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莫粉把莫言穿军装的照片配上《老班长》的音乐发在网上，还有说“莫言是优秀党员”，“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作家”。
老百姓看了心里真是拔凉拔凉的。
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军人是有着崇高威望的。无论在怎样的危难之时，只要看到了解放军的身影，大家的心一下子定了，就觉得有希望了，有依靠了。
谁曾见过像莫言这样公然辱军的军人呢？！
说到党员，我倒是想到了一个真实的，关于老百姓心中党员的故事。
我们厂有一位谢师傅，平时大大咧咧的，喜欢喝酒，有事没事还喜欢发点牢骚。那年我和他一起去湘潭电厂做维护。
在别人眼中，我俩都属于比较落后的。我的孩子会经常给我寄一些小包装的下酒菜，谢师傅有酒，我们俩吃饭时总会凑到一块。
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差一点就是党员了。
我实在无法把他与党员的形象联系起来，便摇了摇头。
他见我不信，就详细地说起了事情的经过来：
有一次，系统出事故，需要我厂带负荷拉送闸切换线路。工作现场在升压站，当时天下着小雨，谢师傅当值，领导要求他用令克棒手工操作。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厂里的主要领导都来了，厂安全科长亲自监护。
操作前，电气分场的书记问谢师傅有什么要求，谢师傅说：“如果我这次真的光荣了，我要求厂里追认我为党员。”
厂领导很慎重，当时就碰头研究了一下，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次操作有惊无险，谢师傅到现在也还和我一样，只是个群众。
我很好奇，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求追认党员呢？要是我，肯定得谈赔偿金啊。”
他一脸严肃地说：“我做的是党员该干的事情。不追认我党员不亏吗？”
我真的有点震惊，瞬间觉得谢师傅高大起来。
在谢师傅的心目中，党员就是应当牺牲在前的。他觉得只要追认他为党员，他做了一个党员该做的事情，就是牺牲了他也就不亏了。
这个故事绝对不是我虚构的。相信当时的厂领导都还记得这件事。
反观莫言，他是个“党员”，居然公开说“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爱这个爱那个。实则简单，谁爱你，你就爱谁。”“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最善良的，才能风平浪静。”
在一次访谈中，莫言还说：“我一开始就是用小说反党，每部小说，按照五十年代的标准，都是极右派，一个也跑不了。”
现在“精英”们抱团鼓吹莫言这样的“党员”，真不知道莫言本人会作何感想。难道莫言不知道，在老百姓心目中，“莫言是党员”只是个笑话吗？
【附录】
刑场上的叛徒（小说）
10名“共党囚犯”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排成一列，艰难地往大坪刑场走去。
刚下过雨，地上泥泞，他们的脚都被镣铐磨破了，他们的身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殷红色的血痕。
路边站满了围观的老百姓，没人发出一点声音，空中回响着单调的“当啷——，当啷——”的脚镣拖地的声音。
“囚犯”的队伍中不知是谁带头哼起了《国际歌》，其余9个人不约而同地跟着放声唱了起来。
阴暗的天气、泥泞的道路和那条长长的血痕迹，映衬得《国际歌》格外悲壮。
围观的人群开始骚动着往前移，两旁的宪兵用枪托把他们赶了回去。
到了刑场，10个人并排站着。
一个军官厉声喝道：“跪下！”
没人理睬他，10个肩并肩，站得更挺拔了。
军官从宪兵的手中拿过一支步枪，走到一个人的背后，对准他的双腿猛地砸了下去：“他们不跪，你得跪！”
只听“咔吧”一声，他的一只腿断了。他的泪水顺着脸颊涌流了下来，两只胳膊肘吃力地抵住身边的战友，又艰难地站了起来。
“不要流泪。没什么好哭的。”身边的战友严厉地说。
“我这是忏悔的泪，让我哭吧。我出卖了16个同志，我是他们的上级，而只有我一个是孬种，叛变了。”
“现在你已经用生命证明了你的悔改。后人会记住你的今天的。”
他很激动，高喊一声：“共产党万岁！”
其他9个同志也跟着大声喊了起来。
枪响了。他们都倒下了。
【史料】涂孝文，又名涂万鹏，化名杜谦益。抗战初期入党，历任中共四川江安县委、沪州中心县委书记，后调延安学习。1945年，作为四川省党组织代表之一，在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6年7月，由延安派回四川万县，负责下川东工委党的工作。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任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公开身份为辅成法学院学生。
1948年6月11日，因冉益智出卖被捕，涂孝文即叛变。叛变后供出了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及下川东地下党员江竹筠、黄绍辉、李青林等16名名共产党员。后看到他的下级无一动摇者，幡然悔悟，不再配合特务。
1949年10月28日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行刑前，10人都大义凛然。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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