過設在這個聯絡站的電臺接收和發出的。
按照“木馬計劃”，對於宋乾坤，我們不僅不能動，相反還要設法保護。但對於他領導的那個秘密聯絡站，我們必須儘快派人滲透進去，這是剪除大江共黨地下組織乃至獲取中原地區軍事情報的絕佳機會。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通過宋乾坤。我必須馬上與他見面。
我手寫了一封請柬，派人送到《大江報》報館。請柬的內容是這樣的：
黃鶴先生鈞鑒：
別來無恙。敝人近日履新大江，略備薄酌，恭候大駕一敘。
時間：翌日午時，地點：黃鶴樓風雅頌茶坊
愚友：白壽和 頓首
民國三十七年某月某日
我對宋乾坤是否履約毫無把握。因此，請柬發出後，心裡頗為忐忑。第二天，我輕車簡從，比約定時間提前一刻鐘到了黃鶴樓。“風雅頌”位於黃鶴樓下的一條小街，是一個集品茗和飲酒的場所，環境優雅，平時來這兒的多為文人墨客。進門迎面一扇屏風，上面是大書法家吳昌碩手書的李白詩：“一拳擊碎黃鶴樓，兩腳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由於事先派人清過場，“風雅頌”沒有別的顧客。我在包間裡一邊喝茶，一邊等候，但超過約定時間整整半個小時，還沒看到宋乾坤的影子。我有點沉不住氣了，正要離開，掛著流蘇的門簾像被風吹過似的被掀開了，一個熟悉的人影出現在面前。
正是宋乾坤。
他戴著墨鏡，西裝革履，夾著一隻黑色公事包，看上去很儒雅，頗有大記者的派頭，同我曾經見過的那個東江局警衛參謀判若兩人。與十年前相比，他變化很大，神情舉止透露出一種不易察覺的機警，作為一名資深特工，我當然知道這種機警背後意味著什麼。
我站起身，朝他伸出雙手，笑容滿面地打著招呼：“我們又見面了，黃鶴先生!”
但宋乾坤並沒有和我握手，警惕地朝四周環顧了一遍，見包間裡除了我們倆，再無別人，臉上的神情才鬆弛下來。他把公事包放在桌上，在我對面坐下來，語氣生硬地問：“白先生，你找我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就不能找您嗎?”我委婉地反問道，“別忘了，我們可是老朋友!當初，如果不是你這位警衛參謀的幫助，軍統抓捕宗達的行動，絕不會那麼順利……”
“等一等，”他打斷我的話，冷冷地說，“我什麼時候幫助你們抓捕過……宗達?”
“黃鶴先生真健忘，要不要我給您提醒一下?”我哈哈笑了兩聲，“抓捕宗達的前兩天，你陪同宗達夫婦去枇杷山散步，路過江邊小路時，我的吉普車停在路邊，你看見了我，卻裝作不認識似的。”
“我的確沒有認出你。”他說，“我們畢竟只見過一面……”
“第二天，宗達的那兩名貼身警衛去機場送一位領導，作為警衛參謀，你沒有另外給宗達安排警衛，幫我們創造了可乘之機。”
“真可笑，我為什麼要幫你們抓捕宗達呢?”他幾乎有點憤怒地揮了揮手說，“別忘了，宗達是我的領導，我是他的下級，我一直很尊敬他，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是共產黨員!”
“你尊敬宗達不假，但據我們所知，你一直悄悄愛慕著他那個漂亮的英國妻子安娜·路易……”我不動聲色地說。“而且，在宗達事件發生之後，你明知道他是被軍統秘密綁架，並不是我們對外宣傳的變節叛逃，但你回到延安接受組織審查時，並沒有說出真相。後來，你真的娶了安娜·路易……難道這還不能說明什麼嗎?”
宋乾坤像泄了氣的皮球那樣，囁嚅道：“好吧，就算像你們說的那樣，我是為了安娜……”
“不，這只是次要的原因，”我注視著他說：“主要的原因並不是那個英國女人，而因為……你是黃家大少爺，像令尊大人那樣，你骨子裡是信仰民主自由和三民主義的!”
他身體微微顫抖，臉漲得通紅，垂下頭，半晌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他才抬起頭來，臉色蒼白地望著我，喃喃道：“你們到底想讓我……幹什麼?”
我見火候已到，也就放緩語氣說：“你放心，我們不會為難你，只想請你幫我們安排一個人，到你領導的那個聯絡站當發報員。”
他還想裝糊塗，反問道：“哪個……聯絡站?”
我一語點破：“除了民眾書店，你還有哪個聯絡站?”
他仿佛被子彈擊中要害似的，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兒，臉色由白變灰，整個人像僵硬了一般。
我們為黃鶴物色的這名發報員，是軍統安插在共党東江省軍區的一名潛伏特工，代號夏蟬。自從他當上聯絡站的報務員後，大江地下黨和共党東江省委的一切聯繫和情報傳遞便完全被我們掌握了。
不久，國共軍隊在華東和中原地區的軍事角力全面展開。為了消除後方隱患，國防部三廳鄭介民廳長親自給我發來密令，要求將保密局和党通局大江站對大江市的地下組織發起聯合“收網”行動，從而一舉破壞了大江地下党的大部分成員，其中，大江地下組織僅次於宋乾坤的第二號人物“老鰔”被我擊斃。此外，我們還從共党東江省委給大江市委的密電中，截獲到東江省委和軍區醫院藏匿在娘子湖鳳凰島的重要情報。我隨即將情報密報給駐守娘子縣的國軍保安旅三團，對鳳凰島發動了突然襲擊，擊斃擊傷多名共黨首腦及近百名軍區醫院的醫護人員和傷病員。共黨後來稱之為“鳳凰島慘案”……
在搗毀民眾書店聯絡站的行動中，報務員小賀(即我諜報員夏蟬)中彈斃命，聯絡站負責人駱正在行動中被捕，黃鶴也被捕入獄——這都是我們為了保護“木馬計劃”，讓黃鶴免受共黨懷疑而特意安排的。
後來，南京國防部通過民主人士出面，提出以兩名國軍被俘將領作為交換，釋放了黃鶴和駱正等在押的大江地下黨幹部。這同樣是第二期“木馬計劃”的一部分。
就在“木馬計劃”接近尾聲時，國軍在華東和中原戰場也開始節節敗退。兵敗如山倒，不到一年的時間，國民黨不僅丟掉了中南重鎮大江，甚至很快丟掉上海、南京，不得不退守廣州，最終放棄了整個大陸……
我隨國防部撤退到臺灣不久，便離開了情治系統。“木馬計劃”的後續部分漸漸無人問津。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曾經有這麼一個絕密計畫。五十年代中期，軍統部分老人回顧這段歷史時，對這個計畫也褒貶不一，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貶斥者覺得所謂“木馬計劃”不過是一廂情願，癡人說夢，使那麼多共黨幹部放虎歸山，白白錯過了將他們一網打盡的機會，實在愚不可及;褒揚者認為“木馬計劃”是戴笠的傑作，不啻於在共黨內部埋下了一顆顆定時炸彈，其戰略意義，比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構想還要高出一籌。杜勒斯把改變共產中國顏色的希望寄託在中共第三代、第四代，甚至更久，而戴老闆生前制定的“木馬計劃”，則不需要那麼長的時間……
4. 造反派
《“木马计划”始末》一文，解开了王晟横亘在心头多年的疑问，之后，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十分顺利地写完了《宗达传》。速度之快，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
当王晟把打印好的书稿装订成册，到邮局挂号寄给出版社后，仿佛身上卸掉了一副重担似的，心里一阵轻松，但同时又感到空荡荡的。他想找一件什么东西来填补，似乎只有这样，他心里才会踏实一些。
王晟忽然想见到骆正，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一切都告诉他。骆正叔叔听后会是什么感受呢?王晟无从揣摩。他已经好久没见到老人了。
或许是受了《宋乾坤回忆录》的影响，王晟这些年似乎也渐渐接受了大多数人的看法：骆正对宋乾坤“叛变”的怀疑和检举缺少事实依据，不过是他在未婚妻白雪牺牲之后，因悲伤和猜疑导致的某种幻觉。骆正的遭遇虽然值得同情，但他对一位老革命、老干部的“诬蔑”和“构陷”，却应该予以谴责——这差不多是王晟见到的绝大部分人对骆正的看法。他曾经想替骆正叔叔辩解，可面对几乎众口一词的谴责，他感到孤立，不禁犹豫起来。毕竟，宋乾坤和骆正的地位太悬殊，人们选择相信前者而谴责后者太正常了。况且，骆正叔叔的“刑满释放犯”身份，足以让他被主流社会打入另册。
有一次，王晟在编辑部和欧阳培德聊天，谈起骆正，对方竟把他叫做 “疯子”、“诽谤者”、“余孽”，那副鄙夷的口气，让王晟心里很不自在，仿佛被骂的不是骆正叔叔，而是他自己。
“听说你和骆正很熟，真奇怪，你一个堂堂的副总编，怎么会认识那个‘刑满释放犯’呢?”欧阳疑惑地看着王晟。
“当然……可是……”王晟面红耳赤，语无伦次。他有点心虚，仿佛做了什么愧怍的事。
王晟去见骆正时，把那篇《“木马计划”始末》复印了一份带在身上。尽管他好长时间没到过民众书店了，但一见到书店门口那块因漆皮剥落，字迹变得残缺不全的匾额，便觉得很熟悉、亲切，仿佛昨天才来过似的。
上午九点钟刚过，书店里没几个顾客，显得有些冷清，书架上的书比以前少了许多，两排书架空荡荡的，摆着一些铅笔盒、作业本之类的学生用品。王晟正要像往常那样向里面的阁楼走去时，后面有人叫住了他：“喂，你找谁?”
王晟站住了，回过头，看见书架后面走出一个人。他约莫五十岁左右，下身穿一条褪色的旧军裤，上身穿一件白色衬衫，衣摆掖在裤腰里，胳膊上套着袖筒，一只手拿着一把鸡毛掸子，另一只手拿着几本书，显得很精神，透露出一股利索劲儿。这个人叫程国军，王晟以前见过，是骆正的狱友，在东江钢铁厂工作，书店忙不过来时，经常过来帮忙打理书店，平时很少说话，给人一种冷漠、孤僻的印象。
“我找……骆正叔叔。”
“噢，是你。”程国军认出了王晟，脸上露出一丝捉摸不定的笑意，“你可有好长时间没来书店喽……”
“嗯，编辑部太忙，实在抽不出空……”王晟支吾道，朝后面的阁楼指了指，“骆正叔叔在上面吗?”
“不在。”
“他去……哪儿啦?”
“他到信访办去了。”
“信访办?”王晟惊异地“啊”了一声，“骆正叔叔还在为当年那件事……上访么?”
程国军没有回答，用异样的目光看着王晟说：“亏你还把老骆叫叔叔呢，对他一点也不了解……”
王晟觉得程国军的话带着一丝讥讽的味道。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当儿，有个顾客选了几本旧书，叫道：“老板，多少钱?”程国军便放下鸡毛掸子，过去结账，同时咕哝了一句：“我可不是老板!”
王晟愣怔了片刻，看到书架上的书横七竖八，布满灰尘，他顺手拿起鸡毛掸子，一边清扫书架上的浮尘，把书归置整齐，一边琢磨着程国军刚才的话。
对于这个程国军，王晟曾听骆正叔叔谈起过，知道他俩的关系非同一般。程国军文革期间当过造反派头头，二十岁出头就进东钢三结合领导班子，当上了革委会主任，还是东江省革委会的常委。他们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用骆正叔叔的话说，他们曾经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文革结束后，两个人又一起坐了几年的牢。出狱后，程国军在东钢没有了正式工作，骆正叔叔的民众书店重新开张后，便经常让他帮忙打理一下书店，顺便给他开点零花钱。“你别看国军今天这副落魄样子，当年在大江市，他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人长得也帅，还在《红色娘子军》里演过洪常青……你知道演吴清华的是谁么?”王晟正在帮骆正整理书架，听得入迷，见他问自己，知道是在故意卖关子，便停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望着他，机械地重复了一句：“谁?”骆正挥动鸡毛掸子，在书架上掸起一股灰尘，待灰尘消散之后才回答道：“宋卫红。她和国军曾经是夫妻……”
“宋卫红是谁?”
“宋乾坤的女儿，”骆正说，“宋卫红是她当红卫兵后改的名，她原来的名字叫宋晓帆。”
王晟不由吃了一惊。宋晓帆在东大作家班读书时，王晟除了知道她是宋乾坤的女儿以及听到过一些绯闻，对她的过往所知甚少。听了骆正叔叔的话，他仿佛无意间窥见了某个不应该知道的秘密，感到一阵兴奋和紧张，以至好一会儿没说话……
这时，程国军给顾客结完账回来了，他从王晟手里拿过鸡毛掸子，顺手拍了拍他衣服上的灰尘说，“哪能让你一个大知识分子干这种活儿，还是我来吧，省得把身上弄脏了。”
程国军的话里透露出一种玩世不恭的味道。王晟虽然有些不悦，却并不介意，相反对程国军产生了探究的兴趣。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宋晓帆，想象着她和程国军在一起时的情形，当年，这两个人跟自己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吧?他真想问程国军，你们在一起幸福吗?如果幸福，你们后来为啥要分手呢?如果不幸福，你们当初为啥走到一起呢?……
王晟终于忍住了这种强烈的好奇心，接着刚才的话题问道：“骆正叔叔……他为啥要去上访?”
“老骆不是自己去上访。”程国军摇摇头说，“他是带领别人去上访……”
“带领别人去上访?”王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别人……是谁?”
程国军说：“我也不认识，老骆说是从乡下来的，因为征地拆迁的事儿，区政府不管，就闹到省里来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每次一大帮子人挤在阁楼上，一住就是好几天，跟开旅店似的，除了管吃管住，老骆还带领那帮子人去省政府信访办上访。乡下人没见过世面，连省政府的大门朝哪边开的都不知道，更不懂得如何写状子、递状子，多亏了老骆帮忙。好在他在这方面的确是个行家里手……”
程国军说到这儿，脸上又露出一丝调侃的笑意。
王晟习惯了对方的玩世不恭，没有理会，“骆正叔叔没说是从哪个乡下来的吗?”
“这个老骆没说，”程国军用鸡毛掸子挠了挠头皮，“不过，我听那几个乡下人嘴里经常念叨‘老校长’啥的……”
王晟哦了一声，他想起上次在凤凰岛听老校长说的那番话，似乎明白了什么。
“唉，老骆这一辈子，吃亏就吃在过于认真上。都这把年纪了，还跟年轻时一样，以为自己还在解放前搞地下工作呢……”程国军发着感慨，一副曾经沧海的口气。
王晟没有吱声。他想起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骆正叔叔和父亲一样的脾性，都爱较真、认死理，否则怎么会吃一辈子的苦头呢?在这一点上，他倒是挺认同程国军的话。
想到这儿，王晟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也许可以跟程国军谈谈“木马计划”。毕竟，他曾经是宋乾坤的女婿，宋晓帆的前夫……
“给你看样东西吧!”王晟一边说，一边从挎包里拿出那份复印的《“木马计划”始末》，递给程国军，“没准你会感兴趣……”
程国军狐疑地瞟了王晟一眼，接过那份《“木马计划”始末》。书店里的光线很暗，他走到墙边的一张书桌边，书桌上堆满了各种版本的旧书和用来包装旧书的牛皮纸，墙上有一盏悬挂式台灯，长长的“臂膀”一直伸到书桌的上空。程国军按了一下开关，台灯就亮了。
程国军阅读的速度很快，一篇近两万字的文章，一会儿工夫就看完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皱巴巴的长城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烟雾转眼就把他的脸孔笼罩住了。王晟虽然不吸烟，但也知道“长城”烟两元钱一包，吸这种廉价香烟的大多是进城民工。
直到把那支烟吸完，程国军才开口说话。“你今天是来给老骆送这篇文章的喽?”
王晟不明白他的意思，没有回答。
“《‘木马计划’始末》，好一篇解密文章!可是，难道仅凭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的回忆录，就能把宗达头上的‘大叛徒’的帽子摘掉?就能认定共产党大江地下组织最高领导人宋乾坤是一个变节者?如果是这样，那可真的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然而别忘了，宋乾坤也写了一本回忆录。组织上难道宁肯信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也许是凭空杜撰的东西，而不相信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的回忆录吗?”程国军说着，嘴角又显露出那种讥讽的神情，“这样的东西，也就是你们这些文人写文章时当回事罢了，若要靠它翻案，就太天真，太不靠谱了，比我当初参加造反派时还要天真……”
程国军的话太过尖刻，王晟听了脸红一阵白一阵。他没想到程国军会把白寿和这篇文章的价值否定得如此彻底。他想反驳，却又找不出充足的理由。难道因为程国军曾经是宋乾坤的女婿，才替他说话吗?但王晟马上否定了这种想法。他忽略了程国军曾经当过东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经历过大风大浪，对历史和政治的认知，远非他所能比拟……
“你该不会认为我是在替我这位前岳父说话吧?”程国军仿佛看破了他的心思说，“我为什么要替宋乾坤说话呢?当初他拼命反对我和宋晓帆结婚，我被撤职坐牢后，又是他竭力鼓动宋晓帆跟我离婚，要说，我恨他还来不及呢!”
见程国军一语点中了自己心里的怀疑，王晟暗自佩服他的洞察力。
少顷，程国军挥了挥手说：“这篇东西……我劝你别给老骆看了!他被那件案子拖累了一辈子，落得现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你就忍心让他再次掉进坑里去?”他顿了顿，又说，“小伙子，我劝你也别为这事儿把自己也给折进去啦……”
程国军的口气有些武断、刺耳，却颇为中肯，尤其那挥手的动作，王晟很熟悉，觉得有点像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扮演洪常青的王心刚。程国军以前扮演过洪常青，年轻时，他一定很英俊，如果不是上了年纪，真的很像王心刚……
王晟在民众书店一直等到中午，也不见骆正回来。省图书馆离这儿不远，他正好要去图书馆借几本书，就离开了。
临走时，王晟本来想把那篇复印的《“木马计划”始末》托程国军转交给骆正，但一想到他刚才劝自己说的那番话，又改变主意，从他手里把文章拿过来，带走了。
5. 意外的打击
王晟从民众书店回来后，一连几天心里都有些不安，仿佛有什么不好的预感。
《宗达传》是省人民出版社的约稿，责任编辑是王晟在东大读研究生的同学胡向洋，比他高两级，读的也是现当代文学专业，虽然跟王晟不是同一个导师，但也算是他的同门师兄，读研时，胡向洋就比较欣赏王晟的文章，毕业分配到《东江日报》当副刊编辑后，经常向他约稿，那时王晟还在娘子师范教书，曾跟胡向洋谈起撰写《宗达传》的计划，胡向洋调到东江人民出版社文史室当编辑后，便郑重其事地向他约了稿。之前，胡向洋曾经告诉王晟，他已经向社里报送了选题，领导对这本书很重视，说是准备作为重点图书推出的。可书稿寄出都快两个月了，王晟还没有收到出版社的任何消息。其间，他曾给胡向洋打电话询问过，对方说上面还在审读，让他耐心等等。
星期四下午，午休后刚上班，王晟就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一听是胡向洋的声音，便迫不及待地问道：“老同学，书啥时能出来啊?”
对方没有马上回答，停顿了好一会儿，才说：“情况有点麻烦，《宗达传》没有过审……”
像听到了晴天一声霹雳，王晟脑子嗡嗡一阵乱响，好一阵子反应不过来。
“本来社里的终审已经过了，可因为你这本书涉及到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出版局又调去看了一遍，结果就卡住了，听说还惊动了省委宣传部领导，明确指示不能出……”
胡向洋的声音像国家领导人逝世后广播员念讣告似的，很低很慢，使王晟的心像一块石头那样往下沉。
一整天，王晟都心神不宁、精神恍惚，编辑部主任送来一沓稿件放在面前，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下班时间刚到，他就离开编辑部，连晚饭也没吃，回自己的住所去了。《宗达传》耗费了他将近十年的心血，如果从读研时算起，还不止十年呢。他在这本书里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对文学，对时代的思考，还有一些只属于他个人的，说不清道不白的梦想。但现在，胡向洋的一个电话，就将他的思考和梦想撕碎了。
王晟仿佛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沮丧极了。但他没有料到的是，更为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
第二天上午，王晟刚上班，就接到了杜威的电话，叫他到办公室去一趟。口气很正式。
王晟放下昨天未来得及看完的待审稿件，从办公室出来。王晟和欧阳培德、张昕及整个编辑部在三、四楼，经营发行部在一二楼，总编室、财务部在四、五楼，杜威和集团会议室在六楼。平时如果不是开会，或特别重要的事情，王晟很少去杜威的办公室。不巧电梯坏了，由于昨天没有睡好，当他爬了三层楼走进杜威的办公室时，脸红耳赤，气喘吁吁，两条腿都有点发软了。
“爬几层楼就喘成这样，你要加强锻炼啊!”杜威表示关心地打量了王晟一眼，示意他坐下。
“找我有啥事，说吧。”王晟在杜威办公桌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抬起脸，正好看见对面墙上那副宋乾坤的书法。杜威的办公室面积很大，几乎占去了六楼的一半，虽然装修过几次，但这幅字画还是像当初那样挂在他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可见杜威对宋乾坤的敬重以及两人非同寻常的关系。
“那我就不给你绕弯子了，”杜威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写了一本书叫《宗达传》?”
昨天才接到胡向洋的电话，今天杜威就知道了，看来，《宗达传》这部书稿不仅是退稿这么简单，王晟暗自有些吃惊，“是啊，怎么啦?”
“郎部长给我打电话，专门谈了你这本书的事儿，”杜威坐在办公桌后面那张真皮大转椅上，表情严肃地说，“我没有看过书稿，没资格说啥，我以前都没听说过宗达这个人，也不知道他和宋老是什么关系，但我听郎部长说，宋老看过书稿后，心脏病都犯了，连夜送到医院抢救，现在还没出院，我刚去医院看宋老回来，是跟郎部长一起去的，老人家被你这本书伤害得不轻……”
“这么严重?不会吧?”
杜威根本没有打算听他说明或者申辩什么，不客气地打断了王晟：“你别给跟我说啥会不会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郎部长让我找你谈话，你是副总编辑，我们集团正处在股改关键阶段，作为集团董事长，也作为老朋友，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不要捅娄子，影响自己的前途……”
最后那句话带有警告的意味。王晟从未听杜威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如果是以前，他没准会当场跟这个“老朋友”翻脸。可他还是忍住了，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杜威的办公室。
第二天是周末，王晟因为《宗达传》的事，心情不好，躺在床上一直睡到快中午才起床，正要去食堂吃饭，腰带上的BP机响了。王晟宿舍里一直没装电话，这台BP机是前几年杂志社为了方便联络，给每位员工配备的，现在这玩意儿早过时了，连那些刚来不久的年轻编辑也改用上了手机，唯独他这个副总编辑还在用BP机。有一次，宗天一来杂志社找杜威，顺便到办公室看王晟，一见他腰里别着这玩艺儿，非要给他扔掉不可。“你一个堂堂的副总编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赶紧扔了，换台手机吧!你要是没钱，我给你买台手机，三星的还是摩托罗拉的!”但王晟说啥也不肯丢掉。
此刻，王晟从口袋里掏出BP机，抬起显示屏看了看，上面显出一条信息：“下午有空到我家来一趟。”是宗天一发来的。王晟有些诧异。宗天一好多年前就用上“大哥大”了。现在突然用BP机呼他，肯定是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
在食堂简单地吃过午饭，王晟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宗天一家住的巴黎豪庭小区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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