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言的争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莫言的拥趸会不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根本没读过莫言小说却反对莫言？
而莫言的批判者也会不断地提出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根本没读过莫言小说却拥护莫言？
答案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莫言作品的本质不是文学，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无论莫言的拥护者还是莫言的批判者，在这一点上都是旗帜鲜明的。对立的双方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对于30年的看法。挺莫言一方认为30年是历史至暗时期，他们给出了大量例子，如信阳饥荒，张志新案件等等，等等。批莫言方则认为莫言虚伪抹黑历史、丑化土八路、辱骂武工队等等。这都不是文学而是打着文学旗号的政治。
关于这一点《颁奖词》是很坦率的。它一阵见血地指出了莫言反对人民革命的历史尤其是反对新中国30年历史的本质。
任何一个没有偏见、没有阅读障碍的人只要真的读了莫言小说，就会感到一股浓郁的仇恨的情绪。莫言所仇恨的指向也是相当明确而丝毫不加遮掩的。
因此，在关于莫言的争论上回避这个“政治”的根本问题而且扯什么文学，纯属“绕眼子”，永远达不到统一的认识。
那么，“新中国30年”到底是怎样一个历史时期呢？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状并与1979年做以比较，看看中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新中国30年是中国人民从奴性、迷信、文盲的东亚病夫变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奋斗精神、创新精神的钢铁巨人，自觉做国家主人的30年。
新中国30年是中国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30年。
一个延续了几千年战乱、积贫积弱、遍地黄赌毒匪霸黑、任人宰割、生产力世界垫底的农耕民族，仅仅用了30年，就建成了具有崇高国际威望、国民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十的工业化大国，怎么就成了“历史最黑暗时期”了呢？
从每年饥荒瘟疫到极大地减少饥荒、瘟疫的频率和程度，永恒地走上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不准走弯路，甚至不准中间有过程，这可能吗？
一个孩子要长大成人也要经过摔跤、发热、生病、挫折，何况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古老民族！
有人鼓吹莫言的《酒国》通过揭露官员的“人肉宴”吃掉了无数婴儿，抨击了专制制度的黑暗。请问，新中国到底是要建立一个家族的权贵专制制度还是在号召人民藐视权贵，监督政府，同官僚宗派势力斗争而自觉地当家作主人？
今天暂时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
2024年6月27日星期四
【附录】
忠诚（小说）
一
我的童年有这样一段记忆。
太阳火辣辣地晒着，地皮被晒得直冒青烟。硝场的工人用一种平头铁铲顶着烈日铲地皮。我和小三子在硝场边上的大柳树上找知了壳，攒多了就拿到药店卖。知了壳是很贵的。因此我和小三子的兜里总会有几角钱。我的钱一般都用来买小人书，小三子的钱却用来买吃的送给他爸爸。
小三子的爸爸就在硝场铲地皮。铲下的地皮被送到一排排的瓦缸里，上面有一根细细的管子往瓦缸里注水，缸的底部有一根小竹管往外流水。瓦缸的下面还有一排瓦缸接住这些流出来的水。这就是硝水，经过熬制以后就成了硝，是一种工业原料。
铲硝土的工人很辛苦。越是太阳晒越是要出来铲地皮。天阴下雨就没活干了。小三子的爸爸并不是硝场的工人，他是在硝场管制改造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与工人的区别是工人每月拿30几元的工资，而他只有9元钱的生活费。工人们政治学习的时候，他就会被叫去训话。
小三子的妈妈是小学老师，和我妈妈是同事，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她和小三子的爸爸离婚了，独自带着3个孩子。据说是小三子爸爸坚持要离婚的，说是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前途。小三子偷偷给我看过他爸爸解放前当警察局长时的照片，真是英俊威武。白净俊朗的脸庞，挺拔的身材，穿着制服，佩戴着手枪。可惜这张照片后来被他妈妈偷偷地给烧掉了。
小三子的爸爸在休息的时候，我和小三子常常跑过去。小三子每次都会带些好吃的。小三子的爸爸就会把我们带到一处僻静的荫凉地。我们一边吃着，一边听他爸爸给我们讲“雀波故事”，相当于现在的段子。有很多我至今还记得。比如《都来看》，就是徐文长戏弄瞎子的故事。还有一个谜语，“越拨拉越硬（打一食物）”。我张口就说“鸟！”他大笑，说“是油条。”然后我们一起大笑。
二
有一天我在房里午睡，朦胧中听见小三子妈妈和我妈妈在堂屋里讲悄悄话：
“昨晚那个死鬼又赖在我门口不走了。”
“你让他进屋了？”
“他死皮懒脸的，你说不让他进怎么办？”
她俩笑了一会，我妈妈说：“要不我给你再介绍一个？你一个人带3个葫芦头也太难了。”
“那死鬼能同意？”
“要不我抽空去跟他说说看。”
我妈妈并不是随口说的，心里早有了人选。我爸爸有个老战友是县公安局长，工农干部（那时把没文化的干部叫工农干部），妻子牺牲后一直单身，人特别好。我妈妈和小三子的爸爸谈了她的想法之后，小三子爸爸没加思索就一口赞成了：“那就太感谢你了。这样3个儿子将来参军入党就不受影响了。”
那时候我爸爸工作特别忙，只有星期六才能回来一家人吃顿团圆饭。当时叫“过星期六”。我妈妈在饭桌上把这事和爸爸说了。爸爸半晌没说话，只顾埋头抿酒吃菜。我随口说了一句：“他怎么还能想着孩子参军入党？”
爸爸瞪了我一眼：“他怎么就不能想？他自己就有可能是地下党员。至今还在蒙冤受屈！”
我这才知道，小三子爸爸一直在申述他是地下党员，和县委书记周锋单线联系。后来周锋牺牲了，他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没人能够证明他的身份了。
“你解放前不就是地下党负责人吗？你不能为他证明吗？”我妈妈说。
“我是地委的。他是县委的。不是一个系统。可我是相信他的。他确实解救过被捕的同志。我就是他故意把我放走的，那时我根本不认识他。”
“如果他真是地下党员的话，难道就让他这样蒙冤受屈一辈子？”我妈妈问。
爸爸又低头不语了，只顾喝闷酒。
三
1958年，我们县要修“红领巾水电站”。全县的少先队员都踊跃砸石子支援水电站建设。老师对我们说，水电站建成以后我们家家户户就会有电灯了。当时我们的积极性别提多高了。一有空就去砸石子，谁也不肯落后。
我和小三子结成一组。有一天，我和小三子正在砸石子，小三子的爸爸也拿个锤子来了。小三子很吃惊：“爸，你怎么来了？”
“我也来出点力吧。水电站要是建成了，学校就亮堂了。你们就不用带小油灯去上晚自习了。”
“那你砸石子算谁的呢？”我傻乎乎地问。
“算你们的。就算你们的吧。”小三子爸爸笑着说。
小三子爸爸砸石子真快，一个顶我们俩。最后交石子时，我和小三子这一组得了全校第一。我俩还得了一张县团委发的“小劳动模范”的奖状。小三子爸爸看到奖状后乐得咯咯直笑，比我们还高兴。
为了小三子爸爸的事，我爸爸找了很多人，都因为缺乏可靠的证据没能确认他的党籍，但还是解除了对他的管制，按照一般国民党军政投诚人员给予了安置，大约每月能够拿到将近30块钱的工资。他的工作更加积极了，在单位里人缘很好。小三子妈妈嫁人之后他就再没联系过，却成了我爸爸的好朋友。逢年过节会常常来我家吃饭。直到80年代以后，他得了肺气肿，才很少与我家来往了。
1997年的一天，我爸爸偶然从一位战友的口中得知原县委书记周锋的遗孀朱秀英在湖南长沙干休所。便抱着一线希望专程去了长沙找到朱秀英，希望她能够证明小三子爸爸地下党员的身份。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朱秀英清楚地记得小三子爸爸在他们家开过一次营救被捕同志的会议。她还写过一篇回忆录，其中有一段明确地写到“我们的一位地下党员是县警察局局长。县委指示他要千方百计营救出这批被捕的同志。”
我爸爸喜出望外地拿着朱秀英的证明和她的那篇回忆录去了省委、县委组织部。当组织部的同志找到小三子爸爸向他宣布恢复他党籍的决定时，他正在住院，戴着氧气罩。听完了决定，小三子爸爸双眼涌出了泪水，颤微微地从枕头下拿出了一个信封交到组织部同志的手里。组织部的同志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有一张存折和一封信：
党组织：
这是我毕生的积蓄三万元钱，当我恢复党籍时全部交党费。存折的密码是1947223，这就是我入党宣誓的日期。
中共地下党员 刘志强（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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