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从文艺作品中看到的文革造反派形象都是打砸抢分子，一个个形象萎琐，面目可憎，除了整人，热衷于搞运动，抓阶级敌人，破坏经济建设，几乎一无是处，如古华小说《芙蓉镇》中的王秋赦，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亭等，都是小丑似的反面人物。可是在刘继明的《黑与白》中，这种千篇一律的模式化描写被打破了，里面的造反派像正常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而且有一股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小说中王胜利主动申请到砖瓦厂工作时，这样写道：
革委会考虑到王胜利只有一条胳膊，想安排他在公社哪个部门担任一份闲职，王胜利却主动提出去邳镇砖瓦厂工作。那时候，邳镇砖瓦厂的厂房刚刚落成，领导班子尚未组建完成，公社革委会主任是一位年轻的造反派，正为物色不到合适的厂长发愁，见王胜利毛遂自荐，有点儿拿不定主意。砖瓦厂是文化大革命的新成果，交给王胜利这样一个“阶级异己分子”，似乎不大合适。但王胜利跑到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办公室，拍着胸脯说：“我王胜利自从参加革命后，这条命就交给党了，骂也好打也好，撤职降职也罢，我都没怨言，只要让我干革命就行，要是不让我干革命，还不如拿枪毙了我！”他越说越激动，“你们要是不放心，我可以立军令状，如果让我当砖瓦厂厂长，我保证五年之内，全公社十几个大队的贫下中农都住上砖瓦房……”
年轻的公社革委会主任看着王胜利那条空衣袖，有些感动，握住他仅有的那只胳膊，晃了两下说：“要巩固好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咱们的任务多么繁重啊！广大贫下中农能不能在较短时间都住上砖瓦房，就看你的了，王胜利同志，你就去砖瓦厂吧，希望你为革命再立新功！”
这个公社革委会主任，就跟伤痕文学中那种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甚至破坏生产，不管群众疾苦的造反派截然不同。
《黑与白》中刻画得最鲜明生动的造反派形象是程国军。他当过东钢革委会主任和东江省革委会常委，曾经是东江文革的风云人物，小说没有描写他的“造反派”经历，只说他在参加造反派之前，是东钢文工团的演员，扮演过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是一个英俊潇洒很有魅力的男人。宋晓帆回城分配到东钢文工团下厂锻炼体验生活时，就被程国军的魅力折服了，并不顾对方已有妻室爱上了他。小说对宋晓帆初次见到程国军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锻炼结束那天，钢厂的一位领导专门来看望大家。领导是厂革委会的主任，叫程国军，看上去不到三十岁，中等个头，长着标准的国字脸，两撇眉毛很长，快要伸到鬓角了，乍一看有点像某个电影明星，穿着一件褪色的旧军装，显得很朴素。他走到大家面前，抓起一个男青年的手看了看，像老中医给病人看病那样，看得很认真，接连看了好几个人，鼻子里不时嗯嗯着。走到宋晓帆面前时，却没有看她的手，而是盯着她的脸注视了片刻，随后跳到一堆矿渣上，像电影里的男主角那样把一只手插在腰上，另一只手在空中有力地挥动了一下，说：
“我刚才看了一下大家的手，每个人手上都结了一层厚茧，脸上也晒黑了，这就是你们的结业证和成绩单哪！同志们，我为你们骄傲，现在你们马上就要回文工团了，凭着这份结业证，我相信你们会遵照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导，用你们的创作和表演，很好地表现出咱们东钢工人的精神风采……”
他的嗓音洪亮，铿锵有力，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染力、号召力。一个拉大提琴的男青年在人群贴着她的耳朵小声说：“这个程主任可不简单，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第一个站出来贴大字报造厂领导的反，三结合时当了东钢的革委会主任，还是省革委会的常委。听说他以前也是文工团的团员，在《红色娘子军》里演过洪常青呢！”
宋晓帆轻轻哦了一声，心想，难怪的……程国军讲话结束后，大家即兴表演了几个节目。有人提议：“程主任，你给我们表演一个吧！”程国军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吧，不过，你们都是专业文艺工作者，我在你们面前是班门弄斧，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吧！”接着，他就清了清嗓子，朗诵了一首贺敬之的《回延安》——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这段描写给人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程国军把文工团员手上结的老茧和晒黑的脸庞当成他们下工厂锻炼的结业证和成绩单，二是他作为东钢革委会主任没有一点官架子，为文工团员们朗诵《回延安》。这样的描写，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是从未有过的。
《黑与白》不仅写出了程国军作为造反派走上领导岗位后的表现和风采，还写出了文革结束后，他由文革风云人物跌落至社会边缘和底层后的真实境遇。随着“四人帮”被清算，程国军也作为“三种人”受到清查，被撤职判刑，妻子宋晓帆也跟他离婚，连他和前妻所生的女儿程蕾也不愿意认他这个父亲。程国军刑满出狱后，去见正在上中专的女儿，小说这样写道：
程蕾考上东钢学院艺术专业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大一下学期开学后的一个星期六，程蕾从学校体育馆练功回到女生宿舍，宿管就打来电话说楼下有人找，她以为又是顾小乐，自从上次见面后，每逢节假日或周末，顾小乐总是找各种理由跟她约会，连宿管都对他熟悉了。起初碍于面子，程蕾跟顾小乐出去过几次，次数多了，让她烦不胜烦，所以只要听见找自己的电话，她就以为是顾小乐，不假思索地拒绝了。
但宿管说：“程蕾，找你的人叫程国军，他说是你爸爸……”
程蕾一愣：“我爸爸？……”她拿着话筒愣怔了好一会儿，直到宿管挂断电话，话筒里响起一阵嗡嗡的蜂鸣，她才从梦中醒过来似的，搁下话筒，往楼下跑去。
在宿舍门口，程蕾一眼看见了程国军，那个声称是她爸爸的男人。他光着头，胡子拉茬，穿一件褪色的蓝布上衣，脚上的皮鞋裂了缝，目光暗淡，神态委顿，跟《红色娘子军》剧照中那个器宇轩昂、英姿勃发的“洪常青”和几年前程蕾在家里见到的那个穿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简直判若两人。
一看见程蕾，程国军灰暗的脸上像镀上蜡似的骤然一亮，用跟他的年纪不大相称的欣喜的声音叫道：“蕾蕾，是我……我是你爸爸！”
程蕾冷冷地看着他，没有吭声。她不知道怎样面对这个陌生而熟悉的男人，她想说：“不，你不是我爸，我没有父亲！”但嘴唇张了张，却发不出声音；她想转身走掉，却迈不动步，双脚仿佛贴上万能胶被粘住了似的。
她觉得眼睛湿漉漉的，有什么东西就要从眼眶里流淌下来，但她拼命忍着……
“蕾蕾，我出来了。”程国军察觉到了程蕾的心思，惴惴地说，“明天星期天，你回家去吧，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程蕾觉得他的话音里带着一种讨好的味道。但她没有答应。自从考上东钢学院，程蕾就一直住校，再也没有回到她和母亲住过的那栋筒子楼。
在她内心里，母亲去世后她就没有家了。
程蕾强忍着心底的悲伤和怨恨，突然转身跑回了宿舍。程国军接连叫了几声：“蕾蕾、蕾蕾……”她也没有回一下头。
出狱后的程国军不但亲生女儿不愿意相认，而且没有了工作，居无定所，连生计都成了问题，彻底被社会抛弃了。但他并没有沉沦，先是靠在工厂区捡破铜烂铁为生，积攒了一点本钱，又开始炒股，凭着头脑灵活，很快在股市赚了钱，他不仅自己炒股赚钱，还拉着以前在厂里当学徒时的师傅顾致真炒股赚钱，成了小有名气的股神。他用炒股赚的钱买了一套商品房，把女儿程蕾接到一起住，还通过以前的朋友帮中专毕业的程蕾在东钢文工团找到了工作。后来，顾致真的儿子顾小乐成了他的女婿。程国军渐渐回归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文革中吒咤风云的那段历史似乎被他彻底遗忘了，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不问政治的俗人，不仅如此，他还对在监狱中认识的狱友骆正仍然像保持着文革时那种“造反习气”冷嘲热讽。对于程国军的这种蜕变，小说中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描写。程国军为了身陷囹圄的女婿去酒店求前妻宋晓帆帮忙——
这时，程国军也看见了宋晓帆。他离开总服务台，向宋晓帆迎过来，脸上堆着笑容，伸出双手，叫了一声：“晓帆……”
“你好。”宋晓帆表情淡漠，没有和对方握手，仿佛逛街时遇见了一位邻居，或某个关系一般的同事。
程国军的手只伸了一半便停住了，像被风吹折断了似地垂下去，脸上的笑容也被冻住了那样僵硬下来。
两个人面对面站立在那儿，沉默着，气氛一时有点儿尴尬。过了一会儿，宋晓帆说：“我请你去喝杯咖啡吧。”
“不，应该我请你……”程国军嗫嚅道，但宋晓帆已经转身往大堂的另一头走去了。
大堂东侧有一座咖啡厅，这会儿没什么人。他们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宋晓帆要了两杯咖啡，她见程国军有些拘谨，顺口问了一句：“老程，你还在……东钢工作？”
程国军苦笑了一下说：“我就是个社会闲杂人员，哪来的工作？”
“没有工作……那你怎么生活？”宋晓帆似乎有些吃惊。
程国军说：“说出来你也许不信，我现在以炒股为生，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赚了一套房子呢！”
宋晓帆看见那张熟悉而陌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自豪乃至得意的表情，她想到程国军当年那样风光无限，现在却只能靠炒股维持生计，不禁一阵恍惚，心忽然变得柔软起来，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她相信自己是真的爱这个男人的，这个男人值得他爱，她觉得，在他身上集中了一个男人和一个时代的全部优点。为了爱，她不顾对方结过婚，也不惜跟父母决裂。爱就需要这样奋不顾身、勇往直前。这符合她的性格。她曾经以为伟大的爱情应该具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品格，现在看来多么幼稚。虽然马克思现在过时了，但他那句话是对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爱情也是这样，比如她和程国军，如果不是时代变了，会是后来的样子吗？即使在此刻，她也不敢相信面前这个落魄潦倒、满脸沧桑，跟自己完全处在两个世界的男人，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革委会主任……
宋晓帆觉得自己的思绪像一只断线风筝，飘得很远很远，收不回来了。
“晓帆，你还是那么年轻……”她悚然一惊，看见程国军注视着自己，神情有些异样。她有点儿不自在，岔开话，漫不经心地问：“老程，你是怎么知道我回钢城的？”
“你现在是大名人，走到哪儿都有记者报道嘛！”程国军笑了笑说，“这些年，你到过哪儿，啥时去美国的啥时回国的，回过几次东江，我都记得一清二楚。还有，你出版的每一本书我都有，根据你小说改编的电影《香椿街》，我看了不下十遍……”
像第一次发表作品时被人夸奖时那样，宋晓帆脸上掠过一缕红晕，但她觉得以自己目前的身份以及程国军的那些经历，不能让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于是，她再一次打断了对方：“老程，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程国军正说在兴头上，冷不丁被打断，愣了一下，似乎有些尴尬，他“哦”了一声，“是这、这样，我还真有点事要麻烦你……”说着停下来，看着宋晓帆，似乎在揣摩她的反应。
宋晓帆避开她的目光，拿起一把小勺，轻轻搅动着冒着热气的咖啡，“你说吧，老程。”
程国军得到了鼓励似地点了点头，说：“你晓得的，我有个女儿叫程蕾，以前在东钢文工团工作，前几年被解聘了，解聘她的就是东钢的书记邱栋梁……”
对于程国军的女儿程蕾，宋晓帆当然还记得。那年，程国军和前妻离婚后，跟她去区民政局开结婚证明，路过东钢附小时，宋晓帆曾见过一次程蕾。当时正值夏天，程国军给女儿买了一双塑料凉鞋，由于工作忙，加上那阵子他已经和前妻分居，住在厂部办公室，一直抽不出空给女儿送去，那次路过附小，便把凉鞋带给了女儿。
那是宋晓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程蕾，穿着白衬衫黑短裙的校服，脖子上系着一条红领巾，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很多，不像是才十二岁的小学生。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头上梳着一条马尾辫，长得酷似程国
军。她从爸爸手中接过凉鞋时，用眼角瞪了站在旁边的宋晓帆一眼，那目光冷飕飕的，像刀子一样锋利，宋晓帆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程国军察觉到了，苦笑着说，“这孩子脾气倔，自从我和她妈妈离婚后，就一直不
跟我说话……”
此刻，听到程国军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的女儿，宋晓帆觉得心里某个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你女儿被解聘了……老程，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帮她在东钢找份工作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程国军摇了摇头说，“我女婿叫顾小乐，以前是东钢的干部，他父亲，也就是我亲家顾致真，你应该知道的，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曾经是东钢大名鼎鼎的劳模，我进文工团下厂锻炼时，他是我的师傅。你们文工团还以他的先进事迹编过一个表演唱……”
宋晓帆越听越糊涂了：“那你的意思……”
“是这样的，前几天的东钢骚乱，我女婿也参加了，”程国军说，“邱书记……就是他打伤的。”
宋晓帆听了，感到很意外，好一会儿没说话。她终于明白过来，程国军绕了一大圈儿，原来就是为了请她帮这个忙。
“我女婿现在被关在看守所，等待审判。蕾蕾急得吃不下睡不着，听我说你回东钢了，非让我来求你帮忙，你和你先生现在是省里和东钢的座上宾，有面子，只要说句话，我女婿的案子兴许就能从轻处理……”
听见程国军絮絮叨叨、反反复复，一副低三下四的口气，宋晓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儿。不管怎样，她和这个男人曾经有过几年的婚姻，虽然时间短暂，但那毕竟是她生活中一段抹不去的岁月。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男人在分手二十多年后，不惜放下自尊来求她，无论从道义还是情理上，自己都应该帮帮他。可这件事不仅涉及到法律，而且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况且，杜克公司和东钢的并购项目是眼下白文最头疼的……
这段描写把程国军和宋晓帆两人各自的身份、心态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巨变，都刻画得淋漓尽致。
除了程国军这样在政治打击下扭曲变形，让人多少有几分可怜和同情的人物，《黑与白》还塑造了另一类造反派形象——骆正和安娜。
骆正，文革时曾取名“宝塔山”，解放前东江地下党的联络员，因怀疑曾经的上级宋乾坤叛变投敌，长期举报，却因没有掌握直接证据，不仅未能将宋乾坤“归案”，反而被对方打击报复，吃尽了苦头。直到文革爆发，骆正利用大字报的形式，把他掌握的宋乾坤叛变出卖情报，导致发生包括自己的未婚妻白雪在内的一百多名干部和军区医院伤病员被还乡团杀害的凤凰岛惨案的疑点公之于众，才将宋乾坤送进了监狱。
安娜，文革时曾取名“映山红”，宋乾坤的前妻，也是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抓捕后变节的原中共东江局领导人宗达的英国籍妻子。文革时，她和几名国际友人贴出大字报，主动要求取消自己享受的特殊待遇，并揭发时任东江省副省长的前夫宋乾坤腐化堕落的行为，因此成为东江省文革造反派中的风云人物。
与程国军不同，虽然文革一结束，骆正和安娜也被作为“三种人”关进了监狱，但他们始终“本性难改”，在监狱里还经常在一起讨论文革和国际共运失败的“惨痛教训”，小说中，他们有两场“狱中对话”：
我追随宗达到了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并成为了一名
中共党员，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其间经历了宗达的叛变，我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投身于这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包括文化大革命。我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宝贵实验，是对革命‘第二天’这个世界性难题的一次中国式解答，但不幸的是，它最终失败了，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已经被列宁证明是错误的，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思想，跟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相通的……”
“毛主席一直是反对托派的！”我对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并不十分了解，因此不是很有底气地反驳道，“再说，他们……都失败了！”
安娜·路易眼里的光芒像被浇了一盆水那样，一下子暗淡下来。
“是呀！失败了，都失败了……”她喃喃道，眼里充满了一种深深的忧伤。
“安娜同志，历史和将来的人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些人呢？”我向她提出了一个在心里压了很久的问题。
“宋乾坤有一次来监狱看我，也曾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只不过他是胜利者的口吻，”安娜脸上浮现出一种讥讽的表情，“他表面上宽宏大度，其实报复欲极强，刚获得‘解放’，就以‘英国间谍’的罪名把我送进了监狱……”
我想起自己因检举和控告宋乾坤这几十年来的遭遇，心里五味杂陈。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们之间的谈话经常这样，谈着谈着突然中断，像一盆熄灭的炭火。
我还记得我和安娜·路易在监狱图书室的最后一次谈话。“我马上就要出狱了。”她说，注视着墙壁上的一只蜘蛛，脸上看不到一丝喜色，仿佛她不是告诉我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而是令人难过的坏消息。
“祝贺你！映山红同志。”我的话发自内心，但也有些言不由衷，“出狱后你有什么打算呢？”“我要离开中国，回英国去了……”她淡淡地说。当她说出这几个字时，很艰难的样子，仿佛她嘴里吐出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粒粒石子儿。
我意识到，安娜·路易真的要离开中国了。
“你呢，宝塔山同志？”她用一种同志之间才有的关心口吻问，“出狱后，你还要继续控告宋乾坤吗？”
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调侃的意味，我知道，她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其实是：“难道你不害怕宋乾坤再次以诬陷罪把你送进监狱吗？”
但我没有回答。
这两场对话，显示了骆正和安娜对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没有丝毫反省，始终认为文革是正确的。安娜回英国后，写了一本自传，书中对宋乾坤多有揭露。而骆正出狱后，在他当年担任地下党联络员的那幢老房子开了一家旧书店，一边继续检举揭发老上级宋乾坤，一边帮助凤凰岛的失地农民维权，到省政府门前上访静坐，被人打成重伤致死，可谓是一个“死不改诲”的“文革余孽”。
无论是程国军，还是骆正和安娜，都是来自于现实的有血有内的人，而不是常见的那种脸谱化、模式化的人物，既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也写出了历史的复杂性。《黑与白》对这两类造反派形象的塑造，不仅写出了历史巨变中的政治和人性，也填补和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廓，从而践行了作家“为历史作证”的庄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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