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立波：从小知识分子到“钢铁文艺战士”
《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两部经典作品。在中共建党100年百部红色经典中，这两部都入选其中，在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同时有两长篇小说都被视为经典的并不多，周立波算是一个。《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正式讲《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两部小说的作者周立波。
1908年．周立波出生于湖南益阳一个乡村私塾家庭，这种家庭出身，使他比一般穷苦人家的孩子有更多读书求学机会。8岁时他开始进入私塾就读，16岁考入了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在这期间，他对社会和人生逐渐有了自己的坚持和想法。20岁时，担任小学教员的周立波因同情支持革命者，遭到校方的迫害，被迫逃亡上海，并考取了江湾劳动大学。1930年，22岁的周立波与同道友人周扬合作翻译了苏联小说《狗胡同》以及卢卡奇论小说的论文，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翻译生涯。不久，因参与起草上海工人罢工宣言，周立波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名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小知识分子，成为了一名热忱坚定的左翼文艺工作者。
抗战爆发后，周立波撤离上海，前往华北抗日前线，先后创作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南下记》等文学作品，随后不久，周立波被调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担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在此期间，他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牛》《麻雀》《第一夜》，为后来创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积累了写作经验。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召开。周立波全程参加了座谈会。包括周立波在内的一大批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心灵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同时也在创作上开始做新的准备。周立波不仅在思想上认真领会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而且通过自己的创作，努力践行延座讲话精神。他在《谈思想感情的变化》一文中写道：“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是一个穷困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在革命环境里的时间也很长了，按道理说，我的思想感情应该比较接近工农兵，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要少一些吧，但在事实上，由于旧社会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的灰尘的不时侵袭，由于在旧式学校里养成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积习，毛泽东同志的下面这句话：‘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是很适用于我的思想情况的。”深刻的自我剖析，让周立波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自觉要求从思想进行转变。“我从理性上认识了自己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严重的倾向，很想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长期地锻炼自己”。1944年9月，为了与工农兵结合，深入生活，贴近群众，周立波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的南下支队，随军南征。
在《讲话》之前，周立波也曾深入过前线和农村，但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还是一种“做客”姿态，和群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自然而然地退居客人的地位。在前线不曾主动了解战士们的生活和情感，因而写不出伟大的场面和英雄形象。在乡下也没和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的生活和劳动不够熟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的思想发生了全新的蜕变，在一年多的行军生涯中，他自己扛背包，在枪林弹雨中用双脚徒步走完了七个省的战场，经受了各种艰苦惊险的考验和锻炼，被誉为“钢铁的文艺战士”。在紧张的生死斗争里，他切身体会到了武装斗争的艰苦和激烈，目击了钢铁般的战士为了祖国的解放英勇牺牲，他也真正地将自己与每一名战士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已经明白如何更好地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这也为之后的文学创作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可以说，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周立波实现了从一个小知识分子到“钢铁文艺战士”和革命作家的转变，也直接催生了《暴风骤雨》这部反映土地改革的史诗式长篇小说的诞生。
延座讲话之后实现这种思想转变和写出体现工农大众立场、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的，并不只有周立波一人，比如跟他同样来自上海亭子间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丁玲，在延座讲话之后，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到群众中去，到人民革命斗争的最前线去，写出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文学史上，这部小说跟《暴风骤雨》一起，也被誉为反映土地改革的代表作品。
二、《暴风骤雨》
《暴风骤雨》，以1946年至1947年间东北土地改革为背景，叙述了土改工作队开进松花江畔的元茂屯，发动和组织广大贫苦农民斗争恶霸地主韩老六，进行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小说以恢弘的气势，用大众化的语言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村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该书于1948年由东北书店出版后反响强烈，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很大，甚至被当作土改实际工作的参考书。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暴风骤雨》获得解放区优秀作品表彰，被译介到苏联、日本、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并于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同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还有同样反映土改的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日本学者安岛彬评价《暴风骤雨》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这段话出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周立波写在《暴风骤雨》的扉页上。我们从中可以想见这部作品的主题以及作者对土地改革——这场改变数千年中国农民命运的革命以及广大农民所表现出的斗争精神所持的态度和热情。
表现农民在土改斗争中展现出的蓬勃力量，在当时还是文学创作中的新尝试。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很多知识分子作家都写过乡土和农民，但他们往往没有真正走近农民、走进农民家庭、走进农村生活。与外在于书写对象的“看”不同，周立波希望真正“融”到农民群众和农村实际工作中。因此，《暴风骤雨》实际上是他亲身参与土改工作的一种艺术记录，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在延座讲话中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的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号召。
1946年10月，周立波受中共珠河（尚志）县委的委派到元宝区任区委书记，参加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深入生活、积累素材的机会。小说中的元茂屯就是周立波曾经参加过土改的元宝村，甚至连小说开头的一段描写，也跟他当年和土改工作队进村的情形一模一样。
总体上说，《暴风骤雨》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就：
1、塑造了一批生动感人的贫苦农民形象
在《暴风骤雨》里，农民形象是积极而具有成长性的，如作者着力刻画的赵玉林这个人物，在旧时代卖命干活却依旧无法摆脱赤贫状态，母亲被活活饿死，妻女不得不讨饭为生，全家三口穷得没有裤子穿，被村民戏称“赵光腚”，随着土改工作队的到来，赵玉林开始逐渐觉醒，积极参与土改运动，从被压迫者迅速成长为勇敢无畏的革命者，最后为了革命和群众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成为了“农民英雄”。在周立波笔下，赵玉林这个“农民英雄”的成长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一开始缺乏斗争经验、遇到挫折容易消沉的缺点，甚至对工作队有过怀疑和不信任，但在工作队的指导下，他一步步走向觉醒与成熟，成为为了推翻封建剥削制度，改变本阶级命运而不惜流血牺牲的坚定革命者。
除此之外，小说还塑造了穷苦农民老孙头的艺术形象，他有狡黠、落后、自私、胆小的一面，在土改工作队初来时，将信将疑，“工作队能整得下韩老六吗？”“怕是整不下”，不敢正面揭发，只好“悄悄地拐弯抹角说”。老孙头这种软弱、自私、胆小的性格，是长期受剥削压迫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因此，周立波对于老孙头身上的缺点只是善意的讽刺与批评，而不是完全否定，体现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充分尊重人物的严谨客观态度，从而使老孙头成为《暴风骤雨》中塑造的最饱满、最立体的一个人物形象。
《暴风骤雨》出版后，周立波寄了一本给元宝村，并在书中夹了封简短的信，请村里曾给他担任过警卫员的刘文，抽空给村里不识字的郭长兴、白福山、车老板老孙头念一念，因为书中有不少他们的故事。刘文用了5个晚上给村民们从头到尾念完了这部小说，很多村民“都说书写得好，都是些实事”，“每天念完，大家总是寻根刨底地议论一番，总觉得书里的人写的就是元宝镇的人”。 （参见《<暴风骤雨>：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百科全书”》）
2、群众的语言和群众的感情
《暴风骤雨》的第二大艺术成就是写出了群众的语言和群众的感情。在延座讲话之前，包括周立波在内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的作品，语言都是欧化的长句式，一副文绉绉的知识分子腔调，写农民也是如此，因此有人嘲笑说，他们笔下的农民是脚上穿着草鞋，身上穿着西装。但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完全摒弃这种洋腔洋调，不仅在叙事上改用一种简洁、明快、直白的语言，而且在人物对话中完全采用群众语言，书中地道的东北方言俚语俯拾即是，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加逼真、生动、活泼，以至有的读者以为周立波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出身湖南的周立波做到这一步十分不易。据他后来回忆，他在元宝镇“手不离笔，兜不离本。在街上走路，看到地主的黑门楼、大宅院，看见穷人住的破草房，他都停下来往上写一会。开积极分子会，开斗争会，他很少在台上，总是在人空里窜来窜去，还是不停地往本上写”，“几乎整天在屋子里，阅读文件，整理各种材料，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但周立波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走进农民内心，难以描摹出农民的灵魂。他认为：“写场面比写人物容易对付些，这是因为场面的材料还容易收集，而各阶层的人物的行动、心思情感和生活习惯，往往难捉摸。”为了真正了解农民的心声，打开农民的心扉，在元宝镇元宝村，周立波和贫苦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天三顿都吃苞米茬子和咸菜”“连皮鞋都不敢穿”，逐渐拉近了和贫苦农民的距离。
小说中有一个章节《分马》曾经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我上高中时读到过，对其中许多精彩生动、充满生活气息的描写还记忆犹新。《分马》的故事讲述的是生产资料重新分配的过程，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活逼真。老孙头性格可爱，有点自私，表面上说“还没定弦”，心里其实早已打定了主意，想挑走栗色小儿马，如愿以偿后，骑着马得意洋洋却摔了个屁股墩儿，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农会干部郭全海作为分马工作的带头人，领导力强，公平公正。他在分马前干练的陈述，既交代清楚了事情原委，又烘托出村民们急切的心情。分马后，300多户人家欢天喜地，只有老王太太有些失落。郭全海及时招呼积极分子说：“先进的要带动落后的，咱们算先迈一步，老王太太落后一点点，咱们得带着她走。”当老王太太挑走本属于田家的沙栗儿马后，郭全海牵着自己的青骒马来到田家：“开春下了崽，马驹子归你。”等等。这些细节描写，既写出了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特有的自私自利和小聪明心理，也写出了翻身做主人后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参见雷鸣《土改历史的“具身化”书写——重读周立波<暴风骤雨>的一种视角》）
3、砸碎一个旧世界
《暴风骤雨》被誉为表现土地改革的史诗性作品。要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首先必须理解土地改革的深刻意义。
美国学者亨廷顿说过：“土地改革不仅仅意味着农民经济福利的增加，它还涉及一场根本性的权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所谓“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直白地说，就是长期受剥削的穷苦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推翻延续了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压迫，翻身做主人。用前三十年曾经十分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暴风骤雨》就是一部反映“砸碎旧世界”过程的小说。
农民们要真正砸碎那个统治了他们几千年的“旧世界”并不容易。对他们来说，这绝不只是一个从地主家分浮财和土地，掌握生产资料那么简单，而是还需要从精神上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正如《国际歌》唱的那样：“奴隶们起来起来，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用韩丁在《翻身》一书中的话说，就是“翻心”。 即启发和提高群众阶级“觉悟”，让农民认识到自己受压迫与剥削的根源，进而激发其阶级仇恨。那么，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的着力点在哪里？或曰“翻心”实践的具体途径与方式是什么？
在作品中，让农民从“翻身”实现“翻心”这一从个体觉醒到阶级觉醒的，是工作队通过组织农民“诉苦”→“批斗会” →斗争的形式来完成的。这种三部曲的形式并不是周立波的发明，而是土改工作队在实际斗争中总结并推广到全国的普遍经验。就小说中的“元茂屯”而言，大多数农民信奉传统道德观、宿命观，没有反抗的意愿，对贫苦的生活现状，抱持着认命的思想，如孙老头在拉着工作队进屯时，对萧队长所说的一番话，便可窥见一斑：“发财得靠命的呀，五十多石苞米，黄灿灿的，一个冬天哗啦啦地像水似的花个光。你说能不认命吗？”在他们看来，生活的艰辛与贫困，似乎是命由天定，而不是阶级差异造成的。除此以外，日本侵略者多年的殖民统治，不仅在当时给元茂屯农民带来经济上的巨大伤害，也造成了元茂屯农民精神被奴役的状态：“都是些个‘满洲国’的脑瓜子。”还有，屯里的大粮户又与“胡子”相互勾结，对屯里百姓抢掠和欺辱，更让农民变得胆小怯懦。所以，工作队起初以“斗争大肚子，帮穷伙计翻身”的抽象阶级框架去宣讲、动员民众并不顺利。土改工作队决定召开第一次大会时，便遭遇失败，刘胜在大会上号召农民翻身，大伙儿一起来打垮大肚子时，参会农民只是嘴上喊着乐意，却一个一个地借故溜走。如此看来，动员农民投身土改、斗争地主并非易事，对此，萧队长有清楚的认识：“群众并不是黄蒿，划一根火柴，就能点起漫天的大火，没有这种容易的事，至少在现在。 我们来了几天呢？”（参见雷鸣《土改历史的“具身化”书写——重读周立波<暴风骤雨>的一种视角》）
通过“诉苦”→“批斗会” →斗争的形式，不仅使老孙头这样的“落后”群众认清了地主韩老六、假善人的真面目，实现了穷苦农民的阶级觉醒，还培养和锻炼出赵玉林、郭全海这样的土改积极分子。因此，“砸碎旧世界”不单是推翻旧的地主阶级，而且必将伴随着广大翻身农民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世界的渴望和行动。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正是这样一部书写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怎样“建立新世界”的长篇小说。
三、《山乡巨变》
1、组织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继肃清旧社会残余势力和官僚主义等现象的三反五反运动之后，中共很快在全国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城市，短暂时期便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这一工作则要曲折漫长复杂得多。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他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综合群众的经验，形成各种合作社可以把群众力量组织成一支劳动大军；要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逐步将更多的人，包括妇女群众和二流子，广泛组织起来。……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进一步表达了运用国家权力将社会组织起来的想法：“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
这两篇讲话代表了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即个私小农的分散生产方式不仅从经济上无法应对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在社会层面更是一种落后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不仅需要运用各种力量打破这种个私小农分散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将他们组织起来。
在农村，“组织起来”经历了从成立互助组到合作社直至人民公社三个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改变中国亿万农民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大变革。这场社会变革，正是翻身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砸碎旧世界之后，建立新世界的一次伟大实践。一批在延座讲话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作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来记录和反映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从中涌现了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以及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一批优秀作品。
这里我们先讲《山乡巨变》，后几部作品留待以后再讲。
2、建立新世界
1954年末，为深入了解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在北京工作的周立波决定回到家乡湖南省益阳县邓石桥乡清溪村体验生活。回到家乡后，周立波参加了该县谢林港区发展互助组，并协助建立初级农业社。周立波和乡亲们相处亲如一家人，经常兴致勃勃地看乡亲们驭牛、骂牛、“喷”牛、相牛、用牛，还喜欢听他们讲乡下的事情，不但听得认真，还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期间，他写出了反映农村基层干部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试办初级农业社的短篇小说《盖满爹》。该小说的原型是周立波在乡下认识的一位木匠出身的乡农会主席、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黎盖。周立波对自己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并不满意，“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印象，但等提起笔来时，却又写不出什么。印象虽多，但都很表面，对于人的心理、口吻、习惯、性格和生活细节都不熟悉，提起笔来，能写什么呢？”周立波已不满足于这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般的走基层创作方式。
这段基层生活使周立波决定，自己今后的文学创作将致力于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新貌和农民新生活。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周立波经过认真考虑，1955年冬，举家搬到湖南益阳县桃花仑乡竹山湾居住。为便于做群众工作，周立波担任了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在家乡，周立波每天和社员一起学习、开会、生产劳动。晚上，收工回家后，他便坐在书桌前，有时读毛主席著作，有时学习合作化运动政策，其后便将白天劳动中记录下来的事，整理后写入作品之中，有时灵感来了，一握住笔写到天明。双抢季，他和社员们一起在似火的骄阳下割禾、插稻。为此，他的背上晒起了许多水泡。有一次，在扯田塍子角时，周立波用力过猛，摔倒在田里，社员们笑称他为“泥牯牛”。（参见慕津锋：《<山乡巨变>诞生记》）
1956年6月，经过充分准备，周立波开始动笔创作自己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山乡巨变》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前在《人民文学》（正篇）杂志连载。小说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讨论，被誉为“《暴风骤雨》的续篇，描写了中国农村的又一次暴风骤雨”。
1959年9月，《文艺报》刊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十年来优秀创作”目录，其中《山乡巨变》排名第三。如同《暴风骤雨》曾经引起的轰动一样，《山乡巨变》在人物刻画和语言艺术上也获得了文艺界的一致盛赞。
作为同一作者的两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暴风骤雨》有很多相同与不同之处。两部小说虽然一个写的是东北地区农村，一个是南方农村，但在艺术风格特别是塑造人物方面，都采取了贴近农民生活，大量运用乡土俚语，描摹风俗人情，生动传神地写出了农民的心理和感情；不同之处是，《暴风骤雨》反映的是新中国建立之前穷苦农民求翻身得解放，“砸碎旧世界”的土地改革斗争，《山乡巨变》则是翻身做主人后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建立新世界”的生动实践。
这一“旧”一“新”，道出了这两场斗争和运动所具有的伟大意义，也彰显了周立波和他这一代跟随中国革命成长起来的进步知识分子，将个人的创作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自觉。这一点也体现在两部作品的叙事方式和视角上，比如在《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中，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工作队”这一“外来者”的身份和视角进行叙述。无论是《暴风骤雨》中的萧队长，还是《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既是上级派到农村领导土改和合作化运动的工作队员，也是作品展开叙述的穿针引线的人物；他们既是传播上级文件精神的政策宣谕者、领导者，也是整个运动和斗争的参与者。在斗争和运动中教育农民，也在斗争和运动中接受教育，践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要做群众的先生，就要先做群众的先生”的告诫。这实际上成为了延座讲话之后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一种经典叙述模式。
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成功塑造了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亭面糊”、王菊生、张桂秋等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的成熟和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度。1960年，茅盾在第三次文代会上作题为《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讲话中，对《山乡巨变》有过这样的评价：“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拘束。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山乡巨变》续篇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在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所取得的成就：他是越来越洗炼了，而且，在繁锣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小事，亦颇幽默可喜。这部作品，结构整齐，层次分明，笔墨干净，勾勒人物，朴素道劲，这些都是他的特点。作者好用方言，意在加浓地方色彩，但从《山乡巨变》正续篇看来，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的描写已经形成了足够的地方色彩，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赘了。”
两部作品在叙述色调上也存在明显不同，《暴风骤雨》的色调凝重、粗犷、悲壮，《山乡巨变》的色调清新、刚健、明朗、甚至不乏幽默，“砸碎旧世界”的过程必然贯穿着血雨腥风，焉能不悲壮凝重？“建设新世纪”是一场追求新生活的生动实践，焉能不刚健明朗？这是由“砸碎旧世界”与“建立新世界”的性质和情感所决定的，是这两部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了完美结合的又一个佐证。
我曾经在《革命者魏巍》一文中说过：“考察魏巍的文学生涯和人生历程，我最为强烈的感受是：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他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兴衰沉浮并行不悖、高度重合，可谓生死相依、荣辱与共。”周立波和魏巍那一代的大多数作家也是如此，他不仅亲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血与火的洗礼和新中国成立后改变亿万农民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走上集体化道路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且用手中之笔生动形象地书写了他们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进程，先后向读者贡献了《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两部红色经典，无论是作为革命者，还是一个作家，他都是幸运的。
我们应该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
四、红色经典如何传承？
这堂课讲到这儿，本来可以结束了。忽然想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中国作协组织编选了一套《百年百部红色文学经典》，收入了从建党100年以来的100部红色经典作品，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作，其中就包括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以及前面我们提到过的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等。有一阵子，网络上一些反感莫言的读者为他没有入选这“百年百部经典”而拍手称快。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因为以莫言的写作立场和趣味，他的作品未入选“红色经典”是再自然不过的，莫言本人也不见得乐于被入选。况且，在入选的100部“红色经典”中，绝大部分都是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这也在许多人意料之中。如果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其实不到60年，所谓百年百部红色经典，叫“60年百部红色经典”也许更加名副其实。
所谓红色经典，文学史上也称为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而中国当代文学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思潮，是一个不断去革命化甚至反革命化，或者叫做“褪红”的过程。若想找到一位（部）像改开前那样的红色作家和作品，可谓难乎其难，或者即便有，也被当成极左被边缘化，或打入冷宫了。
这意味着改开后的三十多年，称得上红色的文学作品已经后继无人，濒临绝迹。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年主流意识形态整天讲传承红色基因，而如果连一部红色经典都选不出来，如何传承红色基因呢？
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不久前，中国作协组织各地作家到周立波的家乡湖南益阳搞了一个所谓“新山乡巨变”计划，周立波之子周小仪还应邀出席了启动仪式。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该计划是一项长期的文学行动，第一阶段自2022年开始，初步以5年为期，由作家出版社具体承办。它邀请全国作家和所有文学写作者“共同拥抱新时代、书写新山乡”。作品体裁须为长篇小说，内容主要展现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在经济、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益阳是《山乡巨变》的诞生地，也是周立波下乡体验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山乡巨变》的许多人物都能在当地找到生活原型，据说，周立波下乡的那个村子，像如今遍布全国各地的许多红色宣传教育基地，已经被打造成了一个以消费和拉动经济为目的所谓红色旅游地，许多景点都是以山乡巨变中的地名和人物命名的。中国作协组织的这个“新山乡巨变”计划，显然是想借助周立波和《山乡巨变》的文学元素和影响力，来发展“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但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周立波和《山乡巨变》所反映的是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合作化运动，最终成立人民公社，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而改开后包括湖南益阳在内的全国农村，走的是一条跟《山乡巨变》中的农民完全相反的道路，撤销人民公社，重回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即单干），使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重新变成了一盘散沙。这实际上意味着周立波以及他那一代作家热情讴歌并且全身投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再是《暴风骤雨》中的翻身农民所渴望建立的新世界，而是回到了他们通过流血牺牲砸烂的那个“旧世界”。中国作协这个冠以“新山乡巨变”的创作计划何新之有？
那么，如何从实质而不是形式上真正传承包括《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在内的红色基因呢？
这是我就上述两件事提出的问题，供同学们下次讨论课讨论。
（本文系我在人境写作研究生班公开课上的讲稿，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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