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伤痕文学”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刘心武197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1期上的《班主任》。
这篇小说其实就是一篇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由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被戴上了“揭露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对青少年造成的严重后果、给青少年留下心灵创伤的社会问题”的光环，贴上了“伤痕文学”的标签。《班主任》确实也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这是当时的大环境的标记，是不能苛求的。
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刚从公安局拘留所释放的小流氓宋宝琦”的形象到现在还普遍存在，比如某著名歌手的儿子“李某某”的劣行是什么文化专制造成的呢？宋宝琦的结局是得到了转变，而“李某某”则移民国外。
宋宝琦把牛虻读成“牛亡”的笑话一直演绎到现在，某著名大学校长读错别字却归咎于时代而作为个人的勋章。
至于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说自己是被一条秋田犬唤醒，解不了一个粥字，用“鲸海”指代日本，读不懂陈独秀《夜雨狂歌答沈二》就胡乱解释……闹了层出不穷的“知识笑话”却被被吹捧成“5000年一出的大文豪”，这又反映了什么呢？
再说说“伤痕文学”的另一篇代表作，梁小斌的诗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梁小斌本人并不赞成为他的这首诗贴上什么标签。说这首诗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先锋文学代表作都是强加于梁小斌的。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它反映了曾经狂热的青年深入中国社会之后，才发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是如此之大，原来那种伟大的“要改造中国，解放全人类”理想和冲动被现实撞得粉碎而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想的一种失落情绪。这种情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作为文学作品，它是优秀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丢掉了理想而是经过实践锤炼之后，有些人的理想变得更加坚定、更加冷静、更加理性了。
比如开国将军廷懋的儿子廷·巴特尔，从呼和浩特市插队来到萨如拉图雅嘎查，当了45年农民。为改变牧区落后面貌，为建设和保护草原，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
还有大批的知青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实现了“培养一批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接班人”的目标。
颂明作为一名老“知青”，虽然是个比较落后的基本群众，但是也没有完全把“钥匙丢了”。
至于后来以莫言为代表的作家，则是把刘心武和梁小斌这样优秀的作家强行来到了自己的队伍作为挡箭牌，掩护着他们纯粹的“反历史”的政治喧嚣。
莫言文学已经完全不属于文学只属于政治了！
2024年1月3日星期三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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