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不经常看电视，多数时间都在书房，不是看书就是在电脑上打字。
昨天下午我觉得有点累了，坐到客厅沙发上打开了电视机，偶然看到了电影《开国将帅授衔1955》。
两个外孙都对这部电影不感兴趣，在一旁下棋，小外孙说：“外公，你把声音调小一点，吵死人了。”
女儿立马过来吼了孩子：“怎么和外公说话呢？你们俩别下了，都去做作业去。”
小外孙央求道：“我不让外公调小声音了。再让我们下一会儿嘛。”
我把电视声音调小了，说：“别骂孩子。让他们下。我看字幕就行了。”
看着看着，我禁不住老泪纵横了。
两个外孙子见状吓得赶紧把棋盘收了，跑到妈妈那里说：“妈妈，我们把外公气哭了，怎么办？”
妈妈小声说：“外公不是生气。电视上有他姨夫的名字。他又在回忆往事了。”
“他姨夫是谁？”两个外孙问。
“他姨夫是开国少将。你们就在自己房间玩吧，别去打扰他了。”
二
是的。我的姨夫是开国少将。大姨是老八路。解放后他们一直在东北。
大姨在世的时候，我们两家还是经常联系的。我记得大约在1956年，大姨夫到我家来过。他拿出一叠10元的钱，问我哥哥要不要。我哥哥要了一张又一张，一下子要了10张才住手。全家人都笑起来，说我哥哥贪心。
那天大姨夫在我家吃了午饭。第二天军区的人到我家来结算了饭钱。对姨夫来说，我们就是老百姓了。他在老百姓家吃过饭以后公家是要付饭钱的。
我父母的家庭都是地主。父亲家就我父亲一个人参加了革命，而母亲家兄弟姐妹几个都参加了革命。但是解放后我们都没沾到大姨家什么光。
大姨解放后就退伍了，一次性领了退伍费之后就是老百姓了，后来在居委会当支部书记，直到1979年陈慕华去到大姨家，了解到大姨的情况后向组织反映，才享受了团级离休干部的待遇。
我大舅原来是税务局长，“三反五反”打老虎时被查出问题，他带着通讯员和手枪准备跑到东北去找我姨夫保他。结果没上火车就在合肥逍遥津公园里被抓了，坐了大牢。出来后一直戴着“坏分子”的帽子，直到1978年才摘了帽子。
我父亲因为有个历史问题不清不白，也被停止了党籍，后来每逢运动就被审查，职务也随之下降，工资却始终没有变化。直到1978年才回复了组织生活。
我们家唯一一次沾了大姨夫的光是在“文革”中。有一次造反派到我家来抄家。他们骂我妈妈是“地主羔子”。我妈妈毫不胆怯，就和他们吵了起来：“我出身地主家庭不假，但我们兄弟姐妹全都参加了革命。我大姐夫是开国少将。”
造反派头子就问：“开国上将和李德生谁大？（李德生当时是省军官会主任。）”
我妈妈说：“我姐夫和李德生都是少将，他们是好战友。”
造反派的气焰才有所收敛了。
三
我流泪并不不是因为悲伤和委屈。我边看电视边回想着一些往事，感悟着那些真共产党员的情怀。
我的父亲常常教导我们晚辈：人有百艺好防身。意思就是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我当知青的时候给人理过发，当过兽医。
1968年时，有解放军医疗队到公社培养一批赤脚医生。我被队里推荐去了学针灸。可是才学了一天，公社的知青办主任就找到我说：“你父亲是牛鬼蛇神，你的政审通不过，不能当赤脚医生。”
我当时就很苦闷。回家和父亲发了牢骚。父亲却说：“这有什么好苦恼的？不能当赤脚医生你可以做兽医嘛。兽医不需要政审。贫下中农同样需要兽医。”
于是我就做了兽医。在我当兽医的期间，首先就抓了防疫，以前老百姓家经常病死猪。我当兽医之后，再没有一家病死过猪，只有一头猪的病治好之后成了“僵猪”，就是不长了，老是那么大。
父亲还帮助我从省里的农学院引进了九斤黄、澳洲黑、来航鸡等优良的品种鸡。
每当我们抱怨“10年动乱”的时候，我父亲就会训斥我们：“你们懂什么？要彻底打破历史周期率有那么容易嘛？如果八旗子弟的危机不消除，内部的宗派势力不瓦解，延续下来还得了啊！”
直到老了之后，我才算真正明白了为什么新中国只会在“口水中奔溃”而在现实中越来越好，任何艰难险阻、惊涛骇浪都无法阻止新中国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大批像我姨夫、我大姨、我父亲那样坚守信仰、坚定意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真党员，好党员，默默无闻而至死不渝地捍卫着党的事业。
我虽然不是党员，我也被他们的精神所深深地感动，也在不知不觉中学习着他们的榜样。
2024年1月17日星期三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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