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卷四第
第五章
1. 杂志社
杜威这几年在《东江日报》待得并不顺心。他从东大摄影班毕业后，凭借省公安厅的特别推荐和宋乾坤的关系进了《东江日报》，原以为会受到重用，一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的，谁知头一年就被下到楚州记者站。所谓记者站，主要工作其实就是给报社拉广告，搞发行，每年都有硬性的经济指标和任务，如果完不成，没有奖金是小事，还可能回不了报社，谁愿意一直留在这儿呢?因此，凡是下派到记者站的人，写稿是次要的，无不全力以赴地拉广告、搞发行量。好在杜威是土生土长的楚州人，本来就善于交朋结友，再加上未婚妻姜黎黎的父亲升任楚州市总工会主席后，凭借深厚的人脉，给未来的女婿鼎力相助，使他不仅轻轻松松完成了广告发行任务，还提前一年调回了报社总部。
东江日报是全省的头号大报，报社林林总总的员工加起来好几千人，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不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一抓一大把，随便一个普普通通的职工，说不定就是省委哪个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水深得很，谁都防着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就说杜威所在的摄影部，部主任六五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得过全国新闻摄影金奖，副主任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文革后的首届毕业生，曾荣获全国十佳青年摄影家之一。还有两名记者年龄跟杜威相仿，一个也毕业于东江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却是本科生，论文凭，比他这个成人摄影班的大专生过硬得多，另外那个是电大生，文凭虽然不如杜威，可人家是现任省委副书记的公子……杜威原以为经过努力，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施展抱负、大显身手的平台，但见了摄影部这个阵势，心里凉了半截，寻思这几尊大神哪个都比自己牛气百倍，即使他表现得再出色，也绝无出头之日。于是，他动了“挪挪窝”的念头。
正在这当儿，《大众艺术》在报纸上登了一份社长招聘公告。杜威觉得机会来了，通过文联的熟人打听了一下，竞争还挺激烈，他寻思恐怕还得托“老爷子”出面。
“老爷子”就是宋乾坤。
前两年，宋乾坤为了写回忆录，重访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钦点杜威当“随军记者”全程陪同，一路上他拍了许多照片，其中好几幅收进了《宋乾坤回忆录》。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密切，杜威在楚州记者站时，每次回总社汇报工作，都要带几件特产去南湖小区看望老省长，两人在一起下棋钓鱼，亲密得像一家人。《宋乾坤回忆录》出版时，宋乾坤点名让杜威参与筹备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于是，他趁汇报座谈会筹备情况的机会，向“老爷子”提到了招聘的事儿……
《大众艺术》和《中华故事》、《东江画报》的主办单位都是省文联，在同一幢楼里办公，办公楼原本只有五层，《中华故事》和《东江画报》人多，各占两层，《大众艺术》人少，只占了底楼的一层。转企后，《中华故事》增招了一批编辑和广告发行人员，办公室不够用，又加盖了一层，五层的办公楼就变成六层了。
《大众艺术》创刊于80年代初，最早以发表文艺创作动态、理论探讨和戏剧戏曲剧本为主，虽然在业界有些名气，但由于发行量太低，每期印数不到两千册，日子一直不大好过，每年的财政拨款支付完印刷费和工资，有时连作者的稿费也发不出去。
三家杂志都是正处级的事业单位，每年有固定的财政拨款，旱涝保收，衣食无忧。但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文艺体制改革也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东江省文联只保留《东江画报》仍由财政拨款，《中华故事》和《大众艺术》这两家杂志社彻底“断奶”，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管理，全面推向市场。《中华故事》每期发行五十多万份，每年向主管单位上缴的“管理费”就有几十万元，本来也不靠财政拨款，“转企”后，至少发奖金时不再需要主管单位领导签字，获得了独立的发展空间，求之不得。最头疼的是《大众艺术》，没有了财政拨款，光靠那点儿发行量，别说奖金，连基本工资也发不出来，除了改革这条路，别无选择。
改革的重大举措就是公开招聘杂志社社长。
《大众艺术》以前只有主编，没有社长。增设一名社长，是“转企”的需要，也意味着杂志社由主编负责制变成了社长负责制。社长对杂志社的财务、人事、广告、发行及经营管理和办刊方向拥有决定权，主编只是在社长主导下负责具体的编辑业务。其实这并不新鲜，80年代工矿企业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改革早就实行了，但在文化领域尚属首次，推行起来并不容易。
《大众艺术》招聘社长的公告在《东江日报》登出时，很是吸引了一些人的眼球，但由于应聘门槛比较高，除了大专以上学历，还要有两年以上报刊社工作经验，并取得过出色业绩，光这一条就让许多人望而却步。进入复试的只有两个人：《东江日报》摄影部的记者杜威和《中华故事》杂志社的广告发行部主任严奎。
其实，若论条件，杜威比起严奎明显地处于劣势，据说《中华故事》之所以发行量高达数十万，大部分功劳归于这个严奎，况且，《中华故事》是文联的下属单位，严奎从《中华故事》应聘到《大众艺术》，属于内部消化，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人脉上已经占了先机……
但最终的结果是杜威胜出。这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落选的严奎大为不满，在文联大院张贴大字报公开质疑，指名道姓地说杜威之所以胜出，是因为老省长宋乾坤在背后支持。“宋老虽然没当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了，但他还是文联名誉主席呢!”诸如此类的议论传得沸沸扬扬，差点儿演化成一场“招聘风波”，后来还是主管单位的领导私下做了工作，让严奎担任《大众艺术》杂志社副社长，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杜威到杂志社走马上任后，推出的第一项改革举措就是成立了大众艺术杂志社理事会，聘请宋乾坤任名誉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也都是省内的离退休干部和企业家。所谓理事会，其实不过是一个筹集办刊资金的象征性机构，除了退休干部，凡是企业家加入理事会都要缴纳会费，副理事长五万元，常务理事两万元，理事一万元。这些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杜威在楚州记者站结识的，其中宗天一还是他相交多年的好朋友。
宗天一本来只打算出两万元当个常务理事的，可杜威不干，“天一，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怎么也得当个副理事长吧!”宗天一对理事会本身并不感兴趣，出两万元当个常务理事，完全是为了支持杜威的事业，杜威要他当副理事长，明摆着是让他多出点钱。对他来说，五万元虽然不多，但也不是个小数目。
杜威见宗天一有点犹豫，点拨了一句：“宋老是名誉理事长，你不是一直想找机会认识他么?如果当了副理事长，开理事会你就有机会跟他一起坐主席台了，可如果你只是个常务理事，开会时就只能坐下面，想跟老省长说话都难找到机会呢!再说，你不是想把梦菲调到省歌舞团么，假若宋老打个招呼，那不是小菜一碟……”
杜威的那条三寸不烂之舌能把死人说活，宗天一是早有领教的，他仔细一琢磨，觉得是这么个道理，于是一咬牙，出五万元，当了副理事长。
理事会一成立，杂志社的经费问题迎刃而解。下一步，杜威把目标转到了刊物自身的改革。《大众艺术》刊名虽然带了“大众”两个字，但从栏目到内容，其实只是办给文艺界的专业人士和小众读者看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发行量自然上不去。按照杜威的思路，成立理事会，充其量只是暂时解决了办刊的经费问题，杂志社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得在提高发行量上下功夫，必须改变小众化的办刊思路，面向大众，把为作者服务的传统思维模式，转向为读者服务的市场化轨道上来。按照这个思路，杜威起草了一个改版方案，将原来那些专业性、学术性的栏目全部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活泼生动、可读性、娱乐性的栏目……
可是，当杜威将改版方案在杂志社公布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反对最坚决的是主编欧阳培德。
欧阳培德毕业于东江大学中文系，当过东江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是一位资深的戏剧评论家。对于杂志社的“转企”，他一直持反对态度，曾当着上级领导的面提出过异议。所以，杜威的改版方案一公布，他便第一个在会上表示反对：“文化产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不能全部市场化。如果照这样改版，《大众艺术》岂不成了地摊刊物?”
“《中华故事》在报刊摊上卖得最好，是不是就叫地摊刊物呢?”杜威委婉地说，“我们刊物也有‘大众’两个字，如果哪天能成为地摊刊物，那就说明我们改版成功了!”
欧阳培德反唇相讥：“如果都像《中华故事》那样迎合市场和低级趣味，我看连文联各个协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这句话实际上也捎带着批评了文联。《中华故事》曾经连续被评为全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双文明先进单位”，一直是文联的金字招牌。
“文联应该不应该存在下去我不知道。”杜威对比他年长的欧阳培德丝毫不客气，针锋相对地说，“现在的问题是，文联已经将我们推向了市场，从刊物的印刷费到员工的工资都得自筹，如果发行量上不去，谁来养活我们呢?”
“文联领导这种一切靠市场的改革本身就是错误的!”欧阳培德也没有把新上任的社长放在眼里，几乎是叫喊着说，“照这样改下去，对文化事业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一个是新上任的社长，一个是老主编，两个人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在场的人大都作壁上观，不置一词。后来，杜威提出采用民主的方法，投票表决。结果，反对改版方案的比支持的多出3票。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支持主编欧阳培德的。
这是杜威到杂志社上任后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作为法人代表，杜威尽管对改版方案拥有最终决定权，但他不想上任伊始就把自己跟杂志社的大多数人的关系搞得剑拔弩张。他请报社的老同事写了一篇专访《文化期刊到底需不需要走向市场——访<大众艺术>杂志社社长杜威》，在《东江日报》上发表了。在这篇专访中，杜威重点谈了反对和阻止改革的保守势力和陈旧观念，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杂志社的人一看就知道所谓“保守势力”指的是谁。欧阳培德恼羞成怒，上班时杜威主动跟他打招呼，也爱理不理的。过了几天，欧阳培德索性托病请假，不来上班了。
杜威意识到，要想在杂志社干一番事业，如果没有一批真心实意支持和拥护自己的人，必将寸步难行。
他就是在这时候想到把下派到娘子县师范“锻炼”的王晟调进杂志社的。
2. 编辑部的故事
王晟从娘子师范调到《大众艺术》杂志社正式上班的那天，杜威跟他谈了一上午话。“你都看到了，现在我们头顶上压着《中华故事》和《东江画报》两座大山，我的目标是五年之内推翻它们——”他见王晟吓了一跳，补充道，“噢，我的意思不是真的推翻，是要超越它们……”
王晟看见杜威背后的墙上有一幅显然是刚挂上去不久的书法作品，“任重道远”四个大字龙飞凤舞，笔法苍劲有力。
杜威见王晟注意到了那幅字，庄重地说，“这是我上任时宋老为我题写的，如果不干出一番事业来，对不起老爷子的信任啊!你别看咱们杂志社只有十来号人，但改革起来可不容易，阻力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我们必须励精图治、突破各种条条框框和陈腐观念，杀开一条血路!”他顿了顿，表情有些严峻起来，“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求贤若渴，把你从娘子师范调回来了吧……”那口气，像是三顾茅庐的刘备。王晟想说，我可不是诸葛亮，但终究没有说出口。
不久，王晟便被杜威任命为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
杂志社以前只有编辑部和办公室两个部门，转企后，为了适应市场化运作，杜威增设了总编室和广告发行部。编辑部原来是五个人，主编欧阳培德、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郑月娥，编辑部副主任张昕，另外还有两名编辑。王晟来之后，名义上增加到了六个人。之所以说“名义上”，是因为郑月娥前不久借调到了文联组联部，但编制还在杂志社。
副主编郑月娥和编辑部副主任张昕原来坐同一间办公室。张昕长得白白净净的，单眼皮，薄嘴唇，牙齿有点爆，五官虽说不上漂亮，但长得很精致，就是瘦了点儿，穿什么衣服都像挂在衣架上似的。跟大多数年轻女性一样，爱吃零食，平时上班，无论看稿还是校对，嘴里不是含着口香糖，就是嗑瓜子儿，从来不曾闲着。张昕说话带点儿京腔，这跟她在北京上的大学有关。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张昕最初分配到东江省艺术研究所，发表过几篇戏剧影视评论，其中一篇还发表在著名的《剧本》杂志上，颇受时任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欧阳培德的赏识。欧阳培德任《大众艺术》主编后，就把她也调了过来。
由于头上戴着中央戏剧学院的金字招牌，张昕一向清高孤傲，除了主编欧阳培德，对谁都瞧不起，人缘一直不大好，快三十岁了还是单身。副主编郑月娥是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爱人，借调到文联后，张昕本来有机会升任编辑部主任或副主编的，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新调来了一个编辑部主任王晟，她心里的嫉恨可想而知。
王晟坐的是郑月娥以前用过的办公桌。两张办公桌本来是面对面摆放着的，王晟搬进来之后，张昕把自己的办公桌搬到了房间的另一头，她就由面对王晟变成了背对着王晟。王晟每次抬起头来，看见的都是张昕的后脑勺。
起初，王晟还不知道张昕是故意跟自己保持距离的一种表示，上班时还经常主动跟她说话，但每次对方都是嗯嗯唔唔，不理不睬，即使转过身来，也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办公室给他们俩各配了一个开水瓶，有天早晨，王晟上班提前了半个小时，去开水房打开水时，顺便把张昕的开水瓶也打满了，可张昕上班后，不仅没表示感谢，反而板着脸对王晟说：“我的开水瓶我自己管，请你不要越俎代庖……”
王晟并不介意，笑笑说，“没事儿，我只是顺手而已，不费事的。”
但张昕用硬邦邦的语气说：“你不费事是小事儿，劳驾你这个主任我可担当不起!”
王晟从张昕的话语里感受到了一股深深的敌意。他还从未遇到过这种好心被当驴肝肺的事。后来他把这事儿跟杜威说了，对方冷冷一笑，“你是我的人，她这样对待你，明显是公开向我叫板嘛!”
王晟有些诧异，暗想，我啥时候成了你的人呢?他不想刚进杂志社，就被卷进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旋涡之中，就委婉地建议道：“要不，还是让她当编辑部主任，我当副主任吧?”
“张昕是老欧阳的人，他们俩一直在联手抵制我的改革方案，如果让她当编辑部主任，我的改革方案就别想实施了……”杜威皱着眉说，“总设计师讲过，发展是硬道理，谁不改革谁下台，不换思想就换人，谁要是阻扰杂志社的改革，谁他妈就给我滚蛋!”
杜威说这话时，像电影《乔厂长上任记》里的改革家乔光朴，一副义无反顾的神情。
杜威的确有一股狠劲儿，趁主编欧阳培德托病不上班的机会，让王晟对改版方案进行一番修改后，开始正式实行。为了堵住欧阳主编为首的“反对派”(杜威语)的嘴巴，他利用自己以前在东江日报当记者的关系，让媒体对《大众艺术》杂志社的改革进行了系列报道，可谓占尽了舆论优势。一段时间下来，不仅杂志社那些反对他的普通职工逐渐转变了立场，连张昕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星期四早晨，王晟上班迟到了几分钟，一进办公室，就发现地上已经拖过了，地板水渍未干，还泛着亮光，办公桌也被人用抹布擦过了，原先乱七八糟堆放着的稿件、校样和发稿签收拾得整整齐齐。他有些讶异，正要去打开水，却发现两个水瓶不见了……
以往这些活儿都是王晟干的，今天怎么啦?他正愣怔着，忽然看见张昕拎着两只开水瓶从外面走了进来。
“张姐，怎么能让你给我打开水呢!”王晟赶紧接过开水瓶，不好意思地说。张昕比他大，所以叫她“张姐”。
张昕莞尔一笑，“你一个堂堂的编辑部主任，我不能把你当实习生对待，总让你干这些活儿呀!”
王晟觉得张昕笑的时候比板着面孔要显得年轻好几岁，可见，古人说笑一笑十年少是有道理的，正胡思乱想着，听见张昕又说：“告诉你一个消息，欧阳主编就要上班了!”
张昕仿佛宣布一项重要的新闻，声音比平时高了好几度。
“不会吧?”王晟半信半疑，“上个星期我还听杜威说，欧阳主编想调走呢……”
张昕本来是背对着王晟坐着，这会儿转过身来，看了王晟一眼，“欧阳主编的确有这个打算，可前两天文联领导找他谈了话，劝他留下来。”她说到这儿，压低了声音，“领导对杂志社的改革方案不大放心，希望欧阳主编对杂志质量把关。毕竟，杜社长是搞摄影的，办刊物并不在行……”
“嗯，这样也好，杜社长的精力都放在杂志社的经营管理上，没时间抓稿件质量……”王晟含糊其辞地说。
“我本来也可以像郑月娥那样调到文联理论研究室去的，可欧阳主编劝我不要走。”张昕若有所思地说，“我是他调进编辑部的，《大众艺术》在艺术界有今天这样的影响不容易……”
“可杜威的改革思路总体上并没用错，他在管理上还是有一套的……”王晟的话听过起来像是在替杜威申辩。这要是在往常，张昕肯定会反唇相讥，但此刻，张昕不仅没有反驳他，还一反常态地说：“欧阳主编看了你修改过的改版方案，觉得比杜威搞的那个方案好多了，特别是对你增设的《名家专访》《艺术评谈》两个栏目，格外赞赏……”
“我只不过是把咱们刊物以前的栏目跟现在综合了一下而已。”王晟说，“走市场是大势所趋，但也不能全娱乐化，有深度的文章还是不能完全砍掉，要不怎么叫雅俗共赏呢?”
“你这观点我举双手赞成!不愧是东江大学的研究生，难怪欧阳主编让我多跟你交流呢!”张昕说着，忽然想起了什么，“你以前是不是在《东江日报》上发表过评论《编辑部的故事》的文章?”
王晟说：“噢，好几年前的一篇短文，那会儿《编辑部的故事》正在热播，我每天追剧……”
张昕拍手笑道：“我有篇文章正好跟你发在一起，也是评《编辑部的故事》的。”
“是么，那太巧了!”王晟发现，张昕笑起来其实挺漂亮的。
“我以前对你有些误解，以为你跟杜威是一类人。”张昕斜睨了一眼王晟，“你跟严奎也不一样!”
“你觉得杜威……杜社长是什么人?严奎副社长又是哪一类人呢?”王晟随口问了一句。
“严奎……我想想，”张昕思索着说，“你觉得余得利这个人怎么样?”
余得利是《编辑部的故事》里的一个角色，王晟还在那篇评论里分析过，称赞他是《编辑部的故事》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那还用说，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呗!”
“如果说余得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严奎就是我们杂志社的余得利!”张昕没等他回答就说，“他以前就是个混混，在农村叫二流子，初中都没有毕业，最早是跟一个书商跑腿，靠发行教辅赚了些钱，跑到省城另立门户，成立了一家书刊发行公司，专门印刷盗版书，单是一本《废都》就赚了上百万元，应聘当上《中华故事》杂志社的发行部主任，两年就把杂志的发行量翻了两番，凭这业绩，严奎不仅把全家人的农村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自己还调进杂志社，成了正式的国家干部。你说他是不是比余得利还厉害?”
“听起来倒是个有本事的人……”
“啥本事，还不就是请客送礼那一套?”
“现在干啥不送礼呢?”
“可严奎不单是送钱送东西，还送……女人。”张昕神情暧昧地看了王晟一眼说，“《中华故事》的主要订户是各地的中小学，严奎每年都要把那些县市教育局和中小学领导请到一起开会，吃喝玩乐，样样俱全……现在你知道《中华故事》的发行量是怎么搞上来的了吧?严奎招聘的发行员大部分是有几份姿色的年轻女孩子，有的是结过婚的少妇。后来，好几个女人的丈夫告状告到了文联，领导为了维护《中华故事》‘双文明单位’的声誉，就把严奎调出《中华故事》，让他到咱们杂志社当了副社长。这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啥事都干得出来。他当着欧阳主编的面说对改革方案投了反对票，可一转身就对杜威说他投的是支持票。他担心杜威站不住脚跟，两边讨好下注呢。别看你是杜威的人，但跟这种小人在一起，说不定啥时候就被他卖了，得提防着点儿……”
张昕一口气说了一大串，王晟听了，却有些不以为然。心想即使严奎真的像张昕说得那样不堪，可自己和他并无任何利害冲突，有什么值得“提防”的呢?他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严奎是《编辑部的故事》里的余得利，他和张昕、欧阳主编又是谁呢?他这样想着，便又问了一句：“严奎原来不是跟杜威一起竞争社长的么?”
“那是他在《中华故事》待不下去了，竞聘社长只不过是他给自己找个下坡的台阶罢了。再说，杜威有宋乾坤这颗大树，他哪里是对手?”张昕冷笑了一下，忽然压低声音问，“对了，你跟杜威是老乡，知不知道他跟宋乾坤究竟是啥关系?”
王晟没有想到张昕提出这么个问题，闪烁其词地说：“这个……我怎么会知道!”
张昕嘻嘻笑道：“还跟我保密，编辑部谁不知道你们俩是哥们，要不他怎么会破格提拔你当编辑部主任?”
王晟觉得，张昕那张笑盈盈的脸上藏着很深的心机。
过了两天，欧阳培德果真来上班了。他五十多岁的年纪，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头发稀疏凌乱，背有点儿驼，眉毛间的“川”字形皱纹很显眼，仿佛总在思考问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大。他患有不太严重的哮喘病，平时并没有什么症状，可一旦着凉或劳累过度就咳嗽个没完，所以总是随身带着药，服完药很快就好了，他走到哪儿都拿着一个带外套的保温杯，夏天也只喝热水，从不喝凉水，更不用说是冷饮了。
欧阳培德重新上班的第一天，就让王晟把改版第一期的稿件给他送过去。这是王晟第一次进欧阳主编的办公室，屋子里积满了一层灰，到处堆放着书刊和稿件，显得凌乱不堪。
“你看，我这么久没上班，办公室脏成这样子，也没有人来打扫一下卫生。”欧阳培德环顾了一下房间，皱着眉头咕哝道，“我晓得，有人巴不得我调走呢……”
前几天，王晟还听杜威说欧阳培德可能要调走了。“看来，你要做好接任主编的心理准备啦……”王晟没有吭声，心想，我对自己能不能胜任编辑部主任都还没有把握呢!杜威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能不能当好主编靠的不是资历，关键在于有没有真本事，当然，光有本事也不行，还得赶上机遇，拿我来说，如果不是《大众艺术》杂志社公开招聘，我即使有再大的本事，能这么快当上社长吗?”
此刻，王晟回味着杜威的话，像做了什么亏心事，心里一阵不安。“欧阳主编，我久闻您的大名，一直盼着您早点上班呢!”王晟的话虽然言不由衷，但并没有撒谎。读研期间，王晟拜读过欧阳培德的文章，写论文时还引用过。无论从年龄还是资历，欧阳主编都是他的前辈。
听了王晟的话，欧阳培德脸上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说话的口气也放缓了一些，“其实，我是想调到文联理论研究室搞点研究的，可领导不同意，宋老也希望我留下来……”
“宋……老?”
“就是宋乾坤。”欧阳培德看了王晟一眼，说，“我发表的第一篇文艺评论就是关于宋老的长篇小说《大江壮歌》的。我从东大毕业后分配到东江省艺术研究所，还是宋老推荐的呢，那时候，他是东江省委的宣传部长。算起来，我认识宋老二十多年了，比杜威认识他早多了，当然，也只是认识而已，算不上什么交情……”
欧阳培德显然是话中有话。在杂志社，谁都知道杜威和宋乾坤的关系非同一般，欧阳培德抬出自己跟宋乾坤的关系，想说明什么呢?王晟没有往下想，顺口道;“我听导师讲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时，提到过您那篇文章，是最早研究《大江壮歌》的评论……”
欧阳培德“哦”了一声，“我听张昕说，你是东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你导师是谁呢?”
“郎永良教授。”
“郎永良，我在东大上学时，还听过他的课。”欧阳培德笑了笑，神情比刚才和蔼多了。“我还知道，郎永良和宋老的关系也不错，宋老这人，思想比较解放，喜欢跟知识分子交朋友，但有时候也容易看走眼……”他的话明显是有所指，停顿了片刻，又问：“你知道宋老为什么让我留下来么?”
“为什么?”
“杜威虽然有一股闯劲儿，脑子灵活，可毕竟年轻，文化底子薄了一些，宋老不放心，希望我留在杂志社把把关。改革，有时难免泥沙俱下啊……”欧阳培德说着，用手指头敲着面前厚厚的稿件，“就拿改版的这期来说吧!宋老是省老领导，又是五十年代就成名的老作家，在头条发宋老的专访没问题，但为什么还要发宋晓帆那篇《我的创作之路》呢?”
“这都是杜社长抓的重点稿件。”王晟解释道，“再说，宋晓帆也是文坛有影响的青年作家……”
“这我当然知道，她第一篇小说的评论还是我写的呢!”欧阳培德习惯地蹙起眉头，中间那个“川”字几乎挤到了一起，“可她是宋老的女儿，读者看了会不会觉得我们在吹捧他们父女俩?况且，她前几年私生活闹得沸沸洋洋，跟人跑到美国去了，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这样集中发她的文章，不但会损害咱们杂志社的名声，对宋老也不好……杜威作为一社之长，只想着讨好自己的恩人，却不考虑大局，这合适吗?”
王晟觉得欧阳培德的话不无道理，但碍于杜威的面子，他没有要表态赞成，只是含糊地嗯嗯着。
从欧阳培德办公室出来，王晟心里有些惶惑，如同置身于湍急的河流，在旋涡中越陷越深。他觉得自己仿佛被绑上了一辆战车，退缩已无可能，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3. 迎春花
王晟从娘子师范调到杂志社后，因忙于《大众艺术》的改版工作，只给田芳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以前，田芳每次给他回信都很及时的，很少拖延这么长时间。也许她上课太忙，抽不出空来写回信吧?记得还是在娘子师范时，田芳曾写信告诉他，凤凰小学在尖角岛新开设了一个分校，她和另外两名教师每周都要轮流去上课，比以前更忙了。或者，会不会因为我调回省城时没告诉她，生气了呢?王晟胡思乱想着，脑子里闪现出田芳那双像星星一样晶莹透明的眸子，心里忽然略过了一丝不安……
过了几天，王晟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寄信人地址是“娘子区凤凰小学”，但字迹很陌生，不是他熟悉的田芳的笔迹。王晟满腹疑惑地拆开信封，看到写信用的纸是他上次在娘子县新华书店给田芳买的那种淡粉色格子信笺，心里才踏实了一些。他迫不及待地展开信笺读起来——
王晟叔叔：
我是青青，您给我姑姑田芳的信收到很长时间了。我一直没有回信，是不敢告诉您一个万分悲伤的消息：几个月前，姑姑在去尖角岛上课返回凤凰岛时，遇上暴风雨，掉到湖里三天后，才打捞上来……
对于姑姑的死，不只是我，凤凰小学全校师生，还有老校长都非常难过。我一直不敢写信告诉您，也是怕您难过。前不久，县政府给姑姑授予了“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我才决定写信，想告诉你，姑姑是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人。
对了，老校长让我托一句话给您，您如果有时间来凤凰岛，他一定陪您去我姑姑坟前看看。
您会来吗?
凤凰小学六年级学生：田青青
199╳年╳月╳日
王晟看完信，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第二天一早，他就请假，去凤凰岛了。
从娘子县往省城之间的高速公路已经开通，王晟坐班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娘子县城，在县城花二元钱转乘一辆人力三轮车，不一会就到了湖边码头。同几年前相比，码头上的机班船和乘客增加了不少，去凤凰岛的班船，由一天两班至增开到每隔两小时一班，原来的柴油机船也换成了快艇，从码头开到凤凰岛，只需要十多分钟的工夫，屁股都没坐热呢。可即使这样，去凤凰岛的人还是比去别的岛上的人多，每趟快艇都挤得满满当当，别说座位，连找个站的地方都难。
当王晟随着拥挤的人群从快艇下来，见凤凰岛码头熙熙攘攘，挤满了等船的人。几年前，码头上只有几幢低矮简陋的棚子，提着货篮的小商小贩在码头上窜来窜去，叫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现在呢，码头上建起了一座座标准的砖瓦房，每个商贩都有各自的摊位，不仅有餐馆、茶馆、商铺、旅馆，还有录像放映厅，售票窗口挤满了人，大都是小青年，一个个目光盯着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某部流行电影插曲，整个码头已经变成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湖边集镇……
王晟忽然想起忘了买一束花。他本来是打算到县城买的，可下车后直接坐三轮车到湖边码头上了船。此刻，他望着热闹的湖边码头，寻思也许有卖花的吧?经过一个兼卖录像带、录音带的书店门口时，他进去想看看有没有花卖。但进去一看，店里全是花花绿绿的书刊和录像带、录音带。意外的是，他看见了刚出刊的《大众艺术》杂志，他寻思，这么偏僻的地方都能买到《大众艺术》，说明严奎的发行工作做得还不错，他顺手拿起杂志翻了翻，看到版权页上责任编辑一栏里自己的名字，他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便顺口问摊主，这本杂志好卖不好卖?摊主是个留胡子的中年人，嘴里叼着烟卷，瞟了他一眼说：“还行吧，但比起这本书差远啦!”说着拿起旁边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天就能卖好几十本呢!”
王晟接过来一看，是一本《元极大法》。书的印制和设计都十分粗糙，像那种地下印刷厂的盗版书。他看了一下定价，“……这么贵!”
摊主听王晟这么问，从旁边拿起一盒录音带，“加这盒带子，一共28元。”摊主一边说，一边打量着他，“听口音，你是从外地上岛来修元极大法的吧，最近修法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了……给你八折，怎么样?”
但王晟没等他说完，就逃跑般地走开了。
在去凤凰小学的路上，王晟满脑子都是上次田芳送他到湖边码头的情景。那天，他们刚走到湖边码头就下雨了，渡船马上就要开了，王晟上了船，还看见田芳站在码头上，麻麻细雨像雾一样笼罩着她那纤细的身影，船缓缓开出了码头，离岸边越来越远，田芳的身影越来越小，远远望去，像一棵挺拔的白杨树，在原野上迎着风雨歌唱、生长。
那会儿，王晟心里想的是下一次来凤凰岛时给田芳带点儿礼物，一束花，还是一本书呢?可现在，当他再次踏上凤凰岛时，田芳竟然不在了!这么长时间，自己光顾着忙工作和写作，咋就没想到来凤凰岛看看她呢?他想起自己写的那首诗，一直想当面送给田芳的。这个机会再也不会有了。想到这儿，一股强烈的悲伤和愧悔骤然涌上心头，像涨潮的湖水把王晟的心淹没了……
在凤凰小学，王晟见到了青青和老校长。
青青一看见王晟，就像见到亲人似的扑进他怀里大声痛哭起来。她哭了好长时间，泪水把王晟的衣襟都打湿了一大片。后来，青青带着王晟去见老校长。老校长正在办公室里批改学生作业，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神交已久。此刻一见，像久别的熟人重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好一会儿没吱声。
老校长说：“早就听田芳说起过你，今天终于见面了……”
王晟喃喃道：“老校长，我来迟了……”
“你迟早会来的。”老校长说，“我一直在等着你，我知道，田芳也在等着你……”
王晟望着那张木刻一样布满皱纹的黝黑脸庞，想起了田芳的那篇作文《老校长》。他声音微微颤抖地说：“老校长，您带我去看看田芳吧……”
“好，我这就带你去。”老校长连连点头。从那张断了一条腿的旧藤椅上站起身，一只手拉着王晟，另一只手拉着青青，一起往外走。
三个人出了凤凰小学，一直往南边走。走过一片撂荒的庄稼地，再穿过几排民居，就到了岛子南端。在湖边一片茂盛的椿树林里，有一座新坟，新坟的四周开满了星星点点的迎春花。坟前竖着一块墓碑，上面写着“田芳之墓”……
看到这几个字，王晟的眼睛一阵模糊，脑子里浮现出第一次见到田芳的情景：弯弯的柳叶眉，脸蛋红扑扑的，留着整齐的刘海，脑后垂着两根乌黑的小鬏辫，身穿一件蓝底白花绣金边的印染布上衣。众目睽睽之下，她显得有些紧张和慌乱，有点儿羞怯，仿佛不是被老师点名表扬，而是挨了批评似的。她朗诵作文时带着浓重的凤凰岛口音，朗朗上口、娓娓动听……
悲伤像潮水似的再一次涌上了王晟的心头。从田芳坟前离开后，一直到回到凤凰小学，他没有说一句话。
回省城时，老校长交给王晟一个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他正要打开，老校长拦住他说：“你回去再看吧……”
望着老校长庄重的神情，王晟默默地合上了包裹。
回到省城后，王晟打开了那个包裹，见是一个精致的日记本，封皮上印着一束迎春花。王晟一眼认出这个日记本是他送给田芳的。他翻开日记本，一行行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他迫不急待地读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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