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期，公共媒体被资产阶级喉舌把控的时代，各国以往共产主义运动被资产阶级肆意篡改抹黑，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也在文艺作品中被篡改，但或是弱化其反动性，或者敢大肆宣扬其存在正义性和必要性。
2.电影中以阿甘这一人物涉及南北战争、越南战争和美国反战风潮，通过对电影情节的设计，弱化了美国实际存在的严重种族歧视，宣传了其在越战中的表现，甚至将其设计为遗世孤立的跑步者，但其公司反倒在此期间茁壮成长。种种正反巧合的存在，使得他似乎参与越南战争但是悲情英雄，不参与反战风潮反倒是洁身自好，不参与公司运营压迫剥削无产阶级便能获得资本扩张，电影情节的夸张离奇，满足了部分观众的快感，更重要的是达到了电影创作者的反动宣传目的。
3.在文艺作品中，故事情节可以被创作者所控制，或者正确的表达出事物的实际矛盾，以指导未来的正确发展方向；或者歪曲事实，以表现其反动倒退目的。
阿甘正传是如此的急需火爆，所以他就这么粉墨登场在世界文艺的傀儡戏上，肆意驰骋于中国的文化大地，而被附庸风雅之人捧上神坛。
试问，我们能从阿甘正传中看到什么？他是凭借出色的叙事而出名的吗？然而实际上它的叙事是如此的平庸，所讲的故事也不过是烂俗的“草根白痴经过努力奋斗抱得美人归而取得幸福人生”的俗套情节，我们甚至无法从中看到什么出色的视听语言，但是它就是火了。甚至它的立意也是虚伪而浅薄的“Family is everything”、“Love is everything”、“努力就能成功”的可笑论调。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如法炮制的如阿甘正传般的工业廉价产物早已被人厌恶，厌腻，甚至于恶搞，如同在今天被喷烂的“家人侠”在当时却可见一斑。
事实上，若要剖析阿甘正传火的原因，则必然不能忽略其背后的原因，和影片真正所传递的东西——在这里笔者将用碎片式的强调，来向观众赤裸裸地展示它。
阿甘正传的团队是聪明的。他们有一个很狡猾的方法，就是在宣扬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意识形态时，使任何一个有悖于美国“普世价值”而不为世人所接受的观念，在这里成为一种无可辩解的意识形态，或者对事件避重就轻，消解他们的严肃性，以促进美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攻倒算。比如我们在开场，就看到我们的编剧先生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把种族歧视这个在世界（尤其是美国）象征着恐怖，腥风血雨与压迫（在这里，在世界的历史上，任何一种恐怖的词汇都形容不了种族歧视的可怕）的东西给消解掉了。这种消解体现在福瑞斯特甘与一个著名3K党领袖内森·贝福德·福瑞斯特（NathanBedford Forrest）同名上，这位“英雄人物”在皮特堡屠杀了黑人俘虏，成为了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的风流人物，并且在战后出任3K党的头目——在这里，我们看到象征着屠杀、恐怖与灭绝的种族歧视在这部宣扬美国资产阶级反动意识形态的影片中，完全被剥夺掉其本身的意义，而寄生在这么一个象征着“善良，忠诚”的主角之上。就此，整部影片作为一个令人作呕的反动意识形态的灌输，对历史的扭曲开始了。
再比如越南战争。越南战争，作为一个近现代史中极其残酷而血腥的战争在美国扬名，并且被许多越南老兵，甚至是当代的美国民众所排斥。而对越南战争的血腥与残酷的消解，毫无疑问地有利于美国对越南战争宣传的需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制作团队对越南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只在珍妮和阿甘临别时提了一句，之后就变成了烘托人物与电影情节的副产品。在这里，越南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只出现在阿甘征途的背景板，与上尉残缺的双腿上，但是编剧对此却有意不提并且让观众忽略。并且他们真的成功了——在这里，越南战争的残酷与血腥，被彻底的剥夺了他们的存在本身与其象征意义，而沦为了电影的背景板。
更加狡猾的是，由于作者没有地方宣扬越南战争的合理性，他们选择在反对越南战争的群体着手——那就是用他们最肮脏，最卑鄙，最狡猾的手段把和平反战人士给篡改扭曲成吸毒喝酒暴力成性的“堕落”左翼人士，狠狠地污蔑了左翼人士。将嬉皮士作为一个复杂的群体给脸谱化，将左翼人士刻板印象化——在这里，凡是信仰马克思毛主席切格瓦拉，反对越南战争的人都是这种人，因为这种人质疑资本主义的道德并且与其背道而驰——在这里，他们的反思与质疑被扭曲成了“叛逆”、“不道德”，却毫不提资本主义的道德在压迫无产阶级的原因，并以此来造成对当代社会反思与质疑的人的一种恐吓。在这里，左翼人士们，被剥夺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严肃意义上的人的权利，而仅仅作为一个单面的脸谱的刻板印象的东西。在这里他们被彻底的剥夺掉了拥有他们完整性的权利并且被加以恨意，侧面的去承认资本主义象征秩序与越南战争的合法性。而群众们很可能接受了这个意识形态。在这里，意识形态的灌输被体现的淋漓尽致。而我们对资本主义象征秩序的态度——“为何不得不反思资本主义”将在之后讲解。
我们总以为批判旧的社会就是所谓“社会批判”、“社会价值”、“人文价值”，而殊不知真正的社会批判性是勇于向当时的世界的社会象征秩序进行挑战与批判的才是社会价值的，社会批判的，因此也是具有人文价值的——而对世界社会象征秩序的批判进行批判的，就是对世界社会象征秩序进行妥协的——这哪里是社会批判，哪里具有社会价值，人文价值？
而这样还不彻底，我们的制作组就这么设计了一个情节——珍妮融入了这些群体之中，她“堕落“了，阿甘追求珍妮，可是珍妮却被另外一个嬉皮士吸引上了，阿甘被狠狠的横刀夺爱，并以此建构起对这些群体的恨意，因为我们看到制作组很明显的以阿甘的视角，并且让我们去共情阿甘。
因此，在这里，阿甘正传的人物塑造堪称是烂俗的，即使是再轻点也是平庸的。因为在这里他堕入了一种好莱坞爆米花电影的人物塑造，就是脸谱化、单面化，而只有主角被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肆意的剥夺了其他人物的完整性与其作为严肃意义上的真正的人的权利，即使是他所爱的珍妮，也只是作为一个供他享乐的物而存在。珍妮被阿甘玩弄着，并且在阿甘对她人物走向的主宰之下对阿甘妥协——任何人物都是如此，在整部电影的环境之中，阿甘俨然是大写的主体，俨然是作为主宰一般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阿甘正传中要让主角口述塑造故事的原因。而这种叙述方式也极容易给观众一种幻象。这就是个人英雄主义。
因此，由于这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给我们的灌输，我们这些活在当代的人再也不会爱人，我们的爱人也仅仅是爱物，在我们眼里我们仅仅是像阿甘一样爱物，与物打交道，但是现实不是电影，就这么，在客观环境对个体这么一个渺小的物的主宰之下，我们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恐惧之中。
阿甘正传灌输着“Family is everything”、“Love is everything”、“努力就能成功”的意识形态，并为此创造一种幻想、一种景观，家庭，爱，“成功“，他们被剥夺了他们在社会之中的情境，他们被剥夺掉了他们具体的意义而纯粹浮现在纸面上，这种形而上的语言逻辑就这么侵略了我们的脑袋。
资本主义对语言的入侵便是如此——比如奥威尔式语言、省略句法、连字符等用法试图用将对立面拼贴进同一个句子、结构的方式来调和冲突，如“和平是战争”、“无害的放射性尘埃”、“工人正在追求导弹的和谐”，却并不解释内在逻辑的自相矛盾。这类语言满足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商业和政治结合的需要，经过不断地重复，将受限定的意义植入读者和听众头脑之中。语言失去了作为认知中介的价值，而只被用于对不可置疑的事实的认可。社会科学被实证主义所左右，成为维护既存现实的工具。研究者将被研究者的陈述操作化，将被研究者所使用的含糊概念还原为和他私人生活相关的特定所指，切断了特殊事例与总体的联系。研究者通过孤立化、原子化地对事例进行治疗性地分析，可以将威胁到现存制度合理性的事例转化成偶发的、可以解决的问题，将人们遭遇的普遍困境还原成某个个体的具体处境，以此达成更完善的社会控制。语言的形而上掩盖了社会的实质。
事实上，但凡真正的将这些词汇赋予他们本身的意义与其语境——真正将他们从虚空之中放下而放入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之中——社会环境，我们就能看到他们的真面目——爱在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被异化成了交易，成为了物与物的交易，这种爱被剥夺了两个人在真正世界上的共存，剥夺了真正尊重他人本身的真正实质，而变成了物与物的金钱至上的交易。家庭被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地位关系。在这里，社会存在主宰了家庭的权利，家庭作为独立于集体大生产之外的私有制环境之下的，他们被赋予了严重的父权地位——即父权一方对家庭权利的宰割，而“努力就能成功”这种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工与剥削体系之中被狠狠的碾碎。
这才是现状——我们作为无产阶级，被剥夺了自由发展的权利，剥夺了作为完整的人的权利。我们在被压榨，我们在被压迫，我们在被剥削之中榨干了自己的血汗而变成一个机器，就如电影里面阿甘之外的人物。
回到阿甘正传，当我们剖析了阿甘正传之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能够被如此追捧的原因，就是他顺应了资本主义的需要，资产阶级急于用这样的电影来给观众们制造幻象，急于用这样拙劣虚伪的电影来给观众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急于在国际共运受挫之后进行一场彻底的反攻倒算。
阿甘正传是如此的急需火爆，所以他就这么粉墨登场在世界文艺的傀儡戏上，肆意驰骋于中国的文化大地，而被附庸风雅之人捧上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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