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左翼作家联盟发端于二十年代末，1936年解散。但左翼文学为人民大众而创作的精神却为解放区甚至国统区的抗战文学一脉相承，这种精神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加以总结，作为一份遗产，我们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看到了继承，文学进入八十年代，人们另辟蹊径，最终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和人的主体性哲学理论胜出，左翼文学渐成边缘。尽管这份遗产在主旋律和红色精神文学的捍卫中依然被强调，但文学界尤其是小说创作中，以左翼和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来指导自己创作的人确实已凤毛麟角，刘继明的《人境》，尤其是《黑与白》，可以看成是对左翼文学传统的新的实践。在《人境》中，我们看到马垃的合作社和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的合作社之间以及十七年、文革文学的精神联系，而《黑与白》则要复杂得多。
首先，我们论述这种联系。
《黑与白》中的王胜利、王成（晟）、骆正、陈沂蒙、田芳、田青青、梁天都可以看成是正面人物，或者说代表作家理想的人物形象。
王胜利本名王剩儿，1938年，父母在花园口决堤时被洪水冲走，12岁的王胜利成了孤儿。他历经苦难，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由首长洪司令员改名为王胜利。解放东江时，他作为连长，率队把红旗插到国民党东江城防司令部大楼的楼顶，在激烈的战斗中，他失去了一只胳膊。抗美援朝时，他想入朝参战，估计是身体原因，迟迟得不到上级批准。转业到楚州后，1963年成家，有了儿子王成。儿子这个名字源于王胜利的英雄情结即电影《英雄儿女》中的那个家喻户晓的王成，他羡慕王成，能够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一战成名，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乃至为新中国献身的社会主义事业。他后来在公社砖瓦厂当厂长，希望全公社社员都能由草房换成瓦房，砌上和盖上砖瓦厂的砖瓦。可是随着工厂改制，继任厂长老巴把工厂变成了自己的捞钱工具，而工人们连基本工资都不能保证。虽然他联合工人向上级告状，老巴得到了一些惩罚，但工厂却垮了。王胜利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也是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英雄。
骆正在解放前是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由于叛徒的出卖，不仅他被捕，而且他的恋人白雪和一百多名东江省委干部、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在凤凰岛上被还乡团杀害，这成了他一生的伤痛。出狱后，他几十年来一边为党工作，一边独自调查，想查明真相，为牺牲的烈士报仇。他最终锁定了当时东江工委书记宋乾坤，找到了一些证据，在文革期间，联合造反派，把宋乾坤拉下了马。但由于历史的复杂，加上宋乾坤又有靠山，宋乾坤不仅官复原职，还逐渐升迁，直至东江省省长，而骆正的行为却成了诬告，成了阶下囚。刑满释放后，仅以开一间旧书店为生，但他为那些牺牲的烈士找出真凶叛徒的信念并没有改变。
在刘继明的眼里，骆正和王胜利显然都是英雄，他们和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一样，尽管失败，仍然受人敬仰。不同的是，《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是个人主义英雄，而王胜利、骆正为的是集体主义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陈沂蒙作为红二代，他的名字和曾经的红色事业有割不断的联系。青年时期他到黑龙江插队，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文革时期描写的知青文学的英雄和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那种理想主义的豪情。改革开放后，他积极拥抱新时代，不断成长，成了东江省委书记。到了东江以后，他站在东钢广大工人一边，停止了东钢被外资并购的谈判。他的亲民的风格，把逛旧书店的闲暇当成接待信访的工作场所，都让人感到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使人感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只可惜因为妻子也卷进了东江腐败案，他在东江推行改革的大好事业也戛然而止，这不免使人遗憾，但这种描写可能更符合现实。
田芳作为凤凰岛的一名民办教师，她的成长和选择与其身世和生活有关。如果不是老校长的资助，她不可能完成学业，成为民办教师。为了孩子不失学，她放弃了民转公的师范学校的培训班的学籍。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田芳的形象令人想起歌颂民办教师《凤凰琴》一类的小说。但刘继明在她身上植入了社会主义的元素，使得她的形象闪现出新的光芒。
田芳这样做，一方面是她的善良性格使然，一方面是老校长的影响。老校长在解放前就是凤凰岛的儿童团员（黑子），其父母也是共产党的坚强堡垒，在国民党还乡团到凤凰岛的报复中失去生命，如果不是共产党和骆正老师的培养，他不可能获得那样的文化教育并成为人民的教师，他经常翻阅《共产党宣言》，这是他的初心，这份初心影响了田芳，也影响了田青青。
田青青的父母在九十年代的打工潮中离开了家乡，这是一场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广大农民所承受的牺牲是巨大的，田青青就是一个缩影。先是母亲追逐财富到了南方，再是父亲寻找她的妈妈，从此失去踪迹。如果不是姑姑田芳和王成以及老校长的帮助，她不可能从小学读到大学。老校长这样的共产党人恰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她前行的方向，老校长阅读《共产党宣言》的形象使她对马克思的著作有了好感，在这种兴趣的指引下，她在大学加入马会（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就成了一种必然，她在勤工俭学的机缘下，和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工人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实践中，她知道人民生活的艰难以及他们本性的纯朴和斗争的勇气，也理解了马克思把个人的事业和解放与千千万万人民的事业和解放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伟大和正义。
相较于田芳，梁天的形象要单薄一些。他要母亲为工人卖保险，帮助田芳，更多的是出于对田芳的感情。或许要在他的行为和成长上设置一些情节，才能使他的行为更加合理。
王成也是《黑与白》中一个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小时候，他受父亲的教导，对“王成”一类的英雄是真心崇拜的，在那时的学英雄见行动的传统教育下，他为砖瓦厂站岗。可是到了大学，知识界一场新启蒙运动开展，“王成”这类英雄为之奋斗的事业受到了质疑，他将“成”改为“晟”。有人建议改为“澄”，对应于小说中的描写，即海德格尔的“澄明”的存在主义理论在八十年代广受知识界和大学生的欢迎，以及海德格尔对阿伦特的抛弃，并参加纳粹事业的行为和中国的海德格尔主义的继承人郎涛的言行，如果写为“澄”，讽刺性和针对性确实要大一些。
王晟在整个八十年代是矛盾的，他改名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体现。但王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这从青年学者郎涛在学校做报告时，他递纸条要郎涛谈海德格尔人格分裂的行为就可以看出。他的变化是从他和田芳、老校长的交往开始。而三年的监牢生活更使他脱胎换骨，劳动锻炼了他的体格，而与老郭的交往打开了他的另一扇窗，老郭被冤枉，家破人亡，但他依然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在劳改队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等来了坏人受惩罚和出狱的一天。在某种意义上，老郭就是人民的代表，他们不放弃生存的希望，以一颗纯朴的心灵拥抱生活，出于本心帮助落难的知识分子王成，使王晟走出人生的至暗时刻。这表明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伟人的教导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当然，王晟能够熬过苦难，还在于他有学者的良心。他能为宗达翻案，坚持不被人看好的《宗达传》的写作，就是因为他有坚持真理，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和决心，有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他爱田芳，他要为宗天一鸣冤，揭开元极功创立者武伯仲欺世盗名、骗钱骗色的嘴脸和行为，以及与从少年时就是朋友的杜威决裂，就成了一种必然。
顾筝是一个有心灵创伤的女孩，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她，母亲又有精神病，在少年时代，她只能和哥哥宗天一相依为命，后来哥哥伤人，远走他乡。母亲死去，她只能投靠外公外婆，这种孤苦的环境使她长时期都有心灵阴影。直到她考上大学并工作，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拿到律师证，创办铜匦网，她才一步步获得自信，并在为弱者伸冤，伸张正义的工作中，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性。这样的女性和田青青、梁天、王晟走到一起，将有怎样光明的前程，乃是可以预测的，也是《黑与白》的广大读者所欣赏和期待的。
小说中的郎涛，我觉得他身上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他对海德格尔哲学的信奉就是这种狂热性的最好说明，而他答应父亲的安排和何首乌校长的女儿何丽结婚，抛弃一心恋爱自己的女友栗红，都表明他的心性中缺少坚定的品格。他后来离不开杜威的设计，一步步掉进武伯仲、杜威父子为其布下的圈套，收受他们的巨额贿赂，为他们父子公司站台，那就不仅仅是软弱，而是堕落了。
《黑与白》以上人物的塑造的思想资源都来源于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的传统，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但作为60后，刘继明的创作和思考也受到八十年代以来刘再复的文艺理论的思考。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认为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而是天使和恶魔的结合体。这种人学思想来源于西方，大概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了。80年代以来的作家几乎没有人摆脱这种人学思想，并在小说创作中遍地开花。刘继明的《黑与白》特别的地方在于把这种人学思想放在他否定的人物身上，那就是宋乾坤、洪太行、武伯仲、巴东等人物身上。
宋乾坤在作者看来，是“两头真”的人物，即参加革命的初期，不乏真诚，为了革命，他可以大义灭亲，可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他身上的投机性开始呈现。有论者提起他和《红岩》中的甫志高的联系，他有超乎地下工作者规定的积极，而且对老婆有着超乎地下工作者要求的热爱，结果他的所谓“革命热情”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暴露了沙坪书店这个党的联络点，而他不顾许云峰的告诫，回家给老婆带去温情的牛肉，才导致被捕。正如孔庆东所说，如果甫志高没有被捕，而是等到了解放。那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通过刘继明在《黑与白》中的描写，答案是肯定的，宋乾坤就是甫志高。他不仅有叛变的嫌疑，他的违反地下工作者规定的“革命热情”也是东江解放前党的联络点被敌人破获的原因。小说在他是不是叛徒这一问题上，给人扑朔迷离的感觉，有骆正的叙述，也有宋乾坤自己的叙述，有军统特务白寿和解密的“木马计划”的书写，还有有关部门调查所得到的结论，有关部门的结论和宋乾坤的自叙基本是一致的，这种“多声部”的描写，增强了《黑与白》的艺术性，也使得小说看点大为加强。而骆正的叙述却使所有的疑点都指向宋乾坤，甚至大体验证了白寿和所言的真实性。宋乾坤后来贪图享受，拆掉小学，违规建立高干楼，这显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为，也暴露了他本性自私的嘴脸。
这样一个投机的人却多才多艺，他还写了一部描写东江解放前地下工作的长篇小说。他对安娜的追求也体现性格中的浪漫的一面，他为女儿宋晓帆的安排表明他类于常人的父爱。这样的人似乎和叛徒很难联系在一起，可读罢《黑与白》，你又觉得他真的是甫志高，而且比甫志高更狡猾，对革命的破坏性更大。
洪太行作为将军的儿子，这个“红二代”在插队的时候是有理想的，千百万知青山上下乡是在践行领袖的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思想，洪太行那时对此是相信的，也是努力的，可是从他变成一个残疾人，只能在轮椅上活动的时候，他的精神就慢慢蜕变了。顺带说一句，作者在洪太行如何成为残疾人的描写上语焉不详，由此心性大变也缺少铺垫，使这个可以成为文学典型的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严谨性还是不够。也许作为一个残疾人，他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利用父辈的余荫和资源为自己谋福利，这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洪太行这样的根正苗红，他父亲洪司令员又很正直，洪太行起初对父辈的理想也是相信的，怎么突然就成了完全负面的“洪爷”？所以在这个人物身上还需要多一点的笔墨。
武伯仲作为一个江湖郎中，一个游医，解放前混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之间。自然有过如鱼得水的时候，可是他的贪财和爱色本性使他无论在哪一个阵营，都会成为不受欢迎乃至驱逐的对象，这样的人在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都是取缔和打击的对象，没想到在改革开放后却如鱼得水，成了大师，对照李洪志的发迹史，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人物的真实性。可这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对杜威的母亲却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为了儿子杜威，他可以不碰绝色佳人栗红（许可）。前者，可以说他还不失纯情，后者，可以说他还是一个好父亲。但我们说，他就是坏人，是一个对社会危害极大的人物，他爱大小姐，伤害了杜福，使他自杀。他爱杜威，使得千千万万人人财两空，甚至丢了性命。
杜威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成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一路走来，的确具有传奇的色彩。他比他名义上的父亲杜福更聪明，但杜福的聪明还带有个人奋斗中值得人同情乃至赞扬的色彩，杜威的攀爬到上层，则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武伯仲第二。他继承了老爹的奸诈，把朋友王晟送进牢里，把郎涛拖下水，他干下的坏事可以说罄竹难书。
巴东更是典型人物，翻开中外文学史，他都有不可代替的典型性。受他父亲的耳濡目染，他有做生意的基因。他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做成了一笔生意，在专科学校期间，他就能凭推销歌带供他和栗红的奢侈，从“野鸡大学”毕业后，他以一蛇皮袋的歌带直闯北京。为了和洪爷这个权贵结亲，他和洪雁北多年都保持名义的夫妻，他的性无能看起来是一种心理疾病，实际上是他拜倒在权贵面前的奴才精神的必然。一个人精神上不能站立起来，其生理的残缺是可以想见的。唯一令人不那么恶心的是，他还记挂老厂长的女儿，为她的前途着想，可在洪雁北看来，这里也有自私的成分。如果是那样，他是多么令人可恶。
刘继明对这一系列人物的否定，表明了他“回到人民中间”的创作态度。正是这一努力以及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成功，使得《黑与白》堪称新世纪文学的重大收获，这部小说在体量上和梁晓声《人世间》相等，都是120万字，呈现了与《人世间》相似的艺术品格和思想力量。当然《黑与白》的“左翼”立场，也是这部作品区别与《人世间》的地方。
《黑与白》的题目令人想起司汤达的《红与黑》，它对现实的批判也和司汤达的小说有某种相似性，但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立足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现实的批判，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黑与白》的“白”就是从王胜利到王晟、田青青这些正面人物身上的闪光的表现，而“黑”则是杜威之流的丑恶行径的现实表现。
（作者系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原题《〈黑与白〉告诉我们什么》，发表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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